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革命中之爭論問題（七）中國無產階級與國際無產階級

（七）中國無產階級與國際無產階級

　　中國的無產階級和中國的農民所組成的革命軍隊，有同一樣的弱點。中國革命軍隊裡的農民，大半在沒有當兵之前，先經過長期的「土匪學校」。中國無產階級裡的工人，也大半在沒有當工人之前，先經過長期的「流氓學校」。中國經濟中工業資本之發展既遲且緩，多所阻滯，而商業之發展卻非常之迅速，農民的破產或失業者，一時不能無產階級化。這是土匪流氓生活之普遍於中國社會的原因。譬如上海的工人之中，差不多一大半是屬青幫紅幫等類的秘密組織的；工廠工人尚且如此，苦力更不必說了；這種現象尤其以長江一帶為甚。上海社會之中，凡是「下等社會」，不論何項職業，都應當知道些流氓主義，都應當和流氓組織發生些關係，否則簡直過不成日子——這仿佛成了一種公律。所以工人組織之中亦有流氓主義的遺毒，就是「不問政治只問飯碗」。中國流氓主義既然留在有職業工人之中，無產階級的政黨便應當竭力和這種主義奮鬥，同時，要步步注意妥當的改組這些城市貧民的組織，使他的群眾能夠贊助工人的組織，而不成為反動派的工具；要做這件事必須有主觀上的正確的策略和政治指導，甚至於要先會運用這些舊組織。我們對於這一問題的態度，決不可以像述之所說的：「等到物質的衝突時——那些平時的什麼宗法社會的思想和習慣都失了作用。」這種消極的客觀的等待主義，是非常之錯誤的機會主義。所謂物質的衝突，罷工鬥爭等興起來的時候，誠然可以自然的刷除些工人之中宗法社會習慣（流氓主義）；但是，如果在這種「物質衝突」失敗或部分的衰落的時候，那工人之中的宗法習慣及流氓主義，便能打擊無產階級的政黨（例如二七後之京漢工賊事件，一九二六年十月上海對日總罷工失敗時的虛報工人糾察隊名額事件。）——這卻要靠我們平時主觀上的努力指導和正確的政治教育了。

　　再則，中國無產階級因工業發展之遲緩，其階級年齡亦很幼稚，大部分工人都還沒有脫離小農業或小商業的關係；工人往往經過宗法社會制度而和他們小資產階級的家族有比較密切的聯繫，尤其是小工業及手工業的工人：兄弟做工人，哥哥當佃農，叔叔開小鋪子，是很平常的事。此外，帝國主義及中國資本家，都在利用這種宗法社會的舊習慣舊關係及工人的小資產階級性，如包工制度、紅利制度、賞工制度等。這種「利用」落後的社會制度之情形，尤其是在於多量的雇用女工和童工。中國女工、童工的總數（童工以十八歲以下計算），差不多要占無產階級之百分之五十而強。這些亦是中國無產階級的弱點。無產階級的政黨，不應當掩飾自己的弱點，以自欺欺人，而應當分析觀察明白之後，努力的去和這些弱點奮鬥，要千倍萬倍於現在的去注意流氓主義和宗法社會小資產階級的遺毒，尤其要注意婦女問題和青年問題。

　　中國無產階級既然有這些弱點，即數量上比較起來還是很少的少數，假定有六百萬工業無產階級，也還不過中國人口百分之二還弱，何況嚴格的工業無產階級決沒有這些？既然這樣，是否無產階級在中國革命的作用是很少的呢？那卻大謬不然！中國無產階級在五四運動時便開始躍登歷史的舞臺，一九二〇年到一九二三年之間已經有很勇猛的鬥爭，從此他在反帝國主義的國民革命中很早便站在前鋒的地位，救了內部分崩的國民黨之革命運動。客觀上可以這樣說：陳炯明叛變，是地主土豪階級把孫中山趕出廣東；海員罷工[93]勝利以來的無產階級，才將孫中山送回廣東。五卅運動時期，無產階級勇猛的鬥爭，引導著一般平民走上反帝國主義的陣線，已經成為國民革命中之主幹，贊助國民革命之中心的國民黨的發展，以自己實力扶持廣州國民政府之成立，創造國民革命式的蘇維埃之雛形（上海工商學聯合委員會），擴大並引起農民反帝運動。中國無產階級到現在這一階段，實在已經走到了實際取得國民革命領袖權的時期。何以中國幼稚無產階級能有這大的能力？因為他有許多特殊的優點，足以蓋過他的那些小的弱點。

　　中國無產階級的優點，正是中國資產階級弱點的反面：（一）中國的工業資本及一般資產階級的成分裡，有巨大的帝國主義及官僚買辦之反革命分子，而中國無產階級卻完全是「民族的」——中國境內的工廠主之中，有許多是外國資本家及其走狗，而這些工廠裡的工人，卻都是中國工人，最革命的階級；（二）中國無產階級有極大極多的同盟軍：民族解放運動中之各階級，尤其是手工業的小資產階級及農民——資產階級只能延宕農民問題（譬如修正孫中山的平均地權而滿足一部分的富農，使之反赤），而不能解決農民問題。無產階級卻能徹底領導國民革命去實行「耕地農有」，徹底引導民權主義去實行「農民政權」；（三）中國無產階級有偉大的國際無產階級的援助，尤其是已經組成國家的蘇聯無產階級，中國工人將要利用他們的贊助，即將中國國民革命與世界社會革命相匯合，以直達社會主義之建設。因此，中國無產階級必定能夠力爭而取得革命的領袖權。

　　中國無產階級一開始鬥爭，便是積極的政治的鬥爭，便在國際無產階級革命已經開始的時候，便在中國國內不斷的革命戰爭的環境裡。無產階級當然要贊助這一各種被壓迫階級聯合反抗官僚買辦階級的革命戰爭，自己要去參加這一戰爭，為著要達到革命民權獨裁的目的，而力求取得革命軍隊的領袖權。無產階級與資產階級互爭其在革命軍隊中之影響，這是互爭領袖權的鬥爭之很重要的一方面。革命軍隊的成分，大半是失地的農民；無產階級參加革命戰爭及力爭影響其軍隊之目的，在客觀上說起來，各方面都帶著有征取農民之同盟的意義。如何能說：「只是些土匪頭兒」，更因此而認為須「絕對拋棄軍事行動」呢！單純的軍事行動式的革命運動，是中國無產階級未能領導革命時之客觀必然的現象，當然永世也不能得到勝利；然而無產階級的職任，是在於增加群眾的政治鬥爭，因而力求以政治鬥爭與軍事鬥爭相結合，並領導之；卻不是主張「絕對拋棄軍事行動」，而專來練習書生式的杜撰的「科學的革命方法」。

　　以上我將中國經濟及各階級的狀態略略說明，固然這種說明我在《前鋒》[94]、《新青年》[95]、《嚮導》[96]雜誌上已經屢次做過，但是，這次比較得更有系統些。彭述之有一篇文章，誰是中國國民革命之領導者，也曾分析中國之社會階級。那篇文章實際上是他主張「絕對拋棄軍事行動」之理論上的根據。雖然他近來已經不堅持「絕對拋棄軍事行動」之主張，然而對於這一理論上的根據，仍舊堅持著；例如今年二月初，中央政治局討論國際之中國革命問題議決案之後，他在我們的江浙區代表大會[97]上作報告，還是說「無產階級客觀上是國民革命的領導者」，聽者都說照他的報告，中國民族資產階級幾等於零，因此認為用不著和他爭領袖權，只須和買辦階級爭領袖權好了。這一理論上的錯誤不糾正，一切彭述之式的政策，都自然要違背國際的議決案，而傾向於機會主義。他對中國社會階級之分析的大意是說：（一）「要資產階級來參加國民革命，已是難能之事，若望其來作國民革命的領導者，甯非夢想。」——然而廣州之三月二十日卻實現於這所謂「夢想」；（二）「工人階級天然是國民革命的領導者。」——既是「天然」，自然用不著再去力爭；（三）「誰能真正打倒軍閥，誰能幫助農民反抗地主的壓迫，農民就跟誰走。」——這還不錯，可惜他沒有積極的農民要求：田地與民權；（四）「手工業者（工匠）之輔助工人階級，受工人階級的指導，這是絕對沒有疑問的。」——也還不錯，不過何以定要說「絕對」，事實上勉強將手工業工人組織產業工會，手工業工人也會常常和我們起糾紛；（五）「小商人（店東）是容易受工人階級的指揮的。」——事實上如今上海二月總罷工時，彭述之卻受小資產階級的「指揮」：小商人靜候大商人領袖發命令才肯罷市，而彭述之則靜候罷市，才肯武裝暴動；粵、湘、鄂的小商人如今都受大資產階級的領導而反對工人的罷工，要求強制的勞資仲裁；（六）「遊民無產階級在國民革命的群眾裡不甚重要。」——這是他蔑視失地的農民和窮困的城市貧民。至於他對於買辦階級的見解之錯誤，我上面已經說過；他在這篇文章裡，更說主張廢督裁兵等的，也純粹只有買辦階級。他這篇文章作於一九二四年十一月光景，現載入《中國革命問題論文集》，讀者可以參看。

　　中國的經濟及社會階級既然大致分析清楚，我們便很容易答覆「中國革命麼」的問題了。辛亥革命時，反對官僚買辦階級（盛宣懷、袁世凱）的有許多不同的階級：一、商業化的地主土豪劣紳（各地方的紳士）及小資產階級；二、商業資產階級（華僑）；三、遊民無產階級及工匠工人；四、小農階級。辛亥革命既然失敗，從二次革命直到馮玉祥倒戈，這些階級一方面分化變遷，別方面時時改變其集合之形式，而形成革命與反革命之國內戰爭。最初在革命營壘之中的妥協派（如陳炯明、章炳麟、梁啟超），漸漸變成完全的反革命派；最初客觀上領袖革命的國民黨老右派（民族的商業資產階級），日漸分化而生出買辦階級的極右派（馮自由、鄒魯）和代表新民族資產階級的新右派（比較工業的）；最初率領遊民無產階級而無形之中代表小農階級的老左派（孫中山），日漸得著新興的無產階級的贊助，而形成最近的新左派；後來（五四時）躍登歷史舞臺的無產階級，因參加國民革命而日益力爭其領袖權。這種複雜的過程，都隱藏於所謂「南方軍閥」反對北洋軍閥的革命戰爭之內幕裡。中國革命是在進行著，表面上看是「土匪頭兒」的混戰，實際上實含有階級分化及階級鬥爭的意味。中國新興的無產階級，一方面，部分的受這革命戰爭的影響，而很容易的開始自己的鬥爭，發展自己的運動；別方面，客觀上早已亦是推動這種革命戰爭之一種勢力。國際的無產階級當然是贊助這種革命戰爭的，即使革命戰爭的首領是資產階級，甚至於地主土豪階級，亦是如此。最近的形勢（從一九二四年末起），是無產階級參加這一革命戰爭，而力求征取革命軍隊及農民運動中之影響；民族資產階級也在力爭革命的領袖權，他卻更加是以征取革命軍隊為入手的主要方法。無產階級之征取革命領袖權，自然是征取革命軍隊中之政治影響，同時，他卻領導一般平民群眾的政治鬥爭，使與革命戰爭運動相匯一——「武力與平民結合」。辛亥革命後十六年來的歷史事實是如此的。中國革命運動的形式，最初因為是小農國家的緣故，的確是先有武裝暴動，而後有宣傳（辛亥時的新聞政策），最後再有組織（軍隊），恰好和彭述之所謂「科學的革命方法」相反。這難道是中國社會太不科學了？還是彭述之自己太「科學」了呢？這許多雖然仿佛是「舊話」，但是目前最實際的一切行動的政策，如對於新右派之態度等，都和這種根本問題是相關的，尤其是最切近的上海民眾革命問題。最近這一實際問題之中，有人主張要等待：（一）本地軍官接洽的結果（新右派經手），（二）商人的罷市，（三）工人及一般市民間充分的政治宣傳，（四）充分的武裝準備：總之，要等這些「勝利之保障」有了之後，然後再能暴動！這是「先宣傳，再組織，然後武裝暴動」的老公式之新形式，而且更加死板了一層：「要有充分的武裝之後，然後再能暴動！」這是輕蔑群眾行動的創造力，無論對於國民的或社會的革命都是不對的。

　　彭述之「解釋」辛亥革命的現象，排列了：（一）商買鐵路，（二）商辦礦務，（三）農民抗捐，（四）貧民失業（天災），可是不能以一貫之追求正象的因果；他在誰是中國國民革命的領導者一篇文章裡，亦是排列著資本家、工人、農民、小商人等許多階級，而不能研究各階級自身的流變及各階級間之相互關係。這真正是一種多元論（Eclectics）。抱著這種多元論的「馬克思主義者」，自然沒有能力辨別那複雜而隱蔽的形式背後之實質；於是他把買辦階級和民族資產階級相混了，把反革命法西斯式的土匪和失地農民式的「土匪軍隊」相混了。對於他唯一的出路，就只有自己頭腦裡想出書生主義式的死公式來「教」人家革命；因此，步步實際政策都極容易錯誤。

　　[93]海員罷工，指1922年1月23日，在中國共產黨的影響和推動下，香港海員為反抗資本家壓迫、增加工資而舉行的大罷工。

　　[94]《前鋒》，中共中央機關刊物。1923年7月1日在上海創刊。瞿秋白任主編。1924年2月1日停刊，共出3期。

　　[95]《新青年》，1923年6月復刊後，為中共中央理論刊物。

　　[96]《嚮導》，1922年創刊，中共中央機關報。

　　[97]江浙區代表大會，即中共上海區第一次代表大會。1927年2月11日召開，選舉羅亦農為區委書記，並決議要準備在上海舉行「以工人為主的武裝暴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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