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革命中之爭論問題（六）無產階級

（六）無產階級

　　無產階級是黨的基礎，他要在党領導之下，征取國民革命的領導權。五卅以來，中國新興的無產階級已經開始執行他的偉大使命；尤其是要進而與農民結合密切的聯盟，方才能夠恰當的盡他的革命職任。無產階級不但應當組織自己群眾於獨立的階級的經濟組織（工會）之中，並且應當團結手工業工匠及雇農于這一組織之中；這是中國國民革命的主力軍，他的發展，就是中國革命的發展，他取得革命領袖權，是中國革命勝利的先決條件。他自然不但要率領一般平民群眾向官僚買辦地主階級進攻，並且更加應當自己積極實行猛烈的階級鬥爭，無寬恕的反對民族資產階級；這一階級鬥爭固然有偉大的政治上的意義，攻擊賣國賣民的民族資產階級，然而經濟的鬥爭並不因此而削弱，卻只有因此而更加重要。民族資產階級的右傾，並不是經濟罷工運動對他讓些步所可以挽回的，甚至於大概而論，那店東小資產階級的猶豫動搖，也並非工匠要求的減低所可以挽回的，只有猛烈的進攻資產階級之時，比較容易領導他去反對帝國主義和買辦階級；只有實施強制的勞動法和工會契約于店東小資產階級之時，比較容易領導他去反對民族資產階級及一切反動階級。我們並用不著反對勞資仲裁，因為這是比「非法」罷工更進一步的勝利；但是我們要再進一步力爭勞動法及工會契約實行之保障，因為非此無以為仲裁之標準。軍閥政治之下，工人非有罷工不能爭得絲毫的改良；國民政府之下，工人總算可以罷工了，並且有時可以無須罷工，只要提出要求和資本家店東談判，便可以得到某種的改良；如果這種談判訂約稱謂「仲裁」，那麼，這種仲裁我們是不反對的。然而國民政府至今還沒有正式頒佈工會法及勞動法，工人自然應當要求，更應當隨時要求契約之保障；工人應當要求在勞資仲裁時強制資本家店東不准悔約，這是法律保障的最小限度，如今連這些保障都沒有，工人的罷工運動自然要更加猛烈，至於其他行動政綱（見《國際議決案》第十九項），都應當由工人群眾的直接行動與左傾的各級各地政府機關，雙方並進的去迅速實行。關於失業問題，必須要求政府抽收資本家的特別稅捐，而實行國家津貼制度，為執行這些職任起見，應當努力強固擴大職工運動，改正現在的許多錯誤和弱點，如機械式的死板的組織等。

　　党的策略永久應當以「能多方的組織群眾宣傳群眾」為原則，對於無產階級群眾，尤其是如此，尤其在於「提高階級意識」。單是機械的宣傳組織是不夠的，何況在現今群眾革命行動的時候。所以應當認清：不但經濟鬥爭裡應當努力提高階級意識，一步不離階級鬥爭的原則；而且步步必須與政治鬥爭相聯結，每一個小罷工都可以引導工人群眾，使他們明瞭參加政權的必要。至今我們在工人中的宣傳，只有力爭政治自由的口號，沒有經常不斷有系統的宣傳工人參加政權的權利。照理這在八年前便應當宣傳的了（我們黨存在了七年。再則，那時當然只是宣傳，而不是鼓動工人攫取政權）。誰能給工人以政治自由呢？北伐軍！北伐軍已到之地又怎樣呢？組織工會掛招牌！不對！這些舊口號已經不夠的了。工人應當力爭參加政權，力爭民選的政府，力爭工人代表參與政府機關的會議（從市民會議一直到執行機關）。工人應當知道：他們理應參與國家的一切立法行政，他們理應參與規定勞動法、工會法之討論，參與監督這些法律的執行，參與改良市政如建築工人住宅等的計劃……民族資產階級的各種代表（國民黨新右派及「進步」的大商人等），如果有絲毫反對工人的這些權利的表示，不論是公開的言論還是暗室裡和共產黨代表的談話，我們都應當使個個工人知道，應當使工人及一般群眾起來反對。譬如右派要在上海指派政治分會，要諭派某某團體代表加入市政府（候選人名單），我們在群眾之中何以不可以宣傳呢？為著保存和國民黨的良好關係！為什麼只有首領之間的談判，而沒有工人群眾的宣傳和選舉運動，為什麼不號召工人群眾干涉國民黨政治分會（江蘇）的人選呢？為著不方便干預「人家的」家務！這難道是征取群眾的策略，難道是提高工人階級意識的策略，難道「客觀上」工人階級已經是革命領袖的策略？！固然，在某種特定條件之下，我們或者應當對民族資產階級做某一種些小的讓步，而便利我們別方面的大進攻。但是，工人群眾應當知道這是他們自己的讓步，不是共產黨某一代表替他們讓的步；工人群眾應當看得見這一讓步之中他們得著了甚麼，得著了何種的便利進攻的形勢。

　　再則，工人階級對於友軍的關係是很重要的；工人階級在中國革命中不是單純的機械的階級意識的問題，他應當聯合工匠、農民、兵士的群眾。所以他經過國民黨聯合小資產階級的群眾。這裡的問題，便不僅是怎樣使工人階級及其政黨與資產階級分離獨立，並且還要知道怎樣使工人階級及其政黨與國內一切平民群眾聯合，並取得其領導權。何以工人階級的階級鬥爭就等於國民革命；何以這對於工人是一件物事的兩方面，而不是兩個互相獨立互相對待甚至不能並立的東西呢？因為工人階級的利益是可以和工匠、農民、兵士等小資產階級的利益相聯結的；這種聯結的利益的確可以代表中國民族的利益。因此，工人階級要以自己做主幹，集合農民兵士及一般反帝國主義的革命分子于國民黨，使國民黨成為中國革命的中心，而自己努力做這一革命中心的元核——領導者。具體的運用這一原則，就從中國共產黨決定加入國民黨開始（一九二三年夏：第三次大會的規定固然比較的模糊，但是我在大會上主張這一說法的；當年九月我做的一篇《自民治主義至社會主義》便是以「主幹和中心」解釋國民黨問題的）。工人階級要負起解放中國民族的責任，而不能「獨立」的只求解放自己階級；工人階級自己的解放，必須與農民聯盟，這是革命勝利的條件，卻不必妄自尊大的說共產黨是革命中心，而革命勝利後農民自然會服從工人政府（這便是杜洛茨基主義）。何以必須在中國造成左派的國民黨，何以必須工人加入國民黨，而不自己簡單的聯合農民革命呢？第一，因為中國是所謂「無人之地」（No-mansland），中國資產階級沒有自己的政黨，犯不著工人去用放棄國民黨的手段，讓資產階級達到攫取國民黨的目的。中國資產階級有沒有奪取國民黨之可能呢？有的。他固然不能充分的鞏固自己對於小資產階級群眾的影響，固然不能抓住多數的農民；但是他能夠奪著政權而鞏固自己與店東小資產階級的資本統一戰線，能夠經過政權而聯結地主土豪及富農。他怎麼能取得政權呢？於是第二，中國革命中的根本特性發見了。就是中國革命早已組成政府的形式，建立在失地的農民所組成的軍隊身上，最初是在地主土豪及小資產階級領袖之下（一九二四年以前之楊希閔、劉震寰、許崇智[142]等——孫中山）。中國資產階級力量很弱，又遇見帝國主義壓迫工農而惹起民眾革命運動。這真正討厭極了。他立刻積極起來「反對」帝國主義之引起革命；但是他沒有別的力量，只有設法征取革命方面的軍隊；他有了軍隊便可以攻打官僚買辦階級，組成自己的中國政府。於是他一方面，將要有這種資格去和帝國主義妥協，而且一定實行「帝國立憲主義」（Constitutionism under the imperialism——例如海關自主，修改不平等條約等），以平民憤而消弭革命；別方面，他將要有這種能力來壓迫工人農民的階級鬥爭，實行資產階級獨裁制（資產階級的新式軍閥主義，與現在代表買辦階級的軍閥不相同的），以擁護神聖的私有財產。民族資產階級征取軍隊，拿住兵士群眾而驅使屠殺工農，這件事是可能的，而且三月二十日以來，屢見而不一見的。如今說明白了，一九一一年到一九二四年，早已存在如此之多的軍隊（軍閥的除外）客觀上的確是在革命，尤其是廣州政府。無產階級的開始奮鬥，是在這樣的環境之中，請問我們的政策應當怎樣？如果認為南方軍隊和北方軍閥是一樣的，那麼，我們應當進行破壞一般國家軍隊的工作，自然也要推翻廣州政府，如彭述之的辦法「勸」中山離開廣州。這在客觀上是反革命的政策，至少是書生式的政策。如果在國民黨外慢慢宣傳組織群眾，實行種種民間的工農運動，以至於民間的武裝暴動，這就是單純的自下而上的準備將來之無產階級革命（就算是國民革命，也不對！），那麼，這明明是將革命領導權雙手恭送給資產階級；因為我們在幹工農運動，資產階級就要慌得「積極」起來，他就要征取南方的軍隊，而實行他的「革命」計劃。這種資產階級與地主土豪聯合戰線的所謂「革命」（陳炯明式的聯省自治），固然是不能成功。然而無產階級是孤立的了；至少，不能得到革命的領導權；至少，是將破產失業的農民——兵匪，永久放在官僚買辦階級、地主土豪階級、民族資產階級、土匪頭兒等等的支配之下，混殺一陣；同時，我們卻要做「純粹共產主義式的科學的革命方法」。請問：這是不是等帝國主義從容不迫的拿穩中國的市場，以增加世界資本主義之穩定，而延長世界社會革命的難產呢？僅僅「自下而上」的革命運動，大概要等所謂「客觀條件」來促成的了——第二國際[143]應當說：彭述之同志是我們在遠東的人物！

　　總之，革命軍隊應當由工人階級去努力征取：因為只有這個方法最利於造成「自上而下」的協助農民運動之發展（而不是「科學的革命方法」）。中國之無產階級工匠和農民，可以由正當策略的群眾運動口號，日益組織起來；中國既有的許多革命軍隊很早便在國民黨或准國民黨手裡，其中的失地的農民，卻必須經過國民黨而後能和無產階級聯合。這是很重要的原因，使中國革命組織之形式，不能不以國民黨為中心；只有努力改造原有的國民黨，集合無產階級、工匠、農民與失地農民之兵匪群眾，而造成政府形式的革命中心——國民政府；只有這種過程中，工人階級能夠取得革命的領導權，率領一般平民群眾，如城市小資產階級等，推翻帝國主義買辦階級的統治，而建立工農平民之革命民權的獨裁制。至於革命發展到現時的階段，工人階級征取革命軍隊是尤其緊急而重要的責任了。現今工人階級應當率領一般城市平民，努力創造與左派聯合的民權的反帝國主義的各地地方政府，擁護武漢的國民政府，贊助鄉村中的農民協會或農民委員會，與之密切的聯合。同時，應當百倍于現今的進行革命軍隊中的政治工作，協同左派領導左派，去鞏固革命勢力于兵士群眾之中；不但如此，還要和農民對於駐在地軍隊一樣，使工人群眾（不僅只是工會）與各城市駐在的軍隊兵士發生密切的關係，實行經常的有系統的群眾政治宣傳。軍隊是民族資產階級手中最有力的工具，勞農平民決不能放任他永久的握住這些武力；勞農平民應當取得這些武力，然後能真正建立革命的獨裁制。至於工人自己的武裝，也已經非常之需要，這些武裝不但應當是工會的糾察隊，而且應當是保護各城市中革命的勝利（所謂「革命的治安」）之民警署（militia），直隸於市政府的。這當然是常備的組織。中國的革命時代還長得很呢，經常的和平的「憲政時期」還遠得很呢！至於說怕流氓混入，那麼，中國的革命黨人仿佛和這種恐懼是不可並存的；中國城市中流氓之多，為萬國所無，除反動派拿得住的一部分以為反革命工具之外，我們革命黨人是不是應當征取他們的群眾（其中較好的分子），訓練他們，逐漸征服他們的流氓主義，另外巧妙的應付他們之中的中立分子呢？總之，革命是不是應當「自衛」（赤色恐怖）呢？最後，關於北方軍閥之下，工人破壞其軍隊，宣傳（不僅是「運動」）其兵士的職任，是非常之明顯的，我也不必多說了。

　　[142]許崇智（1887—1965），字汝為。廣東番禺（今廣州）人。曾任國民黨中央監察委員兼中央軍事部長、廣州國民政府常務委員兼軍政部長等職。1925年8月退居上海，曾參與西山會議派活動。

　　[143]第二國際，見本卷第256頁注1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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