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大革命史應當這樣寫的麼？|瞿秋白

中國大革命史應當這樣寫的麼？

　　——對於華崗的《中國大革命史》的批評（一九三二年五月八日）

　　一

　　一九二五——二七年的中國大革命的歷史，不但對於中國的勞動民眾有極偉大的意義，而且對於全世界的勞動民眾，尤其是殖民地的勞動民眾，例如印度、高麗[1]、南洋群島等等的民眾，也有極重要的教訓。中國革命的歷史，不但對於中國無產階級和共產黨是最重要的鬥爭的經驗，而且對於國際無產階級和共產國際，正是布爾塞維克主義克服一切種種「中國式」的及非中國式的機會主義的鬥爭的紀錄。華崗[2]的《中國大革命史》[3]，正在中國共產黨第六次大會之後的四中全會的時候寫好，並且付印；很自然的，——他應當根據共產國際和中國共產黨的正確路線，來總結一九二五——二七年革命的經驗，揭露一切種種錯誤的機會主義的「理論」，嚴格的審查和分析中國革命的事實，中國革命的社會經濟的基礎，中國共產黨的領導機關的過去的錯誤。首先，這裡要有堅決的無產階級的布爾塞維克的階級立場。但是，事實上呢？華崗同志在這部《革命史》裡竟沒有這樣的立場，竟犯了腐化的自由主義的錯誤，甚至於偷運機會主義的私貨。

　　華崗同志編輯《革命史》的方法，根本就是不對的。它沒有根據共產國際對於中國革命的一貫的正確路線，來有系統的整理和分析中國革命的事變，階級力量的變動，共產黨的政策和口號的意義。他卻是根據過去中國共產黨領導機關的各種時期的論調，——這些論調之中常常有許多是錯誤的，有許多是只能夠代表當時個別的領導同志的意見的，——他卻根據了這些論調，七拼八湊的彙集了許多材料，就算編好了一部《大革命史》。自然，他所根據的材料之中，也有好些共產國際的文件，可是，他並不能夠根據這些材料，正確的去分析中國的事實；他只是機械的把這些正確的論斷，混合在一些模糊的錯誤的意見裡面。這樣，他這部《大革命史》——本身就包含著許多矛盾，沒有統一的，一貫的見解。與其說是《大革命史》，還不如說是「中國革命史材料匯錄」；假使真是這樣編法，那他也應當在每一段每一篇的材料底下，注明白：某人某年某月的論文，或者某一個機關某年某月的決議等等。而他不是這樣做的；他把一切錯誤，都自己擔負了起來，同時，他又想把一切正確的意見，也包含進去。結果，就表現了對於一切種種「左」右機會主義的腐化的自由主義。這正足以暴露他的立場根本也是機會主義的，他的不一貫，正是他的一貫的機會主義的表現。

　　二

　　首先，他的方法論上，根本就有反馬克思主義的錯誤，——他在《大革命史》的第二版序言裡說：

　　老實說，歷史的記述，是沒有所謂「純客觀的」。……但是我們始終以工農階級的解放利益為前提，以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原則與革命的教訓為立場，能夠正確的去把握並理解社會發展的本質，也就始終要比國民黨、第三黨[4]及取消派更客觀些，根本些，徹底些。(1)

　　這裡，他簡直把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科學和所謂客觀事實對立起來，照他的意思，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歷史學並不是唯一正確的，唯一合於客觀事實的歷史，而只不過是比較國民黨、第三党、托陳派「更客觀些」罷了。這種口氣，仿佛是要求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歷史學和資產階級的歷史學並存起來，只要求自己的一些自由，而並不要求完全打倒國民黨等等造謠誑騙的歷史，並不指出國民黨等等的歷史根本是違反客觀事實的，——反而承認他們也有一些「客觀」，只不過比較我們更不客觀些罷了。列寧說的：

　　真正相信自己是在推動科學前進的人，並不要求新的觀點和舊的觀點有並存的自由，而要求用新的觀點去代替舊的。[5]（《列寧文集》卷五，一二二頁——《怎麼幹》）

　　斯達林在反對腐化的自由主義的信裡面也說任務是在於：

　　把布爾塞維克主義的歷史問題提到應當有的高度，把我們黨史的研究放在科學的布爾塞維克的軌道上，使大家著重的注意去反對托洛斯基主義的，以及其他對於我們黨史的造謠的人，有系統的去揭穿他們的假面具。[6]

　　可見得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歷史學，不是什麼「比國民黨、第三党、托陳派更客觀些」的問題，而且要完全打倒他們的造謠歷史，而建立唯一正確的歷史。所謂布爾塞維克的，也就是科學的。反布爾塞維克的，一定也就是反科學的，違背客觀事實的。蘇聯耶洛斯拉夫斯基[7]總編輯的四卷頭的黨史裡面，曾經有了偷運托洛斯基主義的錯誤。直接對於這些錯誤負責的敏茨等等，企圖辯護自己的錯誤，他們說：這是「因為太客觀了，所以忘記了政治上的不適當」。蘇聯共產黨的中央就特別指出這種辯護的荒謬：「問題正在於敏茨編的『黨史』不是客觀的歷史……敏茨同志和他的一些好朋友，自己以為做了一本『客觀的』歷史，其實是一本非常之主觀的歷史，正因為這個緣故，所以他們替那些最惡意的對於黨史造謠誣衊的人幫了忙。」（卡崗諾維支[8]）

　　華崗同志的《中國大革命史》，事實也犯著同樣的錯誤，他並且在自己的第二版序言裡，很直爽的說：他的這一部歷史不過比國民黨等等「更客觀些」！其實，一定要有真正布爾塞維克的、真正階級的、也就是真正科學的、真正客觀的立場，方才能夠正確的分析革命的歷史；這種布爾塞維克的歷史的目的，應當是完全打倒國民黨、第三党、托陳派的造謠、誑騙、偽造的歷史，而用自己去代替地主資產階級的一切種種主觀的歷史。

　　三

　　華崗同志對於中國大革命的社會經濟基礎的分析是模糊的雜亂的，是一種反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多元論的觀點。他把發動中國革命危機的經濟基礎，機械的分割成為三大矛盾，幾乎是互相沒有聯繫的並列起來。這所謂三大矛盾是什麼呢？一、是「中國民族資本主義要求抵抗帝國主義的侵略，要求脫離帝國主義的鉗制和束縛，要求從帝國主義壓迫之下解放出來，爭取自由發展的條件，這是中國大革命的第一個經濟基礎」。二、是「封建勢力與民族資本主義的衝突，這可以說是中國經濟生活之中的第二個大矛盾，也就是中國大革命的第二個經濟基礎」。三、是土地革命的鬥爭，「客觀上是在力爭農村經濟資本主義發展的自由條件，這種鬥爭是反映農民經濟與封建勢力的衝突，這是中國大革命第三個經濟基礎」。而無產階級呢？工人和資本家的階級鬥爭呢？工人和本國的外國的資產階級之間的矛盾呢？華崗並沒有把這個重要的矛盾放在中國大革命的「經濟基礎」裡面。固然，他描寫了許多中國工人的生活狀況和勞動條件；但是，他的結論只是「中國無產階級也很有利於推翻帝國主義、地主、買辦、軍閥、豪紳的反動統治，以保障發展工人運動的德謨克拉西[9]的條件」。

　　這樣，如果微細的研究華崗同志的意見，那就不能夠不說：華崗同志偷運了陳獨秀主義的私貨。照他的意思：中國大革命的經濟基礎，差不多完全是在「民族資本主義」，——反對帝國主義的是民族資本主義，反對封建勢力的是民族資本主義，甚至於要求土地革命的也只是民族資本主義。他特別對於「民族資本主義」加上了一個注解，說是：「讀者要注意：不可以把這裡所說的民族資本主義，完全看成民族資產階級」；這個意思自然是說，農民群眾的土地革命也是為著民族資本主義，民族資產階級的要求也是為著民族資本主義。而無產階級在這個「民族資本主義的革命」之中，只不過要求一些「德謨克拉西的條件」。（華崗同志，忘記了加上一個形容詞：應當是「資產階級的」德謨克拉西的條件。）結論是什麼？自然應當和當初陳獨秀的結論一樣：推動資產階級去領導革命和取得政權，而工人自己只要得到一些自由和德謨克拉西的條件好了！固然，中國大革命（一九二五——二七年）的主要的經濟基礎，是廣大的勞動民眾反對帝國主義和封建殘餘的統治，固然，這是資產階級民權主義的革命，這還沒有超越資本主義的範圍；——但是，第一，最主要的反對帝國主義的力量是工人和廣大的勞動民眾，而不是什麼民族資本主義；第二，最主要的真正徹底反對封建勢力是工人階級領導的農民群眾——小資產階級的基本群眾，而不是什麼民族資本主義；第三，這種反帝國主義的反封建的革命之中，開展著無產階級反對資產階級的階級鬥爭，無產階級用自己的階級鬥爭爭取著革命之中的領導權，——爭取著工農民權獨裁的實現，——這個革命的開展將要超越民權主義的範圍，而促進轉變到無產階級革命的時機。中國革命史的敘述和分析，必須著重在無產階級領導權的爭取，著重在工人的階級鬥爭對於反帝國主義革命和農民反對地主的土地革命的領導，著重在民族資產階級的叛變的必然性和經濟上的根源。而華崗同志的寫法，卻是相反的，他十二分的著重在「民族資本主義」的作用，幾十次的證明中國革命不能夠超越資本主義的範圍，他事實上忽視了無產階級領導權的問題，忽視了資產階級民權革命之中的勞資矛盾的發展和作用。他也許自以為這是反對托洛斯基主義的不斷革命論的方法，殊不知道：他自己陷落到了右傾機會主義的泥坑，同時，也就幫助了托洛斯基主義，他曲解了列寧的「爭取工人運動充分發展階級鬥爭的自由條件」的方針，而替托陳派想出了一種「理論上的基礎」，可以去辯護所謂國民會議的民權要求，——就是不要參加當時的革命政權，而只要一些「德謨克拉西的條件」，並且他根本沒有分析民族資產階級在經濟上和封建地主以及帝國主義的聯繫。華崗同志的這種錯誤和瞿秋白同志以前的錯誤是很相像的，他的全部《大革命史》之中有許多地方簡直是直抄秋白同志以前的文章，完全沒有經過堅決的清楚的批判。

　　四

　　關於一九二五——二七年中國大革命的經濟基礎和革命任務、革命的前途，共產國際有明顯的唯一的正確的分析和政治上的路線：

　　共產國際的路線　封建殘餘，以及依據在封建殘餘之上的官僚軍閥的上層建築，被各國帝國主義所竭力維持的，——這是中國現在實際狀況之中的主要事實。中國現在發展著的土地革命，反對著封建殘餘，同樣也反對著帝國主義。土地革命是中國資產階級民權革命的基礎和內容。武漢的國民黨和武漢政府是資產階級民權革命運動的中心。南京國民黨和南京政府是反革命的中心。「贊助武漢」的政策，同時就是開展資產階級民權革命的政策，因此，就有其他許多必要的辦法。因此，共產黨參加武漢的國民黨和武漢政府；這種參加不但不使共產黨員要停止對於國民黨的批評，而且要共產黨員對於國民黨裡的同盟者的不徹底和動搖，加以努力的批評。共產黨員的參加國民黨和政府，是要贊助無產階級在中國資產階級民權革命之中的領導作用的，是要促進轉變到無產階級革命的時機的。等到那個時候，——資產階級民權革命將要接近完全勝利的時候，在資產階級革命的過程之中將要發現轉變到無產階級革命的道路的時候，——到那種時候，就要建立工農兵代表會議（蘇維埃），作為兩重政權的動力，作為爭取新政權的鬥爭機關，作為新政權——蘇埃維政權的機關。[10]（斯達林：《中國革命和共產國際的任務》——一九二七年五月二十四日，在共產國際執委第八次全體會議上的演說。）

　　這裡，我們可以看見共產國際的分析，是清清楚楚的認定中國革命之中的主要事實是：國際帝國主義所竭力維持的封建殘餘的官僚軍閥的統治，土地革命是中國革命的基礎和內容，這是反對封建殘餘的，同時也是反對帝國主義的革命，可是，這個革命之中最主要的力量是無產階級的領導權，無產階級要爭取革命的勝利，就必須爭取自己在革命政權之中的參加，——決不僅是什麼「德謨克拉西的條件」；——而且這種參加，是為著要促進革命的轉變的，為著要開闢民權革命——資產階級革命過程之中的革命轉變的道路的。而華崗的分析，雖然也提起「領導權」，也提起「建設社會主義的前途」，可是，他主要的結論只是：這個革命正在「爭取資本主義自由發展的條件」！

　　五

　　帝國主義侵略之下的中國，封建殘餘的經濟固然是在崩潰，資本主義的經濟關係固然是在它的內心發展出來；但是，中國經濟發展的道路，卻是地主資產階級和工農群眾之間的鬥爭的中心問題。中國的地主階級企圖「逐漸的適應資本主義的條件」，而同時保存著地主階級獨佔土地的地位，保存著地主階級的政權。中國的資產階級雖然在一個短時間內，曾經贊助反對帝國主義的鬥爭，但是它和地主階級的聯繫特別密切，它在土地革命的問題上是絕對站在地主階級方面的，這也是它背叛民族解放革命的一個原因。這樣，起先是地主階級，隨後是地主資產階級的聯盟，竭力的企圖適應著帝國主義的統治，使中國經濟的發展，保存著封建殘餘的優勢，而向著殖民地化的道路前進。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是無產階級爭取對於廣大的小資產階級的群眾，尤其是農民基本群眾的領導權，要用革命的手段，肅清封建殘餘，推翻帝國主義的統治，解放幾萬萬的被壓迫被剝削的小資產階級的農民群眾，而開闢非資本主義的社會主義的發展道路。

　　中國革命史，——從鴉片戰爭、太平天國、戊戌政變、辛亥革命、五四運動、直到五卅的一九二五——二七年大革命，以至於廣州公社[11]所開闢的現時的蘇維埃階段，——就應當在分析上面所說的中心問題的過程裡，來加以詳細的研究。只有這樣，才能夠正確的發見每一時期的階級力量的對比，階級力量的轉變，真正堅定的站在階級立場上面去分析群眾和剝削階級的鬥爭，真正明顯的著重的指出歷史發展之中的群眾的作用。而華崗同志卻沒有抓住這個中心問題。

　　因此，他對於戊戌政變和義和團暴動的論斷，完全沒有階級的立場，除出一般新聞記者式的描寫一些帝國主義軍隊的殘暴，描寫一些康梁派[12]和李鴻章[13]、張之洞[14]等等的所謂「文人派」、「實力派」的互相勾結，互相鬥爭之外，簡直沒有什麼經濟上的分析，更沒有去髮露階級鬥爭的背景。列寧對於俄國「農奴解放」之後直到二月革命[15]的歷史的分析，可以做我們分析中國歷史的最好的模範，他說：

　　農奴主和自由派之間的著名的鬥爭，——我們的自由派歷史家和自由主義的民粹派[16]歷史家所鋪張修飾得這樣有勁的鬥爭，——其實只是統治階級內部的鬥爭，大半還只是地主階級內部的鬥爭，完完全全只是為著讓步的方法和形式的鬥爭。自由派和農奴主是一樣的，也是站在承認地主的政權和財產的基礎之上的，他們很氣忿的批駁一切要想消滅這個財產，要想完全推翻這個政權的革命思想。這是一派。這些自由派要想「從上面」來「解放」俄國，既然不毀壞俄皇的帝制制度，也不毀壞地主獨佔土地的制度和地主的政權，而不過警告他們要對於「時代精神」讓些步。……地主的實行一八六一年的所謂「解放農奴的大改良」，一方面是「因為經濟發展的力量，把俄國拉上了資本主義的道路，別方面是恐懼農民的革命。那次農民改良，是農奴主所實行的資產階級式的改良。這是把俄國變成資產階級的帝制制度的一步。」但是，當時就另外有一派。這就是「赤爾納塞夫斯基[17]，他是革命的民權主義者，他曾對於當時的一切政治事變，表現革命精神的影響。表現群眾要求推翻一切舊政權的鬥爭的思想」。

　　這兩個歷史上的傾向，從一八六一年二月十九之後[18]，一直發展了半世紀，一天天的清楚的分離開來，一天天的確定下來，一天天的堅決起來。自由派帝制主義的資產階級的力量是在生長，他們宣傳只要有「文化」工作就可以滿意的了，他們反對秘密的革命運動。而民權主義和社會主義的力量也在生長，起先是混合在一個烏托邦思想裡的，混合在智識分子的民意党[19]和革命的民粹派的鬥爭裡的，而從前一世紀的九十年代起，就跟著革命鬥爭從恐怖主義和個人宣傳進到幾個革命階級自己的鬥爭的過程，而分化起來。

　　一九〇五年的革命裡，這兩個一八六一年還只不過剛剛發現的傾向，剛剛表現在文學裡的傾向，——就發展了出來，生長了出來，表現在群眾的運動裡面，表現在許多政黨的鬥爭裡面，表現在一切種種的方面：機關報上，群眾大會上，群眾團體裡，罷工，暴動以及國會裡面。

　　一八六一年產生了一九〇五年。那第一次的「偉大的」資產階級式改良的農奴主的性質，使發展受著困難，使農民受著幾千幾萬種的磨難，可是，並沒有改變發展的方向，並沒有能夠預防一九〇五年的資產階級革命。一八六一年的改良使爆發的日期延遲了一些，放開了一個相當的出氣洞給了資本主義相當的生長；然而它並沒有取消不可避免的爆發，這個爆發到了一九〇五年就出現了，這是非常之廣大的戰場，這是群眾的襲擊，這是對於俄皇的專制和農奴主地主的襲擊。……[20]（以上見《列寧文集》第二版，第十五卷一四二——一四六頁。）

　　第三屆國會，從新的方面，在新的環境裡，更加證實了俄國政治力量和俄國政黨的主要的分化狀態，這樣分化，從十九世紀中葉就完全確定的發現了的，而從一八六一年到一九〇五年，一天天的更加形成起來；一九〇五——〇七年，這種分化爆發了出來，在群眾的公開戰鬥的舞臺上固定了下來，一九〇八——一二年仍舊是這個樣子。為什麼這種分化到現在仍舊是這樣呢？因為俄國歷史發展的客觀任務沒有解決，——這些客觀的任務是民權主義的改革和民權主義的革命的內容，到處都是一樣的，從一七八九年的法國直到一九一一年的中國。[21]（《列寧文集》，同上，第四〇七頁。）

　　我在這裡引了這樣長的列寧的話，目的是在指出整個中國歷史的方法——列寧主義的方法。華崗同志，根本就沒有瞭解這種抓住歷史的中心問題的方法。他在戊戌政變之中，沒有發見「社會群眾的基礎」，他反而說這是「因為當時所謂士大夫（官僚與智識階級！）受戰敗的刺激」。這當然是唯心論的觀點。因此，他也沒有暴露康梁党的根本目的是在預防革命。

　　同樣，他也沒有發見滿清貴族和地主階級的利用義和團運動，目的是在把農民群眾反對剝削制度的刀鋒移到所謂「洋鬼子」身上去，而自己避開革命的襲擊。他只說：這是當時的反帝國主義運動，而「打著扶清滅洋的尊皇旗號，不免有保護舊制度的反動意味」。他不知道戊戌政變和慈禧太后的利用義和團，原本是「地主階級內部的鬥爭」；康梁的維新主義和慈禧的利用義和團，手段雖然不同，而主要的目的卻都在於「保存地主制度和地主的政權」，他們內部的爭論只在於怎樣去適應帝國主義侵略的方法。

　　辛亥革命之中，從袁世凱[22]等等直到各省的督軍和紳士，一方面鬧著所謂「鐵路民有」[23]和「收回權利」的運動，別方面，「非常之迅速的」從君主立憲以及絕對專制的立場轉變到「光復共和」的政綱。這些真的同假的自由派的轉變——怎樣去說明呢？也是當時的地主貴族階級和官僚資產階級「預防」農民革命，「預防」反帝國主義革命的手段。華崗同志對辛亥革命的論斷，卻完全著重在所謂「資產階級力爭鐵路商辦」，說這「實在是一種反帝國主義的運動」。他雖然提起了幾句關於「各處鄉民反抗官吏苛斂運動」的話，但是，他並沒有把這種群眾運動看做農民的革命運動的浪潮，看做客觀上反對紳士地主的一種運動，看做和紳商階級的傾向絕對相反的，互相鬥爭著的一種運動。這和以前彭述之[24]的議論有相同的錯誤。

　　六

　　因此，華崗同志對於一九二五——二七年大革命的中心問題，也就不能夠抓住它的樞紐。一切革命的中心問題，是階級的政權問題。中國辛亥革命的失敗，在於政權仍舊保持在封建殘餘的地主官僚手裡。所謂軍閥制度就是這種封建殘餘的統治和商人資本結合的經濟基礎的上層建築。斯達林說：

　　這種最初積累式的商業資本，很特別的在中國鄉村之中和封建主的統治結合著，而且商業資本繼承著封建主對於農民的中世紀式的剝削和壓迫方法。同志們，問題是在這裡。拉狄克[25]同志的錯誤，就在於他沒有瞭解這個特點，沒有瞭解這種結合——封建殘餘的統治和中國鄉村之中商人資本的存在結合著，而且保存著對於農民的封建中世紀式的剝削和壓迫方法。軍閥制度、督軍省長，一切種種現在的強盜式的，魔王似的軍事官僚和非軍事官僚，正就是中國這種特點之上的上層建築。而帝國主義，是在維持並且鞏固這整個的封建官僚的機器。至於說軍閥占著土地，同時又是工業企業的主人——這種情形並沒有根本改變軍閥的實質。許多俄國的地主當時也管過工廠，以及其他的工業企業，可是，這並沒有妨礙他們仍舊做封建殘餘的代表。如果在許多區域裡面，農民收入的百分之七十要歸紳士和地主；如果地主在經濟上、行政上、司法上都有實際的政權；如果直到現在，在許多省份裡面，還有販賣婦女和兒童的事實，——那麼，就要承認這種中世紀的環境裡面：統治的力量是封建殘餘的力量，是地主的力量，是地主性的官僚的力量，是軍事官僚和非軍事官僚的力量，他們很特別的商業資本的力量結合著。[26]（斯大林：《和孫中山大學的學生的談話》——一九二七年五月十三日。）

　　但是，華崗同志怎麼說呢？他說：因為辛亥革命的領袖「尊重外人在華的條約權利；因此（！），一九一一年武昌起義，清帝退位，而政權依舊移入另一個反革命勢力——封建軍閥袁世凱手裡。」固然，放棄反帝國主義的任務，是辛亥革命的領袖的最嚴重的罪惡，但是，問題還在於為什麼這些「革命領袖」這樣妥協和不徹底！這就因為大多數的辛亥革命「元勳」，本來就不要革命，他們的出現，根本是為著要挽救地主階級的政權的，根本的為著挽救帝國主義的統治的。辛亥革命時候的平均地權的口號和農民群眾的暴動，卻表現著另外一種力量另外一種社會階級。這種力量在當時是被反動勢力鎮壓著，出賣著，蒙蔽著。這兩種力量之間的鬥爭的分析，應當是辛亥革命歷史的中心。

　　辛亥革命的失敗，是由於政權仍舊保持在地主階級手裡，因為這個緣故，所以這些稍稍改頭換面的地主性的官僚軍閥，必然的尊重「外人在華的條約權利」。而當時的資產階級，主要的土著的商人資本，完全不要反對地主的封建勢力，卻正在這個時候，進一步的和封建殘餘結合，形成割據的軍閥制度的經濟基礎。

　　五四運動和一九二五年的五卅運動，正是在這種背景之上發展出來的資產階級民權革命的新的浪潮。這時候，工業無產階級逐漸的表現自己的獨立的政治力量，一直到爭取革命的領導權。革命的中心問題，是無產階級要聯合農民群眾去推翻帝國主義所維持的一切南北軍閥的政權，而建立工農民權獨裁的政權。工業的民族資產階級，在最初一期是贊助這個反帝國主義的革命運動的，是想利用群眾達到自己的目的的。但是，許多小軍閥，尤其是南方的軍閥，跟著群眾的革命鬥爭的發展，也在混進革命的營壘。從楊希閔[27]直到馮玉祥[28]、唐生智[29]，都又成了「革命軍人」了！這是辛亥革命時候的老調，這又是企圖用欺騙的手段，來預防農民的土地革命，想改換一些形式而實際上保存買辦地主的政權。華崗同志對於這種現象怎麼解釋呢？他說：「固然這種軍閥地主為吃醋爭風而『參加』革命……但在客觀上，這種資產階級南方軍閥地主對北洋軍閥反抗之中，必定要叫出些革命口號，客觀上在一個相當情形之下，是有利於革命之發展的。」這和一九二六年蔡和森同志主張「西南團結，暫時不必北伐，而要在南方做出革命政府的模範」的理由，是非常之相像的。這明明白白是機會主義的觀點。這些南方軍閥為著反革命的目的而混進革命的營壘，他們被群眾鬥爭威迫著逐漸混進來，以便從容佈置抵制和壓迫土地革命的步驟；而華崗同志不暴露他們的階級的實質，不指出對於這些軍閥的容忍妥協和不敢批評——正是中國共產黨領導機關過去機會主義的根源之一；他反而跟著過去的錯誤，再來說明一次這些軍閥怎樣「有利於革命之發展」！

　　七

　　華崗同志對於一九二五——二七年大革命本身的敘述，因為上面所說的階級觀點的模糊，也就重複著過去共產黨領導機關的各種錯誤。關於五四運動，關於海員罷工和二七屠殺，關於國民黨改組，關於商團事變[30]，關於國民會議運動[31]，他都只收集了每一個時期的當時流行的意見，用一種庸俗的，新聞記者的筆調，隨隨便便的描寫過去。這裡，我們看不見階級的立場，看不見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分析——對於階級力量的對比關係的變動和革命口號的轉變，都沒有抓住中心問題做分析的樞紐。

　　至於五卅前夜的罷工浪潮，一直到廣州暴動的革命事變的經過，在華崗同志的敘述裡面，也同樣沒有清楚明瞭的階段。而最主要的，是他的敘述沒有把中國革命裡階級關係的變動來做中心。我們簡直沒有可能每一段的詳細的來批評。舉例來說，他簡直完全忘記了一九二七年三月三十一日的南京屠殺[32]——而那次英、日、美帝國主義在上海暴動[33]之後，聯合進攻中國革命而炮轟南京的事實，是中國大革命之中的一個主要關鍵。同樣，像廖仲愷被刺的事變[34]——關係到整個所謂「廣州時期」的事變，他也會完全忘記的。他的敘述，有些只是抄襲當時新聞記者的「生動的文章」——例如說到國民黨第一次東江之戰的時候，他隨隨便便的寫了幾句：「香港政府至此態度為之一變，報紙都罵陳軍[35]『搶了就跑』，並盛稱『國民政府』是受過教育的人。」這樣的例子，舉不勝舉。而「廣州時期」的南方「革命軍閥」怎樣一批一批的反叛，農民群眾怎樣一天天的起來鬥爭，工人階級的階級鬥爭怎樣影響到廣大的小資產階級群眾，中國革命怎樣從這個第一階段轉變到第二階段……他都沒有分析的。同樣，他對於「武漢時期」和蘇維埃時期的轉變過程，也是沒有辯證法的論斷和敘述的。

　　關於中國大革命的階段，必須要根據中國階級關係的變動和無產階級爭取領導權的過程，來做整個許多豐富的事實材料的方針，這樣，才能夠寫出真正布爾塞維克的中國大革命史。斯達林說：

　　中國革命的第一階段的時期，當時的革命是全民的聯合戰線的革命（廣州時期），無產階級的同盟者是農民，城市貧民，小資產階級的智識分子，民族資產階級。中國革命的特點之中的一個，正是這些階級的代表和共產黨員共同工作，都包含在一個資產階級革命的組織裡面，這個組織就叫做國民黨。這些同盟者不是同樣靠得住的，也不會是同樣靠得住的。他們之中，有些是多少總是靠得住的（農民、城市貧民），有些是不大靠得住的，而且是動搖的（小資產階級的智識分子），第三種是簡直靠不住的（民族資產階級）。當時的國民黨，多少總是一個群眾的組織，這是沒有什麼爭論的事實。共產黨員在國民黨內的政策是：使民族資產階級的代表（右派）孤立，為著革命的利益而利用他們，推動小資產階級的智識分子（左派），使他們左傾，而使農民和城市貧民團結在無產階級的周圍。當時的廣州是不是中國革命運動的中心呢？無條件是的。……

　　革命第二階段的時期，當時蔣介石和民族資產階級已經轉變到了反革命營壘裡去了，而革命運動的中心從廣州移到了武漢，無產階級的同盟者是農民，城市貧民，小資產階級的智識分子。為什麼民族資產階級走到反革命營壘裡去呢？因為民族資產階級害怕工人革命運動的規模——這是第一，上海方面帝國主義對於民族資產階級的壓迫——這是第二（斯達林在另外一篇文章——《中國革命的問題》裡說：「南京的炮火，在這個意義上來說，正是中國互相鬥爭的力量的新的轉變的信號。帝國主義炮轟南京，並且提出哀的美敦書，他們是要說明：他們正在找尋民族資產階級的贊助，為的要共同來反對革命。蔣介石屠殺工人而實行政變，這就是答覆帝國主義說——他願意民族資產階級也勾結著帝國主義去反對工人和農民」。[36]）這樣，革命失掉了民族資產階級。這是革命的部分的損傷。然而正因為這個緣故，革命進到了更高的階段，進到了土地革命的階段，更加接近的吸收了廣大的農民群眾。這是對於革命的優點。當時，在第二階段的時候，國民黨是不是群眾的組織呢？無條件是的。它比廣州時期的國民黨更加是群眾的組織了，這是沒有什麼爭論的。當時，武漢是不是革命的中心呢？無條件是的。只有瞎子才會否認。如果不是，那麼，在武漢的區域裡（湖北、湖南），就不會是共產黨所領導的最大限度發展的土地革命的根據地。共產黨員對於國民黨的政策是：推動它使它左傾，使它變成工農革命民權獨裁的幹部。當時有沒有這種轉變的可能呢？有的。至少，沒有理由認為這種可能是不存在的。我們當時簡直就說得明明白白的——為著要使武漢國民黨變成工農革命民權獨裁的幹部，至少必須有兩個條件：國民黨的極端民主化和國民黨的直接贊助土地革命。假使共產黨員放棄這種轉變的企圖，那才是蠢呢。

　　現在的時期的特點，是武漢國民黨的領導機關走到了反革命營壘裡去，小資產階級的智識分子離開了革命。這種分離的原因，第一是小資產階級的智識分子害怕正在生長的土地革命，以及封建勢力對於武漢領袖的威迫，第二是帝國主義在天津方面的壓迫，帝國主義要求國民黨和共產黨員分裂，作為放任國民黨往北發展的代價。反對派（托洛斯基——齊諾維耶夫派[37]）懷疑中國有封建殘餘。但是，現在人人都明白了：封建殘餘不但在中國存在著，而且在現在時候還比革命襲擊的力量強些呢。革命在這一次暫時失敗了。革命失掉了小資產階級的智識分子，這正是革命暫時失敗的徵象。然而正因為這個緣故，革命更加密切的把農民和城市貧民團結在無產階級的周圍，因此而造成無產階級領導權的基礎。這是對於革命的優點。[38]（斯達林：《對於時局問題的雜記》——一九二七年七月二十八日《真理報》。）

　　大家讀過了斯達林的這一段話，一定可以很明顯的看出中國大革命的過程，看出中國革命之中各種階級力量轉變的關鍵，帝國主義壓迫革命的力量，封建殘餘維持自己的統治的企圖，以及無產階級團結自己的同盟者，進攻反革命，進攻背叛革命的靠不住的革命同盟者……等等的路線。而華崗同志的《大革命史》，寫了二百五十頁的「中國大革命的經過」，還是不能夠給讀者一個清楚明瞭的印象。

　　八

　　最後，要說到華崗的《中國大革命史》對於中國共產黨在革命之中的作用的估量。固然，他說了一句：「中國共產黨顯然都演著極重要的作用」。固然，他時時提到共產國際路線的正確，提到共產國際對於中國共產黨的指示，對於中國革命的領導。但是，照他的全部敘述來看，中國共產黨只有消極的作用，沒有積極的作用，或者，共產國際的路線雖然正確，可是完全因為共產黨對於共產國際路線的怠工，所以並沒有實現。對於整個共產黨的作用，沒有正確的估量。這種敘述是不正確的——他的題目是《大革命中的中國共產黨》，而他的文章只是中國共產黨領導機關的錯誤路線。

　　中國共產黨的一九二七年八七會議，就在國際執委的領導之下，指出當時中國共產黨領導機關（獨秀、述之、秋白、國濤、和森等等）的極嚴重的機會主義路線，但是同時指出中國共產黨的群眾，整個共產黨是革命的戰士，是為著無產階級的利益，為著革命的前途而鬥爭的。共產國際的路線，在一九二三——二七年之間，是經過中國共產黨，而領導著中國革命的向前發展的。斯達林說：

　　共產黨在這第一時期的成績是什麼？革命地域的推廣，廣州軍隊達到了長江；無產階級公開組織（工會、罷工委員會）的可能，共產主義者的組織形成了黨；開始建立農民組織的支部（農民協會）；共產黨員參加軍隊。

　　可見，共產國際在這一時期的領導是完全正確的。……

　　共產黨在這第二時期的成績是什麼？中國共產黨在這時期從五六千黨員發展到五六萬黨員。工人的工會組織了全國的總會，總共將近有三百萬的會員。最初的農民組織也發展成了極大的團體，包含到幾千萬的農民。農民的土地革命運動發展到了極偉大的規模，在中國的革命運動裡占了中心地位。中國共產黨爭取了公開組織革命的可能。共產黨成為土地革命的指導者。無產階級的領導權，已經從一種願望開始變成事實。固然，中國共產黨沒有會利用這一時期的一切可能。固然，中國共產黨中央在這一時期做了極大的錯誤。然而想要中國共產黨根據共產國際的指示，就一下子成為真正布爾塞維克的黨，那才可笑呢……真正布爾塞維克的黨不是一下子就生出來的。

　　這樣，可見這一時期共產國際的領導完全是正確的。……

　　無產階級在這期間能夠把廣大的農民群眾從民族資產階級和小資產階級智識分子那裡奪過來，使他們圍繞著自己的旗幟。共產黨，經過廣州的第一階段的聯合民族資產階級的政策，擴大了革命的地域，變成了群眾的党，創造了公開組織無產階級的可能，開闢了接近農民的道路。共產黨，經過聯合武漢國民黨的小資產階級智識分子的政策，在革命的第二階段增加了自己的力量，擴大了無產階級的組織，從國民黨領導方面奪取了廣大的農民群眾，而創造了無產階級領導權的條件。民族資產階級，喪失了和廣大民眾的聯繫，而走到了反革命營壘裡去了。武漢國民黨的小資產階級智識分子，被土地革命嚇壞了，在成千萬農民群眾的眼光裡完全喪失了自己的信用，而跟著民族資產階級去了。然而正因為如此，幾千萬農民群眾看見了無產階級是他們的唯一的靠得住的領袖和指導者，所以更密切的團結在無產階級的周圍。[39]（見同上）

　　這裡，我們可以看見一方面共產黨領導機關過去錯誤的嚴重，另方面，中國共產黨在大革命之中的真正的作用，它在鬥爭的過程之中，在共產國際的領導之下，改造著自己，鍛煉著自己，肅清一切機會主義的分子，提高自己的鬥爭的力量。可是在華崗的《大革命史》裡，我們只看見零零碎碎的沒有系統的關於共產黨領導機關的錯誤。而且華崗同志對於這些錯誤的認識也是不充分的。因此，他在許多地方偷運了機會主義的私貨：

　　第一，他說：「當時廣東的黨一方面反映著階級鬥爭的發展，別方面在廣東的國際代表鮑羅廷[40]在那時還能相當執行國際的指示。」這是機會主義者企圖把所謂廣東路線和上海路線對立起來，說當時上海的中央雖然是一貫的孟塞維克的路線，而廣東的黨部卻有布爾塞維克的路線。其實，廣東黨部雖然在當時（一九二五——二六年）做了很多的群眾工作，而政治路線上卻也是放棄無產階級的領導權的鬥爭，想要請左派國民黨去做「唯一的領導」的。

　　第二，他說：「上海三次暴動是中國革命史上偉大的一頁，是暴動的藝術上偉大的成功，可以垂為歷史的教訓。」這也是錯誤的估量。固然，上海暴動是中國革命史上的「偉大的一頁」，然而上海暴動之中錯誤很多，決不能夠說是「藝術上的成功」。這是機會主義者彼彼爾（現在已經被共產國際開除了的，以前是美國共產黨右派洛夫斯敦[41]一派的一個領袖。），他企圖說廣州暴動是盲動，所以故意把上海暴動的「藝術上的成功」描寫出來，去和廣州暴動對立起來。

　　第三，他說到瞿秋白的《中國革命的爭論問題》的錯誤，但是，他所指出的錯誤僅僅是秋白同志自己在六次大會之前承認的錯誤，還沒有根本髮露秋白的盲動機會主義的根源。因此，他不但沒有指出六次大會上秋白的《中國革命和中國共產黨》的報告之中的錯誤，並且差不多完全繼承秋白當時的錯誤：對於中國經濟的分析，完全只著重在民族資本主義和帝國主義封建勢力之間的種種矛盾，而不把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的矛盾當做革命的一個重要的基礎。固然，中國資產階級民權革命的當前的階級對抗——主要的還是農民和地主的階級矛盾——列寧所謂封建社會裡階級對抗，——然而如果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的對抗還沒有了相當的發展，那末，這個革命的動力之中怎麼會有無產階級，而且無產階級還會是革命的領袖階級呢！？那末，這個資產階級民權革命怎麼會有轉變到社會主義革命的前途呢？！華崗同志繼承著這種錯誤的分析，這就難怪他一方面引著共產國際執委第七次擴大會議的議決案說：「中國革命如果不超越資產階級民權革命的範圍，決不能夠推翻帝國主義的」，而同時，他在另一方面，對於中國經濟和階級的全部分析裡，卻幾十次的說明：中國革命「所要直接與可能完成的任務並沒有超過資本主義存在的範圍，反之，在客觀上他正是爭取資本主義自由發展的條件」。

　　這樣，華崗同志事實上偷運了「廣東路線」、「彼彼爾理論」、「秋白主義」……的機會主義的私貨。

　　總之，華崗這部《革命史》，因為上面所說的許多原因，所以包含著無數的大大小小的錯誤，——簡直沒有辦法詳細的批駁，因為這樣一來，可以寫出一部比他的原書還要大的「大作」。我們這裡所指出來的，只是一些例子罷了。而綜合起來，應當肯定說：這是非布爾塞維克的，非馬克思列寧主義的《革命史》。

　　原載1932年7月《布爾什維克》第5卷第1期

　　署名：範亢

　　注釋

　　[1]高麗，今朝鮮。

　　[2]華崗（1903—1972），又名華少峰，浙江衢縣人。大革命時期先後擔任中共南京地委書記、浙江省委書記等職。大革命失敗後，曾任共青團江蘇省委書記、團中央宣傳部長。1928年出席中共「六大」，以後長期從事黨的文教工作。

　　[3]《中國大革命史》，華崗於1930年末寫成。在1931年《布爾什維克》第4卷第3期上發表了該書的第六章。

　　[4]第三黨，見本卷第32頁注31、32。

　　[5]今譯文參見《列寧全集》第5卷第321頁，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

　　[6]今譯文參見《斯大林全集》第13卷第90頁，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

　　[7]耶洛斯拉夫斯基，今譯雅羅斯拉夫斯基（Емельян Михайлович Ярославский，1878—1943），蘇聯共產黨著名政治活動家、歷史學家和政論家。寫有俄國共產黨黨史和俄國革命運動史方面的著作。

　　[8]卡崗諾維支，今譯卡岡諾維奇（Лазарь Моисеевич Kаганович，1893年生），蘇聯國務活動家。歷任蘇共中央書記、烏克蘭共產黨中央第一書記、莫斯科市委第一書記、蘇聯人民委員會副主席、部長會議第一副主席等職。

　　[9]德謨克拉西，英文Democracy的譯音，意為民主。

　　[10]今譯文參見《斯大林全集》第9卷第279頁，人民出版社1954年版。

　　[11]廣州公社，指1927年12月11日中國共產黨在廣州武裝起義後建立起來的廣州蘇維埃政府。

　　[12]康梁派，指康有為、梁啟超所領導的以擁護光緒皇帝載湉進行維新變法為宗旨的政治派別。

　　康有為（1858—1927），原名祖始，廣東南海人。中國近代資產階級改良主義的領袖。1888年第一次上書清帝，建議變法。1895年《馬關條約》簽訂時，聯合在京會試的舉人1300余名上書要求拒絕簽約，主張變法圖強，即所謂「公車上書」。1898年在北京組織保國會，受到光緒帝召見，促成戊戌變法。變法失敗，逃往日本。後同梁啟超組織保皇會，反對民主革命。

　　梁啟超，參見本卷第186頁注22。

　　[13]李鴻章（1823—1901），字少荃，安徽合肥人。先後任兩江總督、直隸總督兼北洋大臣、兩廣總督，長期掌握清政府的內政、外交、經濟、軍事大權，曾代表清政府多次簽訂賣國條約。他從19世紀60年代起開辦軍事工業，70年代開始編練北洋海軍，逐漸擴大其所謂「求富自強」的洋務活動，是洋務派的首領。

　　[14]張之洞（1837—1909），字孝達，號香濤，直隸（今河北）南皮人。1889年署湖廣總督，創辦漢陽鐵工廠、湖北槍炮廠、大冶鐵廠等，為清末洋務派首領之一。1898年發表《勸學篇》，反對維新變法。1900年八國聯軍攻打北京時，搞「東南互保」，鎮壓兩湖地區的反洋教鬥爭和擁護光緒帝當政的自立軍起事。

　　[15]二月革命，見本卷第188頁注23。

　　[16]民粹派，俄國革命運動中的小資產階級派別，產生於19世紀60—70年代。他們提出「到民間去」的口號，主張發動農民推翻沙皇專制制度；他們之中的一些人主張採取暗殺恐怖手段加快社會改革。

　　[17]赤爾納塞夫斯基，今譯車爾尼雪夫斯基（Николай Гаврилович Чернышевский，1828—1889），俄國偉大的革命民主主義者、唯物主義哲學家、文學批評家和作家，著有《資本與勞動》、《哲學中的人本主義原則》及長篇小說《怎麼辦？》等。

　　[18]俄國沙皇亞歷山大二世被迫實行改革，於1861年2月19日頒佈了廢除農奴制度的特別文告和安置農奴的《法令》。

　　[19]民意黨，俄國19世紀末的革命組織，主張對統治階級進行政治鬥爭和以恐怖手段進行顛覆活動。

　　[20]今譯文參見《列寧全集》第17卷第104—107頁，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

　　[21]今譯文參見《列寧全集》第17卷第473頁，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

　　[22]袁世凱，見本卷第63頁注①。

　　[23]鐵路民有指民間自籌資金修築鐵路。1903年開始，一批愛國紳商為抵制帝國主義掠奪中國鐵路主權，在十幾個省發起準備自辦鐵路。1911年5月，清政府宣佈將粵漢、川漢鐵路收歸「國有」，旋將築路權出賣給英、法、德、美四國銀行團，激起「保路風潮」。

　　[24]彭述之，見本卷第428頁注10。

　　[25]拉狄克，見本卷第301頁注⑦。

　　[26]今譯文參見《斯大林全集》第9卷第218—219頁，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

　　[27]楊希閔（1886—1967），雲南賓川人。滇軍將領。1922年末經孫中山聯絡，曾率滇軍會同桂軍、粵軍將陳炯明趕出廣州。1925年在廣州發動軍事叛亂，被國民革命軍平定。

　　[28]馮玉祥（1882—1948），字煥章，安徽巢縣人。原直系將領。1924年10月發動北京政變，推翻曹錕賄選政府。1926年9月在五原誓師，參加北伐。1927年「四一二」後追隨蔣介石、汪精衛反對共產黨。1931年「九一八」事變後贊成抗日。1933年5月同共產黨合作，在察哈爾省（現在分屬山西、河北和內蒙）組織民眾抗日同盟軍，抵抗日本帝國主義的侵略。以後繼續採取和共產黨合作的立場。抗戰勝利後被國民政府解除軍職，以水利考察專使的名義出訪美國。1948年初參加中國國民黨革命委員會，被選為常務委員和中央政治委員會主席。為參加新政治協商會議，1948年7月由美乘輪回國，9月1日於途中遇難。

　　[29]唐生智（1889—1970），字孟瀟，湖南東安人。北伐戰爭時任國民革命軍第八軍軍長、第四集團軍總司令、湖南省政府主席等職。大革命失敗後，任國民政府軍事參議院院長、第五路軍總指揮等職。曾一度參與反蔣活動。

　　[30]商團事變，指1924年10月由英帝國主義支持的廣州商團發動的武裝叛亂。

　　[31]1924年11月孫中山應馮玉祥電邀北上，與段祺瑞政府共商國是。為支持孫中山，抵制段祺瑞御用的「善後會議」，中國共產黨、國民黨左派和其他進步力量提出召開國民會議的主張，在上海、南京、廣州、北京、天津等全國各地成立了國民會議促進會，並於1925年3 月1日在北京召開國民會議促成會全國代表大會，同時在全國掀起了國民會議運動。

　　[32]南京屠殺，見本卷第392頁注④。

　　[33]上海暴動，見本卷第199頁注⑨。

　　[34]廖仲愷（1877—1925），名夷白，廣東惠陽人。國民黨左派領袖。1924年國民黨改組後，任中央執行委員會常務委員，並先後兼任工人部長、農民部長、財政部長、廣東省長和黃埔軍校黨代表等職。1925年8月20日，遭國民黨右派指使暴徒暗殺。

　　[35]陳軍，指陳炯明的軍隊。

　　[36]今譯文參見《斯大林全集》第9卷第202—203頁，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

　　[37]即托洛茨基—季諾維也夫派。見本卷第350頁注①。

　　[38]今譯文參見《斯大林全集》第9卷第305—306、306—307、308—309頁，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

　　[39]今譯文參見《斯大林全集》第9卷第306、307—308頁，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

　　[40]鮑羅廷，見本卷第144頁注③。

　　[41]洛夫斯敦，今譯羅夫斯通。見本卷第30頁注17。

　　(1)這裡的旁點是我加上去的。《大革命史》的第二版沒有付印，我所引的是華崗同志的原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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