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革命中之爭論問題（七）現時的總策略

（七）現時的總策略

　　五卅之後，尤其是吳佩孚反赤戰爭開始失敗之時，中國革命已經提出新的口號了，因為他進於新的階段了。以前的中心口號是：取消不平等條約，召集國民會議，這是五卅運動所湧出來的；固然北京馮玉祥政變，孫中山第一次北伐[144]之時，已經提出這兩個口號，已經普遍到全國，這是中國革命第一步（宣傳）的進展（然而彭述之是反對這種進展的，因為北伐不是科學的方法）。可是這兩個口號，是到五卅運動群眾的潮流似的鬥爭發展之後，再深入群眾的，當時反帝國主義的運動風起雲湧，波及于窮鄉僻壤婦人孺子之間（這並不是彭述之去預先組織的），各地湧出實際的鬥爭機關，如上海工商學聯合會，廣州工農兵商學聯合會之類的機關，成立廣州第一屆的國民政府（甚至於間接的引起北方紅槍會，江聯——江陰佃農合作社等的運動），這是中國革命第二步（組織）的進展。五卅運動深入廣出的發展，形成北伐的革命戰爭（並不是彭述之去武裝他的），各地的農民、小商人、工人都熱烈歡迎他，民族資產階級，甚至於對官僚買辦階級「失戀的」地主土豪階級，也都有所期望於他；他以武裝勢力為後盾，收回了漢口、九江的租界，公開了許多工會、農民協會，這從某一方面說來，的確是特種形式的武裝暴動，這是中國革命第三步的進展。

　　革命進展到這階段，有很快而進到第四步的趨勢——勞農平民的革命民權獨裁制。現在，取消不平等條約的口號是不夠的了，因為不但民族資產階級都採取了他，甚至於美國、日本帝國主義都聲明願意改訂條約，甚至於英國帝國主義「願意」交還租界（天津等等）；現在應當說：繼續革命戰爭——革命軍隊與民眾武裝結合，肅清全國反革命勢力，徹底剝奪帝國主義在華的一切特權。只有革命戰爭完全勝利，才能真正取消一切不平等條約。召集國民會議的口號亦不夠的了，因為民族資產階級採取了他，甚至於答應地方的「民選政府」（右派指定的民選政府），而張作霖也發表政綱，要召集紳董（名流）會議，說甚麼「發展民治」。現在應當說：鞏固國民政府——工農代表參加國民政府，各地方實行公開的選舉運動產生出來的民選政府，剝奪反革命派的一切公權，沒收其一切財產，肅清國民黨內、國民政府內的妥協派（不僅是「買辦出身」的反革命派）；只有工農代表參加的國民政府，能夠實行革命戰爭而得到勝利，能夠有召集國民會議之權，才能執行目前革命的行動政綱。總之，現在的主要問題，是完成革命戰爭（和民眾暴動相結合），及共產黨參加國民政府（各地民眾直接選舉民權的地方政府），要努力創造純粹左派政策的國民政府，進行革命戰爭到底。這兩個主要的口號，應當給群眾以極大的吸引力，團結群眾往前進攻。

　　但是，我恐怕現在黨的政策仍舊是動搖，雖然已經提出這兩個口號，然而有些運用的方法，客觀上是停滯革命運動的。武裝暴動與革命戰爭之中，我們眼睛應當望著群眾，注意怎樣引進更廣泛更廣泛的群眾，那麼，即使去進行利用敵人衝突的工作（如聯絡河南、蘇皖的小軍閥等），也會有利於革命。否則像彭述之一樣，他從反對中山北伐的政見失敗之後，不但不能公開認識自己的錯誤，而且機械的「改正」這種錯誤，矯枉過正的，只注意政客式的耍弄小軍閥；於是二月上海暴動之前夜，他要等待鈕惕生[145]接洽好李寶章部下之後，再決定準備武裝暴動。鞏固國民政府和創立地方的民選政府，尤其應當站在群眾的基礎之上，引進群眾自動的積極參加。不但參加政府者要受黨的嚴格的監督和指導，並且應當是真正能代表群眾而不與政府內之妥協派妥協的人。地方民選政府的創造，必須是群眾參加的，共產黨可以和國民黨（左派）協商候選人名單，但是必須共產黨、國民黨共同署名，公開的做選舉運動。有必要時，共產黨應當單獨提出候選名單。固然，亦許有時應與國民黨右派協商（如駐在地軍隊之首領為右派），亦許應暫時容納右傾少數分子。但是，這種協商不應當束縛我們，使我們背著群眾以求得參加政府之可能。再則，即使不是以選舉手續加入，也應當用種種方法間接使群眾參加。這些具體方法，是應當適應各地當時的情形而決定的。亦許因此不免在各地方有許多不同的過渡形式。最後，更應當注意的是，如果可能，應當立即號召緊急的創立市民會議、縣民會議等，應當認定這是行動的權力機關，應當使市民、鄉民、兵士、工人之群眾直接參加（不僅是工會等首領），應當注重群眾的創造力，不應當被國民黨的訓政態度所恐嚇，更不應當被我們自己的憲法觀念所束縛。總之，我們應當認定：要用「勞工階級的方法實行國民革命」（瞿秋白：《自民治主義及社會主義》，一九二三年九月），以蘇維埃的方法創造國民會議制度的平民共和國。

　　[144]孫中山的第一次北伐，見本卷第414頁注55。

　　[145]鈕惕生，即鈕永建（1870—1965），字惕生。上海人。曾任南京臨時政府參謀次長、廣州大元帥府參謀次長、國民黨中央政治會議秘書長。當時任國民黨中央駐滬特派員，參與組織上海工人三次武裝起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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