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會之社會化|瞿秋白

社會之社會化(1)

　　社會之社會化(1)

　　德國　伯伯爾 [1]

　　伯伯爾（Ferdinand Auguste Bebel）生於一千八百四十年，為德國社會黨首領。這一篇是他的傑作，還有一篇《婦女與社會主義》（Femmeet Socialisme）也很有名的。

　　這篇又名《La Société Future》（《未來社會》），是俄國《鐘》雜誌社叢書初集之十，《婦女與社會主義》是叢書初集之九，都是一九〇五年俄國政府書籍檢閱局批准發行之本。我現在所譯的就是俄文本，德文原本我沒有看見過。讀者如能搜著德文本參看，校正我的錯誤，就不勝感激了。現在可以把《鐘》雜誌社的情形稍微寫一點，以作參考。俄國文學界在欠魯塞[2]（Nicolai Chernouithvsky）及陀孛洛留伯夫[3]（Nicolai Dobrolierboff）之前，赫爾岑[4]（Herzen）負極盛的盛名，著作編輯，做當時文化運動的前驅。亞歷山大二世[5]熱心改革新政的時候，赫爾岑住在倫敦，創刊自由主義的機關報即名《鐘》（Kolokol）。一八五七年十一月二十日農奴解放之詔下，赫爾岑大為欣動，曾作有名的《亞歷山大二世之祝詞》，第一句引羅馬齊利安帝（I'EmpereurJulien）的話：「加利納衣人呵！……你們勝了。」當時政府也非常注意這個雜誌，曾經以《鐘》雜誌中所載關於農奴解放問題的論文頒發于農奴解放案起草委員。那時朝野人物都視《鐘》為高等法院。他所發行的叢書，約有三十餘種。他是輸入社會主義於俄國最早的雜誌。由今日看來，《鐘》確是有功於寶雪維幾呵！

　　一九二〇.四.十三譯者志

　　一

　　一切資本及工具讓渡於社會的利益——一切宜於勞動者之勞動責任，不分男女——每日社會必需的平均勞動時間——互助工作——工作時間的減少——全社會的生產方法及需要者的充分滿足。

　　改變一切勞動資料為共有，就能創立社會的新基礎。對於男女兩性的生活及勞動境況，在工業、農業、運輸、教育、婚姻、科學、技術、娛樂上，一概根本上改革。人類的生存便得一種新境地。漸漸地國家的組織也失去它的根據，而國家消滅，國家以某種方法自行消滅了。

　　國家——是初民共產社會以來社會的發展之產物，初民社會破壞，而私有財產制發達起來。社會中因私有制的發現，於是發生相反的利益。於是發生職業階級的對抗，因此利益相異的團體之間不免於階級鬥爭，而且威迫新秩序的存在。因為要壓迫新秩序裡的反抗者，保護他們所威迫而成的私有財產制，於是要求一種組織，可以決勝這些攻擊，而宣告私有財產制是「合法的，神聖的」。這一種組織就是保護維持私有財產制的力量，於是成為國家。國家以法律保證私有財產者的所有權，於是有抗拒破壞法律上已成秩序者的人，如審判官、執法官。按其實質來說，是統治階級私有財產者及統治權力的利益具有保守性質。國家組織的變更，只有私有利益要求他的時候。所以，既然國家是根據於階級統治的社會秩序所必要的組織，那麼，設若階級對抗與私有財產制的消滅一旦實現，國家就立刻失去他存在的任何意義。國家因統治所生關係的移轉而漸次消滅，正如，設若沒有對於超自然神或天賦理性及超自然力的信仰，宗教就即消滅一般。文字須有涵義，沒有涵義，文字就不再表現概念。至此，懷有親資本主義情緒的讀者或者要說：「這也很好，然而依何種正當的理由，來證明社會的這些破壞性變革是正當的呢？這正當的理由，也就是問題是在一切相似的變更及改造時——就是公共幸福。權利的來源不是國家，而是社會。國家的權力只是社會的代理者，社會有權去管理及處置的。統治階級的社會以前都是有限的少數人，然而他卻以全社會（人民）的名義行事，自己算是全「社會」，正如路易十四[6]（Louis ⅪⅤ）自以為是國家，「L'etat c'estmoi！」（朕即國家）。假使我們報紙上寫著：「一季已到，社會到城裡來了」；或者：「一季已完，社會到鄉里去了」；這些記載，不是說全人民，而是說數萬上等人而已，他們成為「社會」，就像造成「國家」一樣。群眾呢——那是平民（Plébeien）、賤民（vile multitude）、細民（Canaille）、人民。照此情形，所謂國家以社會的名義，為公共幸福而建立，不過統治階級，都先一切人而受利益幸福。法律是為它創制的。「Salus reipublicae supremalex esto」（公眾幸福將為最高的法律），是大家知道的古羅馬的法律原理。可是，誰是羅馬的公眾呢？是被奴役的人民？是百萬奴隸？不是！是比較少數的羅馬公民，最先是羅馬貴族，而這些公民強使被奴役者供養自己。

　　當中世紀時，貴族及封建諸侯掠奪社會的財富，他們卻稱是以「權利」的名義而幹的，是「為公共幸福的利益」的。他們如何對待共有私產以及無助的農人之私產，中世紀直到近代的歷史每頁上都如此說。最後一千年間，農業的歷史其實非他，就是無間斷地共有私產及農人私產的掠奪史，這種掠奪乃歐洲各文明國家的貴族、僧侶所實行。後來當法國大革命[7]的時候，沒收貴族、教會的財產，是「以公共幸福」為名幹的，而八百萬土地所有者的大部分就組成法國資產階級的支柱，他們依賴這沒收為生。「以公共幸福」為名，西班牙屢次侵佔教會的私產，而意大利又在那熱誠的「神聖私有制」保護者的歡迎聲中完全沒收它。英國貴族一千年來掠奪愛爾蘭及英吉利人民的私產，從一八〇四到一八三二年又以「公共幸福的利益」為名，按照「法律」規定給自己3,511,713亞克（Acres，地畝名）的地。當北美釋奴大戰[8]之後，釋放幾百萬奴隸，獲得自由，這些奴隸原來是其主人自己獲得的財產，現在其主人無何報酬，這也是「以公共幸福為名」呢。我們資產階級的發展——是不間斷的剝奪和沒收的進程：工廠主收買吞噬工人，大地主剝奪和吞噬農夫，大商賈剝奪和吞噬小商人；最後——一個資本家剝奪和吞噬另一個資本家——就是大資本家剝奪和吞噬小資本家。假使要聽著我們資產階級的話，他們總是說這是為「公共幸福」、「為著社會利益」。

　　「白魯梅」的十八日（Brumaire）(2)及十二月二日說是拿破崙們「救了」「社會」，而社會感謝他們；假使在將來呢，社會只是自己救自己而已，自己掌握財產，即以此創立社會，那社會才完成了最出色的歷史行動；那社會不是為一部分的利益壓迫別一部分，而是平等的保證全體之生存條件，使人人能得生存。從道德的觀察點上看來，這是社會所曾實行的最偉大的措施。

　　這巨大的財產沒收之社會的進程以怎樣的形式實行，他又有怎樣的特色，卻不能預言。誰能知道那時的情況怎樣。

　　羅伯都[9]（Rodbertus）致基爾黑孟（Kirhman）《論社會書》第四函，題為《資本》，一百一十七頁上說：「廢除土地的資本主義所有制，不是空想，而是經濟學上完完全全有意義的。廢私有制是對社會的最徹底的輔助，可絕無疑義，社會受地租及資本所有利息的增長的痛苦，很簡單而易見。所以廢私有制只是廢除土地和資本主義所有制唯一的方式，私有制沒有時候不侵襲國家資產的流轉和增長。」我們的大地主，看了他們以前同黨者的這種意見，又要說什麼呢？

　　設以類似的辦法處置一切之後，事物的大概情形又是個什麼樣子，這是不能完全預定的。誰也不能詳細知道，下一輩人將要創立一種什麼樣的社會組織，以及他們用什麼方法去滿足自己的需要。在社會裡，像在自然界裡一樣，一切都處於流動中，一種現象顯出來，別種現象就消失，舊的死去，新的更有生命力的就代替他。漸次而有各式各樣的無數的發明、發見、改良，這些影響及意義，誰都不能預測，它們按其意義而對人類的生活方式及全社會發生作用、革新及變化。

　　以前的學說，只以為一切事物僅有共同的原理發展，都導源于已成的解釋，其實行也只在某種程度內才能預見。社會直到如今也還確實不是由個人領導和指導的活的生物，雖然好像如此。「他們想他們在推動它們，移動它們」；社會是一種組織，依著內在的規律發展；將來呢，也完全排除了關於個人自由的指導及領導。那時候社會成為德謨克拉西[10]，他認識了自己存在的玄理，發現了自己發展的規律，為自己進一步發展而合理地應用它們。

　　一旦社會成為一切生產工具的所有者，根據于社會化的社會之道理，就能成為一切適於勞動者的責任，沒有男女兩性的分別。無勞動，社會不能存在。因此，社會就有權要求各人，他願意滿足他的需要，他就應當盡他物質上及精神上的能力，去參與工作，製造滿足一切人需要的東西。有人說似乎社會黨要廢除勞動，那是違反健全的理智的。遊手好閒的人只能存在於資產階級化的世界裡。社會主義這方面與《聖經》一致，《聖經》裡說：「誰不勞動，他就不應當吃飯。」不過勞動，應當為有益的生產活動。所以新社會要求人人都做一定的工業、技藝、農業或者別種的有益活動，借此才能履行一定的勞動服務，以滿足生存的需要。無勞動就沒有享樂，無享樂也沒有勞動。

　　因為大家有勞動的義務，於是大家同樣享受利益而實行三個勞動的條件：（一）工作有相當的休息，不至於過勞；（二）工作能有興味，能變換樣式；（三）工作就能為生產的，因為工作時間及享樂的程度是依此而定的。這三條件又都依賴於所擁有的生產資料及勞動力的種類及數量，也依賴於社會對生活狀況的要求。建立社會主義的社會不是要大家生活於無產階級的狀況中，而是要消滅那大多數人的無產階級生活狀況。社會主義的社會竭力要使人人得到最大可能的生活滿足，於是發生一個問題：社會的要求有怎樣高呢？

　　要回答這一個問題，必須有包括社會勞動一切範圍的管理。於這個關係，我們的公社可算是適當的根據；假使以為它太大，不便調查，可以把它分成區。像古代初民社會裡一樣，公社的全體成年成員沒有男女兩性之別，大家參與選舉，推定管理的委員。各地方管理之上有中央管理，可不是有統治權的政府，而只是集議的執行管理處。中央管理處或者由全社會直接推定，或者僅由各公社管理處推定，這沒有什麼區別。這些問題將來不是像現在這樣的意義，並不是代理職務者就有較大的權力、威信和較多的收入，而是信用委任，任用能辦事的——男子或婦女無所區別——輪流擔任或者再行選舉，專視選舉人的需要及願望。一切職務都是暫時代理……由於敘述上的考慮，這個問題也沒有意義，即中央與地方之間應當不應當有中間的階段，比如省區管理等等。如果它們是不必要的，就不會要它們；如果是必要的，就建立。這裡，具有決定性意義的是來自實踐的需要。因社會的發展，一切舊的建設用不著了，就廢除它，無所爭論——不會有某人因私自的利益而保存它，而後代之以新的。因此呢，這樣的管理，是建築於最寬的德謨克拉西的基礎上，根本上與現在的不同。現在呢，因為管理上最無意義的變更，就必要有我們報紙上那麼許多爭辯，我們議會裡那麼許多爭論怒駡，我們國務院裡那麼許多官樣文章。

　　最緊要的——就是確定所擁有的力量的種類及數量，勞動工具及勞動資料的數量和性質，工廠、車間、交通事業、土地、地基等等，以及以前的勞動生產率。其次就要確定現有的貯蓄，以及在一定期間社會生存所必要的各種生活需要東西的數額。像現在的國家及別種社會的組合一樣，確定每年度的預算，以後也要對全社會的需要預算，而且要求擴充的或新的需要而附加的變更能夠完全估計到。統計因此將起著主要作用；它在新社會裡成了最重要的補助科學，它為一切社會活動提供了尺度。

學達書庫(xuoda.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