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革命中之爭論問題（二）中國的官僚資產階級與貴族地主階級

（二）中國的官僚資產階級與貴族地主階級

　　帝國主義要組織指揮中國的經濟，必須一種「中介」——就是買辦階級。中國買辦階級的來源之第一種，便是舊時的貴族地主階級（所謂「君子」而非小人，所謂「士紳」而非庶民）。貴族之資產階級化，本來是各國資本主義發展中之普遍現象，但是在中國則這一「資產階級化」帶有某種特異的色彩。因為中國的資本主義是帝國主義所開發的，經濟的最高權漸漸由帝國主義攫得，於是辦理「國立」的郵電、鐵路、礦業、鐵廠、航業等「新政」的，以及經手交付賠款借用外債等的「國立」私立銀行的官僚士紳，便都變成帝國主義御用的經紀買辦；他們的發財是靠那種「以官署為企業」的手段得來的，他們的地位，是靠帝國主義扶持起來的，他們簡直是帝國主義雇用的洋奴，他們的經濟力量簡直就等於帝國主義的經濟力量。這種官僚資產階級的形成，是帝國主義侵略中國的結果，此其一。其二，還應當注意：並非一切士紳都是官僚資產階級，而一切官僚資產階級卻大半都是舊時的貴族地主（士紳），即使有些官僚資本家（軍閥）是遊民土匪出身，他們也必定變成士紳，譬如張作霖[13]的奉系軍閥，就和東三省、山東的士紳貴族——地主階級結立密切的關係。中國地主階級的士紳，雖然在百年前沒有很顯著的「農奴主式」的優越地位和特權，仿佛可以由考試而取得官爵，由官爵而取得積累資本之可能，由取得資本而購買田地房產；然而各省各縣的世家，大半是「世代科甲」，別成一「貴族」，何況百年來科甲早已不值錢，「市儈庸傖」都可以由捐班出身，而取得官爵呢。貴族士紳的身分門第之界限，早已漸漸變為貧富懸殊之地主佃戶的階級關係。所以士紳不一定是官僚，卻必然是地主豪富。他們的剝削佃農，因農產原料之輸出增多而日益加甚；他們的盤剝重利（當鋪、錢莊等），又因國內市場（商業流通）之擴大而日益厲害；再加之以新式的銀行、礦務、鐵路、航業等之管理權，因帝國主義之委託而落於他們之手，他們這些最大地主得以分潤帝國主義剝削中國農民的所得，於是他們的田地財產既然日益增多，他們的資產集中亦就日益加增剝削壓迫平民的暴力。所以這一階級——官僚買辦階級，就是帝國主義的反革命之化身。

　　最近在歐戰之後，這一官僚買辦階級已經漸漸將所積累的資本放到工業裡去（固然歐戰之前早已有這種現象，然而直到歐戰之後才顯著的）：如南通王張謇[14]，山東的潘複[15]，直隸的曹錕兄弟[16]，其他交通系、研究系、政學系[17]的人物中，也有投資工業的。這種買辦階級之工業化，在政治上是並無多大意義的，因為：一則他們完全在帝國主義影響之下；二則他們的主業是官僚機關、田地、盤剝重利，以及政治投機、借款、戰爭、扣餉，而工業暫時不過是副業；三則他們代替帝國主義握著經濟的最高權；所以他們雖然因自己的工業化而有時亦能漸與帝國主義發生差異的意見（利益），然而他們根本上是反革命的，而且他們的買辦性並不因此而減少。不過中國是所謂「國際的殖民地」，各國帝國主義在這裡互爭，所以中國的買辦階級裡可以有英國買辦日本買辦美國買辦的派別：這些買（官僚資產階級）——軍閥之間的互鬥，便是辛亥以後各系軍閥戰爭的經濟背景。英國的在華利益最佔優勢，他握著經濟的最高權之頂點，所以英國買辦的反革命性最明顯。日本買辦卻不同。日本的在華利益比較是局部的（東三省），日本在長江流域的利益時時受英國的威迫，而且日本的在華勢力側重於輕工業（棉紗業等）；因此，日本買辦之安福系[18]等可以附和國民革命中之反英運動。再則正因為日本買辦既然沒有掌握著中國經濟的最高權之頂點，那麼，他們的經濟發展裡容易顯現所謂「民族資產階級性」，尤其是在反英高潮之中。一九二四年末到一九二五年之段祺瑞政府（許世英[19]）的「左傾」，便有這種原因在內。這些日本買辦容易落于「受治階級」的地位，容易在經濟上向民族資產階級方面發展出去（如虞洽卿[20]等）。但是，這種「左傾」，比英國買辦的極右傾向，對於國民革命尤其危險。美國帝國主義在中國暫時並無特殊的地位，可是在歐戰之後美國成了世界之王，他是唯一的有對華經濟投資的資格的國家，他要整個兒的吞沒中國。所以美國在中國的買辦現在雖然沒有確定的大勢力，將來是中國革命最危險的敵人。美國所能利用的中國買辦，已經不像英日一樣，側重于士紳官僚階級，而可以是中國的民族資產階級（美國資本家直接投鉅資于中國實業，專銷機器等大工業品於中國：是某種條件下美國帝國主義用新式侵略方法管理組織中國之工業及一般經濟時的很可能的現象）。至於五四時期美國利用中國的民族運動以反對日本，還只是這種現象的一個小小序幕罷。

　　買辦制度的發展裡，還有一個很重要的現象，不能不注意。資本主義經濟的「資本集中律」對於買辦制度並不是例外。在買辦制度方面來說，當然是統罩全中國的整個兒的鐵網：從官僚式的最高買辦，經過洋場上的巨商買辦，經過官署軍隊下之政客胥吏，經過內地的批發商，甚至小洋貨鋪的店東，經過農村中搜括原料的富農、小紳士，——帝國主義伸著如此之長的「巨靈之腕」（買辦制度）來剝削中國。但是在買辦階級方面來說，這一階級卻不包括二三等以下的小買辦（如洋行小鬼，小洋貨鋪、富農、普通商人等）。買辦階級只限于相當掌握著經濟的最高權的巨商、軍閥、大官僚、大地主。不但如此，帝國主義侵略中國的過程日益發展，買辦制度之中也就日益發生資本集中律的作用：譬如一某洋行搜括原料，最初他只能經過上海的某買辦，由這買辦找內地小城市裡的大商行（繭行等），由內地商行找鄉村中的土豪富農；隨後，這一洋行經營收買原料的方法日益改良，資金擴大，便能直接在內地自設分行，日益親自接近原料出產地；於是一方面大買辦集累資本而獨立開設自己的商行，別方面外國洋行所需用的買辦數目日益減少。這兩方面都是資本的集中及經營商業方法的現代化。因此買辦階級之中亦發生階級分化，一部分大買辦逐漸工業化，逐漸增加其「獨立性」，即集累資本日多；別部分則破產失業。這種情形，在政治上的過程和在經濟上過程是相仿佛的；所以在最近會發現軍閥之中，分裂出所謂「國民軍」或「國民革命軍」[21]出來的現象。買辦階級之中會生出民族資產階級來，顯然是這兩種原因：就是，一、帝國主義「讓步」的政略（尤其是日本）；二、買辦階級之分化——破產失業的獨立經濟之形成。於是官僚買辦階級分化成為四部：（一）公開的買辦階級（張作霖、吳佩孚[22]），（二）溫和的買辦階級（安福系），（三）買辦階級性的民族資產階級（虞洽卿等），（四）反買辦階級的農村資產階級（馮玉祥）等。

　　總之，官僚買辦階級的發生和發展，是由士紳貴族（地主）進而為買辦，再進而為官僚的銀行工業資本。官僚買辦階級的分化和崩潰，是由官僚式工業資本及銀行資本，仍舊受帝國主義的操縱支配而日益互相併吞衝突，再進而分裂出反買辦階級的民族資產階級。官僚買辦階級的前途顯然是下降的，他是日益縮小，日益暴厲，其中轉成民族資產階級的成份是很少的。這種過程並不是直線的，而且不止一次，辛亥革命已經有這種現象。

　　中國官僚買辦階級的代表，就是從袁世凱[23]、吳佩孚直到最近的張作霖之軍閥；他們在辛亥革命後，經過極複雜的分化互鬥的過程而日益衰落崩敗。

　　[13]張作霖，見本卷第41頁注⑧。

　　[14]張謇，見本卷第272頁注327。

　　[15]潘複（1883—1936），字馨航。山東濟寧人。曾任全國水利局副總裁，北京政府財政次長、總長，交通總長等職。1927年6月20日起任安國軍政府內閣總理兼交通總長。

　　[16]曹錕兄弟，指直系首領曹錕及其弟直隸省長曹銳、師長曹瑛等。

　　[17]交通系、政學系、研究系，見本卷第287頁注17、18、第73頁注20。

　　[18]安福系，見本卷第124頁注⑥。

　　[19]段祺瑞政府、許世英，見本卷第40、43頁注③、22。

　　[20]虞洽卿，見本卷第47頁注62。

　　[21]國民革命軍，見本卷第64頁注18。

　　[22]吳佩孚，見本卷第41頁注⑧。

　　[23]袁世凱，見本卷第323頁注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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