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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席會議上的發言記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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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國共產黨中央執行委員會專門委員會、中國共產黨中央執行委員會代表團和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遠東局調查團(1)聯席會議上的發言記錄(一九二六年八月二十日,廣州) (「文學家」、阿莫索夫 (2) 和我們一位同志參加的) 「專門委員會」會議 阿莫索夫主持 日程 1.中央委員會代表的正式報告。 2.兩黨聯席會議。 3.關於國民黨問題(包括佔領武昌後我們的策略問題)。 中央委員會報告 「文學家」:我代表中央委員會做正式報告。我們到這裡來,是為了恢復迄今還沒有工作的「專門委員會」。我們幾個人在這裡要解決兩黨聯席會議的政治方針問題。我們走後「專門委員會」即行取消。其權限交予「英國人」。(3)這裡將有一名中央委員會的委員,其權限與中央委員會駐北京的委員一樣。 「英國人」建議另會討論「專門委員會」的問題,現在先看迫切問題。 兩黨聯席會議 阿莫索夫:有三件事1.國民黨提出的日程;2.我們提出的日程;3.聯席會議的目的;4.我們這一方的代表。我們要預先同國民黨會晤,商定會議地點、時間和開幕式等事宜。 「英國人」:聯席會議的提起乃因在3月20日和5月15日期間有人對共產黨人頗有嘖言,應當設一個出氣口。那時應當給人造成一種印象,覺得國共間的衝突可以通過兩黨的會議予以解決。但是,儘管我們做出了讓步,此事能否辦成,仍然存有懷疑。開會的想法是早就有的了,還是孫中山在世時,因右派的不滿就想開會,不過當時是想請莫斯科——共產國際參加。「國際聯絡委員會」——莫斯科應該來解決衝突。(4)我們在5月15日前就提出這個想法以避免其他讓步,可是沒有辦成。他們得寸進尺,但也不放棄這一條。從那時候起局勢開始改變,起初緩慢,後來就激烈了。第一次是在5月15日之後,由蔣介石發難,他聲稱自己鬧不明白兩個黨怎麼可能在軍隊內在黃埔軍校內共事。「要是那樣我就不要總司令這個頭銜」。關於總的問題他還能夠心平氣和地談論一番,也說到要建立一個黨來取代兩個黨。可說到軍隊他就露崢嶸了。你們都知道關於他那三個方案,(5)他關於分歧及其解決辦法的事:共產黨人退出黃埔軍校,退出國民黨。我們想拖延到兩黨聯席會議,可是蔣介石把問題以通牒的方式提了出來,作為他就任總司令的條件。共產黨人退出黃埔軍校的國民黨組織後,左派積極起來了,擔負起了保護左派國民黨的職責。別人不能指責他們為共產黨效力。「沒人可指望了」。黃埔軍校左派的成長不能僅僅用現有的許多原因予以解釋。我沒聽到基層有任何人對共產黨不滿。相反基層對共產黨的態度好轉了。廣東省選舉學生代表執行委員會的事件就是一個例子,(6)這次爭執在基層就解決了,沒有人要求開兩黨聯席會議。即使陳獨秀那篇文章(7)也沒有引出這樣的要求。全國學生代表大會理事會的選舉也出現同樣情況。這樣看來從蔣介石方面說沒有任何人提出召開聯席會議的要求,特別是在第二時期。中派對召開這樣的會解決衝突並不感興趣,因為他們如果提出衝突一事,其解決結果也是反蔣——那我們就會不滿。至於另外那部分我們稱之為左派的人,在謝爾蓋(8)來到之前我沒有聽到他們提出這類要求。現在已經真相大白了:是「學者」(9)要求這樣做。如果他們是一夥的,那如何解釋他們的心事呢。鑒於將有大事發生,左派想同我們達成共識。但是,他們不可能通過聯席會達到目的。有蔣介石的「耳目」(10)在,他們不可能暢所欲言,而只能打官腔。左派想讓汪精衛在黨內複職,可是從內部又無所作為,只能在會外活動。你們來了他們可能會高興,可是不高興開正式會議。聯席會議對他們有什麼用處?他們可能正在收集意見,想提到聯席會議上,以減少我們的名額,以完成5月15日未竟之事,爭取改變共產黨的路線。還會出現另外一種情況:左派近來總想讓我們挑頭反蔣,而到聯席會議上我們將和「三二〇事件」的發難者較量。 謝爾蓋:也許該請「英國人」做結論了。 「英國人」:我們先聽一聽地方上的情況補充。 蘇(11):「學者」給我寫了一封十分禮貌的信請我參加會議。他說了罷工的情況。「學者」說,如果政府是另外一個政府,如果中央委員會是另外一個中央委員會,那麼在尋找工作一事上會有許許多多的事可做。 阿莫索夫:劉(12)來上海說有幾個縣向中央委員會告共產黨人的狀,可書記處把這些狀紙轉到省委,勾去對共產黨人的指控,只剩下「個別國民黨人」了。要麼他們現在想避免磨擦和衝突,要麼不想攤牌,備日後進行突然襲擊。如果情報屬實,那就說明反共活動在一些縣裡已經開始了。上海右派的中央委員會就聯席會議事發行了一個小冊子,(13):「這是日本和中國開會還是英國和中國開會,委員會內有四個國民黨員加三個共產黨員,加上顧孟餘,加上共產國際代表,——五個『英國人』對四個中國人。那何必還說什麼最高委員會對中國擁有『主權』。蔣介石把國民黨賣了」。 「文學家」:我們找過張靜江,他(一反常態)誇誇其談,表忠心,想說明他是元首。說到共同的目標,他認為革命可以很快完成:用兩年推翻軍閥,用十年達到共產主義,比蘇聯還快。但是主要障礙在於,一個目標,兩黨並存。他也說了共產黨必須支持國民黨,說到馮玉祥。我們的印象是:他想保證讓我們支持反馮鬥爭。 阿莫索夫:中派不願意開這個會,怕受人埋怨,對他們不利,可是右派在上海的小冊子卻使他們的處境更加惡化。也許他們怕開會時同我們的關係緊張起來,因他們需要我們的幫助。蔣介石聲稱(這一點是我們聽李說的),他目前要提出兩黨合併的問題。他們希望贏得時間,而當前則希望消滅我們。有三個情況1)兩黨合併——予以否定;2)靠談判緩和局勢——也辦不到;3)通過開會來領導國民黨——同樣是烏托邦。我們有兩條出路:要麼在會上揭露國民黨不為群眾做任何事,並鞏固我們的陣地;要麼和左派一道反對中派。 張太雷:即便陳獨秀的文章發表後,也沒有任何人提出兩黨聯席會議的事。有一次廖仲愷(14)提出這個問題,但沒有得到支持。張靜江想讓共產黨人在中國國民革命時期放棄奪取中國領導權的鬥爭,待打下北京,國民革命就結束了。但張知道開一次會是達不到這個目的的,所以誰對這種會議也沒有興趣。群眾對共產主義並不抱敵意。一些縣份裡之所以怨聲四起,原因在於左派國民黨反對那些叫囂「反共」的地方官。(15) 「英國人」:我的結論和建議1)就下述三事在開會前同左派們簽定一個長期協定(當然是有可能的話)A.籌備國民黨非常代表大會的辦法;B.關於中央委員會的人選;C.為大會進行預備性鼓動的綱領;D.代表大會的地點;E.如何實際地(而不是在顧孟餘的書房裡)建立國民黨左派的領導。前四項是全國性的,第五項是專門在廣東做的:這裡有群眾,他們日益左傾,應如何領導他們。把開會的事談妥,但工作的進行要依次按一個個小問題進行,以便不亮出底牌。小事上可以讓步,主要是應同左派達成默契,會議本身——無關緊要。 謝爾蓋:有三個問題:1)這裡誰是左派?2)我們目前能夠就反對右派的鬥爭同中派達成默契嗎?3)這個默契就是沿著推翻蔣介石政權的路線展開的。這可保不了密。如果就這些問題達成默契,那麼會議本身就無所謂了,光說些雞毛蒜皮的事就行了。還有另外一個方案:向左派國民黨做一段時間的工作後,再同他們簽署協定,可使他們同群眾建立聯繫。我們可以不告訴他們協定的事,不向他們提出這個問題,也不向中派宣戰。屆時兩黨聯席會議就更加重要,到開會時我們既要同左派也要同中派周旋。 「文學家」:許多人彙報了情況。總的結論是:中派不想開會。關於左派和他們的態度我還說不準。他們分兩派:顧孟餘一派,其他人一派。顧孟餘還不是代表人物,他想同共產黨人妥協以便讓汪精衛複位,但他要求我們事先做出讓步。他想開會是要向蔣介石表忠心並要求他也讓步。其他的左派反對開會,因為他們已經習慣同我們共事。他們有點驚慌:不是有群眾嗎,群眾日益左傾嗎。所以首要的是明確我們的方針,同左派舉行會商的內容是反蔣鬥爭(這已經決定了)。 「英國人」:如果「學者」能代表所有的左派,我建議同他單獨商量,或者再找一個什麼人(如甘乃光)。 「英國人」:同左派達成默契並非意味著反對中派,尤其不意味著向中派宣戰。我們能夠一方面同中派鬥爭,另一方面當前又可把蔣介石分出來不把矛頭指向他呢?如果這就意味著反蔣,那麼我反對向中派這樣宣戰。同左派的協定將使我們在工作過程中做到對中派不宣而戰。同左派不能泛泛談協定和相互關係,而應談具體問題:關於召開代表大會,關於中央委員會等等。這樣做的結果就是對中派的打擊。這是否也意味著對蔣介石的打擊呢?那就取決於他本人了。未來左派將把淨化了的孫文主義學會分子奉獻給我們。同左派聯合工作的領導不應在廣州而應從上海實施。 謝爾蓋:兩黨聯席會議不會有什麼單獨的作用,它僅僅是同中派周旋的手腕,同左派接近的手腕。問題的要害還是對蔣介石的態度,因為左派(我不是非常瞭解情況)會首當其衝地提出推翻蔣介石和推翻黨內軍事獨裁的問題。他們無疑主張推翻蔣介石,可是我和「英國人」卻不贊成他們的意見。我們是不是比左派還右一些——這我不知道。 「英國人」:如果左派問起我們,我們就說:根本談不上什麼推翻蔣介石的問題。我們主張讓左派在國民黨內掌權。這由代表大會決定。我不知道蔣介石是否會聯合左派的中央委員會。在擬定中央委員會的名單時,如果他們不提名蔣介石,我們就提,但這不妨礙我們到代表大會上必要時把他撤下來,那我們還會是多數。 阿莫索夫同意「英國人」的看法。 (譯自俄羅斯科學院季塔連科博士與德國柏林自由大學羅梅君博士合編的《聯共(布)共產國際與中國》1996年版第2卷上冊第345—350頁) 列數點,請會議注意 八月二十日瞿秋白發言之概要 一、現代一切社會理想之派別,決不在於所謂最高目的,而在於進行之步驟。總理言民生主義包括共產主義,足見本黨認民生主義與共產主義並非相等。請言其異點如下: 國民黨主義——先行訓政制(革命獨裁),以成就國家社會主義(民生主義)而「陰消」正在發生之私人資本主義。共產黨主義——先行無產階級獨裁制,以無產階級的國家資本主義(新經濟政策)漸次「撲滅」已發現之私人資本主義。 二、共產派加入本党,現時並未拋棄其無產階級獨裁之主張;然既加入本黨,即足以表示其贊成試行之民生主義之平均地權、節制資本,能否因此實現各盡所能各取所需之社會,則為將來之問題。如其能也,則階級獨裁制之「墮胎藥」當然可以不用,蓋民生主義之「消胎藥」已發生效力,無胎可墮矣。如其不能,則墮胎藥仍非用不可。(至於改良派之所謂社會主義,恰好是資本主義之「安胎藥」,不但非共產黨所能贊成,且亦為國民黨,如汪精衛諸先生等所力辟)。共產派之加入國民黨蓋非放棄其無產獨裁制,乃僅保留之耳。本黨內之共產派固未嘗主張現時中國即須實行無產階級獨裁制,卻為主張國民革命之最急進者,然其思想上的研究,則仍保存其無產階級獨裁之學說。因此,共產派一方面加入國民黨,一方面仍獨立自成一黨。 三、共產派之獨立政黨,共產黨,代表無產階級之特別利益,其政黨的活動當然注重在此,然今日中國國民革命運動之中無產階級運動亦其最主要之一部分。國民黨與共產黨各自獨立運動,無意之中亦必互相輔助;有意的結合便為共產派加入國民黨。故共產黨員之兼國民黨員者(跨黨),其行動分兩方面,例如:(一)以國民黨員之資格向一般國民(農工亦在其內)宣傳國民當參加國民革命;(二)以共產黨員之資格向農工宣傳勞動階級當參加國民革命。前一例之宣傳無階級性質,後一例則有階級性質。農工之階級覺悟蓋為引其參加國民革命之必要條件。共產黨之獨立運動不但不與國民黨運動相衝突,且大有輔助於國民黨。因此,共產派既有加入國民黨之必要,又有獨立自組一階級政黨之必要。 四、政治策略上共產黨與國民黨同為革命的政黨,在民族主義上共同反抗帝國主義及其工具之軍閥;且在民權主義上現時同主張革命獨裁制(訓政與以党治國),並不幻想全民政治之突然湧現;在民生主義上現時同主張節制資本、平均地權,並非調和階級鬥爭,乃在自然的階級鬥爭中輔助勞動界而節制資本家。至於將來國民黨或從民族主義退而至於帝國主義,從革命的各階級之獨裁制退而至於資產階級獨裁,從節制資本退而至於放縱資本主義(所謂天賦人權說之歐美式民治派)或醫治資本主義(改良派);或則從民族主義進於世界主義,從各革命階級之獨裁進於無產階級獨裁,從節制資本進於消滅資本主義。——此則皆為將來之事。歷史當有以示吾人也。然現時正在發生之中國資本主義尚未「陰消」,中國無產階級尚確然存在,國民黨與共產黨亦並存於中國。同時兩黨應付此現時社會之策略與兩黨之革命對象則確然相同。故一方面宜合,合則革命力雄厚;別方面共產黨宜獨立,獨立則無產階級之特殊利益,得于普通之國民利益外,有所特別表見及行動。將來三民主義之實現苟能「陰消」資本主義至於淨盡,即消滅一切階級,則不但無所用其共產黨之組織,且已成「全民社會」而無所用其「政治」矣。(附注)——監察委員會報告書中之證據(團刊及青年團第二次大會宣言書)上之文句往往為反對共產派所斷章取義,自作解釋以入人罪。如原為「阻止其集全力于軍事行為而忽視對於民眾之政治宣傳」,則解作阻止軍事行動。試問無軍事行為則尚成何革命,共產派之慎大約不到於此。再則原為「阻止國民黨在政治運動上妥協的傾向和在勞動運動上改良的傾向」,則解作「阻止國民黨與奉浙結軍事同盟,阻止國民黨改良勞動。」所謂妥協乃拋棄主義之謂,何得如此解釋;果若此,則社會主義國家與法西斯蒂國家訂立一平等外交上之互認條約以求經濟上的接觸亦為妥協矣,豈有是理乎。社會主義中之所謂改良派其意義已如上述;豈有無產階級之政黨而反為對勞動條件之改善者——故知改良與改良派當嚴加辨別也。至於共產派欲「使國民黨與蘇俄接近」,則總理對於新聞記者之談話,及中央對於中俄協定之宣言具在,何以此等黨員尚能以此為口實而入共產黨之罪。 故共產黨之獨立,共產黨之異於本黨並非由於策略問題;革命與否,妥協與否,乃國民黨員之能否真正服從三民主義之革命原則與否之問題,而非共產派與否之問題也。若國民黨中另有一部分以為國民黨不應反對帝國主義,且已退於資產階級獨裁制,已取放縱資本之主義而甘心為改良派,則亦難怪共產派以國民黨員之資格而有所規箴,更難怪其在決定加入以前有此等過慮矣。凡此一切,皆為理論上或政策上之問題。 五、實際問題上則所謂黨團作用(一致行動)之猶疑實為此次惹起糾紛之端。實則既准跨黨便不能無黨團之嫌疑。國民黨外既有一共產黨存在,則國民黨內便不能使共產派無一致行動,況既謂之派,思想言動必有相類之處;既有黨外之黨,則其一致行動更無可疑,何待團刊等之發現乎。故吾人只能問此一致行動是否有利於革命及黨,不能以一致行動便為破壞國民黨之證據。若其行動有違反宣言及章程之處,則彼輩既以個人資格加入本黨盡可視為本党黨員,不論其仍屬共產派與否,概以本黨之紀律治之。否則只有取消跨黨之決議。至於共產黨吸取階級覺悟的左派分子,則更為當然之事。今日唯有階級覺悟之農工方能積極贊助國民革命,同時既有階級覺悟,便自然加入階級的政黨;此階級的政黨既受國民黨之正式承認,其吸收此等分子又何足為破壞國民黨之證據。若此次會議議決「分立」,方可謂共產之發展足以侵蝕國民。若不分立,則共產黨之發展即系國民黨中一部分之發展,何用疑忌。 六、最後,則為革命進展問題。自辛亥以來純粹排滿的民族主義之社會力量日漸減少消散,而國民黨之政權亦自全國的漸被逼而至於今日之廣州革命政府——一切排滿外人,向日利於中國之脫離「中世紀」以便於其資本主義之侵略(吸取原料等)者,今已必不再繼續接濟中國革命政府,且自革命初成即早已抱定協助反動軍閥如袁世凱等之政策;買辦階級,向日代表外人利益而願同國民黨反對滿清者,今亦隨之而退,倒戈反噬;其他小農小工小商,既失其排滿之對象,固無階級覺悟,故只知國民黨有軍事行動足以害其「安居」「樂業」不肯參加國民革命。因此廣州市買辦階級助帝國主義陰謀推翻革命政府,妄想設立商人政府(買辦政府);陳炯明吳佩孚又從別一方面受外人之間接指使負軍閥之「歷史使命」日謀進寇。國民黨若不另覓一道路,——於反抗北洋外,更加以反抗帝國主義,以此恢復民權主義之精神,——則革命必且失敗。此另一道路,即恢復民權主義精神之道路恰在於輔助勞農階級,先從彼等之實際利益入手,方能導之於民權主義及民族主義(正如張溥泉先生五月一日在上海大學之演說:「中國為列強之勞動國,列強為中國之資本國」,故工人農民若不反對列強及軍閥則已,一反對列強及軍閥即為階級鬥爭。苟無此種覺悟,則必不能進而為民族主義及民權主義奮鬥也。)此階級利益之代表者即為共產黨。本党苟能容納共產派,即迎受新興的反帝國主義之社會力量則本黨之革命又重新開始,而發展之前途未可限量。無階級覺悟者固常詆毀共產黨,破壞共產黨,然其效功國民黨。革命之成績可於事實上見之,於其能否與勞農群眾有密切關係見之,不在其僭稱代表全廠工人或全路工人也。共產派之急進的反帝國主義主張乃是國民黨黨員之天責,並非欲赤化國民黨。今若實行分裂,排斥共產派無非令國民黨反帝國主義之力量減少,帝國主義者實感謝之不勝也。 七、再則此次糾紛之中又有所謂感情問題,然以忠於革命,日謀所以發展革命者即為國民黨內一部分人所「深惡痛絕」(見護黨特刊),此等情感不知其為革命的情感抑反革命的情感也。至於共產派之文字,往往有不馴雅之辭,致傷其他同志之情感,因而疑其無誠意,此則適足以見其為治於人之小人,殊無君子之度,共產派於此誠不能辭其咎,吾黨中央全體會議當有以告誡之也。 附注: 凡有括弧之處,大致為當時所未及說明而為寫此聲明書時所加入者。 (1)指遠東局為調查中共廣州區委的工作情況特別是「三二〇事件」前後的情況而組成的調查團,由魏金斯基率領該局成員在廣州停留約兩個星期。 (2)即瞿秋白和張國燾。 (3)即鮑羅庭。 (4)李雲漢:《從容共到清黨》第1卷,第327—328頁。 (5)指1926年6月7日關於黃埔軍校內共產黨員問題的建議。 (6)事件詳情待查。 (7)即陳獨秀發表于《嚮導週報》161期上的《論國民政府之北伐》一文。 (8)即魏金斯基。 (9)指顧孟餘。 (10)指張靜江。 (11)可能是蘇兆征。 (12)指劉少奇。 (13)小冊子名稱不詳。 (14)原文如此。可能當為廖仲愷的遺孀何香凝。 (15)此句原文直譯為:乃由左派國民黨之間的反對地方官的鬥爭引起,後者總在叫囂「反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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