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革命中之爭論問題（二）反革命的官僚買辦地主階級

（二）反革命的官僚買辦地主階級

　　現時革命已到總攻擊的時機，對於帝國主義、軍閥、官僚買辦地主階級之策略，當然采猛攻的陣勢。帝國主義的列強固然內部有許多衝突，可以隨時利用，但是現在的革命階級中，只有反對一切帝國主義的猛烈的宣傳，可以破壞他們的聯合戰線，因為他們在華利益的分量不同，利權較少的一受攻擊便要讓步，不願代英日受過。如果宣傳上隱蔽避免「較好的」帝國主義，那就完全是資產階級的策略。如果甚至於像上海二月政治總同盟罷工時，簡直暫時放棄反英帝國主義的口號，那真不成話說了。或者說：「先反對李寶章[117]，再反對帝國主義，分作兩階段」，那麼，這不知道和國民黨右派之「先除國賊再圖富強然後對外」又有多大分別？殊不知道要徵調全體民眾反對李寶章，非有反帝國主義的目標不可。中國小資產階級的特性，正在於「民族主義的愛國運動」而來的，「民權」卻不敢要了。國民政府固然可以運用外交政策離間列強，然而這也並不是優待某一帝國主義，而仍舊是打擊帝國主義一切特權的戰略。至於徵調民眾革命行動的口號，卻無論如何不可以放棄的。現時中國革命必須對帝國主義猛攻，利用列強衝突，而得步進步的收回租界海關……。絲毫不要怕「過分」了。即使外交政策上說：國民政府不準備以有組織的軍隊奪回租界，那亦是指明列強應當揀擇：究竟願意立即承認國民政府，與之談判而「和平」交還租界呢，還是武裝示威逼得民眾非以「暴力」收回租界不可？對於官僚買辦階級，當然是和對於帝國主義一樣的策略，應當沒收他們的財產、田地、銀行存款、公司股票……總之，嚴厲的革命獨裁，這亦並不一定要有「民眾的德謨克拉西的」[118]形式的，甚麼法律手續等等。這一洋奴階級，或者有人以為他亦會跑到「革命黨」來，彭述之曾經說北伐到北京時，甚麼交通系等也會進國民黨。我說：不會的！何以故呢？因為只有國民政府採取了彭述之主義的政策，只利用他們內部的衝突，而不下總攻擊，就是依民族資產階級的政策而力求與某部分買辦階級妥協，那時，這一「階級」亦許真會加入「革命」，不但加入革命，他們並且不像彭述之主義派那樣客氣，還要「包辦」國民政府呢（將要有他們的三月二十日）。除此之外，革命對於他們是閉關的。對於地主土豪階級，亦應當用同樣的政策。地主土豪階級現在已經大致變成官僚買辦大地主的附庸。不過其中帶有地方色彩的一派，或者商業化的程度較淺，或者當地農民還沒有劇烈的鬥爭，那麼，這一派人在經濟上是落後的中等商業資本的代表；他們和帝國主義的聯繫比較的淺些，甚至於有小買辦向洋大人督辦督理多爭些賞錢的氣概，所以在政治上實在是民族資產階級之最右翼。因此，如江蘇的半研究系的士紳，也會一半贊成革命，以地方自治保境安民及對南北戰爭中立為政綱（四川、雲貴亦是如此）。可是，等到革命稍稍往前一點，他們便反動了。對於這一派人，美國帝國主義暫時所想利用的這一班人，沒有多大客氣的必要。固然，去年北伐剛剛開始和尚未開始之前，北部中國處於革命伏流昂進之時（三月十八日之反赤屠殺後[119]），革命党的職任是：一方面，督促革命略見頓挫的南方（三月二十日之南方），從速北伐，以開展革命基礎，而在群眾參加鬥爭之過程中，與民族資產階級爭領導權；別方面，是在北方「往各階級去」，征取小資產階級革命化的群眾；所以要切實執行「地方實際問題」的運動，借此暴露民族資產階級中最右翼的罪惡；同時，就反對當地小軍閥的助吳反赤，以地方實際要求，如抗稅廢捐等的運動，騷亂這些大小軍閥的後防。所以當時「地方自治」的口號，是有些革命意義的，因為他和北伐的戰略是相應的（尤其是在江浙北方）。然而當時江浙的運動雖做而不得力，北方的，簡直是怠工。至於現在——去年十一月武漢、江西都已經被北伐軍取得之後，形勢便大不同了。當初做「地方運動」的目的，本在於暴露民族資產階級右翼的罪惡，那麼，現在必須更進一步急轉直下的改變政策，一直到指出最左翼的民族資產階級的妥協，指出保境安民的不可能，指出要保境便必須先戰爭，推翻軍閥統治，響應北伐軍，而建立平民政權。事實上江浙區卻想組織資產階級的「民治氣象」的市政府（含有地方自治的性質），以抵制北伐軍來後的「軍治氣象」。所以一九二六年十一月二十九日上海第一次暴動[120]，不號召群眾參加鬥爭，而只做軍事投機。

　　[117]李寶章，軍閥孫傳芳部混成旅旅長，當時任駐滬各軍總指揮兼淞滬防守司令，是鎮壓上海工人第一、二次武裝起義的劊子手。

　　[118]德謨克拉西，是英文democracy的音譯，意即民主。

　　[119]三月十八日之反赤屠殺，即1926年的「三一八」慘案。

　　[120]指上海工人為迎接北伐軍進攻上海而舉行的第一次武裝起義。這次起義的確切日期是10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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