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革命中之爭論問題（三）巨商買辦階級與小資產階級

（三）巨商買辦階級與小資產階級

　　中國買辦階級的第二個來源，就是大商行。我們在上節已經略略關涉到這一巨商買辦階級。帝國主義的侵略中國，造成許多洋場買辦（康白渡），這本是「買辦」一詞的狹義解釋。同時，中國因與帝國主義接觸而日益資本主義化，有許多商人到外國去經商，就是所謂華僑。華僑中的巨商亦是買辦之一種。巨商買辦階級有一種特性，是與官僚買辦階級不同的。凡是地主官僚出身的華僑巨商，在辛亥革命前便已經是保皇黨的信徒，對於辛亥革命已經是妥協派，辛亥革命後便差不多完全變成反革命派。所以此地所謂「巨商」，應當除去與封建制度的田地關係有密切聯繫的一部分商人。巨商之中的確另外有一部分人，是所謂「來自民間的」。「洋行買辦」在前清時代，帝國主義初侵入中國的時候，簡直和龜、奴、賊、屁同為罵人的話。華僑與國內商人，也有大部分是小資產階級的「庶民」出身。華僑及國內商人中，因為帝國主義日益開闢中國市場，自然有一小部分人得以集聚資本而變為巨商；他們所經營的商業，如銷售洋貨，搜括原料等，的確帶著濃厚的買辦性。但是在最初一期，他們所做的事雖然是買辦性的，他們自己卻還並不是買辦階級（在辛亥革命前），因為他們那時並沒有取得經濟上的最高權（如同當時的官僚買辦階級似的）。當滿清封建貴族制度崩潰的時期，他們還沒有資格當帝國主義統治中國的代理人。那時他們是新生的商業資產階級，他們的利益和官僚買辦階級及帝國主義是相衝突的；所以在辛亥革命前，這種商業資產階級實足以代替尚未形成的工業民族資產階級，而做革命的領袖階級。辛亥革命前後的國民黨右派（黃興[24]、宋教仁[25]，國會中之民黨系[26]，尤其是華僑議員），便是這一資產階級的代表。當時破產失業的（章炳麟[27]）和商業化的（張謇）士紳階級，在保皇黨與國民黨之間占一「緩衝」地位，附和立憲維新甚至於革命；就是大部分小資產階級也贊助這一派：辛亥革命前力爭立憲及鐵路礦務商辦的運動，大得國人一般的同情。國民黨右派也依賴這種黨內的（章炳麟）及黨外的（張謇）極右派，而與左派爭權。所以實際上是右派取得了領導，又被極右派領導了去；「排滿」變成中心口號，並不是「畸形混沌」的偶然，而是商業資產階級領導辛亥革命以斷送之之必然的結果。

　　何以小資產階級會被當時的改良主義派（黃興）所領導呢？何以黃興派又被章炳麟派（排滿）所領導呢？中國小資產階級極大部分是農民，我們要特別來說。此地只先說明：農民小資產階級在當時是認為「沒有皇帝不能過日子」的。至於手工業小商人等的城市小資產階級，在中國也有種種特性。中國與俄國不同點之一，便是中國除農民小經濟之外，還有城市的（西歐式的）小手工業經濟，如行會制度等，比較俄國的小手工業行會制度強固得多。這種行會的店東有自己的中世紀式的組織；他們因為受帝國主義商品的擠軋，而不得不加緊剝削學徒。因此店東的小資產階級之革命性，是比較缺乏得很。他們雖然也和農民一樣，具有原始的排外主義，然而不能得著自己的政治代表，因為他們之中大部分（小商人）做的是洋貨商業，小部分（店東）很怕革命的充分發展，而引起勞動問題。再則，當時除商業資產階級之外，更沒有再徹底有力的革命階級做領袖；而這一商業資產階級帶著很多的買辦性，策略上非常之妥協，不但和商業化的士紳階級妥協，並且與官僚買辦階級（袁世凱）妥協，所以他們（商業士紳階級，商業資產階級，小資產階級）的革命口號，客觀上都只到排滿為止。中國小資產階級就此被他們領導了去。這種情形，直到現在還有餘跡，譬如現在民族資產階級（較工業的）有一種妥協口號：「不是推覆帝國主義，而是排斥帝國主義的在華勢力，不是強力取消不平等條約，而是和平協商修改不平等條約。」這種口號仍舊有領導上層小資產階級的可能。

　　如今我再說那商業資產階級從小資產階級裡發展出來之後的情形。中國最初的商業資本，和官僚資本不同，他開始先有些獨立性，他雖受帝國主義資本的銀行市場等勢力的支配，可是在他自己的營業裡，他是「獨立的」主人（至於官僚資本的礦務鐵道，卻一開始便在帝國主義直接指揮之下）。然而帝國主義勢力日益發展，這一商業資產階級便也日益分化。其中最小一部分，雖然資本日益積累起來，然而他們的大批收買原料或百貨商鋪式的大規模批發洋貨的營業，反而被帝國主義納入直接管轄的軌道；私人銀行之中也有這種情形。於是這部分人便變成巨商買辦階級，相當的佔有代理帝國主義掌握中國經濟的最高權，同時，帝國主義扶植他們的社會地位，使與「龜奴賊屁」同變成「紳商」，並且使官僚買辦階級與他們分潤些政權。商業資產階級由此而變為買辦，廣州商團叛變[28]時先施等大公司都插外國國旗而罷市援助反革命；上海一九二七年二月總罷工時[29]，先施老班說他已經入了英國籍，這都不是偶然的。馮自由[30]、鄒魯[31]等國民黨的極右派實行反革命運動，教唆屠殺工人，也是如此。商業資產階級的第二部分，當然也和洋場買辦同樣，能夠稍稍積聚資本，而投入工業，轉成民族資產階級，這種現象尤其是歐戰期間最顯著。民族資產階級之出身於「民間的」商業資產階級者，數量上固然非常之弱小，可是他的政治力量卻比其他的資產階級要大得多。他們和小資產階級的上層群眾關係較為密切，這並不全因為他們是平民出身，而是因為中國資本主義的發展，一步便跨到世界資本主義的最新方式——這是在帝國主義包圍之中必然的現象——如果拿經濟發展的速度來看，恐怕從簡單商品經濟發達到股份公司制度的過程，全世界上要算中國是第一；股份公司的制度籠罩許多小資產階級的股東，例如先施公司自己是百貨商的買辦營業，漸漸自己開辦工廠，轉成工業資本，同時，他的股份公司，店員之中都有兼做股東的；上海華商煙草公司之中，有些工頭和工人也兼做股東。這種民間出身的大資本家，很有影響並領導上層小資產階級的能力；例如官僚盛宣懷[32]的招商輪船公司[33]，在盛家幾位少爺手裡一定弄得稀糟，而盛家的師爺、臣僕以及商人股東，卻借此積累不少股本，他們人人「創家立業」、「提倡實業」——這種工廠商店，大半是集合小資本的股份公司。這一類的民族資產階級的口號，如「關稅自主」、「仁愛性能說的勞資妥協」等，頗足以號召店東的小資產階級。商業資產階級的第三部分——最大的部分，自然是日益破產而變成小資產階級，這是資本集中的鐵律，用不著多所解釋。一九二五年五卅之後，小資產階級群眾的革命化，甚至於國民黨的華僑黨員大多數左傾（國民黨左派），都是現成的例證。這部分破產失業，經濟地位由高處下落的小資產階級，雖然政見很是動搖，而他們革命化的傾向，卻要比由低處希冀上升的店東小資產階級急進些。總起來說，商業資產階級日漸分化成為三部分：（一）巨商買辦階級（陳廉伯[34]），（二）工業的民族資產階級（戴季陶[35]），（三）革命的小資產階級（汪精衛[36]）。

　　總之，巨商買辦階級的發生和發展，是由舊時庶民的小資產階級，進而為商業資產階級，再進而為買辦式的巨商。巨商買辦階級的崩潰和分化，便大致與官僚買辦階級相同，因為他已經併入了代理帝國主義統治中國的治者階級。至於商業資產階級的分化裡，卻有非常之可以注意的現象，——商業資產階級因為帝國主義天天在中國開闢市場，他本身還在發展，有相當的上升的前途；而且其中分化出民族資產階級的成份和質量，都比較的強大，再則其中分化出很多量的革命化的小資產階級。

　　所謂買辦階級，必須是相當的代理帝國主義掌握中國的經濟高權或政權的人。所以說辛亥革命時的國民黨右派，有變成巨商買辦階級代表之傾向，那是對的。如果說他們在當時已經是買辦階級的代表，那就不對了。同樣，如果說現時的國民黨新右派，有變成官僚買辦階級的傾向，那是對的。但是，如果說，他們現在已經是官僚買辦階級的代表，那就不對了（述之在政治局討論國際議案時，便有這種論調，這是因為他將買辦或官僚的個人，認做階級的代表，事實上卻並非凡是做官的都是官僚買辦階級之政治代表）。

　　[24]黃興，見本卷第73頁注27、第270頁注314。

　　[25]宋教仁，見本卷第270頁注314。

　　[26]國會中之民黨系，指民國初年國會中的國民黨議員，當時佔據優勢地位。

　　[27]章炳麟，即章太炎，見本卷第72頁注11。

　　[28]廣州商團叛變，見本卷第414頁注14。

　　[29]1927年2月21日，上海工人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為迎接北伐軍進軍上海而舉行總罷工，並轉為武裝起義。但由於時機不成熟，事前準備工作也做得不充分，起義遭到失敗。

　　[30]馮自由，見本卷第317頁注65。

　　[31]鄒魯，見本卷第45頁注40。

　　[32]盛宣懷（1844—1916），字杏蓀，號愚齋。江蘇武進人。洋務派後期重要人物。歷任輪船招商局督辦、中國電報局總辦，清廷會辦商務大臣，郵傳部右侍郎、尚書、大臣，漢冶萍公司董事長等職。

　　[33]招商輪船公司，近代中國最早的新式航運企業。1872年12月在上海成立。後分別在天津、牛莊、煙臺、漢口、福州、廣州、香港及橫濱、神戶、呂宋、新加坡等19個重要商業港口設分局。初為官商合辦。1909年歸清廷郵傳部管轄，為盛宣懷所控制。

　　[34]陳廉伯，見本卷第317頁注55。

　　[35]戴季陶，見本卷第315頁注40。

　　[36]汪精衛（1883—1944），名兆銘。祖籍浙江山陰（今紹興），生於廣東番禺（今廣州）。早年參加反清革命活動。孫中山逝世後，任廣州國民政府主席、軍事委員會主席、國民黨中央政治委員會主席。1926年中山艦事件發生後出國。當時為國民黨左派領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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