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的經濟和階級關係|瞿秋白

中國的經濟和階級關係

　　中國的經濟和階級關係(1)——對於方亦如的批評（一九三二年五月二十一日）

　　中國經濟性質的問題，已經是四五年來的辯論的對象。國際革命家的領導機關以及中國最革命的先進階級的政黨，對於這個問題早就有了原則上的明顯而清楚的答案。這個理論上的鬥爭，現在已經是實際的階級鬥爭的延長和開展。革命階級的政治代表之中，誰也沒有這樣的閒情別致再去和階級敵人討論的了，現在已經不是討論什麼沒有解釋清楚的問題，而是理論上的階級戰爭。

　　自然，這並不是說中國革命的一切問題，經濟問題也在其內，都已經有了現成的答案，根本用不著研究，也不是說實行著理論上的鬥爭，反對著社會民主主義，——而中國的社會民主主義的主要形式在現在正是托洛茨基主義，——就不需要對於這個問題及時加以深刻的研究。列寧說的：「沒有革命的理論，就不能夠有革命的行動。」[1]列寧主義者和社會民主主義者的區別，正在於列寧特別著重理論的作用，反對一切輕視理論的機會主義傾向。然而理論的重要正在於它是行動的方針，脫離行動的理論只是學究主義——也是機會主義的表現，這是和列寧主義沒有絲毫共同的地方的。

　　中國經濟性質的辯論之中，最近又發現了方亦如的一篇文章《中國經濟問題》（《研究》[2]雜誌第一期）。方亦如，據我們所知道的，並不屬托洛茨基主義的組織，他並且在自己的文章裡面表示願意反對托洛茨基主義。但是，他的文章暴露了他是個學究主義的「英雄」。他似乎埋怨反托洛茨基者的「忽視」理論，這當然是他這個學究主義者的成見，是完全不合於事實的。而且正因為這個緣故，他自己走到了投降社會民主主義——托洛茨基主義。

　　社會主義的任務，是要做無產階級的思想上的代表，在無產階級的真正的鬥爭之中去反對那些阻礙當時社會經濟發展的真正道路的真正的現實的敵人。在這個條件之下，理論的和實際的工作合併起來成為一個工作，這種工作，德國社會民主黨的老領袖李白克納希德(2)[3]說得清楚：Studieren Propagandieren，Organisieren（研究，宣傳，組織）。[4]（《列寧文集》第一卷，二三六頁）

　　可見理論和實際的聯繫應當怎樣的密切！而且最主要的條件，正是反對阻礙當時社會經濟發展的真正道路的真正現實的敵人。而方亦如呢？他的著重理論，恰好是放過敵人而去幹那學究主義式的「研究」。他的注意只在於找著一個公律，去適用於一切社會：要適用於有階級的社會，也要適用於無階級的社會。他甚至於認為用階級關係去考察社會的經濟性質是庸俗的辦法！照他的意思，這仿佛是太不科學了！

　　方亦如說：

　　用商品的存在及普及來決定經濟制度，等於拿有機細胞的存在來決定動物的種類一樣滑稽。

　　反對他們這種意見的人，也曾發表過另一種主張，……他們認為剝削關係是決定經濟形式的。……最近還有人主張直截了當用階級關係來決定經濟制度的，這自然是登峰造極了。用剝削關係來決定經濟制度，第一不妥當的地方，就是它不能適用於無產階級社會。而最重要的，還是剝削關係是一種分配關係，生產品中剩餘勞動生產品的分配形式。……生產關係之中的一種——剝削關係，絕不能夠作為決定經濟制度的基本原素。決定社會經濟形式的，不是分配關係，也不是生產什麼，而是怎樣生產！生產方法是決定經濟制度的東西。……人與生產工具結合的形式，就是生產方法。（《研究》雜誌第一期一五、一六頁）

　　這裡，我們可以發見方亦如的許多曲解馬克思主義的糊塗「學說」。第一，他把生產方法和生產關係隔離起來。固然，他也知道：「人們根據一定的生產方法，就互相結成具體的生產關係」；然而，他根本忘記了生產方法的決定社會的經濟制度，是要經過生產關係的。請看馬克思說的話：

　　生產的社會關係是同著生產的物質資料的發展，同著生產力的變更而變更的。生產的許多關係的總和形成所謂社會關係，形成所謂社會，而且這是形成一定的歷史的發展階段之上的社會，帶著一定的只有這一種社會所特有的性質。（馬克思：《雇傭勞動和資本》）[6]

　　而方亦如卻只說：「經濟性質的判定，就以生產方法為指針。」仿佛問題只在於追究到最後的決定社會基礎的是什麼，而完全不管這裡的所謂「決定」是要表現在具體的人與人之間的生產關係的。而這正是馬克思主義的科學和資產階級的科學不同的地方。方亦如的學究主義，使他只看見所謂「科學的定義」的詞句上的重要，而完全拋棄馬克思主義的立場——認為人與人之間的物質的生產關係的作用是不關重要的。這是根本不瞭解唯物的辯證法。因此——

　　第二，他把人與自然界之間的關係和人與人之間的關係分割開來，切斷了這兩種關係之間的辯證法的聯繫。他不瞭解馬克思所說的「生產的許多關係」，正是指著這些關係說的。他說人與生產工具結合的形式，這是人經過技術而和自然界發生一定的關係，這就是生產方法；至於人與人之間的關係——生產關係，以及其中的一種剝削關係，那就是另外一回事。照他這種說法，人與人之間的關係就和生產方法沒有聯繫似的，至多也不過是被生產方法所規定的一種社會關係，是消極的原素，而決不是「決定經濟制度的基本原素」。而馬克思說：

　　紡織機器不過是織布用的一種機器罷了，只有在某些條件之下它才成為資本。沒有這些條件，它就並不是資本，這仿佛單有黃金還並不就是錢，單有糖還並不就是糖的價錢。

　　人在生產的時候不但對於自然界發生一定的關係，而且互相之間發生一定的關係，他們只有在這些社會關係的範圍之內，方才有對於自然界的互相行動——就是他們的生產。（同上）[7]

　　第三，方亦如同樣機械的把分配關係和生產關係分割開來。他僅僅只認為分配關係是生產關係之中的一種，而不瞭解分配關係是生產關係的另一方面，而且對於階級社會這是很重要的一方面，因為它密切的和階級關係聯結著，它最明顯的表現著階級關係，最直接的決定著革命的任務。不但如此，方亦如還只瞭解分配關係是剩餘的勞動生產品的分配形式，而不知道分配關係包含著生產工具的分配，而且包含在生產過程的本身之中。所以方亦如對於分配關係的錯誤的觀念，足以使他的理論鬥爭完全和實際的階級鬥爭脫離關係。馬克思對於分配關係的說明是：

　　分配的最表面的意義是生產品的分配，這樣，分配和生產的關係是很疏遠的，仿佛對於生產是獨立的。然而分配成為生產品的分配之前，第一，它是生產工具的分配，第二，它更進一步的決定這種關係——把社會之中的各分子分配于各種不同的生產（把各個人歸到一定的生產關係方面）。可見生產品的分配正是這種分配的結果，——這種分配是包含在生產過程的本身之中的，而且是規定這生產的組織的。……分配關係的歷史性質就是生產關係的歷史性質，分配關係不過表現生產關係的另一方面。資本主義的分配和那些從別種生產方法發生出來的分配方式是不同的，每一種分配方式同著它所根據的，它所適合的生產方式而消滅。（馬克思：《資本論》卷三）[8]

　　馬克思主義對於生產和分配的聯繫是看得極重要的，只有根據辯證法去瞭解這些生產關係和分配關係的作用，方才能夠認清社會的經濟性質。像方亦如那種布哈林[9]式的機械主義的瞭解，自然不能夠不走到極大的錯誤。他事實上是投降了「反革命的先鋒隊」。

　　但是，他的態度仿佛是個嚴厲的審判官，他的判決辭是：——原告方面（托洛茨基主義）「用商品的存在和普及來決定經濟制度」，固然不對，而被告方面（列寧主義）的反駁，說「要用剝削方式和階級關係來決定經濟性質」，也是不對；應當說：「人與生產工具結合的方式——就是生產方法，是直接決定經濟性質的範疇。」其實，原告方面的任曙[10]本來也是說：「只能用經濟性質去說明剝削方式，不能用剝削方式來說明經濟性質。」方亦如不過是遵照任曙的指示，說明生產方法決定經濟性質，經濟性質又決定剝削方式。方亦如究竟是站在被告方面呢，還是站在原告方面？！

　　馬克思主義的經濟學，極明顯的說明：

　　勞動過程只是人和自然界之間的過程，它的簡單的要素在社會發展的一切方式之中都是一樣的。然而，這種過程的每一個歷史上的一定方式，都在使它的物質基礎和社會方式向前發展。這種歷史方式達到了某種的成熟程度之後，就要消滅，而讓給更高級的方式。這種危機時期的到來，暴露於分配方式——也就是同這些分配方式相適應的生產關係的歷史上的一定方式——與生產力，生產能力，生產能力的動力的發展，這兩方面的矛盾和對立特別來得廣泛和深刻。那時候，就要爆發生產的物質發展和它的社會方式之間的衝突。（《資本論》卷三）[11]

　　這裡，可以明顯的看見馬克思學說的焦點並不在於簡單的指出什麼是決定經濟性質的範疇，而在於發見物質的生產力的發展怎樣經過人與人之間的生產關係而表現出來，並且發見生產過程的本身之中怎樣發展著內部的矛盾和對立，怎樣發展到社會方式的變更——革命的爆發。分配關係和生產關係之中，最主要的正是階級關係。每一個社會裡面，都有某種的勞動過程的歷史方式，就是方亦如所謂人和生產工具結合的方式；但是，這種勞動過程的物質基礎（生產力），必然要產生相當的社會方式，就是生產工具的分配，照著生產工具的分配而形成的階級關係——馬克思所謂「把各個人歸到一定的生產關係」。凡是階級社會的階級關係，都是和剝削方式聯繫著的。剝削關係決不是僅僅表現於「剩餘勞動生產品的分配」的，它還表現於生產工具的分配，生產資料的分配。封建關係的表現難道僅僅在於地主佔有農民的「剩餘勞動生產品」？難道不是表現於地主階級的佔有土地——當時最主要的生產資料？資本主義的剝削關係，難道只表現于資本家剝削工人的剩餘勞動？而不是主要的還在於資本家階級佔有一切生產資料嗎？馬克思主義的中心問題，正在於說明了這種階級關係的變更的過程，指導階級鬥爭的「真正的口號」。封建制度之下的生產關係變成了束縛生產力的發展的桎梏，那就要爆發資產階級的民權革命。資本主義的生產關係變成了束縛生產力的發展的桎梏，那就要爆發無產階級的社會主義革命。這些革命的任務正在於消滅舊的生產關係。中國經濟性質的問題的中心，也就在於解決對於革命任務的爭論，爭論的真正內容是：中國封建的生產關係是不是還占著優勢？封建勢力是不是仍舊占著統治地位？革命的當前的任務是不是土地革命——消滅地主佔有土地的制度，建立工農民權獨裁的政權，推翻帝國主義的統治？

　　方亦如對於中國經濟的爭論，卻沒有明白的回答這些問題，而實際上始終暴露了他否認封建勢力的統治。

　　自然，中國經濟性質的爭論之中，托洛茨基派以及自命為非託派的孫倬章等等，往往有意無意的夾七夾八的胡纏：有些人說列寧主義者完全否認資本主義的發展，有些人甚至於說列寧主義者「站在封建經濟方面」！問題當然不在這裡，問題是在於：帝國主義支配之下的中國經濟裡面，是封建關係占著優勢，還是資本主義關係占著優勢？

　　列寧主義說：「這種中世紀式的情形之中，統治的力量是封建殘餘的勢力，是地主的勢力，是地主性的官僚、軍事的以及非軍事的官僚的勢力，他們很特別的和商業資本結合了起來。」[12]（史太林）封建的地主和商業資本的結合還保存著中國的農民和地主的階級關係，帝國主義在政治上經濟上維持著封建殘餘，雖然中國的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之間的資本主義的階級關係已經相當的發展，但是這種階級關係比較起封建社會的階級關係來，還並沒有取得優勢。

　　而托洛茨基主義說：中國的地主也是資產階級，中國的統治力量是資產階級；中國已經沒有封建社會的階級關係，差不多沒有封建殘餘，即使有，也是無關重要的了，所以現在已經是資本主義的階級關係占著絕對的優勢。

　　方亦如怎麼說呢？他仿佛也是審判官，他說兩邊都不對：

　　主張中國資本主義統治論者，如任曙、嚴靈峰[13]、孫倬章諸先生，總是費盡全力，想證明現在中國已是十足的資本主義，而封建關係只是一點遺影；而主張中國封建制度統治論者，卻定要證明到鄉村領導城市，十足的封建黃金時代。據我看來，要正確的把握住封建勢力在現在中國社會中的作用，卻用不著誇大其「統治」地位的。

　　固然不錯——「鄉村領導城市」的說法完全是立三主義[14]的機會主義，沒有絲毫列寧主義的氣味。但是，方亦如自己又怎麼「把握住封建勢力的作用」呢？他說：

　　遺留的封建經濟只在臨死掙扎……單說封建經濟支配中國經濟，也失於太重視它的作用。幼稚的民族資本是不能支配中國經濟的……單說資本主義支配中國經濟，——這是忽略帝國主義和殖民地化的重大要質。……帝國主義在華的經濟，早已因它偉大的力量，「內在地」支配了中國經濟。

　　這樣，方亦如以為既然不是封建殘餘的勢力，也不是中國資本主義，而是帝國主義的「在華經濟」占著優勢。這算得什麼答案！這不是回答問題，而是回避問題。問題本來在於中國在帝國主義的財政資本支配之下，經濟上是封建殘餘佔優勢還是資本主義？而他的「回答」是：——帝國主義！不但如此，他還說帝國主義「內在地」支配中國經濟，雖然他申明帝國主義的財政資本應當和中國的民族工業資本分別看待，然而他在這裡完全忽略了階級關係的問題。在階級關係方面來說，他的答案其實是和託派一樣！託派說中國幾乎沒有封建社會的階級關係，但也說不應當重視封建勢力的「統治」作用。他至多不過和孫倬章一樣，企圖對於托洛茨基主義提出一點兒「修正」罷了。他在這裡企圖做「審判官」，而事實上又是投降托洛茨基主義。

　　方亦如和托洛茨基派一樣，在階級關係上完全不瞭解中國現實生活裡的辯證法。中國現實生活裡，存在著兩種的階級關係：一種是地主對農民的階級關係，一種是城鄉資產階級對城鄉工人階級的階級關係，這兩種階級關係極複雜的互相錯綜著。而且因為帝國主義的財政資本經過軍閥的政治借款和控制稅務機關的手段，經過買辦和商業高利貸資本，在經濟上也維持著中國的封建勢力；又因為中國民族資產階級和半封建式的土地關係密切的聯繫著，——所以封建社會的階級關係更加表顯它的優勢。這並不妨礙中國社會之中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的分化和對抗一天天的劇烈起來。而且因為無產階級的鬥爭，因為廣大的半無產階級的極端窮困化，而農民基本群眾和地主官僚階級的對抗更加尖銳化，無產階級的領導權在民權革命之中也更加容易實現，更加有保障，更加成為革命轉變到社會主義階段的一個有利的條件。對於民權革命之中農民群眾的革命作用的輕視，甚至於否認，是托洛茨基主義的特點。中國經濟性質的爭論之中，對於托洛茨基派的立場，最主要的就在於抓住這個問題的中心，去問他們，而且一定要逼住了他們盤問：究竟你們承認不承認中國有農民和地主的階級對抗？這正是必須用階級關係來做中心的理由。而方亦如卻以為這是「庸俗的解決問題的方法」！這就難怪方亦如要投降托洛茨基主義了。

　　列寧說：

　　農民，——反對著農奴制度，反對著農奴主的地主以及替他們服務的國家，——仍舊是一個階級，這不是資本主義社會的階級，而正是農奴制度社會的階級，就是等級式的階級(3)。我們的鄉村裡面還有多少保存著這種農奴制度社會所特有的「農民」和特權的地主之間的階級對抗，那麼，工人階級的政黨，沒有疑問的就應當有多少站在「農民」方面，贊助他們的鬥爭，推動他們去鬥爭——去反對一切農奴制度的殘餘。

　　我們把「農民」這個字眼放在括弧裡面，為的是要表明這裡存在著毫無疑問的矛盾：在現代社會裡，農民自然不是一個統一的階級。然而誰要覺得這個矛盾來得奇怪，那他就忘記了這個矛盾並不是捏造出來的，並不是教條上的，而是俄國實際生活本身的矛盾。這不是空想出來的，而是活的辯證法的矛盾。……[15]（《列寧文集》卷九，二七五——二七六頁）

　　中國現在的實際生活裡有沒有這種矛盾呢？當然有的。中國有階級的對抗，而且不止是資本家和工人的對抗。中國一方面已經發生了這種資本主義社會的階級對抗，就是「農民」之中也已經有了階級的分化；別方面，封建社會的階級對抗，「農民」和地主的階級對抗還是處於主要的地位。「農民」是下等人，而地主是「上等人」，是紳士。這種對抗是根據於土地關係的半封建性。同時，就是在城市之中，工人也還披著這種「等級」地位的表面形式，——一般的說來，工人也算是「下等人」，也沒有做紳士的資格的。但是，所謂「下等人」並不是資本主義社會裡的階級，而正是封建社會的階級。「下等人」之中的工人是無產階級，而「農民」卻大多數是小資產階級，還包含著富農（資產階級的富農，以及半地主的富農），還包含著雇農（無產階級）。農民群眾反對地主階級的鬥爭，是要由無產階級反對一切資產階級的鬥爭去領導的。無產階級必須清楚的瞭解小農群眾的小資產階級的民權主義的要求，推翻封建關係的土地革命的要求，這是「農民」和地主的階級對抗的具體的內容。而方亦如卻認為中國自耕農、佃農等的經濟「是封建制度的遺物」！小農經濟也是封建制度，這事實上也是否認封建關係內部的矛盾和階級對抗。他表面上雖然反對託派，實際上是從另一個極端來否認「農民」的作用。至於托洛茨基派，那麼，托洛茨基自己的社會民主主義的立場早就表現在他對於俄國的資產階級民權革命的態度。列寧說：

　　托洛茨基認為農民分化了，分成許多階層了，因此，他們的革命的可能性日益減少了……

　　這整個的十年——偉大的十年，——一九〇五年到一九一五年，證明了俄國革命是有兩種階級路線，也只有兩種階級路線。農民的分化加強了他們內部的階級鬥爭，喚醒了許多政治上睡覺的分子，使鄉村的無產階級接近了城市的無產階級（……）。然而「農民」和馬卡洛夫、羅曼諾夫、赫沃斯托夫(4)之間的對抗加強了，生長了，劇烈了。這樣明顯的真理，就是托洛茨基在巴黎寫的幾十篇文章的幾千句話，也是不能夠推翻它的了。托洛茨基事實上是在幫助俄國的自由主義的工人政治家，這些政治家是在「否認」農民的作用的名義之下表現不願意引導農民起來革命！

　　而這正是現在的問題的焦點。無產階級鬥爭著，並且將要徹底的鬥爭著——爭取政權，爭取共和，爭取沒收土地，就是要吸引農民，要儘量發揮他們的革命力量，要使「非無產階級的」群眾來參加鬥爭——為著從軍事封建的「帝國主義」（俄皇制度）之下解放資產階級的俄國。而這種資產階級俄國的脫離俄皇制度，脫離地主的土地權力而解放，無產階級立刻就要利用起來，——並不是為著幫助富裕的農民反對農村工人的鬥爭，而是為著同歐洲無產階級聯盟而實行社會主義的革命。[16]（《列寧文集》第十三卷，二一〇——二一四頁）

　　中國的托洛茨基派對於自己的領袖和主義，是很忠實的。他們努力的要想「證明」中國的經濟已經是資本主義佔優勢，像孫倬章那樣甚至於說中國的佃農也都是資本家（見《讀書雜誌》[17]，第二卷第一期）。他們說中國資產階級已經取得了政權。他們說中國「將來的」革命的性質是社會主義的——他們主張托氏的「不斷革命論」。所有這些「左傾」空談的目的，完全是在於掩飾他們的孟塞維克主義和反革命的實質：取消土地革命，取消民權革命，反對工人階級所領導的徹底的民權革命的勝利，反對工農民權獨裁，否認現在的革命高漲，——來辯護他們的自由主義、改良主義，在現在的條件之下提出國民會議的口號。他們事實上成了反革命的力量。因為他們否認中國「農民」和地主的階級對抗，所以對於推翻地主的農民群眾，對於這些工人階級所領導的「非無產階級的」群眾，自然要竭力的反對，甚至於跟著統治階級罵他們是匪徒流寇。因為這樣，他們也就反對工人的革命鬥爭！自然，他們將來也一定是中國革命轉變到社會主義階段的敵人。

　　方亦如的立場怎麼樣呢？他站在否認階級關係是決定經濟性質的範疇的立場上，勢必至於投降托洛茨基主義。他說：

　　資本主義經濟的發展，不論是中資或外資，當然是促使封建經濟的崩壞的。它們是成反比例的。資本主義發展一步，封建經濟就破壞一步。可是，事情並不這樣簡單，這樣機械。資本主義，不論是「從外鑠」或「從內在」的原因而發生，總之是在封建社會內漸漸的發達起來的。……

　　原來方亦如和託派的分別，只在「漸漸的」這一個字眼！他根本不瞭解中國的半殖民地的地位，根本不瞭解中國民族資產階級和半封建的土地關係的聯繫。照他的意見，帝國主義的資本主義發展一步，中國的封建經濟就破壞一步。這樣，帝國主義在經濟上竟是反封建的極偉大的進步的力量了。同樣，中國的資本主義更是革命的力量了。託派說，中外資本主義已經推翻了封建制度，而方亦如說，不要心急，中外資本主義是要這樣漸漸的一步一步的推翻封建制度呢。

　　因此，中國社會的經濟性質，照他說來，是——「半殖民地上的衰落時期的封建社會」。這等於沒有回答問題。中國的封建制度當然是在衰落，而且不止是在衰落，而是已經開始崩潰，已經有許多省份裡面被農民的土地革命所推翻。問題是在於推翻封建關係的是工人階級領導的農民群眾，還是「中國的資本主義」？！中國當然是半殖民地，帝國主義當然要開展中國的商品經濟，等等……問題是在於：帝國主義的侵略是維持中國的封建關係的，還是「推翻封建關係」的？！

　　中國資產階級在一九二七年革命失敗之後，不但在政治上完全反動，就是在經濟上也更加適應著帝國主義的殖民化的政策，適應著軍閥官僚的貨幣資本的壟斷政策。雖然，中國的小工業資本家繼續著種種發展的企圖，——這是在一般情形之下自然的現象，然而總的發展傾向是：中國工業的大破產，民族資產階級的非民族化——買辦化。而且，中國民族工業受著帝國主義的束縛和壓迫，受著帝國主義軍閥的鉗制和搗亂，受著廣大的幾千萬幾萬萬群眾窮困化的影響而找不著市場——受著購買力降低的巨大的限制，所以一天天的移出自己的資本，放到田地上去，放到都市的地皮上去，放到包捐包稅的公債上去，這種民族工業資產階級的非工業化——投機化、封建地主化的過程，是可以用鐵一般的統計數字來證明的。中國在帝國主義侵略之下，固然發展著資本主義的關係，然而這些資本的積累，極大部分是加強商業資本、高利貸資本、投機式資本的。這並沒有改變對於農民的封建式的剝削，反而更加加重這種剝削。資產階級的收買田地，並不是拿來經營資本主義的農場，而極大多數是繼續封建式的租佃關係。這樣，中國資本主義的資產階級和封建地主是密切聯繫的，他們又能夠成為什麼「推翻封建制度」的力量！「農民」和地主的封建式的階級對抗仍舊保存著、加強著；在封建勢力和商業資本的結合之下，這種階級對抗而且特別的尖銳化。

　　中國鄉村裡，這種最初積累式的商業資本很特別的和封建的統治結合起來，和地主的統治結合起來，並且還從地主方面採取對於農民的中世紀式的剝削和壓迫方法。……軍閥制度、督軍省長，現在的惡魔強盜似的一切種種軍事官僚和非軍事官僚，——就是中國這種特別情形的上層建築。而帝國主義贊助並且鞏固這種封建官僚的整部機器。[18]（史大林：《和中大學生的談話——一九二七年五月》）

　　帝國主義對於中國的統治，表現於控制中國的經濟命脈——銀行、鐵路、輪船、礦山、工廠，……這是早就指出的重要問題，並用不著方亦如來發見什麼「新大陸」，說什麼不應當「把帝國主義的在華經濟擯斥於中國經濟結構之外」。問題就在於帝國主義經過這些經濟命脈，主要的是開展著中國的商業高利貸資本，而阻礙著中國的工業化；而且，還在竭力的維持著、鞏固著中國的封建官僚。怎麼能夠說「外資的資本主義」是在「推翻封建制度」，是在「漸漸的」消滅封建制度呢！

　　關於商業資本和工業化的關係，最好看一看馬克思說的話以及列寧的解釋：

　　商業資本的獨立發展和資本主義生產的發展程度卻成為反比例[19]（《資本論》，卷三），商業資本和高利貸資本發展得越厲害，工業資本（＝資本主義生產）就發展越薄弱，反過來說也是一樣的。[20]（列寧：《俄國資本主義的發展》）

　　帝國主義既然贊助著封建地主和商業資本結合的中國軍閥制度，也就阻礙中國工業化的道路。托洛茨基派用商品經濟來決定中國封建殘餘已經不是統治的力量，——這並不是偶然的。這是因為他們根本上就是反馬克思列寧主義的。他把帝國主義和民族工業資本主義「一視同仁」，把商業資本認為是和封建殘餘不能並存的東西。而方亦如也根本不瞭解商業資本和工業化的關係，因此，事實上跟著託派反對「封建統治論」！

　　中國的經濟發展當然已經走上了資本主義的道路。帝國主義是資本主義的最後階段，是臨死的資本主義。帝國主義侵略殖民地，竭力的在殖民地上找尋自己的「出路」——商品的銷場、原料的供給、「多餘資本」的容納，尤其是「多餘資本」的輸出，是帝國主義時代的特點。可是，這個「出路」對於帝國主義同時也是死路。因為帝國主義擴大著中國的商品經濟，極端劇烈的加強了幾萬萬小農和手工業的破產過程，就造成了廣大的出賣勞動力的後備軍；同時，商業資本發展的結果，一小部分的最初積累的資本（官僚的，買辦的，商人的，地主的……）不會不投入小小的工業裡去，而且帝國主義自己所需要的交通事業（鐵路、輪船等等）、原料採取的工業（礦業）以及原料改裝的工業，隨後，還有一些消費品的輕工業也因為利用廉價勞動而發生出來。這樣，中國就發生了無產階級，以及極其廣大的半無產階級，還有很多的脫離生產工具而又賣不出自己的勞動力的貧民群眾。這是帝國主義自己造出來掘它墳墓的中國無產階級。而帝國主義「照著自己的奴才的模型」所造出來的中國資產階級，卻是非常之微弱的，——工業資產階級不但很少，而且和封建關係密切的聯繫著。中國的工人和資本家的階級對抗有一個特殊的情形：就是一切被雇用的人，從嚴格的工廠無產階級一直到苦力雇農，以至於部分的依賴工資生活的半無產階級，形成了中國的工人階級；而同時，雇用工人的人之中，卻只有最小部分可以算作嚴格的工業的民族資產階級。外國帝國主義官廳，軍閥，以及臨時雇用勞力的商人等等……要占著雇用工人的人的極大部分。勞動和資本的階級對抗是在極端的劇烈起來，而工業資本主義的發展卻受著了巨大的束縛，尤其是民族工業的獨立發展被帝國主義的殖民地化的政策嚴厲的阻礙著。這是中國資本主義發展的矛盾，尤其是資本主義生產（工業資本）發展的矛盾。帝國主義的殖民地化的政策，客觀上也不能不一方面把中國一部分一部分的抓進自己的經濟機體裡去，做它的附庸，別方面正就因此而造成推翻帝國主義的無產階級。

　　中國的社會，在帝國主義統治之下，只能夠保存著封建式的土地關係，維持著封建勢力結合商業資本的中世紀式的剝削關係，適應著帝國主義的需要而開展資本主義的關係，雖然因此而引起了一些工業資本的發展，可是，封建殘餘的勢力仍舊占著優勢。中國的經濟發展的前途，在帝國主義統治之下，就只有殖民地化的道路：就是列強帝國主義互相搶奪著，分割著中國，把中國變成帝國主義的附庸，主要的是保持封建勢力，只在形式上改換一些，使它適應帝國主義的需要，而工業的發展是只能夠在帝國主義所容忍的範圍之內的。這種前途，必然的引起極劇烈的經濟恐慌，直到現在的全國國民經濟崩潰的情形，幾萬萬群眾的饑餓、死亡，是帝國主義、地主、資產階級保持自己的收入的代價。

　　工人階級領導農民的基本群眾的土地革命，徹底的完成民權革命的任務——解放中國，推翻帝國主義和地主資產階級，建立工農民權獨裁，這是中國的唯一出路。

　　而中國無產階級的特殊地位，他的領導權，一般的國際和國內的條件，都足以保障「革命轉變」的鬥爭的勝利，而開闢中國經濟的非資本主義的——社會主義的發展道路。

　　托洛茨基派反對列寧的「工農民權獨裁」的口號和「革命轉變」的學說。這是因為他們不但否認中國有「農民」和地主的階級對抗，並且否認無產階級的力量和領導權。方亦如的論調只是偷運托洛茨基主義的私貨。

　　至於中國農民群眾和地主階級的鬥爭之中，現在半地主的富農和一般富農已經在反革命方面，無產階級就要堅決的領導農民群眾去反對富農。那麼，這正是保障無產階級領導權的有利的條件，而並沒有「取消」什麼民權革命的任務，並沒有「取消」農民群眾和地主的階級對抗，而且這正可以有利的影響到革命轉變的速度。

　　注釋

　　[1]今譯文參見《列寧選集》第1卷第241頁，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

　　[2]《研究》，見本卷第434頁注⑨。

　　[3]李白克納希德，今譯威廉·李蔔克內西（Wilhelm Liebknecht，1826—1900），德國社會民主黨創始人和領導人之一。參加1848年德國革命以及第二國際的創建工作，積極反對德國軍國主義。

　　[4]今譯文參見《列寧選集》第1卷第77頁，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

　　[5]加爾·李白克納希德，今譯卡爾·李蔔克內西（Karl August Ferdinad Liebknecht，1871—1919），德國社會民主黨和第二國際左派領袖之一，德國共產黨創始人之一。曾任國會議員。1916年同其他左派領袖一起組織斯巴達克同盟。1919年1月同盧森堡等一同被害。

　　[6]今譯文參見《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第363頁，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

　　[7]今譯文參見《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第362頁，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

　　[8]今譯文參見《資本論》第3卷第994、998—999頁，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

　　[9]布哈林，見本卷第30頁注16。

　　[10]任曙，又名任旭、任昭明，四川南充人。1927年曾任中共中央農民部秘書、中共中央長江局委員、中共湖北省委代理書記。20年代末30年代初中國社會性質問題論戰中托洛茨基主義派代表人物之一。

　　[11]今譯文參見《資本論》第3卷第999頁，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

　　[12]今譯文參見《斯大林全集》第9卷第219頁，人民出版社1954年版。

　　[13]嚴靈峰，20年代末30年代初中國社會性質問題論戰中托洛茨基主義派代表人物之一。1930年7月在上海創辦《動力》雜誌，同任曙、孫倬章等又被稱為動力派。

　　[14]立三主義，即李立三「左」傾冒險主義。1930年6月中共中央政治局由李立三主持通過的《新的革命高潮與一省或幾省的首先勝利》決議，標誌著立三主義的形成。這年9月的中共六屆三中全會結束了其在黨中央的統治。

　　[15]今譯文參見《列寧全集》第6卷第287頁，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

　　[16]今譯文參見《列寧全集》第21卷第398頁，人民出版社1954年版。

　　[17]《讀書雜誌》，王禮錫、陸晶清等主編，1931年4月在上海創刊。

　　[18]今譯文參見《斯大林全集》第9卷第218頁，人民出版社1954年版。

　　[19]今譯文參見《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第367頁，人民出版社1965年版。

　　[20]今譯文參見《列寧全集》第3卷第157頁，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

　　(1)本篇收入作者編的《戰鼓集》（一），曾在1932年7月《布爾什維克》5卷1期上發表，署名何史文。這裡根據中央檔案手稿刊印。

　　(2)這裡說的社會民主黨還是歐戰以前的革命的社會民主黨。這個李白克納希德是加爾·李白克納希德[5]的父親。

　　(3)這是列寧自己注明農奴制度和封建制度之下的等級是有相同的意義的。

　　(4)馬卡洛夫等，是指著地主階級說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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