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革命中之爭論問題（六）工業資本與民族資產階級

（六）工業資本與民族資產階級

　　中國經濟的發展，既然是在帝國主義侵略之下進行，那麼，中國民族的工業資產階級自然很不容易發達，而且也永久不能夠充分發達。當初帝國主義侵入中國的時期，首先所開發的是交通事業，如郵電、鐵道、航路等，其次便是礦業及特種農產品，總之，凡此一切都是便利帝國主義採取中國原料或銷售其商品的。此種初期侵略的結果，當然是：（一）使大地主階級化成官僚買辦階級，（二）使地主土豪階級日益商業化，（三）使小部分商人化成商業資產階級，（四）使手工業小農階級迅速的破產。商業化的地主土豪及新生的商業資產階級，漸漸的開始組織內地市場上之農業及手工業的生產。尤其是華僑的商業資產階級，資本比較雄厚，很有組織全國範圍內的生產之傾向；因此，他在當時和官僚買辦階級（帝國主義）的利益是對抗的，他有一部分「民族資產階級」的使命。但是商業資產階級的組織生產（各手工業工廠——Manufacture——等），以及地主土豪的商業化，在中國環境之內是很難獨立的；等到帝國主義的經濟力量日益增加，他有能力支配大部分的商業，並能運用其財政資本籠罩全中國的售貨收料的市場，於是商業資產階級及地主土豪階級中之最上幾層，便逐漸變成官僚買辦階級之附庸，或變成巨商買辦階級。

　　同時，歐戰時期給中國自己資產階級暫時發展的機會，民族的資產階級更加滲入了輕工業，尤其是棉紗業。於是中國工業的民族資產階級，開始躍登歷史的舞臺；五四運動時「國貨」的呼聲，是最明顯的象徵。然而我們應當注意的是：中國工業資本之中，帝國主義的外國資產階級占著很大的成份；歐戰後的列強，尤其日本，開始投資到中國的工業裡來。所以中國「民族的」工業資本，處於極端的受壓迫地位，不但因他資力薄弱不能和外國資本競爭，並且他在金融上、原料上、關稅上、運輸上種種方面都受帝國主義（及其官僚買辦階級）之扼制。於是這新興的民族工業資產階級，要起而代替辛亥革命時的商業資產階級之使命的工業資產階級，竟薄弱到萬分。可以說，巨大的交通事業，一切重工業「鐵煤等」都在帝國主義及官僚買辦階級之手；輕工業之中外國資產階級占百分之五十，官僚買辦之「副業」（見前）大概又要占百分之二十五。其結果，民族資產階級在大工業之中，只有百分之二十五的輕工業；此外，或許小工業中（半手工業的，如火柴、罐頭、食物等類），他還有一部分勢力。工業的民族資產階級之經濟力量，誠然是非常之小。但是這種「小」的勢力，並不就等於「零」。

　　中國民族資產階級之來源，已經在前幾節裡說過：商業資產階級的投資；工業地主土豪階級的經過商業化而滲入工業，甚至於買辦階級的部分的工業化；再則，有各種各式的資產階級加入工業之中當小股東。這一工業資產階級的年齡既然還很幼稚，他不但沒有脫離商業資產階級的狀態，並且收集小資產階級的資本——自然至今還和商業資產階級及小資產階級有相當的關係。再則，他要和外國資本爭取國內的市場和原料，就應當經過商業資本，而與土豪、富農發生相當的聯繫。所以中國的民族資產階級，並不永久都是工業資產階級，甚至於現在還可以說是「工商資產階級」——包含手工業工廠或普通手工業的店東。最近廣東、湖南、湖北等處，所謂「小商人」也加入「資產階級的統一戰線」反對工農運動，要求政府強制仲裁，都不是偶然的現象，亦不是甚麼「工人要求過高的反響」。中國的民族資產階級，既有日益開展的國內市場（商業）做他的來源，又有與城鄉小資產階級聯繫，再加上手工業資本家階級的「群眾」，他自然在政治上佔有一定分量的勢力。他的經濟力雖弱，他的政治力卻日益增長：第一，因為他受帝國主義的壓迫，不得不反對；第二，因為他的經濟發展現時始終還有些上升的傾向；第三，因為帝國主義受革命怒潮的打擊時，往往要找做撲滅革命的第二工具（官僚買辦階級是第一工具，但是有時「太白了」，太顯露了）。

　　中國民族資產階級政治上的發展，也和他在經濟上發展的階段是相應的。經濟上他從商業漸進於工業；政治上從革命漸落於妥協。如果中國國民革命之後，果真會有純資本主義發展，那麼，他一定從所謂「獨立」工業再進而為「買辦工業」，從妥協再退而為反革命（例如美國可以用財政資本支配全中國將來的大工業，而使中國工業資產階級經濟上、政治上都變成世界帝國主義之附庸，那時的工業，就成為「買辦工業」，而民族的工業資產階級，也將成為「買辦的工業資產階級」了）。當他最初是「革命」的時候，他僅僅是華僑式的商業資產階級，他傾向於組織國內的生產，但是他還差不多沒有著手組織，所以他和國內小資產階級的聯繫，差不多完全要經過地主土豪階級，而不是直接的；那時，他的口號是：富國強兵振興實業推翻滿清。辛亥革命之後，他立刻變成立憲派。二次革命之前，國民黨右派宋教仁等的目光，已經只注意於以國會限制袁世凱，實行責任內閣等類的把戲，而反對繼續革命戰爭（黃興等），這是所謂「軍閥立憲主義」。二次革命的所以失敗，一半也是由於黃興等手握兵權的人遲疑不決。五四運動的時候，這些民族資產階級裡，已經相當的有了些小工業資本的成份，他與國內市場中的小商人資產階級已經發生初期的關係——比較直接的關係，他對於小資產階級的政治影響也比較的增加了；那時他的政治口號便是：提倡國貨外爭。國權內二除國七賊屠殺[83]，前後中國的民族資產階級差不多已經和華僑的舊軀殼脫離，而與國內小資產階級的關係也略有變更（最下層的小資產階級開始離開他的政治影響），同時，中國無產階級卻已經躍登政治舞臺；但是他仍舊想以「全民族」的名義，提出政治口號：理財、制憲、裁兵、廢督，以及後來的好人政府與商人政府。中國這幾年政治經濟的流變之中，民族資產階級亦隨著流變；他從二次革命失敗起直到五卅運動的革命巨潮止，始終是一腳踏在革命裡一腳踏在革命外，屢次想以妥協主義引導民眾離開革命。他是反對帝國主義的，但是不要推翻帝國主義；他是要資產階級性的改革的，但是不要用革命的手段，而要用改良的手段；他的策略是利用某一帝國主義反對別一帝國主義——從五四到曹錕[84]賄選之間，中國資產階級的聯美制日，差不多成了傳統政策。五卅運動之前，從北京馮玉祥政變[85]起，中國民族資產階級很明顯的在政治上積極起來。固然這最近幾年民族資產階級比較的格外工業化了，所以他稍稍覺得自己力量，承商業資產階級已經分化崩潰之際，想兩隻腳都跨進革命的營壘裡來；然而……然而這並不是「好」的現象，「資產階級恨帝國主義，是因為帝國主義惹起民眾革命；資產階級加入革命，並非為著發展革命，而是為著停止革命。」中國無產階級政治鬥爭——革命的民權獨裁制以及他們的經濟鬥爭罷工運動，足以領導一般平民群眾，這對於資產階級是多麼可怕呵！所以他們急急乎要保存並抓住革命的領袖權，於是乎他們「左傾」了。尤其是五卅運動初起，上海的資產階級積極起來，便修改上海工商學聯合會的對外條件[86]；不久戴季陶主義[87]便出世，國民黨內形成新右派。新右派的代表民族資產階級是很顯然的；他們努力想取得學生群眾，想取得革命方面的軍事勢力：於是廣州的「三月二十日」[88]便發現了。所謂革命方面的軍隊，其成分為失地的農民及小農，其首領為地主土豪及資產階級傾向的軍人，甚至於有小資產階級傾向的而當時又有左派及共產派的政治宣傳；這是一個複雜的政治聯盟。五卅革命的巨潮中，平民群眾及無產階級的政治力量高漲，其直接的發展，當然鞏固並擴大其影響於革命之中，刷除其中已經買辦階級化的軍人（如楊希閔[89]、劉震寰[90]等）。這種革命的昂進，嚇破了中國民族資產階級的膽，於是買辦階級乘機而入，輔助新右派向左進攻，取得部分的勝利。最近北伐的革命戰爭裡，可以看出一般民族資產階級對於新右派的同情。而現在民族資產階級的政治口號：是實行軍政以党治國，強制的勞資仲裁，協商的修改條約。再則，五卅之後，他們的策略是聯日制英。

　　中國的民族資產階級的思想，在戴季陶主義以前便已經有了：從排滿主義，軍閥立憲主義，國貨主義，商人政府主義，一直到戴季陶主義，雖然經過許多流變，然而終歸是民族改良主義（National reformism），終歸是和民族革命主義對抗的，終歸是反對徹底的民權主義的，自然更是反對階級鬥爭而力避國際主義的。然而這些思想，是否和官僚買辦階級（軍閥）的「主義」是相同的呢？當然是不同的。軍閥的主義是要中國統一於反動勢力之下（袁世凱、吳佩孚）。——從袁世凱的「武力統一」，一直到最近張作霖的「聖道安國」，他的政治作用和民族改良主義是絕不相同的。固然張作霖、吳佩孚，有時也會「愛國」，例如最近哈爾濱的反對日本紙幣，然而這些多是官僚買辦階級因為經濟稍稍獨立而沾染著些小的民族性。決不可以說：「買辦不一定是反革命的，民族資產階級不一定是革命的；買辦亦有參加革命的，民族資產階級亦有絕對反革命的。」民族資產階級的可怕，不在於他的「絕對反革命」（中國現狀之下既有帶民族性的資產階級，事實上還不絕對的反革命）；民族資產階級的可怕，卻在於他帶著自己的民族改良主義來參加革命。因為中國的民族資產階級經濟上很幼稚，所以他還不是很明顯的大工業資產階級，他的經濟基礎向右擴大到買辦性的商業資產階級，向左擴大到最上層的小資產階級（店東）。於是他的思想便很駁雜（戴季陶主義亦許是他的最左翼）；他的口號在某種條件之下，譬如無產階級政黨事實上不去努力征取小資產階級群眾等類的條件之下，有時很可以領導著小資產階級。辛亥革命時，國民黨右派反對革命戰爭（軍事運動），即主張袁世凱之下的立憲主義，居然得著社會上一般的同情，稱他們「維持和平顧全大局」；於是孫中山、陳其美[91]等左派便成了「亂黨」。五四運動時，和平的抵制日貨主義佔優勢，於是急進派的學生，便得了「丘九」、「學閥」的徽號。五卅運動中戴季陶請「日本回東方來」，於是單獨對英的口號頃刻普遍于全中國。甚至於到現在，新右派的強制的勞資仲裁主義及和平的修改條約辦法，還可以得到小資產階級（店東）的贊成。

　　至於以党治國軍事專政的反民權主義，仿佛小資產階級一定不贊成的了。其實也不儘然。中國資產階級需要民族關係的改變，相當的排斥帝國主義的在華勢力（亦許就算民族主義）；但他是根本上反對民權主義的擴大和徹底，他需要軍事權力做他的代表，以便鎮壓乘國民革命而起的工農之階級鬥爭。小資產階級的店東難道需要積極的反抗這種軍事專政嗎？對於小資產階級的最上層，不但沒有積極鬥爭的可能，甚至於不覺著這種必要。他們亦許因此負擔很重的苛稅雜捐，然而他們希望有此鎮壓階級鬥爭之軍力，便可以取償于工匠學徒，和大資本家取償于馴服的工廠工人一樣。軍事專政的「學說」，甚至於可以領導著小農階級。自耕的小農，如果沒有無產階級政黨及佃農之階級鬥爭去積極的領導他們，那麼，這種事實上忽視農民問題的共產黨策略，結果到了某種特定的條件之下，簡直可以蹈西歐革命之覆轍：小農會變成「秩序黨」[92]之客觀上的群眾。中國民族資產階級的出路，現時部分的是剝削農村，即所謂「振興農業」，他的「軍政時期」，應當是所謂建築鐵路，肅清土匪，保障農民之「安居樂業」，鎮壓佃農雇農之階級鬥爭。中國民族資產階級的改良主義，如果得到帝國主義方面有力的援助，是能夠實行這些政策的。而帝國主義及官僚買辦階級現時已經開始這種援助了，帝國主義已經開始讓步政策，北方軍閥亦已經宣言：如果國民黨穩健派力能排斥赤化，則可以和平妥協。

　　中國資產階級的民族改良主義對於國民革命的危險，的確是很大的，他和歐美社會改良主義對於社會革命的作用，很有些相同。但是，我們應當知道：中國資產階級在今後領導革命一事，僅僅是一種歷史的可能（否認這種能，而不正確的運用無產階級爭革命領袖權之策略，是很壞的機會主義的傾向），然而這始終僅僅是一種歷史的可能，而不是歷史的必然。中國民族資產階級的客觀環境並無如此靠得住的保障；所以如果認為這是歷史的必然，那麼，不但要引起戰術策略上的嚴重的錯誤（如以「破壞聯合戰線」的罪名制止無產階級的一切行動之類），而且與客觀情形全不符一。因為：（一）中國資產階級主觀上雖然要「一党治國——黨即國家」，然而只有最大的資產階級能夠加入此黨，而分潤到財政委員會裡的席次，資產階級內部之各派（Fractions）互相衝突，而不能穩固自己的指導權；（二）資產階級的最上層，雖然也會因為扼制勞工而一時的贊成一黨專政，然而無產階級及勞動平民的猛烈的革命行動，足以迅速的暴露資產階級賣國賣民的妥協主義，而使小資產階級離開他的政治影響；（三）帝國主義列強的利益互相衝突，不能有對華讓步之一致整齊的步驟，也就不能有確實的對於中國資產階級的援助。因此種種，無產階級爭取革命領袖權之客觀環境，非常之有利。這些亦都是因為中國民族資產階級經濟上的幼稚薄弱而來的。

　　中國民族資產階級經濟上的幼稚和薄弱，表面上仿佛使他很久的消極等待革命戰爭之勝利；但是，從辛亥革命直到五卅，每一階段中之民族資產階級，至少客觀上是贊助革命戰爭的；五卅之後，他更有積極實行並贊助之事實，他想用這種軍事式的革命運動，取得自己的階級利益的保障——實行上述的種種政治口號。

　　[83]「二七」屠殺，見本卷第62頁注⑤。

　　[84]曹錕賄選，見本卷第74頁注32。

　　[85]北京馮玉祥政變，見本卷第150頁注21。

　　[86]上海工商學聯合會的對外條件，見本卷第84頁注⑨、第163頁注20。

　　[87]戴季陶主義，見本卷第44頁注36。

　　[88]廣州的「三月二十日」，即1926年3月20日，蔣介石製造的排斥共產黨的中山艦事件。

　　[89]楊希閔，見本卷第107頁注⑧。

　　[90]劉震寰，字顯臣。廣西馬平人。曾任桂軍總司令、廣西省長。1925年勾結楊希閔，背叛廣東革命政府，發動叛亂，失敗後逃亡香港。後為滇系軍閥唐繼堯門客。

　　[91]陳其美（1878—1916），字英士。浙江吳興人。辛亥革命時任滬軍都督。二次革命時任上海討袁軍總司令，率部進攻江南製造局，失敗後亡命日本。1916年在上海遇刺身亡。

　　[92]秩序黨，指1848—1851年間法國兩個大資產階級保王派別的聯合組織，主張恢復社會「秩序」，傾覆共和，重建君主制度。該党推行的政策被路易·波拿巴利用來建立法蘭西第二帝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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