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達書庫 > 瞿秋白 > 瞿秋白文集⑧ | 上頁 下頁 |
社會之社會化(1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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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此,都要完全革命,而現在時代還在盡做的那些不必要的工作,也都告結束了。有製備食物的中央機關,家庭裡的廚房可以不要了,更因為有中央發熱機、中央發光機,一切暖爐、燈盞,以及別種發光器都可以不要了。有冷熱水管,各人自己可以自由洗澡、洗臉,用不著別人幫助。有中央洗衣處、中央晾衣場,可以洗衣晾衣;收拾棉夾衣服地氈等,都可以由中央機關去辦。捷克就有一種洗地氈機,能在極短的時間內完成自己的工作,成績真可驚異,可以超過婦女賽會。有自司啟閉的電門。用電力送信送報於各層樓上;有電力升降機,可以不必用梯子。屋內的陳設,地板、牆、家具,都要製造得很容易擦淨,不藏灰塵及微生蟲。各種廢物、污水,要有一種特別方法搬出住宅。在美國,在歐洲有些城裡,譬如在丘黎克(Zürich)就有這種舒服房屋,裡面住的都是大財主——別種人就嫌太貴——全家都很便當的。 我們又有一個證據了,資產階級社會有方法起家庭生活的革命,然而只是為少數人的。然而一旦家庭生活,照著上述的方法,根本改革,可以取消僕役,所謂僕役,實是「放肆的紳士先生的奴隸」。而所謂貴夫人也可以取消了。「無僕役就沒有文化」,這是脫萊茨基(Treitschke)昏亂的滑稽論調。他竟不能想像無僕役的社會,也和亞裡士多德不能想像「無奴隸」一樣。真可怪,脫萊茨基竟看著僕役是「我們文化的維持者」。脫萊茨基,也和黎克德一樣,看著刷衣刷鞋非常之困難,他們以為這不是人人能做的事情。其實,就在現在時代,也有十分之九,是自己做這些事的,或者老婆替丈夫刷,或者兒女替家裡人刷;可以說,現在有十分之九能做,其餘的十分之一也就可以做得來的。然而還有一個結論。就是,為什麼在將來社會裡,這些事情不能使男女青年去做呢?勞動不是什麼羞恥事,即使你以刷靴為職業,也不打緊,這種事已經不止一個人知道,我們許多避債赴美的高貴軍官,在美國當守門卒或者刷靴役的很多。黎克德散佈的小冊子,竟有叫做「國務總理之社會主義的帝國」的,竭力貶抑刷靴的事情,說是,因為刷靴之故,「社會主義的將來國家」都要敗滅了。 「國務總理之社會主義的帝國」,反對自己刷靴,這實在是他的敗亡呢。 反對社會主義者,震懾於「將來國家」的理想,而暴露出這種憚於批評社會主義的證據。黎克德還不止這一件事煩悶呢,有一個在紐令堡的他們一黨人,在他發過那本小冊子之後不久,偏偏發明了一種刷靴機器,捷克全世界展覽會上,又陳列著一部電力刷靴機器,那部機器很合實用。所以,反對社會主義的黎克德及脫萊茨基所不承認那種理想,居然成為事實,況且,還竟在資產階級社會裡發明了。 革命的改造,根本變更一切生活狀況,特別要變更那婦女的地位,現在已經有動機了,我們可以看得見。這不過是時間上的問題,苟能促進或越過社會改革的歷程,就能使社會取得那一種改造,改造之後,必定能使人人——無所不包——都有能力去參預享受那無量數各方面的利益。 注釋 (1)譯文原載1920年12月至1921年3月《改造》第3卷第4至7期。 (2)白魯梅(Brumaire),法國帝政後,拿破崙從埃及返國,恢復政權的那一天叫做白魯梅(意即dix-hult18),即共和八年十一月九日。 (3)穆勒[12](John Stuart Mill,1806—1873)說:「由經驗可以看出,競爭力引起極大的努力,就因為要人家誇獎讚歎的緣故,這是到處都有益的,只要是在大家公開、竭力想互相超勝的地方競爭,即使那種競爭的東西是空泛的無益於公眾的。競爭有社會的意義更好,可以顯出那種競爭不是社會黨所反對的。」——穆勒《經濟學》。每一連合,每一同目的者的集會,真能有高尚趨向的多量規範,他的成功不在物質上,而只在精神上。加入競爭,自然就引起尊榮心的趨向,為公共事業的利益而改善。這一種尊榮心卻是好的,他能為公共幸福,而且在此處他個人也能得著滿意。然而假使有一種尊榮心,能為全體之害,或者因有這種尊榮心而想掠奪別人的勞動,來自己享福,因而見之於事實(那是沒有社會的意義的),這一種尊榮心(虛榮心)就是有害的,因當反對它。 (4)都蘭(Von Tunen)所著《絕國》(「Der isolirte Staat」,Rostok)中說:「相反的利益有一個原因,因為利害的衝突不能免去,無產階級與有產階級就永久不能妥協。不但是指導工作的安寧,而且靠著工廠生產的發明,建築馬路鐵路,建立新的商業關係,並國民的收入也一天高似一天。然而在我們現代社會的秩序之下,這全不關及于工人;他的境遇無所變更,而全收入的增加卻完全歸於資本家的企業家及地主。」這些情形,簡直是格來史頓[13](Gladstone,1809—1898)一八六四年在英國議會發表的言論的正面的意思,他說:「(英國近二十年來)收入及權力之暴漲的增進,簡直絕對的為統治階級所限制住了。」都蘭又在他那部書裡,二百零七頁上,說道:「罪惡全是由於強使工人與他自己的生產品分離,而生出來的。」(因為工人沒有能得勞動的全收,不能感受興趣及利益,所以有罪惡發生。) 墨雷(Morley)所著《立法之原理》(Prinzipien der Gesetzgebung)中說:「私有制使我們分為兩個階級:富人的及窮人的階級。第一個,愛自己的財產,可是他們又不願意去保衛國家;第二個卻不一定愛國,因為祖國只使他們困窮。然而共產制下,人人都愛國,因為因共產而人人能得生命及幸福。」 (5)穆勒於《經濟學》中評量共產主義利害,說:「為使意見一致(社會利益那時就是個人利益),更沒有比共產主義的組合再好的了。一切精神上的尊榮心,以及物質上精神上的行動,現在都疲憊於個人自己的利益上,將來又要另換一種現象,大家趨於社會的公共幸福。」 (6)黎克多(Eugenie Richter)對於這件事怎麼說呢?他著的《誤解》中,譏笑我們減少工作時間的意義,譏笑我們所說,工作進程之高深、技術的組織以及責任之公共勞動,能有效果。他竭力貶損大工業的生產方法,反說小工業的意義可以確定擴充,而生產的必要擴大幾乎是不能達到的。社會主義之建設是不可能的,這些現存制的保護者必得壓迫他們,使他們對於自己在社會組織中的優越地位失去以前的信用。 (7)《評論季報》(Quarter by Reviewer)云:「資本免去一切爭論;他有膽小的性質。這是對的,而不完全對。資本因無增殖而起恐慌,或者因所增殖者極少,只是空性。有適合的增殖,資本仍是膽大的。有10%可靠的增殖,資本已是極易周轉;有20%——資本即易活動;50%——極其膽大;100%——足以蹂躪一切人類的法律;300%——即使投機致於絞刑場上也不犯罪。爭論如能增加增殖,資本還是要維持他們的。」 (8)Die Energie der Arbeit und die Anwendung des elektrischen Stroms,Von Fr.Kohlrausch,Leipzig,1900. (9)「英國及多數國度裡,事實上,大多數的工人很少能自由挑選自己的職業及住所,大概要聽從規定的章程規律及別人的『意志』,有這大束縛,實際上簡直就是奴隸」。——穆勒《經濟學》(John Stuart Mill,Politic Economy)。 (10)一法國工人從聖法蘭希哥(San-Francisco)寫信回家,說:「我再也想不到,我居然能在加利福尼[18](Californiea)做那些技藝。我自己深信,除印刷業以外,我什麼都不相宜。……可是在這樣奇異無定的社會裡,換職業比換汗衫還換得快;我每走到一處就和在別處一樣的做起來。因為在礦山裡工作,獲利太少,不夠用,我就走到城裡,在城裡漸漸的竟做了印刷工人、瓦匠、抹錫匠等等。經過這一次經驗,到各種工作上都去試一試,我自己竟似乎覺著,我一小部分是蝸牛,一大部分是人呢。」[19]——馬克思《資本論》(Karl Marx,Kapital TomeⅠ.) (11)文西[21](Leonard de Vinci)可以做我們的例證明人能得良好條件的發展。他是畫家,又是著名的雕刻師、建築學家、工程師,超等的築城學家、音樂家、詩人。周利尼(Benwenuto Tchelliny)是著名的寶石工人,又是超等塑像師、雕刻師,有名築城學家,良好的軍士、音樂家,林肯(Abraham Lincoln)是樵夫、農夫,商店學徒、管賬的,律師,末了做美國總統。可以不必張大其辭,人類的大多數都是一次被迫而去做一種與他性情不適合的職業,因為他所走的那條路不自他的自由意志,而為外部環境的強制力所迫,不容易更換。也許不好的教授正是一個很好的靴匠,而同時一個靴匠卻剛剛是一個很好很好的教授。 (12)貨幣制度及交易方法均鬚根本改造。 (13)應當立一永久條件:就是一切生產都以最高的技術程度組織,並且全體工作,那麼,有些時候還顯得三小時工作時間很長。漚文[22](Owen)是大工廠家,可以算得熟悉情形的人,他在十九世紀初期,已經擬定二小時工作時間就夠了。 (14)任何東西都不必要很多的社會工作,起先所建立本來是迂回的道路;每天的經驗就很可以看得出來平均要多少。社會裡很容易計算出來蒸汽機,一百利脫(litres)小麥最後的收穫,一百平方密達特定質料的呢布,必須多少工作時間。社會裡,生產中的工作數量,工作對於他的數量絕對的可以知道於有關係的、動搖的、不足的,按以前的必要,不能免的限度,以及在第三生產品方面所取得的自然的、恰當的、絕對的限度之外,就是時間……社會所擬定的生產計劃,必關係於生產資本,第一須系屬此的就是工作力。各種東西的有重要利益,有關係於製造他們所必須的時間的重要數量,以確定最終計劃。人類於此可以很簡單的過去,不容有注明「價格」的干涉擾亂。(Fr.Engels,Herrn Eugen Dührings Umwälzung der Wissenschaft.J.H.W.Dietz,Stuttgart.) (15)金錢卻不能兌換,因為他已經隨著工作生產的貨物性質同時消滅廢除了;在新社會裡,金錢只是贅疣罷了。黎克多氏(Eugenie Richter)聽見說,社會主義的社會裡廢除金錢,非常驚駭,特意在他所著的《誤解》另立一章論列此事。他不能領會得既有紙制、金制或鐵制的工作時間證券,功用相同,沒有差異之點。他說:「自現代社會的魔王(喻錢),仍帶著金幣制,亦可以變成社會民主的(socialdemocratique)國家,因為金子有他自身獨立的價格,容易保存,所以,金塊所有權,即以便於價格的積聚,便於勞動責任的專賣,更便於借款利息的計算。」即不論黎克多氏如何固執著,觀察不明了,不知道這兒所說始終是社會主義社會,而不是社會民主的國家;他只能以為讀者都是大傻子不懂得,而與讀者以類似的鐵片,來代替我們的金子。黎克多氏畢竟離不了資本主義的見解,自然,他不能懂得:「沒有資本,沒有貨物的地方,當然不能有所謂金錢;沒有資本,沒有金錢的地方,更無所謂利息。」黎克多資本主義的見解至於如此之深,竟不能想像到沒有資本的世界是怎麼樣的樣子。我們須知道,社會主義的社會裡,假使有人能保存他自己的工作金證券,或竟用工作證券供給別人而收受他的利錢,那時,其餘的人大家都要佔有他所供獻出來的東西及他所賴以生活的東西了。 (工作證券與金錢的功用相同,一樣是兌取需要品的代表物,做貨物交換的代表;然而工作證券的數量當與他的工作時間相當,而金錢的數量就不一定與工作時間有絕對不可分離的關係。假使有人要藏起工作證券來不用,他必得多做工;假使有人以工作證券付利息,他也必得多做工作。) (16)黑爾甫屈[23](Helvétius,1715—1771)《論人類與教育》說:「所有真實的人,於同一理性上本來是相近的,而教育、法律及環境使他們相異。真實的個人利益與公共的或社會的利益也是一致的。」黑爾甫屈所說於大多數人是對的,人類中只是以各種職業的不同而遂相異罷了。 (17)穆勒《經濟學》:「假使要在共產主義與他的僥倖幸福之間及現代社會情狀與他的痛苦、非正義之間,施以選擇;假使私有財產制有必然的結果,分配勞動的生產品,像我們現在的樣子,簡直是工作的反面關係——使最大部分竟不作工,更甚至於所謂工作都是名義上的等等,而且報酬按著勞動的程度遞減,勞動愈困難愈無興味,報酬反而愈少,以致最易使人疲乏脆弱的勞動,竟不能以作工而得滿足生活上最必需的需要;假使我們說起,於此二者之間擇取其一:是以上所說的,或者是共產主義;那麼,一切反對共產主義的論調,真沒有毫黍輕重的不同於其間。」穆勒更竭力改正、辯解,資產階級化的世界。他徒勞而無功。他和那些深思遠慮的人一樣,明知事物的情理,已經成了社會主義者了,可是他又不敢在生前承認,只想死後公佈他的自傳,使人知道他已經含有社會主義的信仰。達爾文與他也是一樣,達爾文在生前不肯自己表白是一個無神論者。這樣類似的趣劇,資產階級的社會迫脅著幾千人呢。資產階級假裝些忠信,宗教信仰權力,因為對於這些所謂「道德」都能承認的人,他們就能服從統治階級,而後統治階級的地位始得安穩;而實在呢,統治階級心上,正看著他們好笑呢。(勞工階級被那虛偽的道德宗教,哄著給統治階級做牛馬,真可憐呵!) (18)學問能助長進步也能助長愚昧,兩者相同。——波克羅(Bokloy)《英國文明史》。 (19)當土地公有制還有統治力的時候,而土地的掠奪已經大盛,那時神甫、教皇、主教也不能自持,常常傳道演說共產制的教義。十九世紀的《謬論表》(Syllabus)、《法皇回章》(Encycligue),還是除這論調以外,不知道別的;而後來羅馬教皇變成了資產階級社會的治下,於是反出來反對社會黨,好像是他的最熱烈的反對黨似的。主教克祿門第一(Clement Ⅰ,死於一〇二年)說:「一切東西的享有,在這世界內,應當是公有的。假使這樣說:這是我的所有權,這是屬我的,那是屬他的,是不對的。人類間的不和就是因此而起的。」主教昂勃滑思(Ambroise de Milan,生於三七四年)說:「宇宙以一切幸福與一切人;上帝造一切東西是供大家公共快樂的,所以土地也是公有的。所以,宇宙創造公有之權,私有權只是不正義的僭竊者所創造的。」聖約翰(S.Jean,死於四〇七年)發表他的說教書,攻擊君士但丁人的不道德作亂,他說:「無論誰,不能說某件東西是他所有的;我們大家受上帝賜大家享用。我的,你的——就是胡說!」聖奧古士丁(S.Augustin,死於四三〇年)也曾發表意見:「因為個人私有權存在,所以就有審判、仇讎、爭論、戰爭、叛逆、罪惡、不正義、殺戮等事存在。」「哪裡發生這些罪惡出來呢?唯一的來源是私有制。兄弟們呵,我們留心預防著,佔有一件東西,說這是所有權,或者甚至於執取愛戀他。」教皇格劉槐(Grégoire le Grande,四世紀)說:「你們應當知道什麼是土地,土地裡是你們所從出的,你們身體是用他做成的,顯然是大家公共的,所以土地中所出果實也是應當屬大家,無所分別。」有名的主教伯須歐(Bossuet,死於一七〇四年)所著的《聖經之政治》中說:「沒有政府,土地及土地所貢獻的一切幸福,屬人類全體,像光和空氣一樣,依宇宙間的第一原理,就沒有一個人能對於某件東西有特權。一切東西都屬一切人;從資產階級的政府裡,才有所謂私有制(所有權)出來。」要使這句話的意義更真確些:因為公有制成了私有制,於是我們就有那資產階級的政府來保護他。現代人沙海利歐(Saherlé)著書名《論國家四十書》,有說:「一切苦痛,各文明民族所受的,能引他們分裂,成為土地私有制,好像他們的理由似的。」凡是有名人物,都能懂得這個意義,不過或多或少罷了;現存的私有制,的確像聖奧古士丁所說,足以使世界上生許多事,仇讎、爭論、戰爭、叛逆、不正義、殺戮那些惡事——所有制消滅,那些惡亦消滅。 (20)據「捷克全世界展覽會」的公式報告說:「依園藝上的水流澆灌法,為這個目的設立水利公司,使我們能在沙漠中創造天堂。」 (21)P.Mack,Altof Ragnit Rittmeister D.und Rittergutsbesizer,Könnigsberg 1900. (22)盧郎Dr.G.Ruhland,Die Grundprinzipien aktueller Agrarpolitik,Tübingen,1893. (23)Von Kommerzion ath Heinrich Albert,Bieberich unter Mitwirkung Von Landwirtschaftslchres Homuth Friedeneau,Berlin,1907. (24)郎遜(Nansen)曾經帶著相當數量的亞留洛納面,旅行北極。 (25)「保存及增高土地種植力有一種藥劑,假使能使用他,凡是農村經濟中所辦的一切事業,都能得著他的益處,這種藥劑就是這樣做成的:農人運一袋穀或一百磅蘿蔔、馬鈴薯之類進城,差不多合中國一石,卻運回穀實中所含的若干肥土成分。返之田中;對於一根藥草,一塊馬鈴薯皮都不應當輕忽的;他應當想著,馬鈴薯皮對於他的馬鈴薯是有用的,藥草對於他的稻穗也是有用的。這些運回的東西,人家給他,是很不重要的,然而他運回來的積貨,卻比準備金及一切不生大利息的資本都好;他的田地,能如此者十年,就可以有兩倍的收穫;他雖沒有更多穀、肉、脂臘,然而他卻不必像從前一樣辛苦工作了。他不必整天忙著,去找什麼別的新方法,來保存增高他土地的種植力了。……獸骨、獸皮、血、灰及各種排泄物,都要積聚著,預備送到田裡去。……政府及警察廳應當注意,用合宜的方法建築溝渠,以防止這些東西的拋棄。」——黎皮黑:《化學報告書》,一八六五年。 (26)「在中國,每天早晨,挑一擔出產品進城,晚上就一根竹扁擔,挑兩桶肥料回去。人人都知道,這肥料很高貴,有價值,而人人卻也每天每月每年的製造他;假使客人在別人家裡,沒有給主人以這種利益,中國人就以為大不敬的。他們以為這是款待客人的相當報酬。……植物動物所排泄的各種物質,中國人都積聚起來做肥料。……要使人知道,動物身上的排泄物(廢物)之寶貴,應當說明,中國理髮匠都積聚剃下的頭髮出賣;中國人也知道做石膏,往往為著要舊石灰做肥料,才制新爐灶呢。」——黎皮黑:《化學報告書》。 (27)「Die deutsche Landwirtschaft an derJahrhundertwende.Fostrede,gehalten an der landwirtschaftlichen Akademie am 12.Januar 1900 von Dp.Max Delbauck.」 (28)「Das Leben,seine Grundlagen und die Mittel zu seiner Entbehrung」Philadelphia und pzig,1890. (29)一九〇〇年十二月四號調查報告,德國有三十八城,居民在十萬以上。一八七一年時,不過八城。柏林在一八七一年居民約有八十二萬六千,一九〇〇年就有一百八十六萬八千人,增加兩倍有餘。許多大都市的一部分,自然而然會合並附近郊外的工業地,這種工業地居民的數目,就與全城人數不相上下;因此,大多數大都市的居民,很容易增加。從一八八五年到一九〇〇年,萊潑茨城(Leipzig)的人口從170,000—455,000,苛倫(Köln)161,000—372,000,馬岱倍爾(Miagdeberg)114,000—229,000,孟恩(Munhen)270,000—500,000,白萊思陸(Braslan)299,000—423,000,屈來史登(Dresden)246,000—340,000,法蘭福爾(Francfort-sur-lemein)154,000—288,000,漢那威(Hannower)140,000—235,000,都塞獨爾夫(Dusseldorf)115,000—218,000,紐令倍爾(Nürnberg)115,000—216,000,蓋尼茨(Chemnitz)111,000—206,000。 (30)華琴(Wagner)所著《經濟學》中說:「小農村的私人事業,是一定不易的經濟上的基礎,為最重要的居民,為不依賴的獨立的農業,為有特別性質的政治上社會上的地位及職務。」著者若不要取悅於自己的保守黨朋友,為什麼不表示不滿意于小農民的現狀,他應當承認小農民是最貧困的人。小農民的現在狀況,幾幾乎永不能達到高等的文明程度:自早至晚做極困苦的工作,他的生活,比狗還壞。他不能享用肉、雞子、油、乳,這些東西都是他製造的,他製造這些東西卻是為的別人;在現在情況之下,他決不能得著高等生活,而竟成了耕種田地的機械。誰愛退後,誰預備保守,不想進取,他才能滿意於保存這一種社會階級呢!然而人類的進步,要促成這種階級的消滅。 (31)一八五〇年,俾士麥克在愛爾福(Erfurt)聯合議會裡攻擊大都市,說是革命的爐灶,應當毀平他,他說的,誠然不錯,資產階級的社會,正在現代的無產階級裡,製造出許多燒毀他們自己墳墓的人來呢。 (32)F.Engels,「Herrn Eugen Dührings Umwälzung der Wissenschaft」,Dritte durchgeschene und vermebrte Anflage.I 301 u 302,1894. (33)Karl Marx,Zur-Kritik der Hegelschen Rechts Philosophie,Deutsch-Französische Jahrbücher,1 u 2 Lieferung,Paris,1894. (34)古代人都是如此想,譬如亞裡士多德說:「帝郎(Tiran)(古代希臘獨裁君主之稱號)應當做一個模範,表示他對於宗教非常熱心,不要使臣民覺著帝郎的行為,稍微有一點違背聖道,使他們看來,君主總是畏上帝的,敬上帝的;從別方面說來,就是使臣民不輕易企圖反對君主,因為知道君主方面有神道保佑。」——亞裡士多德:《政治書》 「君主應當佔有人類最好的天性,或者更應當表示,他是這樣佔有的;他特別應當表示透徹的崇拜性、宗教性,假使有些人領會真實的意旨,他們就都默認了;要使國家的偉業足以保護君主。不然呢,君主在這種勢力的保護之下,一旦有人要享他的權利,就容易發生反對黨。假使君主真能于各種機會裡,表示他的敬畏上帝,即使他實際上反對宗教反對信仰,他治下的群眾,也以為他是人類中相當的尊貴者。總之,君主特別應當庇護宗教文化及教堂制度。」——馬嘉維爾(Machiavel)最著名的著作:《君主論》第十八章 (35)凡是資產階級,他覺著解釋某種擾亂現象太困難,他一定歸咎于「道德」,這是可以打賭的。一八九四年秋天,新福音教士會議中,一位「自由党」議員發言,說納租稅的,方才能享有「教會聯合會」中的選舉權,這是根據道德上說的。 (36)「文化及幸福的某種程度——就是哲學思想所必要的外部條件。所以我們可以知道,哲學的開始,只在那些文化及幸福發達到很好的程度的民族裡。」——德納孟(Ténémann)Bokle副集卷一,十頁。「物質上智識上的利益,互相依託,單獨不能成立的。兩者之間的結合,就像身體與靈魂之間的一樣;分開了就要死的。」——都郎(von Tunen)《絕國》(Der isolierte Staat)。「良好的生活,對於個人,對於國家全體都是一樣的,良好的德行,必定要包圍在外界的幸福裡,然後,真正的幸福,完全優美,完全良好的幸福,才是可能的。」——亞裡士多德《政治書》。 (37)黎克德君(Engenie Richter)所著《錯誤》一書中,常常說那句平凡的句調:「社會黨願意有強制的國家。」——關於「國家」,簡直不用再說了,大約,讀者都清楚了。然而黎克德以為社會能自己創造「國家」,或國家的組織,以便反對私有利益。可是,決不能自由創造國家,或新的國家組織,根本反對舊時的。這是違反一切國家社會組織進化的定律的。黎克德君及他的知己,只能自己相信,自己安慰,以為:若是社會主義像他們所說的那樣無意味,就可以不用他們的協力,立刻推翻了。 黎克德的意見竟如此之腐敗:「社會黨所要求的社會狀況,就是人人都成為天使。」所謂「天使」,是沒有的,人類也不必要成為天使。從一方面說,個人受社會勢力的支配,從別方面說,社會狀況受個人能力的支配,而最後極緊要的一件事,就是人人都明白社會的真義;這社會是人類自己組織成的,各個人的意思,都要能很適宜的適用於自己社會的組織。這才是社會主義。別人,我們都用不著,我們只用得著那些比現在時代大多數人更聰明更精銳的人,我們要使他們更加聰明更加精銳,所以我們竭力進行,散佈這類宣傳的書報。 (38)無限的無數的反社會黨,都斷定,社會主義的社會裡,人人所得食物、衣服都是一式一樣,以為如此才合於所謂形式單純的平等,這真可怪極了。 (39)這是傅立葉發明的功勞,雖然他的學說,近於烏托邦主義(Utopisme)。——Charles Fourier,Sein Leben Uncl Seine Theorien,Stuttgart,1888. (40)康獨塞(Condorcet)的教育計劃:教育應當是無報酬的,平等的,普及的,物質上的,精神上的,職業的,政治的;應當以真正事實上的平等為目的。 盧梭的經濟學:「教育應當是社會的,平等的,公共的,才能教成所謂『人』,所謂『國民』。」 亞裡士多德說:因為國家只有一個目的,所以對於各階級的教育應當是同等的,而教育的經營,也應當是國家的事業,而不是私人的。 (41)Amerikanishes Bildungswesen,von Professor Dr.Emil Hausknecht,wissenschaftliche Beilage zum Jahrsbericht der Zweiten Städtischen Realshule zu Berlin,1894. (42)「一個人,終生辛勤勉做事,直到衰老時候,就不應當受兒女及資產階級社會的慈悲恩惠。老年人不必費心努力——這是他年壯力強的時候,無間斷的努力工作,所當得的報酬。」——都郎的《絕國》。然而現在時代的社會裡又怎樣呢?幾百萬人等著衰老時期到來,就快受人厭棄了。我們的工業制度又足以使人不及時而衰老。在德國,衰老及窮而無告的人,他們的恐怖有多利害呵!他們所得極微薄的輔助,大家還竟承認是他們最苦的保護呢:他們的輔助,還大不及多數退職官吏的養老金。可憐的人呵!這樣忘恩負義的事情,是人類做的麼?這真是人類文明的大污點! (43)食物方法與個人的營養有連帶關係,這是最要的一點。 [1]伯伯爾,今譯倍倍爾。 [2]欠魯塞,今譯車爾尼雪夫斯基(Николай Гаврилович Цернышевский,1828—1889),俄國革命民主主義者,唯物主義哲學家,批評家,作家。 [3]陀孛洛留伯夫,今譯杜勃羅留波夫(Николай Александрович Добролюбов,1836—1861),俄國革命民主主義者,哲學家,文藝批評家。 [4]赫爾岑(Александр Иванович Герцен),俄國革命民主主義者,哲學家,作家。 [5]亞歷山大二世(Александр Ⅱ,1818—1881),俄國沙皇。在位期間,迫於革命形勢,於1861年簽署廢除農奴制法令;下文所說「1857年……農奴解放之詔下」,時間上有錯誤。 [6]路易十四(Louis ⅪⅤ),法國國王。 [7]法國大革命,指1789—1794年法國推翻封建專制制度、確立資本主義制度的革命。1789年7月14日,巴黎人民舉行武裝起義,攻克巴士底獄,革命爆發。初由代表大資產階級和自由派貴族利益的君主立憲派(後稱斐揚派)掌權。1792年8月10日巴黎人民第二次武裝起義,推翻了國王,結束了君主立憲派的統治,9月召開國民公會,成立法國歷史上第一個資產階級政權——法蘭西共和國。但奪得政權的吉倫特派,未徹底廢除封建所有制,未能堅決抵抗外國武裝干涉。1793年5月31日至6月2日,巴黎人民第三次起義,推翻吉倫特統治,建立以羅伯斯比爾為首的雅各賓專政,直至1794年7月發生熱月政變,羅伯斯比爾被捕處死,雅各賓派被推翻,法國大革命結束。 [8]北美釋奴大戰,即南北戰爭,美國聯邦政府反對南部種植園奴隸主武裝叛亂、維護聯邦統一的內戰。1861年2月,盛行農奴制的美國南方各州發動武裝叛亂,相繼宣佈脫離聯邦,並成立南方聯盟。南北戰爭爆發。美國總統林肯為挽救戰爭初期的失利,於1862年先後頒佈《宅地法》和發表《解放黑奴宣言》,宣佈南方叛亂各州的黑奴為自由人,可以參加美國軍隊,大大提高了工人、農民和黑人的參戰積極性。1865年4月戰爭結束,林肯的聯邦軍最後贏得了戰爭的勝利。 [9]羅伯都,今譯洛貝爾圖斯(Johann Karl Rodbertus,1805—1875),德國經濟學家,普魯士國家社會主義者。主要著作有《關於我國國家經濟狀況的認識》、《給馮·基爾希曼的社會問題書簡》等。 [10]德謨克拉西,英文democracy的音譯,即「民主」。 [11]托拉斯,英語trust的音譯。壟斷組織的高級形式之一。指由許多生產同類產品的企業或生產上有密切關係的企業組成的大壟斷企業。卡德爾,法語Cartel的音譯,今譯卡特爾。最普通的壟斷組織形式。 [12]穆勒,英國哲學家、經濟學家、邏輯學家。 [13]格來史頓,今譯格萊斯頓(William Ewart Gladstone,1809—1898),英國自由党領袖,1868—1894年間,三度任英國首相。 [14]馬塞諸賽,今譯馬薩諸塞,美國的一個州。 [15]柏多祿,今譯貝特洛(Pierre Eugène Marcellin Berthelot,1827—1907),法國化學家,法蘭西學院理學博士。著有《合成有機化學》、《煉金術的起源》、《中世紀化學》等。 [16]密達,即長度單位「米」。 [17]基羅密達,即千米,公里。 [18]加利福尼,今譯加利福尼亞。 [19]今譯文參見《資本論》。 [20]托爾斯泰(Лев Николаевич Толстой,1828—1910),俄國作家。著作有長篇小說《戰爭與和平》、《安娜·卡列尼娜》、《復活》等。 [21]文西,今譯達·芬奇(Leonardo da Vinci,1452—1519),意大利文藝復興時期美術家、自然科學家、工程師。代表作有《最後的晚餐》、《蒙娜·麗薩》。重要著作有《繪畫論》。 [22]漚文,今譯歐文(Robert Owen,1771—1858),英國空想社會主義者。著有《新社會觀》、《新道德世界書》、《人類思想和實踐中的革命》等。 [23]黑爾甫屈,今譯愛爾維修(Claude Adrien Helvétius,1715—1771),法國啟蒙思想家,哲學家。著有《精神論》、《論人的理智能力和教育》等。 [24]聖奧古士丁,今譯奧古斯丁(Augustine of Canterbury,?—604或605),中世紀前期基督教坎特伯雷第一任總主教。 [25]拿破崙一世(1769—1821),即拿破崙·波拿巴(Napoléon Bonaparte),法國資產階級政治家和軍事家。法蘭西第一帝國(1804—1814)和百日王朝(1815)皇帝。曾不斷進行對外戰爭,多次粉碎反法同盟,打擊了歐洲封建反動勢力;但後來的對外戰爭逐漸變為侵略戰爭。1812年對俄戰爭的失敗,加速了帝國的崩潰。 [26]1870—1871年的戰爭,即普法戰爭。1870年7月19日法國對普魯士宣戰。8月2日開戰後法軍接連敗北,普軍越過邊界進入阿爾薩斯。9月4日拿破崙三世和麥克馬洪元帥于色當投降。 [27]昂勃達,今譯甘必大(Léon Gambetta,1838—1882),法蘭西第二帝國時期(1852—1870)共和派左翼領袖。1870—1871年的戰爭,即普法戰爭。1870年8月普法戰爭爆發,法軍接連敗北,拿破崙三世在色當投降。9月4日巴黎爆發革命,推翻第二帝國。在革命後成立的國防政府中甘必大任內政部長,力主抗戰,當普軍包圍巴黎,甘必大乘坐汽球逃出巴黎,到內地組織抵抗。1881—1882年,甘必大任法國總理。 [28]亞裡斯多德,今譯亞裡士多德(Aristoteles,前384—前332),古希臘哲學家、科學家。主要著作有《工具論》、《形而上學》、《物理學》、《倫理學》、《政治學》等。 [29]達爾文(Charles Robert Darwin,1809—1882),英國生物學家,進化論的奠基人。著有《物種起源》、《人類起源及性的選擇》等書。 [30]西齊茲孟,今譯西吉斯孟(Sigismund,約1368—1437),匈牙利國王(1387—1437),捷克國王(1419—1421,1436—1437),神聖羅馬帝國盧森堡王朝末代皇帝(1411—1437)。曾參與殺害捷克愛國者胡斯。 [31]徐史,今譯胡斯(Jan Hus,約1369—1415),捷克愛國者和宗教改革家。他反對德意志封建主與天主教會對捷克的壓迫和剝削,譴責教皇兜售「贖罪券」,反對教會佔有土地。著有《佈道錄》(捷克文)、《人民議會》(拉丁文)等。1414年康斯坦茨宗教會議召胡斯與會,斥之為異端,於1415年7月6日處以火刑。 [32]查理五世(Charle Ⅴ,le Sage,1338—1380),法國瓦羅亞王朝國王。 [33]路德,即馬丁·路德(Martin Luther,1483—1546),16世紀德國宗教改革運動的發難者,基督教新教路德宗的創始人。1517年發表抨擊教皇出售贖罪券的《九十五條論綱》。多次發表論說,否定教皇權威。提倡在宗教儀式中用民族語言代替拉丁語,並將《聖經》譯成德文。遺著有《席間漫談》、《書信集》、《講道集》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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