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恢復時期到建設時代|瞿秋白

從恢復時期到建設時代

　　——一九二六到一九二七年蘇聯的經濟政治狀況

　　第十四次大會到第十五次大會之間的蘇聯共產黨。　一九二六到一九二七年，蘇聯的經濟，可以算是結束了恢復時期——工業和農業，都已經恢復到了歐戰以前的程度（一九一三年的程度）；而且如果單獨的看某幾種產業，那麼，甚至於已經超過了歐戰以前的程度：新建設的工廠都已經採取最新式的技術設備；舊的工廠也有許多新添了新式的機器；有幾種重要的產業，主要是鐵、煤和煤油，已經比以前擴大；水炭事業，蘇聯不但在數量上是世界第一，就是在採取的技術上，也是世界第一；發見了極多的鉀酸鹽，因此農業上，以及化學工業上簡直得到了極大的改革。電氣化的計劃實行了，工業之中應用電力的增加了不少。而好些農村和家庭手工業都應用電氣，這更是社會主義工業和小農經濟聯絡的第一步。農業上開始採用多種植物按年輪流耕種的辦法，採用耕種機器，各種合作社大大發達，這些都使農村之中實行集體式的經營的道路，更加擴大了。蘇聯的貨幣制度完全穩定了，國家預算沒有虧空，國外貿易總是「出超」的。雖然那兩年有好幾件事實，證明帝國主義準備武裝干涉蘇聯（英俄絕交，倫敦、北京、上海、柏林的蘇聯使館或者商務代表署被搜查），然而蘇聯國家的勢力已經完全鞏固，可以往前開展社會主義建設的計劃，不但依據國內的武裝力量，而且依據工農鞏固的聯盟以及自己的經濟力量。所有這些，都證明一個國家裡面可以建設社會主義，並且可以有更廣大的計劃來建設。於是從以前單是各產業的簡單建設計劃，進一步提出全國經濟總建設的五年計劃。所以社會主義建設的根本要素之一——有計劃的原則，就已經有了鞏固的基礎。

　　蘇聯共產黨的反對派，只看見個別的缺點，就來批評黨的中央委員會和經濟政策，企圖提出自己的經濟政綱，可是他們的政綱是自相矛盾的，常常動搖的。

　　現在，我們把這重要的過渡關頭——從恢復進到建設的過渡關頭，蘇聯共產黨經濟政策的主要問題，來簡明的敘說一下：

　　工業化的速度和道路問題。　蘇聯共產黨中央委員會的政策是要使蘇聯工業化，反對派對於這一點是並不反對的。問題是在工業化的速度和道路。反對派總是說：蘇聯工業的發展比農業慢，而反對派所引用的統計卻是不正確的（一九二六年七月的中央全會上智爾仁斯基[1]證明給反對派聽了的）。反對派的理由是：農村是在發財，農村之中是在積聚資本。七月全會的時候，統計上可以看得出的是：一九二四——二五年度蘇聯農村總共買了2,500,000,000盧布的貨物，到一九二五——二六年度，就買了2,600,000,000盧布。而且俄國農民就算多買了四萬萬盧布，也不過一個人多買了四個盧布。而自命為代表工商業的反對派，居然因此大發其恐慌呢！

　　俄國共產黨第十四次大會上，本來很明顯的有兩條路線的鬥爭：一條路線是中央委員會的，就是要使蘇聯的經濟發展，脫離技術程度比較高的資本主義國家的束縛——自己增加生產工具、機器等等的製造；別一條路線是反對派的（沙享、莎郭裡尼誇夫[2]的提案），就是要蘇聯的經濟發展，更加受著資本主義國家的束縛，——阻礙蘇聯自己工業的發達，使蘇聯變成資本主義國家的附庸。可是，第十四次大會之後，反對派聯盟在自己的經濟政策裡面，仿佛加了些「新的」意見，他們看見「工業化」的口號很能夠得到大眾的信仰，因此，自己申明是主張用更快的速度發展工業的。他們認為中央委員會發展工業的速度是不夠的，他們要求增加發展新工業的大批投資。表面上看來，反對派聯盟的這種要求，仿佛是很「左」的主張。然而，他們要增加大批的投資，請問這大批資本從什麼地方去弄來？照他們的辦法，不但要使大多數農民，甚至於要使大多數工人都起來反對蘇維埃政權和共產黨。原來反對派的提議，是要提高一切工業品的價格，從漲價的辦法之中來籌出大批的資本來。反對派並且提議，對於中農加稅，以為「暫時」和中農爭論一下是不要緊的。蘇聯共產黨的中央委員會同樣認為必須逐漸投入大批的資本去發展工業；然而反對派認為當時的投資是太不夠了，因此有種種漲價、加稅等的提議；其實如果照著反對派的提議實行起來，一定連當時那些做到的成績都會沒有，而且一定破裂工農的聯盟。

　　價格政策的問題。　反對派政策尤其錯誤的地方就是對於工業品和農業品價格的主張。蘇聯在俄國共產黨第十三次大會（一九二四年春天）之前，因為工業品和農業品的價格相差太遠（所謂剪刀狀態），所以就發生經濟危機。要解決這個「剪刀問題」，只有兩方面進行的辦法，就是一方面維持農業品的價格，一方面減低工業品的價格。於是在這個問題上，蘇聯黨內便發生了爭論——反對派的開始便是為著反對減低工業品的價格。然而經濟政策上卻必須實行這個辦法，因為只有減低工業品的價格，才能夠真正提高工人的現實工資，同時，也是提高農業勞動的代價——工業品是大多數人民日常的必需品，如果價錢很貴，那麼，工人的工資只管增加，他們能夠買的東西仍舊很少，同樣，農民的收成只管很好，他們能夠換得到的日用品一定仍舊是不多的。當然，要工業品的價格減低，同時必須真正減低工業品的成本，就是實行生產的合理化，提高勞動的生產率。這些辦法，對於蘇聯的工人和農民，是同樣都有利益的。一九二七年的夏天，就實行減低工業品價格百分之十。一九二七年七月的中央全會決定再繼續的實行減低價格。

　　托洛茨基的反對派聯盟，在一九二七年二月和四月的中央全會的時候，卻居然投票贊成減低價格；可是，這並不是因為反對派承認這種辦法是正確的了；他們投票贊成減價，只不過是因為恐怕工農群眾要更加離開反對派，——這只是一種應付手段。這個價格問題，因此亦就是反對派內部分化的一個原因。薩普洛諾夫[3]等的「最左派」（十五人派），就因此分裂出來，他們公開說出托洛茨基的贊成減價是「無原則的應付手段」。原來，整個反對派聯盟對於經濟政策的原則，是不管農民經濟的死活，更不管要引導中農群眾亦走上集體農場化的道路等等問題，一味的只要「發展」工業，因此而放棄國外貿易的國家獨佔亦可以，因此而提高工業品價格亦可以，對於中農加稅亦可以……這種所謂原則，事實上是只要工業發展，而不要工業一定有社會主義的發展，不要工業去領導農業的社會主義發展。

　　工資政策和生產合理化的問題。　蘇聯共產黨認定自己的任務是經常不斷的竭力改良工人階級的生活狀況——改良社會保險，消滅失業，改良住宅，增多衛生設備等等。然而必須工業發達，全國經濟建設進步，經費增加起來，這些辦法才可以逐步進展。關於工資的政策，是首先提高原來很落後的區域，平均全國各業的工資，然後一般的提高工資的水平線。這些問題裡面，實際工作上已經有了很大的成績。然而反對派卻說，蘇聯工資的增加比勞動生產率的增加，來得落後。這裡，反對派忘記了一件「小事」——就是蘇聯的國立工業裡面，必須有「社會主義的資本積累」，必須經常的擴大生產，因此，工人階級所生產的價值之中，必須留出相當的一部分；如果工人生產的價值，全部都歸工人自己享用（就是工資的極大高度的增加），那麼，哪裡來的經費去建設新的工業、開闢新的事業呢！「社會主義的資本積累」大半是靠國立工業和國立商業的利潤，以及國家的稅捐。所以亦可以說：社會主義建設的經費，是出在農民和新資產階級的身上，同時，亦有很不少的部分是出在工人階級自己的身上。因此，要增加工資，同時必須增加工人勞動的生產率，就是要工人的勞動能夠生產出更多的東西，國立工業的經費才能夠有更多的增加。而工人生活狀況的改良，社會保險費的增多等等，也就靠這種「社會主義的資本積累」的日益增多。

　　生產合理化的問題亦是同樣的道理。蘇聯共產黨認定自己的任務是實行廣泛的生產合理化。生產合理化是增加勞動生產率的主要方法。社會主義的蘇聯是和資本主義國家不同的。資本家要增多工人的生產量，他們所實行的合理化，主要的是加緊對工人的剝削。蘇聯的生產合理化，主要的是改良機器，改換工廠的設備，裝置新式器械。可是，有的地方，也要靠更好的利用舊式機器，利用原有的設備，把舊式機器重新裝置過，把運輸原料和搬出產品的方法改換得更加敏捷，節省燃料、原料和其他應用品等，改用「孔威恩制度」（就是一件生產品，從原料直到完全製造成功，都用機器繼續不斷的做成；減少管理員的人數，支配主要工人和輔助工人的人數，使經費能夠更加節省等等）。蘇聯共產黨所實行的生產合理化，是特別注重工人自己的參加，能夠使工人自己設法想出工廠裡的許多新辦法出來。為著這個目的，蘇聯的共產黨和工會，想出組織「生產會議」，創辦獎賞品的辦法，提倡新發明等等。而反對派卻武斷的說：這是剝削工人，這是造成失業等等的合理化！

　　失業問題。　當時（一九二六——二七年）蘇聯的確有失業的工人，而且失業的人數亦不算少。可是蘇聯的失業在原則上是和資本主義國家的失業不相同的。資本主義國家裡面，工人失業，大半是因為「多餘」的虧本的工廠倒閉了的緣故，是因為新發明的技術只需要更少的工人了；資本主義國家裡面，工人的總數往往要因此而減少（例如，一九二六——二七年英國的煤礦工人）。至於蘇聯的各種工業，雖然也有困難的時候，可是工人每年都在增加起來，工人的總數正在一年比一年的多起來，所以蘇聯的失業，主要的是鄉村之中出來的農民，農業之中多餘出來的勞動力。蘇聯共產黨的政策是：正確的辦理社會保險，倡辦社會工程，擴大農業生產，發展重新制練農產品的工作，墾殖新式農產品，擴大水利工程，發展移民運動，實行沿海州等處的殖民，訓練熟練工人（工廠職業學校、技術學院等），組織失業工人的勞動（勞動社）等等；還有實行七小時工作制，後來一九二九年又實行「不斷星期制」(1)。

　　而當時反對派卻認為這種政策是太遲緩了，他們武斷的提議最短期間消滅失業的要求。皮亞塔誇夫[4]在一九二七年七月的中央全會上說，蘇聯現在的失業，是中央委員會的錯誤政策引起來的危機，反對派卻能夠在最近一年之中完全消滅失業。其實，這都是空想，要消滅失業，必須還要根本上的經濟進步，至少還要工業以至農業有好幾年的發達。

　　社會主義的資本積累和反對私人資本的鬥爭。　新經濟政策制度之下建設社會主義，必然要發生反對私人資本的鬥爭問題。新經濟政策的制度之下，私人資本和國家資本競爭著，社會主義的工業和國立商業要去和私人資本的工商業競爭，所以「誰打敗誰」的問題，是很嚴重的要緊問題。蘇聯共產黨的政策是：使私人資本工商業的發達，只在一定的限度之內——就是有利於蘇維埃國家的限度之內。無產階級獨裁制調劑著監督著私人資本的發達。如果為著無產階級獨裁制的利益，需要完全消滅工商業之中的私人資本，那麼，蘇聯共產黨當然應當這樣決定，並且可以實行這種辦法。可是，當時誰都沒有提起這個問題。一九二七年，反對派還申明過：他們連新經濟政策都並不主張取消的。那麼，對於私人資本的問題，反對派的政策和中央委員會的政策有什麼分別呢？分別是在於反對派對於私人資本只有一個糊塗政策。一方面反對派否認蘇聯經濟之中私人資本的成份一年比一年的減少，而誇大的說私人資本怎樣怎樣的巨大，因此，提議對於私人資本的稅捐要大大的增加。別方面，反對派又提議提高國立工業出產品價格等類的政策，恰好是可以幫助私人資本的作用更加擴大起來的。反對派還提議從國立商業和合作社之中抽出一大批資本來放到工業裡面去，這種政策又是幫助私人資本在商業方面擴大的。蘇聯共產黨中央委員會的政策，卻是限制私人資本的生長，逐漸完全排斥私人資本，設立起更多的國立企業和合作社企業來。這種政策的實行，的確見了極大的成效。

　　稅捐政策。　蘇聯共產黨中央委員會的稅捐政策，是：對於貧農完全免除稅捐，對於中農減輕稅捐；對於富裕的農民經濟和富農，就相當的加重稅捐的負擔，然而亦不使他們這種農民經濟弄到不能存在的地步。蘇聯共產黨的反對派，當時對於稅捐政策，亦有特別的和中央相對立的主張。他們提議：「要從農民身上多拿一些。」皮亞塔誇夫[4]在一九二七年七月的中央全會上，代表反對派要求從農民的多餘糧食之中再徵收一萬五千萬到二萬萬鋪德的糧食（一鋪德約合中國三十斤）。這種徵收，在當時簡直是要破壞無產階級和農民的關係。然而這種提議並不是偶然的，這是有反對派托洛茨基主義的理論上的根據的。普萊沃白臘仁斯基[5]是反對派的理論大家、經濟學大家，他發明一個「社會主義的資本積累的特別公律」，仿佛農民小生產者是無產階級工業的殖民地，社會主義的資本積累完全只靠剝削這些小生產者。很明顯的，如果蘇聯共產黨採取了這種學說和「公律」，那麼，一定就要破壞無產階級對於農民的關係，使無產階級獨裁制喪失自己的保障。列寧主義的政策，決不是去剝削小農生產者，決不是去企圖簡單的消滅小生產者，而是要經過合作社化，把小農經濟改造成集體的大經濟——經過農民群眾在無產階級國家領導之下的合作式的聯合。

　　總之，反對派以前對於工業品價格的問題，是主張「越貴越好」，而現在對於農產品稅捐的問題，又是主張「越多越好」；而無產階級和農民的相互關係要受到怎樣的影響，他們卻是不管的！

　　反對派和無產階級獨裁制的問題。　關於政治制度的問題，反對派也提出許多責備蘇聯共產黨中央委員會的話：什麼「脫離階級的軌道」，什麼「腐化」，什麼「熱月政變主義」[6]，什麼「蘇維埃國家階級基礎的腐化」，「國家政權的性質已經不是完全無產階級的性質」，——所有這種一切的責備，仿佛是「左」的方針，仿佛從「左」邊來批評蘇聯共產黨中央委員會。反對派竭力的證明：「蘇維埃已經被官僚主義所腐化了。」薩普洛諾夫和史美爾諾夫[7]在一九二七年甚至於提出「恢復蘇維埃」的口號。一九二六年的時候，反對派就提出一種說法，說蘇維埃被小資產階級所蹂躪了。事實上怎麼樣呢？事實上，無產階級獨裁制必須工人階級對於農民有適當的政策，使工人階級的確能夠領導農民。農民的積極性，尤其是貧農，以及中農的積極性正在增長，所以蘇聯共產黨必須實行「蘇維埃積極化」的政策，引進農民幹部參加社會工作，實行改良下層蘇維埃機關的辦法，改良農村之中的信用制度；總而言之，就是實行蘇聯共產黨當時的口號：「向著農村。」蘇聯共產黨所應當實行的政策，不是去擾害農民，不是去惹起農民的反感，而是保障無產階級及貧農和中農的鞏固聯盟，使中農的確能夠在無產階級的領導之下。

　　當時反對派的活動一天天的厲害起來，簡直是要分裂蘇聯的共產黨，這當然有極大的危險，可以使無產階級獨裁制之下存在著兩個政黨，或者好幾個政黨，這些政黨的互相鬥爭，會使蘇維埃真正變成資產階級的民權主義，而且這就要根本破壞無產階級和農民的聯盟。無產階級獨裁制之下，是不能夠容許兩個政黨的存在的，或者一個政黨之內有兩個派別的存在的。列寧說過：「無產階級獨裁制之下沒有資產階級國會制度的基礎，沒有資產階級式的政黨制度的基礎。」「共產黨一定要是統一的，是無產階級獨裁制的唯一的領袖和指導者，然後才能夠保障無產階級革命的勝利。」而反對派卻以為無產階級獨裁制的意義，是無產階級壓迫農民，蘇維埃的意義是無產階級控制農民的政治制度，因為他們總是把工人階級和農民互相對立起來，因此，引導到無產階級和農民破裂！

　　國際政策的問題。　反對派對於國際政策的問題，亦有種奇怪的主張。蘇聯共產黨中央委員會的政策是：對於資本主義國家的外交關係，要竭力去維持，這樣來延長「休息時間」，就是延長和平、堅決的保持和平政策，這樣來鞏固蘇聯的社會主義經濟。而反對派的主張，卻是要蘇聯和共產黨去實行危險的冒險政策，可以破壞外交上的和平關係。蘇聯共產黨的中央委員會的政策，認為只要不放棄無產階級獨裁制的根本原則和經濟命脈（國外貿易獨佔，生產資料和生產工具國有，工廠和土地國有），那麼，假使實行某幾種讓步是保存外交上和平關係所必要的，假使必須實行幾種對於資本主義國家有利益的經濟辦法，——無產階級的政黨和國家是應當去實行的。反對派卻說這種政策是「非列寧主義的」。他們要求蘇聯共產黨全黨都要承認：一九二七年的夏天戰爭是不可避免的了，蘇聯方面的一切保存和平的企圖和努力都是絲毫沒有用處的。這種主張，其實是遇見國際政策上的困難問題，而發恐慌，弄得手忙腳亂，表現「無所措手足」的狀態。事實上，蘇聯共產黨中央委員會的政策，保障了十多年的和平，加強了蘇聯工人階級和各國勞動群眾的聯絡。而蘇聯共產黨從沒有放棄絲毫的國家經濟的命脈。這個政策的根本原則是——力求和平，力求「休息時間」的延長，用社會主義經濟的發達來更加鞏固這個和平和資本主義國家所給的「休息時間」，更加去鞏固工人和農民的聯盟，鞏固蘇聯國內各民族之間的聯盟，以及蘇聯工人勞動民眾和各國勞動民眾之間的聯盟。這種政策的成效，可以使蘇聯深信：在戰爭來到的時候，他一定能夠抵抗得住帝國主義的武裝侵略，而且，甚至於把這種武裝侵略，變成歐洲資本主義制度自己的破產的出發點。

　　注釋

　　[1]智爾仁斯基，今譯捷爾任斯基。見本卷第330頁注⑦。

　　[2]莎郭裡尼誇夫，今譯索柯裡尼柯夫，見本卷第331頁注12。

　　[3]薩普洛諾夫，今譯薩普龍諾夫。見本卷第331頁注10。

　　[4]皮亞塔誇夫，今譯皮達可夫。見本卷第302頁注14。

　　[5]普萊沃白臘仁斯基，今譯普列奧布拉仁斯基（Евгений Алексеевич Преображенский，1886—1937），蘇聯經濟學家。1903年加入俄國社會民主工黨。1918年為「左派共產主義者」，1920—1921年工會問題的爭論中是托洛茨基綱領的支持者，1923年起為托洛茨基反對派的骨幹分子，1927年被開除出黨。

　　[6]1794年7月（熱月）法國大資產階級發動政變，推翻了雅各賓專政，建立了大資產階級的統治，史稱熱月政變。反對派所謂「熱月政變主義」，是攻擊蘇共中央實行專制。

　　[7]史美爾諾夫，今譯斯米爾諾夫。見本卷第354頁注29。

　　(1)不斷星期制是每一企業或機關把工人和職員分成好幾班，每班有自己的休息日，這班休息的時候，其他各班仍舊做工，所以工人有休息，而企業可以不必停頓。同時，需要的工人卻比普通星期制度之下要多；現在所實行的是五日的不斷星期制，每人做四天歇一天；將來還可以改成「四日星期制」、「三日星期制」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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