唯物辯證法的合法主義化|瞿秋白

唯物辯證法的合法主義化

　　（一九三二年五月三十一日）

　　馬克思主義的唯物辯證法是無產階級階級鬥爭的思想上理論上的武器。馬克思主義運用這種武器，不但要去認識世界，並且要去改造世界。可是，「世界」並不像中國的紳商階級那樣抱著不抵抗主義，「它」自然要用一切手段一直到理論上的鬥爭，來抵抗無產階級的改造。這所謂世界，就是紳商階級的世界，中國的地主資本家的世界。帝國主義要照著自己的奴才的模型來改造中國，這是中國紳商所不抵抗的。無產階級要領導著農民群眾來改造中國，這就使中國紳商拼命的抵抗起來了，而且對於帝國主義的不抵抗主義，正是中國紳商對於工農群眾的抵抗政策。

　　中國地主資產階級反對工農革命的理論鬥爭的別動隊之一，就是新出現的合法的「馬克思列寧主義」，托洛茨基主義是和這種合法的「馬列主義」結合了攻守同盟。大概還是一九三一年的一二月間，王禮錫[1]、胡秋原[2]等等就開辦《讀書雜誌》，徵求所謂中國社會史論戰的文章。表面上，《讀書雜誌》是沒有黨派的，但是，請看《社會史論戰》第一輯上王禮錫做的《序幕》：

　　世界的資本主義正在依照它的模型製造中國，而與資本主義恰恰相反的一個國家，也正在按照它的模型製造中國的革命……製造中國。

　　這裡，隱藏著根本上的三民主義的立場。但是，這些「合法主義者」竭力企圖掩飾自己的真相，他們的目的，是要用「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名義，來「證明」中國不需要蘇維埃革命和土地革命，中國現實的工農革命鬥爭都「不合於理論」。因此，他們故意要說：「中國社會史論戰的各方都是唯物的辯證法做武器」，而自己居然也拿著「唯物辯證法的武器」出場了。

　　很自然的，王禮錫等的這種所謂「唯物辯證法」，實際上是曲解馬克思列寧主義，變成折衷主義的詭辯法。

　　一

　　《讀書雜誌》上最近發表了王禮錫的一篇思想方法論（二卷一期），敘述唯物的辯證法。唯物辯證法是無產階級的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哲學基礎，是一個絕對新的整個的宇宙觀，是無產階級的認識論和科學方法論。王禮錫的敘述是不是正確的說明了這種新的高級的思想方法呢？沒有。首先，要說到唯物辯證法和形式邏輯的相互關係。

　　王禮錫先生先說明形式邏輯的「是就是，不是就不是」的公式的不能夠解釋「更複雜的問題」。然後，他只說「我們不是要完全打破形式邏輯，而是要限制形式邏輯的絕對功用」。這當然是不錯的。但是，形式邏輯的「相對功用」在什麼地方，形式邏輯和辯證法的相互關係是怎麼樣的？關於這一點，王禮錫先生是沒有瞭解的。

　　辯證法和形式邏輯的區別，固然在於辯證法認為「一切都是流動的」，而形式邏輯認為一切都是固定的。形式邏輯的公式是：「是就是，不是就不是」，而辯證法說：「也是，也不是」。然而，辯證法並不因此就否認一切現象發展之中的各個階段。在每一個階段之內，「是就是，不是就不是」的公式，仍舊保存它的效用的。譬如說，青年小夥子的嘴唇上正在生長著一叢毫毛，漸漸的生出鬍鬚來，沒有疑問的，他已經開始有鬍子；然而，這還並沒有給他自稱「鬍子伯伯」的權利。嘴唇上有一簇毫毛，這還並不是鬍子，雖然它正在變成鬍子。流動，發展，變更，是辯證法的根本觀點，然而「變更要成為質量上的變更，還必須這個變更達到一定的數量上的限度。」

　　一切都是流動的，一切都在變更。……我們所認為事物的東西，只是各種結合，永久在變更之中，或者快些，或者慢些，可是都在變更。當某種結合仍舊保留著這種結合的狀態的時候，我們一定要照著：「是就是，不是就不是」的公式去判斷它。而當這些結合停止它原有狀態的存在的時候，我們就一定要應用矛盾的邏輯，我們應當說……：「也是，也不是；也存在，也不存在。」

　　靜是動的一部分，同樣，照著形式邏輯的規律的思索（……）是辯證法的思索的一部分。（普列漢諾夫[3]）

　　希臘古代的哲學家克臘替爾[4]（柏拉圖[5]的一個學生），他就想比赫臘克利圖斯[6]更進一步。赫臘克利圖斯說：「我們不能夠兩次走進同樣的一條河」，因為河水是在不斷的流動；而克臘替爾說：不但兩次不能夠，就是一次也不能夠，因為正當我們走進那條河的時候，河水也正在流著，河正在變更著，已經成為另外一條河了。這樣的說法，就仿佛「轉變」根本取消了「存在」。這是濫用辯證法，而不是正確的應用辯證法。黑格爾[7]早就說過這是什麼第一次的否定的否定——「Das Etwas ist dieerste Negationder Negation」。這就是說，沒有肯定的「否定」！

　　因此，關於辯證法的認識，首先應當注意：一切都在流動和變更，「沒有無運動的物質，也沒有無物質的運動」，但是，物質的運動和變更，必須達到一定的數量上的限度，然後才能夠發生質量上的改變。辯證法因此並不取消形式邏輯，而只是包含形式邏輯；而且只有辯證法，才能夠駕馭形式邏輯，把形式邏輯的相對的功用正確的運用起來。

　　二

　　對於辯證法的哲學，沒有任何固定的、絕對的、神聖的東西。辯證法的哲學看得見一切之中的不可避免的崩潰的痕跡，任何東西不能夠在它之前維持住的，除非是發生和消滅的不斷的過程，無窮無盡的從低級向著高級的上升。……世界並不是什麼現成的完結的東西所組成的，而是許多過程的綜合，在這些過程之中表面上看來是不變的東西，以及頭腦裡面思想上反映這些東西的影子，都是一樣的——都在不斷的變更之中，有的發生著，有的消滅著。[8]（昂格思）

　　但是，這和庸俗的進化論是不同的。辯證法認為自然界和社會之中的發展，是照著數量上的漸進轉變到質量上的突變的。「突變要先有不斷的變更，而不斷的變更不可避免的引導到突變」。這種現象，在自然界之中，在社會之中，到處都可以發見。譬如水漸漸的冷下去，冷到零度就突然的結成冰，或者漸漸的熱上去，熱到一百度就突然的變成蒸汽。小孩子懷在母親的胎裡漸漸的長大起來，就要從母體的一部分，突然的脫離母體，而變成獨立的生物。社會現象之中的突變就是革命。資本主義在封建制度之下發展著，漸漸的生長起來，經過革命而突然的變更社會的性質，從封建制度變成資本主義的制度。同樣，社會主義的成分在資本主義制度之下漸漸的發展著，經過革命突然的推翻資本的統治，而變成社會主義的國家。

　　王禮錫先生似乎瞭解了這個漸進和突變的原理。王先生批駁胡適之的實驗主義[9]的方法論，說他不瞭解突變，所以主張一點一滴的改良主義。但是王先生自己呢？

　　王先生舉出美國的例子說：「矛盾的對立已經尖銳到快要由量到質的突變發生。」他竟沒有解釋這所謂「矛盾的對立」是「矛盾的，相反的，互相排斥的之間的鬥爭」。突變是由於運動之中的漸進的鬥爭發生的。「發展就是鬥爭」。沒有「統一」的內部矛盾的鬥爭，沒有這種鬥爭的不斷發展，就不會有突變。單是矛盾的、靜止的對立，是不會有突變的，一切事物和現象之中也不會有靜止的對立。王先生也許否認他的「靜止的對立」觀念。然而他的確把「流動」的原理和「矛盾」的原理分割了開來。當他敘述「流動」的時候，他不說明矛盾的互相鬥爭是一切「流動」、「運動」的基礎。因此，等到他說「矛盾的對立」的時候，這所謂「矛盾」就和向著突變前進的發展脫離了關係。

　　因此，對於辯證法的認識——必須不但認清一切事物的數量上變更必然要引導到質量上的突變，而且要知道變更，流動，發展——總之所謂「自我運動」，正是這個統一的「自我」之中的相反的矛盾的互相鬥爭。

　　三

　　「認識相反者的相同」，就是承認（發見）自然界（以及精神界和社會）的一切現象和過程之中的矛盾的（互相排斥的）不相容的相反的傾向。在它們的「自我運動」之中，在它們的自發的發展之中，在活的生活之中，去認識世界上的一切過程的條件是要把它們當做相反者的「統一」來認識。發展是相反者的「鬥爭」。「……相反者的統一（相合，相同，相持）是有條件的，暫時的，過渡的，相對的。而不相容（互相排斥）的相反者的鬥爭卻是絕對的，像發展、運動是絕對的一樣」。（列寧）

　　實驗主義是所謂相對主義——否認絕對的真理。王禮錫（彭述之[10]、李季[11]）等，知道實驗主義的反對革命的改良論，或者更進一步，知道它的否認客觀主義的經驗論，事實上就是變相的怕羞的唯心論。但是，他們都沒有認識實驗主義的否認絕對的真理。辯證法包含著相對主義，可是決不就是相對主義。「馬克思、昂格思的唯物辯證法絕對的包含著相對主義，但是決不就是相對主義。唯物辯證法承認所有我們的知識是相對的，這並不是否認客觀的真理，而是說明我們知識的接近客觀真理是受著歷史條件的限制的」。[12]「對於客觀的辯證法，就在相對的之中也還有絕對的。對於主觀主義和詭辯法，相對的就是相對的，相對的排斥絕對的。」（列寧）。因此，如果不認定發展和運動的絕對性，如果不認定發展是相反者的鬥爭，那麼，勢必至於要走到詭辯法方面去。

　　所謂相反者的鬥爭，就是一個現象之中不能夠不包含著相反的傾向，這種矛盾的傾向之間的鬥爭正是「自我運動」的來源。假使不認識這種鬥爭，那麼空洞的承認突變就是詭辯法。假使只認識一切都是流動的，而不認識流動之中的矛盾的鬥爭，同時，空洞的提出「矛盾」的概念，而不把「矛盾相鬥」認做流動的內容，那更是詭辯法。王禮錫先生的說法正是這個樣子。

　　因此，辯證法的基礎正在於：一切發展都是矛盾的鬥爭，而且矛盾的統一不過是相對的現象，只有鬥爭是絕對的。

　　四

　　辯證法的考察事物，還要考察它們的聯繫，它們的錯綜的相互關係，因為只有在事物的各方面的聯繫之中，才能夠看得見這一個或者那一個事物的最完全的實質。世界上沒有絕對孤立的現象。一切事物、現象、過程，多多少少總是別一些事物、現象、過程的一部分。所謂「局部的，除非聯繫到全體的，方才存在。」而「全體的也只存在於局部的之中，也只經過局部的而存在。」這是全體和局部的關係。所以忽視「各方面的聯繫」固然是違背辯證法，而忽視個別的現象，忽視個別的特點和特性，不會把這種個別現象正確的聯繫到全體方面去，那也是違背辯證法。

　　所以說：「抽象的真理是沒有的，真理總是具體的。」必須要「在應用辯證法到某種政治經濟條件的具體的特點的時候，會提出這個問題的各種要點，各種方面，特別著重的放到第一位。」一切籠統的空談，都是違背辯證法的。唯物辯證法是考察一切宇宙、社會、思想的統一的科學方法，是唯物哲學的認識論；而它的統一，正在於它能夠在一切事物、現象、過程的聯繫之中，在它們的錯綜的關係之中，在它們的運動、發生和消滅之中，在它們內部矛盾的鬥爭，從數量上的漸變進到質量上的突變之中，——去發見各個現象的特點，發見各個階段的特性。請看馬克思自己的話：

　　……有些讀者會發出這樣的問題：要知道經濟生活的一般公律是一樣的，——不管是應用到現代生活，或者是應用到過去的生活，——公律反正都是一樣的？然而，馬克思正不承認這一點。對於他，這種一般的公律是沒有的。照他的意見，每一個歷史時期有自己的公律……可是，等到實際生活過完這一個發展時期，走出了這一個階段，而進到了別一個階段，它就已經受另外一種公律的支配了。……作者這樣好的敘述了他所認為是我的真正方法……他也就敘述了辯證法的方法。[13]（《資本論》卷一，第二版自序。這裡，馬克思引的是一八七二年五月號的聖彼得堡的《歐洲消息》雜誌。[14]）

　　五

　　最後，辯證法的要求是實踐和理論的聯繫。人的行動是自然界的變動和社會的變動之中的一部分，因為人自己是自然界的產物，人的意識是物質的產物，同樣，人是社會的產物。人的意識不能夠不是社會的實質的一部分。而且「人的行動影響自然界而改變著自然界，也就改變著人自己的天性。」辯證法反映著客觀的自然界和社會的實質：辯證法可以幫助人的行動，使人能夠正確的知道現實而能夠去解決問題，這就是所謂「必然之中的自由」。所以辯證法不但是認識社會，而且是在改造社會。改造社會的實際行動必須運用全部的辯證法，而不能夠把辯證法的各方面——各個要素割裂開來，譬如像王禮錫先生似的：他把突變的發展和矛盾鬥爭割裂開來，把全體和局部割裂開來，把行動和理論割裂開來。他說：「思想不能離開實踐，所以深思不能離開苦學。」原來他所謂行動就只是苦學！他接著說：「應當從自己行動的實踐上去苦學」。原來革命的行動不是客觀社會現象之中的一部分，而只是苦學的材料！他埋怨一些人的「盲動」，而說一方面要理論，一方面要行動；一方面要深思，一方面要苦學。這是折衷主義的詭辯。

　　辯證法的全部運用，就是：

　　要會在每一個時機，找著鐵鍊條上的特別的一個鐵環——要用一切力量抓緊這個鐵環，然後才抓得住整個鏈條的這樣一個鐵環，——而穩固的準備著，以便進到再往前的一個鐵環；而且，在事變的歷史的鏈條上，許多鐵環的次序、形式，它們的連接，它們互相之間的區別，都不是那麼簡單，那麼蠢笨，像鐵匠打出來的普通鏈條似的。[15]（列寧）

　　這是必須要站在一定的階級立場上，在現實的階級鬥爭裡面，去運用辯證法到實際行動方面來。王禮錫先生的實際行動是什麼？我們不知道。我們只看見《讀書雜誌》上說：

　　禮錫、晶清[16]此次參加國難會議[17]，最重要的目的是爭取言論、組織自由。

　　參加國難會議，這是什麼階級立場呢？這是什麼理論和什麼行動的聯繫呢？大概是革命消沉，所以要找立憲主義的理論和……的行動的聯繫了。

　　六

　　唯物辯證法應用到社會現象方面，這「是社會學之中的科學方法，把社會認為一種活的經常發展著的有機體（而不是什麼機械式的拼湊起來的東西，因此可以容忍各種社會元素的隨便什麼樣的結合的），為著研究社會起見，必須要客觀的分析那些組成這一個社會形式的生產關係，考察這種社會形式的功能和發展。」[18]馬克思主義理論的絕對要求，是要在分析任何一個社會問題的時候，把它放在一定的歷史範圍裡面，然後，假使這是關於一個國家的問題（……），那就要估計具體的特點——使這個國家和別個國家在同一個歷史時代之中仍舊是各不相同的那種特點。」[19]資產階級的客觀主義，只說明某一個歷史過程的必然，而「唯物論者卻確實的斷定這種社會經濟形式，以及它所產生的對抗的關係。……客觀主義者只說『不可克服的歷史傾向』；而唯物論者說明那一個階級——是『管理』這一個經濟秩序的階級，它在造成別一些階級的反對行動的某種某種形式。」唯物辯證法不限於指出歷史發展的必然，而又要說明：究竟是那一種社會經濟形式給了這個歷史發展過程的內容，究竟是那一個階級決定這個必然。這就是認清「發展是相反者的鬥爭」這個基本原則。這樣，才是真正應用列寧所指出的辯證法的四個規律：第一，從一切方面，一切聯繫和「中介作用」上去研究；第二，從發展，「自我運動」，變更之中去研究；第三，把人的實踐當做真理的範疇，也當做決定人所需要的聯繫的實際標準；第四，抽象的真理是沒有的，真理總是具體的。[20]（《列寧文集》舊版第十八卷，上冊，五四頁。）這裡，很清楚的包含著「找著每一個時機」的最重要的特點，就是具體的去解決問題，同時，實際的和人的行動聯繫起來。總之，唯物辯證法不但要認識一切是變動的，而且要認識變動是從數量上的漸變進到質量上的突變的，不但這樣，還要認識變動（發展）的基礎是「統一」的內部矛盾，它的「自我」的相反傾向之間的鬥爭；而且這種鬥爭的發展，是在各方面和一切聯繫之中的；可是，在每一個階段、每一個區域（國家）、每一個時機，這種鬥爭的發展，都有它的最重要最特殊的具體問題，必須用實踐的行動去找著這種特點，然後是用「階級的力量去決定歷史發展的必然」的行動的方針。

　　七

　　王禮錫先生也引了列寧的四個規律；然而他的舉例之中，怎樣應用辯證法的規律呢？他只「應用」各方面和一切聯繫的規律來斷定中國經濟的性質是「半殖民地的資本主義社會」。這裡，中國的封建殘餘突然的沒有了，——這個「突變」什麼時候發生的，怎樣發生的呢？中國現在有沒有「農民」階級和封建地主階級的階級對抗和階級鬥爭呢？中國的農民和地主的鬥爭，以及工人和資本家的鬥爭，這兩種性質不同的階級鬥爭，怎麼樣具體的聯繫著，怎麼樣工人的鬥爭領導著農民的鬥爭？……所有這些問題，王先生都不管的，他只管「資產階級照著自己的模型改造中國」。但是，他忘記了：資本主義的初期固然資產階級的發展否定封建的生產關係，然而帝國主義財政資本侵略殖民地的時期，卻產生了「新的規律」，財政資本維持著封建關係，照著自己的奴才的模型來改造中國了。他根本不瞭解中國現在的經濟發展，是要由帝國主義的侵略所產生的無產階級的階級鬥爭，去領導封建剝削的束縛之下的小農群眾的階級鬥爭，是要這些鬥爭的發展引導到革命勝利的突變，方才能夠改變中國的經濟性質，把半殖民地的半封建的中國社會，變成脫離帝國主義而解放的走上非資本主義發展道路的中國社會。

　　王禮錫也許以為：一、既然一切都是變動的，那麼，中國已經早就從封建殘餘統治的社會變成了資本主義社會了；二、既然變動的過程之中是有突變的，那麼，中國的資本主義關係的數量上的發展，——不問它的發展程度怎麼樣，——自然而然的不知道在什麼時候「突變」而成為資本主義社會了；三、既然「封建社會中孕育了資本主義社會——矛盾的意義僅僅只限於這一點，——資本主義逐漸壯大，終至於脫胎而出，」那麼，中國的資本主義社會自然也已經脫胎而出的了。至於中國的封建地主階級怎樣結合著商業高利貸資本，怎樣受著帝國主義財政資本的支配和維持，怎樣阻礙工業的資本主義生產的發展，以致於民族工業資本也始終暴露了和帝國主義資本混合生長的趨勢，這樣，封建地主階級正是「管理」這個具體的經濟社會形式的階級，資產階級成為它的附庸，而無產階級取得對於反抗地主階級的農民的領導權，而成為決定推翻地主資產階級和帝國主義的「必然」的力量。——至於這種中國經濟在現在的具體的環境之中的性質，王禮錫先生是不問的。他只說「不可克服的歷史傾向」是「資本主義社會脫胎而出」。這樣，王禮錫先生的「應用」聯繫的規律也是違背辯證法的詭辯法和折衷主義，他把上面所說的一切具體的實際的問題，階級鬥爭的問題撇開，而簡單化的講「聯繫」：帝國主義是資本主義，所以帝國主義侵略之下的中國也是資本主義社會，又因為中國既然受帝國主義列強的侵略，所以中國是半殖民地；這樣兩面「聯繫」（拼湊）起來，就得出一個「中國是半殖民地的資本主義社會」！

　　王禮錫先生喜歡引列寧的話，我也不能夠不再引一段列寧的話來做結論：

　　史德魯威主義[21]不僅是一種俄國的傾向，最近的事變尤其明顯的表示出來：這是資產階級理論家的一種國際的傾向，要想「用軟化手段」來殺死馬克思主義，用擁抱來擠死它，就是承認馬克思主義的「一切真正科學」的方面，而除出它的仿佛是「鼓動的」，「武斷的」，「白朗吉主義」[22]的烏托邦的方面(1)，換句話來說，就是從馬克思主義之中採取自由主義資產階級所能夠接受的一切，一直到為著改良的鬥爭，一直到階級鬥爭（除出無產階級專政），一直到「一般的」承認社會主義的理想，要用「新制度」來代替資本主義，而「只」拋棄馬克思主義的活的心靈，「只」拋棄它的革命性。[23]

　　王禮錫先生的「辯證法」，使人更加相信「史德魯威主義」不僅是俄國的傾向，而且是國際的傾向了。

　　A．T．T．

　　注釋

　　[1]王禮錫，見本卷第422頁注⑤。

　　[2]胡秋原，見本卷第423頁注⑥。

　　[3]普列漢諾夫（Георгий Валентинович Плеханов，1856—1918），俄國最早的馬克思主義者之一。著名的馬克思主義理論家。1903年俄國社會民主工黨第二次代表大會後，在政治上日益右傾，後成為孟什維克和第二國際機會主義的首領之一。著有《社會主義與政治鬥爭》、《我們的意見分歧》、《論一元論歷史觀的發展》、《論個人在歷史上的作用問題》、《論藝術》（又名《沒有地址的信》）等。

　　[4]克臘替爾，今譯克拉底魯（Kratylos，公元前五世紀），古希臘哲學家。

　　[5]柏拉圖（Platon，公元前427—前347），古希臘唯心主義哲學家。著有《辯訴篇》、《普羅塔戈拉篇》和《共和國》（即《理想國》）等。

　　[6]赫拉克利圖斯，今譯赫拉克利特（Herakletos，公元前五世紀），古希臘唯物主義哲學家。著有《論自然》，今存留片斷。

　　[7]黑格爾（Georg Wilhelm Friedrich Hegel，1770—1831），德國古典哲學的主要代表，客觀唯心主義哲學家。主要著作有《哲學全書》、《邏輯學》、《哲學史講演錄》、《歷史哲學講演錄》、《美學講演錄》等。

　　[8]今譯文參見《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4卷第213頁，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

　　[9]實驗主義，即實用主義，一種資產階級主觀唯心主義哲學思潮，以美國詹姆士·杜威為代表。20年代末，通過他的學生胡適等人在中國傳播，在當時知識界有較大的影響。

　　[10]彭述之，見本卷第428頁注10。

　　[11]李季，託派，長期從事翻譯工作。

　　[12]今譯文參見《列寧選集》第2卷第136頁，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

　　[13]今譯文參見《資本論》《第二版的跋》，人民出版社1963年版。

　　[14]《歐洲消息》雜誌，今譯《歐洲通訊》，是俄國資產階級自由派的歷史、政治和文學月刊。1866—1908年由斯塔修列維奇在彼得堡編輯出版。

　　[15]今譯文參見《列寧選集》第3卷第526頁，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

　　[16]禮錫、晶清，即王禮錫、陸晶清。

　　[17]國難會議，見本卷第226頁注⑧。

　　[18]今譯文參見《列寧選集》第1卷第32頁，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

　　[19]今譯文參見《列寧選集》第2卷第512頁，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

　　[20]今譯文參見《列寧選集》第4卷第453頁，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

　　[21]史德魯威主義，今譯司徒盧威主義，又稱合法馬克思主義。它的主要代表為司徒盧威（Пётр Беригардович Струве，1870—1944）。司徒盧威主義鼓吹「和平長入」社會主義，竭力反對馬克思的勞動價值論和再生產理論，否認客觀經濟規律的存在。它是19世紀末俄國知識分子中流行的一種資產階級思潮。

　　[22]白朗吉主義，以路易·布朗基（Louis Auguste Blangui，1805—1881）為代表的一種革命冒險主義思想流派。

　　[23]今譯文參見《列寧選集》第2卷第629頁，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

　　(1)白朗吉主義在中國的通行名稱是盲動主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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