孫倬章先生的土地問題|瞿秋白

孫倬章先生的土地問題

　　孫倬章先生的土地問題(1)（一九三二年五月三十日）

　　孫倬章先生是中國的「唯一的布爾塞維克」，他說：「真正布爾塞維克的經濟學，對於只抓著特殊而拋棄普遍的經濟研究法，背於布爾塞維克的經濟學，固應堅決的不遺餘力的加以反對。而對於只抓著普遍而拋棄特殊的經濟研究法，仍背於布爾塞維克的經濟學，我們仍應不遺餘力的加以反時。」他所謂背於布爾塞維克的這兩派是誰呢？原來是「中國現在的無產階級政黨——共產黨，分化為兩派，此兩派的經濟理論，分成極端相反的兩派。托洛茨基派的取消派根據於普遍的抽象的資本主義的方法，以研究中國的經濟……反之，新思潮派[1]，只根據中國特殊的具體的生產關係和社會關係，以研究中國的經濟……。」這樣，中國的布爾塞維克就只剩得孫倬章先生一個人。他左右開弓的反對中國共產黨，也反對中國的托洛茨基派。他曾經在《讀書雜誌》[2]上發表過一篇《中國經濟的分析》（《中國社會史論戰》第一輯）。最近又在《讀書雜誌》（第二卷一期）發表他的《中國土地問題》。

　　孫倬章先生是反對中國共產黨的，——這是沒有疑問的事實。但是，他是不是真正反對托洛茨基主義呢！

　　一

　　他的根本立場是：「凡在資本主義的社會中，不獨城市的一切經濟關係，受資本主義法則的支配，即農村中的一切經濟關係，也應受資本主義的支配。我們既已證明中國是資本主義的社會，土地問題，當然也要受資本主義法則的支配。」這種立場，顯然是托洛茨基主義的立場——他不承認中國還有封建性的地主和「農民」的階級對抗。因此，他的反對托洛茨基主義，自然只是些枝葉問題上的爭執。他至多不過是托洛茨基派之中的一種見解，而決不是什麼布爾塞維克。

　　他說他已經「證明中國是資本主義的社會」。他怎麼證明的呢？嘿，妙得很！他說：

　　我們農村中見著，差不多每家農人都有雇農，至少十分之九都有雇農，即算農村之中十之九都是資本主義的生產。以他們的生產品來說，不獨供給國內市場的不少，而做帝國主義的原料，中國每年輸出品的價值十餘萬萬元，農產品還占十之七八。……由這樣看來，農村資本主義的生產的數量，比城市工業資本主義生產，還要大幾倍，由整個中國資本主義生產的數量來看，已算是世界上巍然最大的資本主義國家了！……中國的經濟，無論由數量說，或質量說，都是資本主義佔優勢，無論由工業說或由農業說，也無不是資本主義佔優勢。然則中國現在，所謂封建制度的生產，真算是已成了不足重輕的殘餘。……以前的土地賣買是受商業資本主義的支配，現在的土地賣買，則受工業資本主義的支配……故農業的平均利潤，必受工業的平均利潤的支配。

　　這種理論真是武斷、糊塗、瞎纏的混合物！第一，他根據什麼而說中國農村之中每家農人都有雇農呢？沒有什麼根據，完全是他主觀的武斷。第二，他把小農經濟，以及必要雇用短工的中農經濟，都當做資本主義的生產，居然認為中國是世界上最大的資本主義國家。這不是荒天下之大唐嗎！第三，他說中國的土地賣買已經受工業資本主義的平均利潤的支配。但是，他自己的結論又說：「中國大多數的地租，不是資本主義的地租，乃是封建關係的地租。」這是他自相矛盾。孫倬章先生的自相矛盾，還不止此，他的自相矛盾簡直到了神奇古怪的程度。

　　二

　　他引用了許多馬紮亞爾[3]的話，引用了中共「六大」的議決案，自己指出許多封建的剝削關係，說明中國租佃制度之下的地租，「不但包含絕對地租，和各種形式的等差地租，不但包括著資本的利潤，或者更確切些說，佃農生產工具的利息，而且還包括著佃農及其家屬之極大部分」；這種地租，馬克思認為不是資本主義的地租，而是封建剝削的地租。但是，孫倬章先生的根本觀點是：中國「土地問題中是三個階級，即地主、佃農——資產階級、雇農——勞動階級」；他說：「中國現在已有三千萬的佃農……這就是農村中階級分化的表現，一方表現有剝削剩餘價值的資本家階級，一方表現有生產剩餘價值的勞動者階級」。這不是神奇古怪的自相矛盾嗎？照他抄錄馬紮亞爾的說法，中國這三千萬戶的佃農是小農經濟——小資產階級的商品生產者，可是，還處在農奴式的封建式的地主剝削之下，他們的生產工具的利息和自己的工資的極大部分，以及自己的資本的剩餘，都被地主剝削去了。可是，照他孫倬章先生自己杜撰的理論，這三千萬戶的佃農又都變成了「剝削剩餘價值的資本家階級」了！中國居然有了三千萬戶的資本家，難怪孫先生要斷定中國是世界上最大的資本主義國家了！

　　這是他曲解、瞎纏馬克思主義的結果。馬克思說的資本主義社會的三大根本階級是：土地所有者、資本家和工人；土地所有者把土地租給資本家的承租人（孫先生把這個「承租人」譯做佃農，因此，和中國的農奴式的佃農瞎纏一頓），這種種資本家的承租人的目的是「剝削土地，以生產商品。」現在中國的佃農呢？他們只能夠靠著租來的田地，勉強維持自己家屬的生活，甚至於自己的生產工具上的利息，自己資本的利潤，自己工資的極大部分，都要交給地主。固然，他們的生產品也大半變成商品，但是，他們這是為著維持自己的牛馬似的生活，而務必出賣自己所需要的生產品，或者用物產地租的形式交給地主，以致于連「簡單的——不虧本的——重複生產」都不可能。他們這樣受著封建式的地主和商業資本結合著的剝削。而孫先生把他們當做資本家的承租人一樣看待！這樣，孫先生自然只看見中國經濟上有資本家和工人的階級對抗，不論工業和農業都是一樣。他不看見中國經濟上因為封建性的土地使用關係還占著絕對的優勢，所以還有地主和「農民」的階級對抗——封建性的階級對抗。照他的意思，中國的地主和軍閥制度卻只是空中樓閣的上層建築，因為「經濟基礎已經完全是資本主義的了，上層建築只保存著無關重要的封建殘餘。」（參看孫倬章的《中國經濟的分析》）

　　三

　　正因為這個緣故，所以孫倬章先生認為中國的富農完全都是資本主義的生產，他說：

　　中國現在一般人，一面謂中國農業不是資本主義的生產，一面又異常緊張地反對富農，我不知道他們的腦經中，怎樣發生了如此的矛盾現象。

　　他不知道！他自然不會知道，因為他根本就不瞭解中國的經濟發展和馬克思主義的最淺顯的原理。列寧主義者應用馬克思主義的普通的原理來分析中國的具體的特殊的經濟現象，就可以知道中國富農的特性，而規定自己的策略。中國的資產階級不能夠在工業方面充分的發展，因為帝國主義財政資本的控制，因為帝國主義的工業品的競爭，所以工業之中的利潤比高利貸、比買辦商業、比剝削田租等等，一般的說來，都低得多。中國內地的地主和商業高利貸資本結合著，竭力的保持地方市場的半獨立性（維持著封建軍閥的割據），正是為著要排斥「工業資本的平均利潤」的影響。因此，中國的土地投資之中，沒有工業的平均利潤。極大多數的土地投資的目的，並不在於實行資本主義的農業生產，而在於購買封建剝削的權利——實行封建式的租佃制度。不論是誰，是官僚、軍閥，或者是商人、資本家，他買了田地去，大半仍舊是出租給農民的。有些工業資本家正因為在工業之中虧了本，所以把資本提出來，去購買田地，自己變成封建式的地主。這種工業資本逃到封建剝削方面去的現象，正是中國工業資本主義的發展受著極大的阻礙的結果。而列寧說的：「資本主義的生產只有工業資本」（《文集》新版三卷，一三六頁）。農業方面，必須應用工業式的生產方法：生產工具的改變，至少也要有生產組織的改變，方才說得上是資本主義生產的發展。現在中國的富農怎麼樣呢？

　　中國鄉村之中的階級分化——資本主義性的階級對抗，當然早已開始的了。「農民之中分出貧農、中農、富農和雇農、苦力，形成鄉村之中勞動和資本的對抗。但是，這種分化過程的進行，並沒有削弱封建性的階級對抗——地主和「農民」的階級對抗。「農民」和地主的階級對抗（包含著小農群眾和軍閥制度的階級對抗）仍舊處於主要的地位。封建性的租佃制度一天不推翻，那麼，這種封建性的階級對抗就保存著一天。正因為帝國主義的統治，封建勢力在鄉村之中占著優勢，中國資本主義不能夠獨立發展，而且開展著長期的經濟危機，所以這種「農民」的分化，首先是一方面廣大的農民群眾貧窮化、乞丐化，他們不能夠在工業方面找到出路，而變成無產階級，而大半隻能夠去當兵，當匪，或者大批的凍死、餓死，而地主等，也就更加容易利用這種機會去賤價收買田地，抬高租額款，加強封建式的剝削；另一方面，鄉村之中因為分化而產生出來的富農，在這種環境裡面，如果把自己積聚起來的資本用來改變生產工具，擴大自己的資本主義的生產，那麼，所能夠得到的利益，比出租收買來的田地，或者做高利貸和投資的商業，都要吃虧些。因此，中國的富農之中極大多數是半地主的富農，甚至於有些變成小地主。

　　這樣，中國的農民群眾的土地革命開展出去，要消滅地主階級，要自己平分土地的時候，就不能夠不加緊的反對富農。

　　四

　　自然，中國不但在城市之中，就是在鄉村之中，也發展著勞動和資本的資本主義性的階級對抗，鄉村之中雇用雇農和苦力的不但是富農，而且有地主、商人等等。一切軍閥、官僚、紳士、地主、小作坊的店東、商人等等都雇用苦力或者雇農（長工或者季工，或者短工）。這裡，勞動者反對雇主的鬥爭是當然要反對到富農的。不管他是兼做半地主的富農，還是不兼做半地主的。這種無產階級的階級鬥爭，正是農民群眾爭取土地的鬥爭中的唯一徹底的領導力量。但是，必須分別清楚：無產階級的鬥爭的目的，是和農民群眾爭取土地的鬥爭不同的。無產階級鬥爭的目的是社會主義，而農民——小資產階級的商品生產者的群眾，是在爭取自己的生產資料的佔有。這是小私有者的鬥爭——「小東家」的鬥爭。

　　無產階級是不是贊助和領導這種小私有者的鬥爭呢？在民權革命的階段，這是當然的。加緊反對富農的鬥爭之中有兩方面：一方面是反對雇主的富農；別方面是反對半地主的富農。這裡的第二方面的鬥爭，具體的表現就是貧農、中農群眾要分配富農的土地，這也是小私有者的鬥爭，這還只是農民群眾一般的土地鬥爭之中的一部分。中國無產階級不但要有土地國有的政綱，而且要在目前就贊助農民群眾平分土地的實際行動，這正是要分配無代價沒收下來的地主的土地，也是要分配半地主富農的土地。

　　孫倬章先生卻只籠統的承認土地國有的政綱，而且把社會主義革命和民權革命之中的土地問題，混亂的胡纏在一起。他始終沒有答覆一個現實的問題：就是中國好幾百縣之中，農民群眾已經在無產階級領導之下起來沒收地主的土地，自己決定著怎樣分配這些土地，怎樣分配富農的土地，怎樣保障中農的利益，怎樣取得雇農在這種鬥爭之中的領導權，怎樣發展貧農群眾的革命力量；孫先生對於這種現實的土地革命，是反對還是贊助？換句話說：就是孫先生對於現在的農民小私有者的土地鬥爭，是反對還是贊助？沒有疑問，中國現在的土地革命的前途是土地國有，而且這可以成為將來革命轉變的一個主要條件，雖然土地國有的本身還並沒有超出資產階級民權革命的範圍。然而目前的事實，還只有農民群眾——小私有者——反對著軍閥、地主、富農……而爭取土地的鬥爭。孫先生是不是贊成呢？！照他的根本立場——認為中國農村之中已經沒有經濟上的封建殘餘，——他是應當反對的。他不過不好意思說出來罷了。他的思想上的祖宗，馬爾托夫[4]和托洛茨基等等，也是這樣的：——

　　馬爾托夫把農民暴動時代的俄國去比西歐，而西歐是早已結束了封建制度的。這是異乎尋常的曲解歷史的前途。在整個的西歐，有沒有這樣的社會主義者，在他們的政綱上寫著：「贊助農民的革命暴動，一直到沒收地主的土地」這種要求的呢？沒有。在整個的西歐，社會主義者並不贊助小東家為著爭取土地佔有而反對大東家的鬥爭。分別在什麼地方？在於整個的西歐之中，早就形成了，而且完全確定了資產階級的制度，部分的說來，也就早已形成了，而且完全確定了資產階級的土地關係；而在俄國，正在為著怎麼樣形成這個資產階級的制度而發生著革命。馬爾托夫和托洛茨基，把好些不同的歷史時期混在一堆，把完成著資產階級革命的俄國，和早已完結了這些革命的歐洲去對比起來。[5]（《列寧文集》新版第十五卷，十二、三頁）

　　五

　　不但如此，孫倬章先生還認為中國的半殖民地地位是枝葉問題。他就根本沒有瞭解帝國主義在經濟上維持中國的封建殘餘的具體的內容。正因為中國是半殖民地，所以一方面劇烈的發展著資本主義性的階級對抗；別方面封建性的階級對抗不但不逐漸削弱，反而更加尖銳化。正因為中國是半殖民地，所以土地所有制度雖然變成了資產階級性的，而土地使用制度的封建性反而繼續成為土地關係的中心問題，而不能夠跟著土地所有制度的變化而變化。這些，都是因為中國的資本主義關係的發展是在帝國主義的支配之下的，是受著帝國主義的限制的，是適應著帝國主義的需要的。帝國主義統治之下的中國，半殖民地的中國，不能夠獨立的發展工業資本——資本主義的生產，而只會維持著封建性的土地關係，發展商業高利貸資本，這種商業高利貸資本的單獨發展，恰好是和資本主義生產的發展成反比例的。」（見《資本論》卷三，德文版上冊，第三百十二頁。）這是中國的封建性的土地關係和商業高利貸結合得特別厲害的主要原因。這是帝國主義統治對於中國土地關係的影響的經濟上的內容(2)。孫倬章先生對於這一點是絕對不瞭解的。因此，他才會說出這樣無意識的話：

　　半殖民地的關係是由資本主義產生的關係，資本主義發展之後，才發生半殖民地的關係，資本主義是根本的，半殖民地只是枝葉的，拋棄根本的資本主義，只抓著枝葉的半殖民地，以研究中國經濟，只能夠把握一部分的中國經濟關係……只算是抹殺無產階級，拋棄無產階級，甚至於背叛無產階級！

　　這種話的糊塗瞎纏，真算是達到了頂點。請問這裡說的「資本主義」是帝國主義國家的資本主義，還是中國的資本主義？帝國主義國家的資本主義不發展到一定階段，當然世界上不會有什麼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可是，爭論的問題是在於帝國主義經濟支配之下的中國經濟。問題的焦點是在於：獨立國家和半殖民地的現代中國，它們的資本主義的發展，資產階級的土地關係的發展是不是同樣的？照孫先生的意思，這差不多是同樣的，用不著提出半殖民地地位的特點，而且認為這是枝葉問題！其實，對於中國，這半殖民地地位絕對不是枝葉問題。只有社會民主覺，才會假裝著「純粹無產階級的清高」，來否認無產階級領導民族解放的任務，否認領導資產階級民權革命的農民戰爭的任務，否認帝國主義在經濟上維持中國的封建殘餘——列寧說：

　　無產階級在民族問題之中，應當首先提出並非抽象的形式上的原則，就是：第一、精確的估計具體的歷史環境，首先是經濟的環境；第二、清楚的分別被壓迫階級、勞動者階級、被剝削階級的利益，和所謂一般人民的利益，——這所謂一般的人民利益事實上是統治階級的利益；第三、同樣清楚的分別被壓迫被支配而沒有平等權利的民族，和壓迫者支配者而有全部權利的民族，去反對那種資產階級的誑話，——就是把帝國主義財政資本的時代所特有的殖民地的財政上的奴隸化，蒙蔽起來，而這種奴隸化正是地球上極少數最富的先進的資本主義國家對於極大多數的人民所實行的。[6]（《民族殖民地問題議決案》的最初草案）

　　孫倬章先生的否認半殖民地和半封建的關係的重要，正是這種「資產階級的誑話」之中的一種。

　　六

　　孫倬章先生表面上批評托洛茨基派，說他們「只作抽象的普遍的觀察，而忽略具體的特殊的方面」。其實，孫先生否認中國是半殖民地的特點，他自己也就犯著同樣的錯誤。

　　考察，研究，尋找，猜測，抓緊每一個國家民族特點、民族特性，為著要具體的去解決那個統一的國際任務，去克服工人運動之中的機會主義和「左傾」教條主義，去推翻資產階級，去建立蘇維埃共和國和無產階級獨裁，——這是一切先進國家（並且不單是先進國家）在現在這個歷史時期的主要任務。（列寧：《左傾幼稚病》）[7]

　　馬克思主義理論的絕對的要求，是要在分析任何一個社會問題的時候，先把這個問題放在一定的歷史範圍之內，然後，如果問題是關於一個國家的，那麼，還要估計到具體的特點，使這個國家和別個國家在同一個歷史時代之中仍舊是各不相同的那種特點。[8]（《列寧文集》新版第十七卷，四三一頁）

　　而孫倬章先生，恰好在土地問題的許多解釋之中，也完全違背了這個原則。他把中國的土地私有制度之下租佃關係的封建剝削等等，完全和資本主義國家的土地關係混淆了起來，他主張廢除土地私有制度的理由，完全是抄襲資本主義國家裡的土地關係的分析。他根本不承認中國的具體的歷史的和經濟的事實：封建的土地關係和小私有者的農民和地主之間的對抗，農民群眾要求沒收地主土地的現實的鬥爭。

　　至於他說所謂新思潮派「站在封建經濟方面，留戀於封建經濟」，那簡直是笑話！《新思潮》雜誌上的一些錯誤，我們早已批評過。可是，孫倬章先生說：凡是主張封建殘餘仍舊是統治的力量，就是「留戀封建經濟」，這未免太糊糢了！俗話說：寧可和聰明人相罵，不要和糊塗人講話。然而我們現在一定要和糊塗到萬分的孫先生「相罵」，這倒是件別致的事情。就是因為孫先生的糊塗理論，有它的階級目的，所以我們一定要和他「相罵」。他的客觀上的階級目的，是在托洛茨基主義的理論在中國破產之後，另外披上一件外套，表面上反對著托洛茨基主義，實際上繼續托洛茨基主義的任務：幫著地主資產階級用最巧妙的最細膩的手段，來反對現實的土地革命的具體行動。這是我們不能夠不揭穿的。

　　A．T．T．

　　注釋

　　[1]新思潮派，20年代末30年代初中國社會性質問題論戰中的馬克思主義派，他們主要在朱鏡我主編的《新思潮》雜誌上發表言論，故名。

　　[2]《讀書雜誌》，見本卷第488頁注17。

　　[3]馬紮亞爾，今譯馬歇爾（Alfred Marshall，1842—1924），英國經濟學家，庸俗政治經濟學者。主要著作有《經濟學原理》、《產業與貿易》、《貨幣、信用與商業》等。

　　[4]馬爾托夫（Л．Мартов，1873—1923），原名尤裡·奧西波維奇·采捷爾巴姆，俄國孟什維克首領之一。1895年參加組織「彼得堡工人階級解放鬥爭協會」，1900年加入《火星報》編輯部。1903年在俄國社會民主工黨第二次代表大會上，反對列寧的建黨原則，以後成立孟什維克派別組織。著有《俄國社會民主工黨歷史》等。

　　[5]今譯文參見《列寧全集》第16卷第377頁，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

　　[6]今譯文參見《列寧選集》第4卷第271頁，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

　　[7]《左傾幼稚病》，今譯《共產主義運動中的「左」派幼稚病》。引文今譯文參見《列寧選集》第4卷第246頁，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

　　[8]今譯文參見《列寧選集》第2卷第512頁，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

　　(1)本篇及下面的《唯物辯證法的合法主義化》，均收入作者編的《戰鼓集》（一），迄未發表。這裡根據中央檔案手稿刊印。

　　(2)決不像孫先生說的那麼簡單：什麼「帝國主義商品源源而來……城市工業發展又太緩慢，不能吸收農村的過剩人口……封建的剝削乃愈趨愈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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