列寧主義克服托洛茨基主義|瞿秋白

列寧主義克服托洛茨基主義

　　列寧主義克服托洛茨基主義(1)——蘇聯共產黨反對社會民主主義傾向的鬥爭

　　托洛茨基領導的「反對派聯盟」[1]。　蘇聯共產黨第十四次大會的時候，托洛茨基一句話亦沒有說，他這樣沉默，實在是一種策略，叫做「向遠處瞄準」的策略。第十四次大會上季諾維葉夫的「列寧城派」鬧得烏煙瘴氣，而他——托洛茨基卻在那裡「旁觀」，其實，他是正在觀察：等待時機，「時機」一到，他自然出來參加鬥爭，把不同的意見極力擴大，造出許多新的爭論，找出許多反對中央委員會的理由，這樣，他就可以領導反黨的鬥爭，把「新反對派」拖著走——做他的捧場角色。他那時候就不但希望和「新反對派」合作，而且早就料定「新反對派」可以受他的領導，而他自己就可以成為一切反對派眼光之中最有威信的領袖。

　　自然，在最初一個時期，譬如列寧城裡贊成「新反對派」的普通黨員，聽見有人說「新反對派」和托洛茨基派聯合，還非常之生氣，認為是中央故意冤枉「新反對派」呢。然而，等到一九二六年四月的中央委員會全體會議，這個「反對派聯盟」已經很確定的表現出來了。固然不錯，當時對於中央委員會大多數所提出的議決案草案，托洛茨基派單獨的提出自己的修改條文，季諾維葉夫派亦是單獨的提出自己的修改條文，他們之間已經有聯合的形勢，同時過去的所謂「工人反對派」[2]對於這個聯合是表示同情的。當時托洛茨基出來說，他贊成加美尼夫（季諾維葉夫派）的修改；而加美尼夫亦出來說，他贊成托洛茨基的修改。到了那年七月的中央全會，這個反對派聯盟就正式形成，當時季諾維葉夫的話是：「認真的長期的」聯合起來。而且這個聯盟，還不僅只是托洛茨基派和季諾維葉夫派之間的聯盟，這個聯盟並且包含其他的一切反對派。這個「聯盟」一開始就替後來被開除的沃莎夫斯基的反黨觀念辯護，間接的還擁護史列亞普尼誇夫[3]和美德維狄夫[4]的所謂「左派」政綱。

　　很明白的，要成立這樣沒有原則的各派大聯盟，那就必須先有兩個條件：（一）各派之間互相大赦，就是互相不提各人的錯處；（二）各派之間實行互相的理論上的讓步。果不其然！當初反對托洛茨基和托洛茨基主義非常激烈的季諾維葉夫派，在七月中央全會上，卻出來申明：他們認為一九二三年的反對派（所謂「老反對派」——托洛茨基派）對於黨內情形的批評，一般的是正確的。這就是說：托洛茨基派的「新方針」，托洛茨基反對中央的一切發瘋似的攻擊，不但是一九二三年的，甚至於以前的，以及一切種種反對派對於中央委員會多數的攻擊，都是對的。同時，托洛茨基方面，也饒赦了季諾維葉夫和加美尼夫；他亦申明——他在《十月教訓》那篇文章裡面，特別批評季諾維葉夫和加美尼夫，是不對的。仿佛季諾維葉夫和加美尼夫在十月革命時候反對暴動，亦是對的了！！

　　自然，列寧城派竭力的要想證明——不是他們投到了托洛茨基方面去，而是托洛茨基走到了他們方面來，放棄自己的《十月教訓》那篇文章以及「不斷革命論」。托洛茨基呢？他說：中央委員會方面的人，「企圖利用舊時的文章和提綱，來離間新反對派之中兩派的代表，盡著提起舊時思想鬥爭裡面的回憶……這是沒有用的陰謀。」他說：在一九二六年十月，聯合的反對派可以證明，他們觀念上的一致是鞏固的。

　　然而，對於大家都是很明顯的：列寧城派（季諾維葉夫的「新反對派」），是「到托洛茨基那裡去吃口糧呢」。托洛茨基的確有本事，他能夠使「新反對派」做出這樣的申明——簡直把季諾維葉夫、加美尼夫等的一點點布爾塞維克主義，完全葬送。例如關於一個國家裡面建設社會主義的問題，加美尼夫拼命的幫著托洛茨基曲解列寧的很明顯的指示。

　　事實上固然是托洛茨基做了反對派大聯盟的領導者，可是，每一派的代表，都自欺欺人的以為是托洛茨基聽從了他的主張了，比如「工人反對派」也是這樣的。正因為反對派聯盟之中有著這許多不同的派別，所以他的內部各派互相不信任。然而各派有一個共同之點，就是反對列寧主義，各派都用自己的機會主義觀點和列寧主義對立起來；這個聯盟之中，「左」的右的種種小團體，極沒有原則的互相勾結起來反對中央。這種無原則的大聯盟的組織者，就是托洛茨基。我們要知道，在十月革命和歐戰之前，托洛茨基已經來過一次這樣的聯盟，就是所謂「八月聯盟」[5]！當時，他團結了孟塞維克、取消派……種種小團體來反對列寧，他還自稱「無派別的」人，要來消滅當時的黨內一切派別呢。現在，他又來這一套「八月聯盟」的把戲了。以前在秘密條件之中，俄國的布爾塞維克黨曾經打破托洛茨基的這種搗亂，現在俄國的共產黨，在無產階級獨裁的條件之下，自然更加可以爭取極端廣大的群眾，而克服托洛茨基的反黨活動。

　　此外，還有一件事要說一說。「新反對派」反對中央的時候，就發生了另外一派，叫做「緩衝派」，首領是史美爾加[6]。到了托洛茨基公開聯合季諾維葉夫派的時候，這個「緩衝派」的真面目也暴露出來了。這個緩衝派實際上本來就是「新反對派」的化身，不過表面上說要站在中央和「新反對派」之間做「緩衝」罷了。而現在，史美爾加、臘誇夫斯基[7]等等完全走到了托洛茨基派的營壘裡面去。後來史美爾加是最鮮明的托洛茨基主義者，甚至於「比托洛茨基自己還要更加是托洛茨基主義者呢」。

　　總之，一九二六年七月的中央委員會和監察委員會聯席的全體會議的時候，聯合的反對派已經正式形成一個黨內的派別，有自己的特別的政綱，有自己派別內部的紀律，有自己的中央，並且已經有自己的秘密組織的雛形。

　　沃莎夫斯基主義。　七月中央全會之前，有一個黨員叫沃莎夫斯基的，發表自己的意見——他的意見極明顯的表顯著孟塞維克的反黨的傾向；這種傾向其實在反對派聯盟之中也已經包含著了。他的一篇文章，在中央理論機關報《布爾塞維克》上登載出來，並且附加了按語和反駁的文章。他的意見怎樣呢？他說：蘇維埃國家是私人資本主義經濟組成的國家；蘇聯共產黨不是擁護工人階級利益的政黨，他實際上「擁護各階級的利益，就是資本主義企業家的利益，他也擁護的」；沃莎夫斯基要求蘇聯共產黨裡面應當容許一切「合法的不同意見」的存在，甚至於「小資產階級的小團體和派別」。沃莎夫斯基鼓吹資產階級的民權主義和資產階級的國會制度。他把農民完全當做資本主義的企業家。蘇聯共產黨當然不能容許自己的黨員擁護沃莎夫斯基這一類的意見。因此，七月中央全會上，莫洛托夫[8]發言，指出沃莎夫斯基的文章之中，實際上包含這些危險傾向。然而托洛茨基卻出來說：「我對於莫洛托夫的這樣責備沃莎夫斯基，是永久要反對的」，因為照他的意見，在「極蠢的沃莎夫斯基的錯誤說法之中，表現著階級運動的某些需要。」所以加美尼夫和托洛茨基都投票反對開除沃莎夫斯基；同時，他們也並沒有企圖說明自己的立場是和沃莎夫斯基不同的。這可見托洛茨基領導的反對派聯盟，已經走到了什麼地步。

　　美德維狄夫的一封信。　同樣，反對派聯盟也沒有申明自己和美德維狄夫立場的差別。美德維狄夫是什麼人呢？他是以前的「工人反對派」，他簡直是右傾取消主義的觀點。他在一九二三到二四年的□□[9]討論終結的時候，寫了一封信給巴古[10]的工人。這封信裡面，簡直是提出了「工人反對派」整個的取消主義政綱。這個政綱的內容是：因為照他的意見，蘇聯用課稅、儲蓄、國立企業的利潤等等，始終是不能夠積聚起資本來實行工業化的，所以應當對國際資本大大的讓步——他的主張簡直是等於投降國際帝國主義；而國際資本，照他的意見，「是準備來振興已經衰落的工業區域的」；對於農民，「工人反對派」的主張完全是反對列寧主義的；照他們的意見，「在國內新經濟政策[11]的環境之中，在國際市場的控制之下，小農和最小農的命運，只有在最野蠻的條件裡面萎縮下去，而不可避免的滅亡。」因此，照美德維狄夫和「工人反對派」的意見，一切幫助農民經濟維持現狀，就算照現在的形式發展下去的企圖，都是幻想的反動的。列寧的「合作社計畫」，「工人反對派」是完全不管的。「工人反對派」在自己的政綱之中，把「富農或者農民之中多少是富裕些的中農群眾」歸併在一類裡面。對於這種中農，照他們的意見，共產黨「除出實行殘酷的政治鬥爭之外，不能夠有別的政策的。」

　　然而「工人反對派」這個政綱之中，尤其反黨的，尤其可恥的取消主義，還要算他們的「國際政策」。照他們的意思，共產國際的工作，只是「造成物質上沒有能力的所謂共產國際的各國分部，而且是勉強去造成的，還要用錢去養活他們；這錢卻是俄國工人的血肉去換來的，可是俄國工人自己在現在條件之下卻不能夠享用；事實上只造成了一些小資產階級的捧場清客，用俄國金盧布養著，卻裝出無產階級的樣子，在共產國際裡面冒充代表世界的最革命的工人呢。」同樣，「工人反對派」認為赤色職工國際是分散工人隊伍的機關，「他是各國和國際工人階級真正統一戰線的障礙，實際上一點也沒有用處。」「工人反對派」的這個政綱，對於社會民主黨的估量，和蘇聯共產黨也是絕對不同的。這樣，美德維狄夫實際上是要取消共產國際和赤色職工國際，而且稱讚孟塞維克、社會民主黨和第二國際，完全否認蘇聯共產黨的路線。蘇聯共產黨的中央委員會間反對派聯盟（托洛茨基、季諾維葉夫等等）：他們是不是和美德維狄夫的意見一樣？托洛茨基等卻說——他們不願意反對「左的」意見！原來反對派聯盟所認為的「左」，是這個樣子！！

　　反對派的秘密活動。　當時反對派早已發明了反對中央委員會的新方法——就是秘密活動，到樹林裡面去召集會議等等。然而發覺的只有一次：就是白侖基[12]、臘塞維赤[13]等召集的秘密會議，臘塞維赤還做了關於黨內情形的報告。等到黨部責問他們的時候，他們說，因為黨部現在「統治」的高壓手段，逼得反對派不能夠不秘密開會。以前「工人反對派」的領袖美亞斯尼誇夫[14]寫了一封信給季諾維葉夫，說季諾維葉夫以前「當權的」時候，會罵反對中央的人，現在自己處到「受壓迫的地位」，就知道始終還是美亞斯尼誇夫的觀點是對的了。反對派既然做得出秘密開會等類的行動，也就難怪美亞斯尼誇夫要說這樣的話了。

　　這些事情，還都在一九二六年七月的中央委員會和監察委員會全體會議之前。

　　七月的中央全會，指斥反對派路線的錯誤，開除了臘塞維赤的中央委員，並且警告反對派：黨部將要對於他們採取堅決的手段。然而反對派的派別活動仍舊沒有停止，反而更加厲害起來。

　　而且七月的中央全會已經指出：「反對派有國際範圍之內的大聯合的趨勢，蘇聯反對派要和德國的『極左』派郭爾史[15]等、法國的極右派蘇華棱[16]等去聯合，這些分子都是共產國際已經開除的，他們還在竭力反對共產國際和蘇聯，仿佛蘇聯共產黨已經腐化，變成了農民党和富農党了。」

　　七月中央全會開會的結果，反對派領袖申明他們服從黨的決議。然而實際上他們的派別活動，正在七月中央全會之後大大的開展起來。反對派廣泛的傳播自己反對黨的文件和宣傳品，並且散發到黨外去。他們不但散發自己的文章，而且還散發烏斯德烈亞洛夫[17]教授的一本《二十世紀的聖教大會》（罵蘇聯共產黨第十四次大會的），散發美國共產黨叛徒伊思德曼[18]著的《列寧死後》等類的東西，完全是造謠謾駡蘇聯共產黨的。（按：伊思德曼著的那本書，中國也已經有譯本）。反對派聯盟內部的各派，互相傳遞自己的反黨宣傳品；各派都秘密的辦訓練班，訓練自己的幹部，準備那年十月要開的全國黨務會議上應當怎麼樣做宣傳，怎麼樣反對中央委員會。甚至於在列寧城企圖組織反對派的秘密的軍事委員會，準備到紅軍裡面去活動。有許多地方，反對派收集自己的黨費，用來幫助被開除的反對派分子，印刷宣傳品，建立秘密機關等等。反對派內部還規定了好些秘密活動的規則；甚至於早就約好了怎麼樣對付監察委員會的審問；如果有人對監察委員會說出反對派秘密活動的真相，那人就算是「告密」、「叛徒」！

　　反對派的公開辯論運動。　蘇聯共產黨第十五次黨務會議（十月）之前，反對派聯盟覺得「時候到了」。譬如說在共產主義學院的演講會上，孫逸仙大學[19]校長臘狄克[20]，去對著許多非黨員說，仿佛蘇聯共產黨有在「一縣之內建設社會主義」的意見。臘狄克是一個很俏皮刻薄的新聞記者，他說這句話，是應用俄國文學上的一個古典——俄國文學家史來德林（薩爾特誇夫[21]）曾經有篇小說，譏笑當時俄國的自由主義派，描寫一個紳士想在自己一縣裡面實行自由主義。

　　托洛茨基經過薩普洛諾夫[22]的作弊手段，居然非法的召集了略贊烏拉爾鐵路的支部大會；在這次大會上，托洛茨基派通過一個決議案，贊成反對派的意見。反對派聯盟後來還想利用這個議決案，來證明工人是贊成反對派的。可是，過了不多幾天，這個鐵路支部正式開會的時候，多數推翻了那個議決案。反對派的領袖，到處跑到許多支部裡去講演，然而，在工人的會議上面，普通的工人黨員都起來反對反對派的主張。差不多在莫斯科的各支部裡，托洛茨基派都失敗了。季諾維葉夫、葉夫獨克莫夫等在列寧城裡面，也是同樣失敗。差不多全國都是如此。蘇聯共產黨中央委員會當時是不要辯論的，而反對派反而說：現在非要辯論不可——或者是黨內民主主義的實行，這是反對派所要求的，亦就是開始辯論的理由；或者是講黨的紀律。總之，照反對派的意見，有紀律就沒有黨內的民主主義，有黨內的民主主義，就可以不要紀律。這種觀點，真正是托洛茨基的孟塞維克主義的表現；列寧主義是：黨內紀律和黨內民主決不是互相對立的！

　　反對派這樣非法的自由的開始辯論，結果怎樣呢？托洛茨基、季諾維葉夫、加美尼夫等等，都是十月革命以來的著名人物，向來在群眾之中是有些信仰的；然而他們只管鼓吹，說什麼照他們的政綱實行起來，立刻可以大大的增加工資，並且可以籌出十萬萬盧布出來，增多工業化的經費等等——而黨員群眾不要聽他們的話，不願意辯論。

　　反對派的十月十六申明書。　那年十月四日，托洛茨基、季諾維葉夫、加美尼夫、莎郭裡尼誇夫[23]、皮亞塔誇夫[24]、葉夫獨克莫夫六個人簽名，送了一張申明書給中央委員會，說要停止黨內的紛爭，要開始親密的共同的工作。中央知道他們仍舊是想保存反對派的聯盟，保障繼續派別活動的可能，所以對於他們提出好些要求：反對派應當無條件的服從黨的決議，公開的責備自己的派別活動；承認自己不得到黨的應許而開始辯論的企圖是破壞紀律的；立刻解散自己的派別而停止派別活動；公開的說明自己是反對蘇聯黨內沃莎夫斯基及「工人反對派」的孟塞維克觀點的，是反對共產國際內部德國的郭爾史、馬斯洛夫[25]、路德菲塞爾[26]、烏爾旁斯[27]等小團體的；公開的責備列寧夫人在第十四次大會上說的共產黨內的多數不一定對；公開的承認贊助各國共產黨內部的任何派別鬥爭是不應當容許的。

　　於是，一九二六年十月十六日，反對派發出一個申明書，號召反對派分子立刻解散自己的派別；承認他們自己開始全國的辯論是違背了黨的決定的；承認說「共產黨會議上多數不一定是對，或者像俄國社會民主工黨第四次大會時候一樣，多數代表的意見，恰好是孟塞維克主義」是不正確的；反對派堅決的責備德國的郭爾史等類叛徒對於共產國際的批評。反對派的六大領袖又申明：不能夠直接的或者間接的贊助各國共產黨內部的小派別來反對共產國際的路線。他們申明：認為黨的第十四次大會、中央委員會和中央監察委員會的決議，是無條件的應當執行的。然而事實上，反對派對於自己的十月十六申明書，並沒有真正去實行，他們所答應的許多條要求，都沒有實踐。

　　再則，中央監察委員會解決了美德維狄夫的一封給巴古工人的信的問題。史列亞普尼誇夫在《布爾塞維克》雜誌上，曾經發表不贊成這封信的意見，而反對派聯盟直到十月十六日以前亦一直沒有說明自己是反對「工人反對派」的這種政綱的。反對派在十月十六日的申明書裡面，才表示責備這種政綱的意思。後來，在第十五次黨務會議的時候，又討論了這個問題。美德維狄夫和史列亞普尼誇夫始終承認了自己的錯誤。

　　第十五次黨務會議和反對派的社會民主主義傾向。　蘇聯共產黨第十五次黨務會議（一九二六年十月），已經有了總結反對派聯盟的言論行動的可能，所以就對於反對派的黨綱上、策略上、組織上的觀點，對於他的政綱，給了一個總的估量。第十五次黨務會議的議決案，指出反對派對於俄國革命的性質和前途的根本問題，走到了托洛茨基主義——季諾維葉夫等的列寧城反對派，所謂「新反對派」在思想上完全投降了「老反對派」——一九二三年的反對派。這次黨務會議並且說明：托洛茨基等的觀點很接近社會民主黨的觀點，當時社會民主黨的領袖，奧國的鮑威爾（Otto Bauer）[28]，他亦早就認為「俄國無產階級只是人民之中的極少數，他的統治只能夠是暫時的。」「俄國無產階級不可避免的要重新失掉自己的統治，只要俄國農民群眾，文化上發展到了成熟的時候，能夠起來拿到政權，無產階級就要喪失政權的。」「工業的社會主義，在俄國暫時的統治農業國家，這不過是一個火焰，號召工業的西歐無產階級起來鬥爭的。」「只有工業的西歐無產階級奪到政權之後，然後才能夠保障工業社會主義在俄國的長期統治。」（見鮑威爾著的《布爾塞維克主義還是社會民主主義？》）

　　再則，第十五次黨務會議說明，反對派聯盟對於國際革命的實行政綱，走到了盲動主義。所以反對派贊助共產國際之中的「左」傾空談家的機會主義。關於蘇聯國內無產階級和農民的關係，反對派聯盟完全反對列寧主義的觀點，列寧是說：「無產階級獨裁的最高原則——是保存無產階級和農民的聯盟，使無產階級能夠保持領導的作用和國家的政權。」第十五次黨務會議指出：反對派「藉口反對黨內官僚主義而實行破壞黨的紀律，這是違背列寧主義的；黨正在真正反對國家機關的官僚主義，努力實行國家機關的真正改造，而鞏固無產階級獨裁制。至於反對派的所謂反對官僚主義，只不過是使黨解體罷了。」而且所謂「爭取黨內民主主義……也只足以破壞黨的統一，削弱無產階級獨裁制，放縱一切反對無產階級的力量。」第十五次黨務會議指出反對派只是口頭上革命，事實上卻是機會主義。這些機會主義的事實，就是提議重新審定統一戰線的策略，主張提高國內工業品的價格，提高批發的價格，要求抽取國家的流通資本來發展工業等等。第十五次黨務會議決定：監督反對派六大領袖的行動，要他們真正實行自己的申明書——解散自己的派別，停止派別鬥爭；全黨之內實行堅決的思想上的反對社會民主主義傾向的鬥爭；要求反對派聯盟承認自己的錯誤而不准恢復派別鬥爭。

　　從十月會議到四月全會。　從一九二六年十月的蘇聯共產黨第十五次全黨黨務會議到一九二七年四月的蘇聯共產黨中央委員會全體會議之間的情形怎樣呢？十月會議之後，反對派的派別活動仿佛的確收斂了些，至少是比較消沉了，然而反對派的有些小團體仍舊繼續自己的「工作」，秘密的散發傳單，鼓吹反對派的主張，批評所謂「史太林派」的不好。等到一九二七年年初，反對派的大活動又恢復起來了。一九二七年二月，中央開了一次全體會議，反對派對於自己的好些主張，已經不能不退步，尤其是對於蘇聯國內的經濟政策，例如對於減低工業品價格的政策，他們不敢不投票贊成；到四月的中央全會，他們尤其表示退縮。總之，在國內問題方面，反對派的氣焰，已經是受了挫折的狀態；他們反對蘇聯共產黨中央委員會的藉口，大半偏重到國際問題上面來：首先就是中國問題和英俄工會統一委員會的問題。那年蘇聯的工農兵會議（蘇維埃）全國代表大會上，共產黨黨團開會的時候，反對派提出好些經濟政策上的不同意見，可是，同時他們也提出中國革命問題之中蘇聯共產黨路線不正確的問題。

　　一九二七年四、五月間，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開第八次擴大的全體會議，托洛茨基和吳伊沃維赤極激烈的攻擊蘇聯共產黨的中央委員會，說了許多極端反黨的話。當時，蘇聯的外交關係惡化，很有帝國主義進攻蘇聯的戰爭危險，然而托洛茨基說，這不算什麼危險，「一切危險之中的最大危險，只是黨內統治的現狀。」托洛茨基說蘇聯共產黨的領導和蘇維埃的國家機關，都已經陷於「熱月政變式」的腐化——德爾米它的腐化（注見前）。反對派發出了許多的提綱和文章，責備蘇聯共產黨的一切種種機會主義和民族改良主義。總之，托洛茨基的這種攻擊，真正是所謂空前的，他們反對派所造的謠言，也是無奇不有的。而且這些文件，差不多都是同時發現在國外反對派的機關報上，尤其是德國。

　　情形是非常之嚴重的。很明顯的，反對派自己正造成國際的中心，德國是已經有了烏爾旁斯、馬斯諾夫、路德菲塞爾一派，自己有機關報，自己有國會裡的黨團，正在不斷的反對德國共產黨的中央委員會，反對共產國際和蘇聯共產黨；他們並且還在進行著法國、美國等等反對派的組織，——俄國的反對派就是實際上的中心。共產國際的執行委員會擴大會議，對於這種情形自然是不能夠不堅決反對的。當時全場一致的投票反對托洛茨基和吳伊沃維赤，責備反對派的政治立場，附條件的暫時保留托洛茨基和吳伊沃維赤的共產國際執行委員；並且特別決定：請蘇聯共產黨執行堅決的辦法，禁止俄國反對派的派別鬥爭和反黨活動。

　　這時候，反對派內部發生分化。一九二六年十月十六的反對派申明書就引起了反對派聯盟之內的所謂「左派」和「最左派」的不滿意。他們認為這是六大領袖和「工人反對派」領袖的叛變。不久，反對派聯盟之中分出了一個「最左派」（薩普洛諾夫、閔誇夫、史美爾諾夫[29]—V．Smirnoff），自己提出特別的政綱。這個政綱是完完全全反對共產主義的了，有些地方簡直是公開的反革命的言論。

　　別一方面，反對派聯盟之中，有許多分子感覺到托洛茨基派的反黨，實在彰明較著得不堪了，所以堅決的脫離反對派，回到中央委員會方面來：例如列寧夫人克魯普斯嘉[30]、塞臘文、巴達葉夫、尼古拉葉華、莎郭裡尼誇夫、左夫等等。

　　當時，蘇聯駐英公使館被搜查，英俄絕交，托洛茨基派卻趁這個「時機」對於中央委員會提出自己的「哀的美敦書」——八十三人簽名的申明書，並且開始所謂請願運動，到處去請人簽名：這個申明書，實際上是完全和中央委員會路線相反的特殊政綱，對於一切組織上、策略上、國內政策上、國際政策上的問題，反對派都提出自己的特別主張。反對派收集簽名的結果怎樣呢？第一，證明反對派人數是很少的（三四個月奔走呼號的結果，只得了三千多黨員的簽名，而當時蘇聯共產黨的黨員總數有一百二十五萬呢）；第二，反對派的人數，比以前減少了，反對派之中半數以上是職員等等的知識分子，而不是工人；第三，右派分子，例如喬治亞[31]的民族主義者，也贊成反對派；第四，後來發見收集簽名的方法，有些時候簡直是作弊，所以隨後有許多簽名的人自己聲明不知道，而撤消了自己的簽名。

　　同時，反對派又到各種大會和群眾會議上去演講，企圖發動黨內的辯論。他們提出召集緊急的中央全會的要求，他們並且要求在第十五次全國大會開會之前的三個月就要開始黨內辯論。

　　組織第二黨的企圖。　反對派聯盟的托洛茨基派，贊助共產國際所開除的德國共產黨黨員烏爾旁斯等，利用他們的機關報公佈反對派的政見，給一般黨外群眾看，在西歐資產階級政府之下，做反對蘇聯共產黨中央的宣傳，這事實上是組織第二個「共產黨」的企圖，並且是組織第二個「共產國際」的企圖。

　　在蘇聯國內，反對派的文件同樣是不但散發到黨員之中和被開除的黨員之中去，而且發到黨外去。季諾維葉夫在《實話報》第十五周年開會的那天（一九二七年三月五日），對著廣泛的群眾會議，攻擊中央委員會和中央機關報。反對派甚至於組織反對中央的示威運動。事情是這樣的——反對派的史美爾加，被派到伯力去工作，他不肯去，反而說中央是要排擠他，不讓他到七月的中央全會——其實通常中央委員隨便在什麼地方都可以回去參加中央全會的，就是派到國外去也沒有什麼要緊。他自己雖然不肯去，可是，他在中央的指示之下不能不動身；於是反對派就到車站上去「歡送」他，調動好些反對派分子來參加這個示威，自然，普通看熱鬧的人也有不少。於是國外的孟塞維克報紙和白黨的報紙都替反對派大大的鼓吹；這是很自然的事，他們都認識這是反對無產獨裁的表示。

　　一九二七年七月的蘇聯共產黨中央委員會和中央監察委員會的全體會議。　這種情形之下，七月的中央監察聯席全會，不能不堅決的解決反對派的問題，中央監察委員會的主席團討論了托洛茨基和季諾維葉夫的行為之後，向中央和監察委員會聯席的全體會議提議開除他們兩個人的中央委員。這種辦法，還是列寧在俄國共產黨第十次大會上提議的：凡是破壞黨的紀律和統一的中央委員，就應當開除中央委員的職務。當中央監察委員會主席團審查他們兩人的問題的時候，托洛茨基和季諾維葉夫又提出許多責備中央的話。托洛茨基說：中央委員會大多數現在對付反對派的政策，是俄國革命陷入「德爾米它」——「熱月政變式的腐化」。托洛茨基對於中央監察委員會主席沃爾總尼吉茲[32]，回答了一封信，他說：「反對派要做克羅孟梭[33]！」他這種話是用的法國的「古典」。克羅孟梭曾經說過，就是敵人的軍隊到了離巴黎幾十裡的地方，他還是要主張更換政府的領袖。所以托洛茨基這句話的意思，就是說：即使有帝國主義反對蘇聯的戰爭，他們反對派仍舊要推翻中央委員會的領導的。

　　然而中央監察聯席全會，為著要證明中央仍舊要給反對派「改過自新」的機會，所以對於十三個反對派的中央委員，提出好些要求（這十三個委員是：托洛茨基、季諾維葉夫、加美尼夫、皮亞塔誇夫、臘誇夫斯基、葉夫獨吉莫夫、史美爾加、巴加葉夫、摩臘洛夫[34]、亞夫狄葉夫、彼德松、李子定、莎洛維葉夫）。這些要求，就是要他們放棄自己的反黨行動和觀點。反對派只肯部分的同意，結果總算是承認了三個要求。所以八月八日反對派又申明了一次，可是承認錯誤卻是承認的非常不痛快，非常之沒有誠意的。八月八日的申明書寫過之後沒有幾天，反對派已經表現仍舊沒有放棄派別鬥爭。雖然如此，中央和監察委員會的全會，仍舊只給了反對派一個嚴重的最後警告，而暫時保留托洛茨基和季諾維葉夫在中央委員會之內。

　　八十三人的申明書。　八十三人的申明書的問題，還要再說一說。在這個申明書上面，反對派的簽名，自稱為「無產階級的列寧主義的左翼」。其實，反對派在蘇聯共產黨之中，無論如何也算不得「左」，也算不得「無產階級的」，更算不得「列寧主義」的。這個八十三人的申明書說：（一）英國保守黨的對俄政策，是因為蘇聯共產黨中央委員會自己的政策不好，所以弄到這樣決絕的；（二）中國革命暫時的失敗，主要的原因，亦是因為蘇聯共產黨中央委員會的政策不對；（三）蘇聯國內的政策，應當是「民主主義化」，就是反對工資增加得太慢，反對國家機關的合理化和生產的合理化，說是「許多」工人都因此失業了，「許多」職員都因此受著排擠了；（四）蘇聯黨內的情形是「一味的高壓政策」——這一點是反對派最著重的；（五）蘇聯的無產階級獨裁制的階級基礎正在削弱等等。總之，反對派是說蘇維埃的國家已經在所謂「新經濟政策」的基礎之上腐化著。這樣，可見反對派的政綱和蘇聯共產黨中央委員會的政綱是絕對相反的東西，是絕對不能互相調和的。而且這個政綱上面，反對派已經自稱是黨內的特殊的「一翼」；承認共產黨可以由「兩翼」聯合組成——這種理論就是要容許黨內存在許多派別許多小團體的理論。

　　而且這種理論發展下去，就是黨應當分裂。所以蘇聯共產黨不能不用全力來克服這種派別，戰勝小資產階級的社會民主主義傾向的反對派。

　　十五人的申明書，所謂「最左派」的政綱。　此外，當時還有一個十五人的申明書，就是反對派裡面分出來的所謂「最左派」的政綱。據現在發見的許多文件看來，以前大概有過好幾次反對派聯盟之中各派的代表會議，在這些會議上，所謂「最左派」的代表表示不同意於托洛茨基的路線，而要求應當採取「更左」的政策。「最左派」認為反對派十月十六的申明是錯誤的。「最左派」在一九二七年二月裡面，就發出了一個提綱說：「黨內鬥爭已經帶著階級的色彩……鬥爭開始起來，一切官僚都到史太林一方面去，而工人黨員在反對派一方面……鬥爭是不能夠限於黨的內部範圍之內的了。」他們認為：「要克服小資產階級所贊助的『史太林派』，一定要反對派得到工人階級的積極贊助和同情，所以現在就要組織幹部，以準備將來為著保持無產階級革命而鬥爭，」「一方面暴露史太林及其政策的罪惡，別方面亦要暴露反對派領袖的動搖。只有這樣，我們才能夠鍛煉出幹部來，領導鬥爭到底。」這就是所謂「十五人派」的政綱。反對派分裂出這個「最左派」的運動，不但在莫斯科有，並且在全國都有的。

　　「最左派」政綱的根本，就是說因為俄國技術的落後和勞動生產力的低微，所以俄國是不能夠建設社會主義的。這是純粹孟塞維克的理論。實際上，照這種理論說起來，十月革命不過是資產階級的革命。十月革命決不是進到建設社會主義的過渡，這種過渡，照「十五人派」的意見，是不可能的。關於經濟政策的問題，「十五人派」的立場，就是反對派以前的路線。他們認為最主要的危險是減低工業品價格的政策。關於國家制度的問題，「最左派」認為，現在已經是「農民富農的民權主義制度」，「一九二三年取消黨內民主主義，亦就是取消工人的民主主義，結果，卻是開展農民富農的民權主義制度。中央委員會的政策，不但束縛無產階級的積極性，並且開展非無產階級的積極性。」他們甚至於說：蘇聯的「國家政治保衛局壓制工人，不准他們表示合法的不滿意，甚至於對於黨內的反對派，亦用這種壓制手段——而工人的不滿意，卻就是官僚主義和小資產階級式的腐化所引起來的。」紅軍亦有可能變成拿破崙主義的冒險政策的犧牲品。總之，所謂「最左派」——薩普洛諾夫派十五個領袖簽名的申明書，簡直是完全把蘇聯共產黨看做仇敵的一種政綱。俄國工人階級的勝利和成績，他們一句也沒有提起。這當然已經完全是反對共產黨的另外一個政黨的黨綱了。

　　一九二七年的緩衝派。　八十三人申明書（反對派的「正統派」）、十五人申明書（反對派的「最左派」）之外，同時，發現所謂「緩衝派」的一封信，簽名的是史克洛夫斯基[35]、沃夫相尼誇夫、加斯帕洛華等（總共有五十個人簽名，有些人馬上就撤消了自己的簽名）。這封「緩衝」的信，實際上是把反對派罵党的許多話，重複了一次，說什麼壓迫、消極、墮落等等；僅僅因為當時黨內的重新登記，結果是黨員人數有一些減少，他們就說出極端悲觀的話；他們並不去分辨中央委員會和反對派之間的不同意見，而簡單的說要有「黨內的和平」，所以要開始關於這些不同意見的黨內辯論，仿佛辯論就可以得到和平了！很明顯的，如果再要開始辯論，只會更加動搖黨內的現狀，對於黨一定有非常之大的害處。而托洛茨基的反對派，卻很正確的看著這個緩衝派是他們的「候補」黨員的學校；托洛茨基派替「緩衝派」散發他們的政綱，經過他們而吸引動搖的黨員。「緩衝派」的這種作用，在七月的中央全會上就已經看得很清楚了。後來不久這個「緩衝派」就解體了，其中一部分（加斯帕洛華、鐵普洛夫）完全加入了托洛茨基派。

　　注釋

　　[1]反對派聯盟，指1926年夏由托洛茨基和季諾維也夫結成的反對派聯盟。1927年11月，聯共（布）中央委員會和中央監察委員會聯席會議決定將托洛茨基和季諾維也夫開除出黨，12月，在聯共（布）第十五次代表大會上，又將托季聯盟的主要成員加米涅夫等開除出黨，該聯盟遂告瓦解。

　　[2]工人反對派，1920年下半年在俄國共產黨（布）內形成的一個無政府工團主義的派別集團。認為工人階級的最高組織形式是工會，主張把經濟管理交給工會負責。1921年3月在俄共（布）第十次代表大會上受到批判。

　　[3]史列亞普尼誇夫，今譯施略普尼科夫（Александр Гаврилович Шляпников，1885—1937），1910年加入布爾什維克黨，1920—1922年成為「工人反對派」的組織者和首領。1933年被開除出黨。1988年平反。

　　[4]美德維狄夫，今譯梅德維捷夫（Сергей Павлович Медведев，1885—1937），1900年加入俄國社會民主工党，「工人反對派」的首領之一，後為「新反對派」骨幹分子。

　　[5]八月聯盟，托洛茨基於1912年8月在維也納組成的反黨聯盟。該聯盟採取取消主義立場，1914年瓦解。

　　[6]史美爾加，今譯斯米爾加（Иван Тенисович Смилга，1892—1938），1907年加入布爾什維克黨。1920—1921年工會問題爭論期間追隨托洛茨基。1927年在聯共（布）第十五次代表大會上，作為托洛茨基反對派的骨幹分子被開除出黨。1988年平反。

　　[7]臘誇夫斯基，今譯拉柯夫斯基（Христиан Георгиевич Раковский，1873—1941），1917年加入布爾什維克黨。後被指控為托洛茨基反對派骨幹分子，1927年聯共（布）第十五次代表大會上被開除出黨。1988年平反。

　　[8]莫洛托夫，見本卷第331頁注15。

　　[9]原稿兩字不清。

　　[10]巴古，今譯巴庫。

　　[11]新經濟政策，見本卷第303頁注27。

　　[12]白侖基，今譯別連基（Григорий Яковлевич Беленький，1885—1938），1903年加入俄國社會民主工黨，1925—1927年追隨托洛茨基反對派，被開除出黨。

　　[13]臘塞維赤，今譯拉舍維奇（Михаил Михайлович Лашевич，1884—1928），1901年加入俄國社會民主工黨，十月社會主義革命後在蘇維埃和軍事部門工作。1925—1926年成為「新反對派」分子，1927年聯共（布）第十五次代表大會上被指控參加托洛茨基反對派，被開除出黨，後恢復黨籍。

　　[14]美亞斯尼誇夫，今譯米亞斯尼柯夫（Г．И．Мясников，1899—1946），1906年加入布爾什維克黨。「工人反對派」分子，1922年被開除出党，後成為「工人團」的組織者，移居國外。

　　[15]郭爾史，今譯科爾施（KarlKorsch，1886—1961），德國共產黨黨員。1925年因犯「極左」錯誤受到批評，翌年被開除出黨。以後從事哲學研究工作。

　　[16]蘇華棱，今譯蘇瓦林（Boris Souvarine，1895—？），法國共產黨黨員，1921年出席共產國際「三大」，當選為共產國際執委會委員。1924年被選為法共政治局委員。後被指責為托洛茨基辯護，被共產國際和法共開除。

　　[17]烏斯德烈亞洛夫，今譯烏斯特裡亞洛夫（Николай Васильевич Yстрялов，1890—？），蘇聯法學家、政論家，立憲民主黨人。曾任莫斯科大學講師。1918年在西伯利亞領導高爾察克政府的出版局。高爾察克匪幫被粉碎後逃往哈爾濱，任中東鐵路中心圖書館館長。

　　[18]伊斯德曼，今譯伊斯特曼（Max Eastmun），美國共產黨黨員。1922年以個人身份參加共產國際「四大」，會議期間，他安排美共代表團會見了托洛茨基。

　　[19]孫逸仙大學，即中山大學，全稱為「孫中山中國勞動大學」。1925年成立於莫斯科，1929年改稱中國勞動者共產主義大學，1930年秋停辦。

　　[20]臘狄克，今譯拉狄克，1925—1927年任莫斯科中山大學第一任校長。見本卷第302頁注⑦。

　　[21]史來德林，今譯謝德林（Н．Щедрин，1826—1889），俄國偉大的諷刺作家，革命民主主義者。薩爾特誇夫是他的筆名。

　　[22]薩普洛諾夫，今譯薩普龍諾夫，見本卷第331頁注10。

　　[23]莎郭裡尼誇夫，今譯索柯裡尼柯夫，見本卷第337頁注12。

　　[24]皮亞塔誇夫，今譯皮達可夫，見本卷第302頁注14。

　　[25]馬斯洛夫（ArkadiMaslow，1891—1941），原名伊薩克·切美林斯基，曾任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委員，德國共產黨中的「左」派領袖之一。因進行派別活動，1925年被開除出共產國際和德共。

　　[26]路德菲塞爾，今譯路特·費舍（Ruth Fischer，1895—1961），原名為艾爾弗蕾德·埃斯勒，奧地利共產黨創建人之一。1921年她又參加柏林共產黨的組建工作，1924年率德共代表團出席共產國際「五大」，當選為共產國際執委會候補委員。後被指控進行派別活動，同馬斯洛夫一起被開除出共產國際和德共。

　　[27]烏爾旁斯，今譯烏爾班斯（Hugo Urbahns，1890—1946），德國共產黨黨員。1925年9月，被指控進行派別活動開除出黨。1928年建立「列寧同盟」，成為德共的左翼反對派首領。

　　[28]鮑威爾（Otto Bauer，1882—1938），奧地利社會民主黨和第二國際的首領之一。

　　[29]史美爾諾夫，今譯斯米爾諾夫（Владимир Михайлович Смирнов，1887—1937），1907年加入布爾什維克党，1918年成為「左派共產主義者」，1920—1921年成為「民主集中派」分子，1923年加入託洛茨基反對派，1926年被開除出黨。

　　[30]克魯普斯嘉，今譯克魯普斯卡婭。見本卷第331頁注16。

　　[31]喬治亞，今譯格魯吉亞。

　　[32]沃爾總尼吉茲，今譯奧爾忠尼啟則（Григорий Константинович Орджоникидзе，1886—1937），蘇聯共產黨著名的政治活動家。1903年入黨。1921年在黨的第十次代表大會上當選為俄共（布）中央委員，1926年為聯共（布）中央監察委員會主席。1930年起為聯共（布）中央政治局委員。

　　[33]克羅孟梭，今譯克列孟梭（Georges Benjamin Clemenceau，1841—1929），法國政治活動家和國務活動家，曾兩度出任法國總理。

　　[34]摩臘洛夫，今譯穆拉洛夫（Николай Иванович Муралов，1877—1937），1903年加入俄國社會民主工黨。1927年被指控為托洛茨基反對派骨幹分子，聯共（布）第十五次代表大會上被開除出黨。

　　[35]史克洛夫斯基，今譯什克洛夫斯基（Григорий Львович Шкловский，1875—1937），1898年加入俄國社會民主工黨。1915年起任布爾什維克國外組織委員會委員。1917年回國，在黨的第十四次代表大會上當選為聯共（布）中央監察委員會委員，因參加托洛茨基—季諾維也夫反對派，1927年被撤銷監察委員職務。

　　(1)本篇和下面的《從恢復時期到建設時代》，曾由作者編為《英雄死後》（二），迄未出版。這裡根據中央檔案手稿刊印。手稿未注明寫作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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