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革命中之爭論問題（三）民族資產階級

（三）民族資產階級

　　現時民族資產階級的「正宗」戴季陶派、虞洽卿派，當然還在革命營壘之內（甚至於有些隱藏在左派面具之下）。可是大概而論，他們的妥協主義已經很明顯。我們從五卅之後，一直便暴露他們的罪惡，已經使小資產階級部分的脫離他們的影響。但是，我們似乎被革命嚇壞了，重新又去負荊請罪；於是實際上形成這樣一種景象（如柳亞子[121]所說）：我們將小資產階級從大資產階級手裡奪出來之後，放在地下不管了。仿佛是兩個奶娘爭奪一個小孩子，新奶娘奪到了又不管，反去和舊奶娘講和了。難怪小資產階級之中，一部分消沉下去，一部分仍舊回到大資產階級懷裡。這客觀上是出賣革命的策略。從五卅至一三[122]，我們的策略都應該是努力反對民族改良主義，而後能征取小資產階級的群眾。一三之後到現在，尤其重要的是：不僅反對買辦階級的壓迫搗亂政策，而還要反對資產階級的妥協軟化，指出他們以革命為名的政策實際是停止革命，以民族為名的政策實際是背叛民族（不僅是壓迫工農而已）。固然，我們不是簡單的推翻民族資產階級的領導權，但是我們的戰術計劃既然是奪取其領導權，則一切策略步驟，當完全以奔赴這一目的為標準。（一）我們更加加緊「贊助」中國民族資產階級的利益，提出徹底的解放「資產階級的中國」之要求，如收回海關，反對中日互惠，收回租界，反對外國資本家參與居留地的市政取消地皮章程至少亦須增，，加千倍于現今的地租等等。我們要攻擊民族資產階級的「自賣」，攻擊他「自己的妥協」，同樣，對於北伐軍之在他們領導之下的，我們不但「歡迎」他們進攻，並且督促他們，尤其要用實力幫助他們，以民眾的武裝暴動響應他們。（二）我們要眼睛看著群眾的工人、農民和一般的小資產階級；不但領導工人農民，並且要領導並贊助反對他們的小資產階級群眾，甚至於智識?階級和店東小資產階級。（三）組織國民黨左派運動，積極的在適當時機逐步剝奪民族資產階級的領導權。（四）積極在廣泛的群眾中進行平民政權的運動，兵民聯合的運動，以消滅民族資產階級之軍事獨裁制，代以平民群眾的獨裁制（亦不能免除軍事性的）。可是實際上呢，我們至今還在錯誤的策略中：對帝國主義的政策，我們幾乎是跟著資產階級的尾巴；對北伐，我們曾經消極的抵制；對於小資產階級的群眾，我們不注意；對左派運動我們不堅決的去領導（伍廷康[123]）；對民權政府運動，我們只去接洽首領，各團體領袖，甚至於不到工人群眾中去實行選舉運動（此處大致是說上海最近的二月二十二日暴動[124]前後；例如，運動罷市響應北伐時，只和首領談判，始終不能深入小商人群眾）；組織上海臨時革命委員會[125]時，只聯絡大商領袖。後來實際上是南昌政府[126]指派的國民黨中央江蘇政治分會，照右派意思，是要站在上海市政府之上指揮命令市民代表會議的，其中包含大多數右派分子，如葉楚傖[127]、郭泰祺[128]等，而我們並不號召民眾要求武漢國民政府撤換。上海二月暴動後，國民黨「應許」民選政府，他們自定國民黨提議的候選人名單；我們不去提出自己的名單，與國民黨的名單共同到群眾中去宣傳，亦不與較左傾的國民政府聯絡，表示反對上海市政府委員中的右傾的候選人，反而去幫著國民黨新右派嚴守秘密，想在市民代表會議開會時，就此使工人市民贊成通過。這名單之中，有右派鄭毓秀[129]女律師等。鄭毓秀是參加美國女青年會所召集的泛太平洋婦女會議籌備會的一位太太；不但女工在三八紀念會中說：「這就是資本家要選到上海政府裡去的鄭毓秀，我們工人代表卻沒有」，並且一般左派的智識階級婦女都反對她。然而上海區委竟不反對鄭毓秀。女同志已經是為妥協起見，提出共產黨女黨員楊之華[130]加入名單，以為交換條件。但是，上海區委代表和國民黨談判時，並不受國民黨方面的反對，而很馴服的自動的撤回楊之華。為著什麼？為著：（一）要保存和國民黨的良好關係，不方便反對鄭毓秀；（二）要加入政府必須有些紳士態度，而楊之華太平民了，別的女紳士我們党裡又找不出（幸而沒有）！總之，與資產階級破壞一些「良好關係」，至今還被認為萬惡不赦之罪。因此，只去找新右派及大商人談判，自己束縛自己，眼睛不是望著群眾，而是望著他們。這是布爾塞維克的策略嗎？

　　[121]柳亞子（1887—1958），原名慰高，又名人權，字棄疾、安如、亞廬、亞子。江蘇吳江人。著名愛國詩人，早年創辦南社。曾任南京臨時大總統秘書，《天鐸》、《民聲》、《太平洋》3報主筆，國民黨江蘇省黨部常委兼宣傳部長。當時任國民黨中央監察委員，擁護孫中山的三大政策。

　　[122]「一三」，即漢口一三慘案。1927年1月3日下午，英國水兵在漢口英租界附近的江漢關無理干涉中央軍事政治學校宣傳隊講演，驅逐聽講群眾，刺死中國海員1人，傷多人，激起武漢各界人士強烈抗議。5日，武漢數十萬人舉行反英示威大會，會後佔領英租界。6日，九江工人也驅逐英國巡捕，收回英租界。2月英帝國主義被迫與武漢國民政府簽訂協定，將漢口、九江英租界歸還中國。

　　[123]伍廷康，即維經斯基，見本卷第400頁注36。

　　[124]二月二十二日暴動，即上海工人為迎接北伐軍進攻上海而舉行的第二次武裝起義。

　　[125]上海臨時革命委員會，又稱「上海特別市臨時政府」。1927年3月22日宣佈成立。白崇禧、鈕永建、楊杏佛、羅亦農、汪壽華、虞洽卿、鄭毓秀等19人為委員，共產黨員占半數以上。29日因上海特別市政府成立而告結束。

　　[126]南昌政府，指1927年1月，蔣介石在南昌擅自召開國民黨中央政治會議臨時會議，決定中央黨部及國民政府「暫遷」南昌，阻留在南昌的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和國民政府委員組成「南昌中央」，以與武漢中央相對抗。

　　[127]葉楚傖，見本卷第398頁注18。

　　[128]郭泰祺（1890—1952），字複初。湖北崇陽人。職業外交家。曾任廣東大元帥府外交部次長、巴黎和會中國代表團專門委員。1927年北伐軍攻取上海、南京後，任江蘇交涉員兼上海政治分會委員。

　　[129]鄭毓秀（1891—1959），廣東寶安人。當時在上海任律師。後任上海市審判廳長、上海臨時法院院長兼上海法政大學校長。

　　[130]楊之華，見本卷第405頁注①。

學達書庫(xuoda.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