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達書庫 > 瞿秋白 > 政治報告討論後之結論 | 上頁 下頁
I.中國革命問題(2)


  再則講到所謂革命失敗的原因,在我書面和口頭報告中講到,於這幾天討論中未聽到相反的意見。失敗的客觀原因,或者沒有別的,但大家都承認:

  第一,帝國主義力量強大,經濟封鎖武漢,資產階級和反革命力量團結;
  第二,豪紳、地主、資產階級保持武裝力量,反革命的武裝是較工農群眾武力大得多;
  第三,對於一般小資產階級在政治上、經濟上的困難,無法解決;
  第四,工農革命力量發展不平衡。

  同時,無產階級本身力量薄弱,沒有統一的堅強的革命隊伍。小資產階級從妥協的到最革命的都有,亂七八糟。現在研究失敗原因,有歷史上意義,關切於將來工作。在當時表面上從1926年底到1927年「八一」期間,我們有半個政權,湖北全省總工會差不多是一半政府,把店東、地主戴高帽,遊街,甚至槍斃,好像為所欲為,但不到六七個月,武漢叛變,打得落花流水。我們現在研究失敗原因,為的免將來再犯危險,提出大會大家來研究。在討論中還有一個同志說:「對於豪紳、地主參加革命,甚為懷疑。如果豪紳參加革命,究竟革誰的命?」第一我要申明的,我報告中說豪紳參加革命是表面上的,下面加上括弧「參加」。第二我說豪紳不能不革命而表示革命,如陸榮廷隨著孫中山幾年革命,誰也知道他是代表豪紳、地主的利益。在那時客觀上國民黨是革命的,否則蘇聯又為何幫助國民黨呢?要注意這些豪紳、地主是商業化,因商業化的關係,他們霸佔市場,如把持廣州市場,強取關餘、鹽稅,與外資通商。反抗帝國主義侵略,楊希閔、劉震寰不比吳佩孚好些,但孫中山與楊、劉一道。工人階級當時是否應當贊助孫中山呢?應當的。但是我們沒有注意同時應當在資產階級叛變前,在資產階級有力之前準備好,如果老早看到這點,有系統的群眾運動,有準備的群眾力量,以後不會打得落花流水。所以在革命歷史的研究上,在策略上,我們不能不說明這一問題,豪紳地主「參加」革命的問題。

  總起來說,武漢以前在理論分析方面,沒有整個的觀念,沒有前途的遠景,所以漢陽兵工廠工人要沒收工廠,黨怕得不了,以為是社會主義革命的任務行不得。工人糾察隊捕人,黨更以為太激烈不該。難道工人階級都不懂得而敢觸犯統治階級的神權嗎?這並非是群眾行動太遠了,而是党落後於群眾。第二,武漢時期,好像黨所說湖南農民過火、武裝工運過火,難道這造成革命失敗的原因嗎?黨在那時取退讓政策,外交策略。我們正確的路線主要的要前進:只有前進,打破帝國主義的力量,只有前進,打破豪紳、地主的力量,只有前進,打破反動的武裝,再堅決的前進,與小資產階級奮鬥,真正領導群眾,作堅決的鬥爭。黨在當時卻放棄這些,使革命失敗。這亦並非由於「社會革命論」太遠了,不能像吳稚暉說「欲速不達」,又如譚平山說「超過時代」的論調。經過失敗,我們得到教訓:第一應認清反帝和土地革命,第二認清革命前進轉變到社會主義的趨向。要明白這些,準備好。布哈林同志說,在資產階級民權革命的過程中,不能及時提高口號而反採取退讓政策,是真正機會主義。我們應明白的認識清楚:

  中國革命失敗並非因為革命走得太遠了,乃是走得太不遠了!

  第三黨的問題。關於中國社會階級的分析,雖有代表問到,我卻因時間關係,不能多說。請看我的《中國革命中的爭論問題》及書面報告[9]。現在只說第三黨。第三黨是什麼東西?這第三黨一類的東西很多,比如由共產黨分出去的譚平山和國民黨分出來的陳公博等組織。他們常常說我們領導革命超過了時代。他們到底會有力量麼?我們可以說,如果共產黨有正確的策略和路線,可以領導廣大的小資產階級和農民,那麼,他們是沒有出路的。近來陳公博在《貢獻》雜誌上做的文章,非常抱怨我們。另一方面,他們也在各地表示一些不滿意統治階級的批評。他們常常說國民黨太右了,共產黨太左了,只有他們才適合中國革命的時代。他們在階級上是沒有全國組織性的,小資產階級的本性是帶有兩重性,即是動搖於反革命與革命之間。尤其是現在,他們要在各個統治區域的統治派之下,受到一派的利用的,就是要被某個帝國主義、資產階級利用來反對另一個帝國主義和資產階級,或豪紳、資產階級的。有時也會被統治階級利用來反對我們。這就是說明他們階級性的特徵。可是我們知道他們沒有出路,我們一定要特別注意他們,特別要保證我們能夠對小資產階級的領導。有一個代表同志,對我寫信給布哈林同志所說的要與小資產階級爭領導權的話表示反駁,這是不對的。本來我們過去對中國小資產階級的估計,大半是以為它絕對沒有出路的,說小資產階級是不會有政黨的,小資產階級不會領導革命的。其實現在呢?可以說都有了,第三党已成了事實,孫中山、汪精衛都領導過革命,不一定革命在過去或現在只有是無產階級領導的。更具體的說,我們黨內也常常反映出小資產階級的影響,這種影響可以說現在還是很濃厚的,就是我們自己腦子裡,也要花很大的力量,才可以消沒小資產階級的傾向和習染。

  政綱問題。革命性質已確定了,我們當然根據革命性質,來確定政綱,公佈到全世界,使全世界勞動者或一切敵人都認識我們在目前的工作。我們只有這樣,才可使中國共產黨的政治面目與世界相見。可是這政綱我提出了後,除立三[10]略為說到外,其餘都沒有提及,這是大會的弱點。我現在再把它報告一下:

  一、統一中國,廢約,廢債,沒收外國一切企業,關稅自主等;
  二、鐵路、航道、礦山、銀行國有;
  三、八小時工作制,勞工監督生產,社會保險,失業救濟;
  四、土地國有,實行統一農業稅;
  五、統一幣制、稅則,實行累進所得稅,國家對農民贊助水利、農具等;
  六、兵士應得到土地和工作;
  七、蘇維埃共和國(工農民權獨裁制)。

  至於沒收中國資本的大企業,那在現在階段上,也不過是一個前途——是策略上的問題:「中國大資本家之中,誰反對革命而怠工關廠,就沒收誰的!」(國際執委第八次全體會議的決議案是如此說的,這可以應用到現在。)依我的觀察,這政綱是完全適合於現在的,可以拿到委員會詳細討論。有人要我講對各階級的關係,這本來可以分析的,不過來不及了。我對中國階級的分析曾經分析過好幾次,我現在還是不分析罷。

  【注】

  [9]指瞿秋白為中共六大準備的書面報告。

  [10]立三,即李立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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