政治報告討論後之結論 II．機會主義

II．機會主義

　　這個問題，同志們說得很多的，我對個人的零碎的，可以不再談，只從大家討論中得到以下的結論，主要的就是到底什麼是機會主義？

　　第一，是階級爭鬥與國民革命的關係的誤解，因此，就為了聯合戰線不能不限制或犧牲階級爭鬥。

　　第二，在革命進展上，階級分化愈強，指導機關之機會主義愈加顯露。

　　第三，在武漢前，阻止左派幫助右派。

　　第四，在武漢時阻礙工農運動的「過火」，及土地革命。在一切群眾組織中從「八七」以前無論中央或地方，都不過是：1，反對包辦主義，2，反對過火主義。

　　第五，沒有做到黨部以及群眾組織「工人化」、「群眾化」。以下要說到八七後機會主義的殘餘。自「八七」到十一月擴大會議，那時，可以說是「死人拖住了活人」。「八七」之後是有許多機會主義的餘毒，阻滯黨的改造等等，軍事冒險的武力主義、妥協的政策。

　　第六，廣州暴動時起，機會主義少了，但產生了盲動主義。從前聯合戰線的時候，民眾站在鬥爭的前面，黨卻拖著它，命令不動，這就是機會主義。「八七」以後，群眾尚沒有起來暴動之處，黨卻拿著鐵鞭去趕群眾（命令不准不動），就是盲動主義。二者是緊相連結的，命令主義亦使黨脫離群眾。我們可以說機會主義可以分作兩部分，先的是不動主義，後的是盲動主義。

　　第七，組織問題上，總而言之，党大部分是家長式的脫離群眾，小資產階級的社會基礎佔優勢，不肯提出積極的工農分子來。

　　第八，在理論上缺乏正確的固定的估計，這是布哈林同志曾詳細說過的。

　　歸納起來，一方面是中國黨對中國革命之根本問題，有非馬克思主義的非列寧主義的非布爾什維克的路線（項英[14]同志說只有「半馬克思列寧主義」是太客氣了），別方面是理論上的認識缺乏。當然在組織方面也有關係，但這不是最主要的原因，不能像和森[15]說的什麼陳獨秀是民族資產階級的左派。國濤[16]說完全是估量形勢不正確也太簡單！形勢估量即使正確，例如可以暴動而只主張武力軍隊的政變，也還是機會主義。還有一個同志說，機會主義不是因為理論缺乏的關係，季諾維埃夫、托洛斯基是懂理論，但要走到機會主義道路上去。這樣說話，是最錯誤的。估計革命形勢不一定是機會主義，比如亦農[17]說唐生智能維持兩個月，後來兩周就倒了，這不能說亦農是機會主義。然而對革命性質及策略之根本問題不明白，而有胡亂的答案，如托洛斯基派現在說蘇聯革命仍是資產階級的，如反對派主張壓迫中農，這些都是理論錯誤，不僅是估計。

　　最後還有一點，是機會主義與國際。不能說國際給我們的指導者，如馬林[18]、鮑羅廷、越飛[19]都是機會主義的，如果他們認識的正確，至少是可以幫助我們黨糾正的。還是要怪我們自己，他們雖然不能教訓我們，群眾是教訓了我們。我們如果是列寧主義、馬克思主義者，我們一定不會走到機會主義道途上去。

　　我們最重要的，是我們注意自己小資產階級化了，常常可以反映到黨的政治生活上來。我們要用全副精神來肅清這種傾向，我們要從我們心理上、習慣上、行動上和一切生活上盡可能做到這一點，然後才可以做到肅清機會主義的工作。

　　至於說以前沒有對於各階級的分析，說沒有黨綱等等問題，說是機會主義的原因，這更是旁枝的「理由」。現在「不用推諉了！」最主要的「疑義」（在國內便有的），便是既要聯合戰線，便不能不……不能不發生機會主義。現在大家都在這裡說：

　　並非聯合戰線是機會主義，並非聯合小資產階級政策是機會主義，而是共產黨指導機關自己小資產階級化是機會主義。這才對了！

　　機會主義在組織上也是很嚴重的，要大家特別注意。布哈林同志發現了我們的「命令主義」，把党變成了老爺党，老爺叫工人做事，做得好就給賞，有同志無處安插就給他工作，這就是我們害了工人。如果這樣繼續下去，無論訂好了什麼好政策也是不行的。

　　再講到機會主義的責任問題——陳獨秀的問題。大家提及了這個問題，使我不得不來說一說。是否責任由他一人負呢？大家說不應該，又說他應負一點。這是法律的觀點。他的思想是有系統的，常有脫離馬克思列寧主義的觀點。在政治意義上說，是他要負責的，但他的作用在中國革命中始終是偉大的。在武漢他有機會主義的政策，妨害了甚至於出賣了工人階級，這是不錯；但當時的中央政治局，是和他共同負責的。至於過去，則「五四」運動的《新青年》雜誌以來，他對中國革命有很大的功績。現在，只說他個人做了錯誤，在政治上，機會主義應由政治局負責。武漢時，國際要他來，不是簡單的，現在若飛[20]可以知道那時是要他來討論，那時並未指定他是機會主義領袖，但他不來。十一月會議之前，國際曾三電催促他來，同時，《時事新聞》報載所謂第三國際開除獨秀及平山的黨籍，我們便問國際，後來國際不僅否認這回事，而且還是要他來，我與維漢[21]去找他，他始終不肯。我主張他參加擴大會議，後來大毛子[22]仍要他到這裡來，因為開會很危險而他又不接受國際的意思。

　　【注】

　　[14]項英，湖北武昌人。1922年加入中共。1923年參與領導京漢鐵路大罷工。1924年任中共中央職工運動委員會書記。1925年參與領導五卅運動。1926年北伐軍佔領武漢後，任武漢工人糾察隊總隊長。1928年當選為中華全國總工會委員長兼黨團書記。是中共三至六屆中央委員，六屆中央政治局委員、常委。

　　[15]和森，即蔡和森。

　　[16]國燾，即張國燾。

　　[17]亦農，即羅亦農。

　　[18]馬林（Maring），荷蘭共產黨人。受共產國際委派來中國，幫助中共建黨，並出席中共成立大會。後回莫斯科。1922年8月初，第二次到中國，在杭州西湖中共中央特別會議上傳達共產國際關於中共黨員以個人身份加入國民黨的指示。後協助越飛同孫中山秘密會談。

　　[19]越飛（Адольф Иоффе），俄國共產黨人。1922年至1923年，以蘇俄密使身份來中國。1923年1月與孫中山商談，並發表聯合宣言。

　　[20]若飛，即王若飛。

　　[21]維漢，即李維漢。

　　[22]大毛子，即共產國際派駐中共的代表羅明那茲。參看本書《在中國共產黨第六次全國代表大會上的政治報告》之注釋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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