蘇聯發展的總路線和新經濟政策的「重新估量」|瞿秋白

蘇聯發展的總路線和新經濟政策的「重新估量」

　　——蘇聯共產黨第十四次全國大會

　　新反對派。　一九二三年秋天托洛茨基[1]就起來反對俄國黨的中央，自己提出所謂「新方針」；一九二四年秋天，托洛茨基又發表《十月教訓》那篇文章，——總之，托洛茨基反對派的活動，使俄國共產黨中央政治局不得不在一九二五年一月撤消托洛茨基的軍事部長，這是列寧死後俄國政治上第一次的大變動，上面已經說過。可是到一九二五年十二月，俄國共產黨第十四次全國大會的時候，黨內又發生「新的反對派」——就是季諾維葉夫[2]派，亦叫做「列寧城派」。

　　俄國共產黨的第十四次黨務會議上（一九二五年四月），雖然大家一致的通過了好些議決案，可是，俄國黨中央和政治局裡面，仍舊沒有統一的意見。本來一九二五年一月的時候，季諾維葉夫為著主張撤消托洛茨基的政治局委員，和大多數中央委員發生爭論。後來這種爭論之中，添上了許多原則上的問題。那年秋天，國家採辦糧食和草料的時候，計算上發生很大的錯誤；因此，分配糧食和草料給全國工廠和機關的時候，收入和支出就不能夠相抵。為著這個緣故，於是工人國家和農民的相互關係的問題，就特別緊張起來。加美尼夫[3]說，全國「剩餘糧食」的百分之六十一，是在百分之十四的農民手裡，就是在富農手裡，——富農是農村之中的「中心」人物，卻並不是中農。照加美尼夫的意見，調節市場的人也是富農，而不是國家。加美尼夫和季諾維葉夫從這種不正確的意見裡面，又做出許多其他的結論，因此他們就準備和中央鬥爭。他們調動列寧城黨部的幹部，列寧城黨部的書記劄魯茨基[4]完全是他們一派的人。他們「發明」一種「理論」，說俄國共產黨，現在已經和法國大革命時候右派推翻了羅倍士比埃爾[5]實行山嶽黨[6]革命獨裁的領袖之後的情形一樣，就是已經走向「開倒車」的道路；羅倍士比埃爾被殺的那一天，是法國革命新曆「熱月」九日——「熱月」，法文Thermideur（德爾米它(1)）——所以季諾維葉夫派說俄國黨已經發現「德爾米它式的腐化」、「熱月政變的腐化」。季諾維葉夫派在列寧城地方黨報《列寧城實話報》上，發表許多反對黨和中央決議的文章。在列寧城省區黨務會議上，季諾維葉夫就去準備反對中央的鬥爭。他做報告的時候說：莫斯科省區黨務會議的議決案的意思，是提倡一個「打擊列寧城的人」的口號，——其實沒有這麼一回事。第十四次全國大會之前，各地進行選舉代表的時候，列寧城省區的黨部，為著要保障列寧城省區代表團內部的「一致」，把贊成中央委員會的人，都從候選名單上勾掉——其中有史太林、資爾仁斯基[7]、郭萬洛夫、洛白夫等。這樣，在第十四次大會上，發現了「新反對派」。這件事情，在俄國黨內引起非常之奇怪的感想。當初的確有許多黨員不明白是怎麼一回事：幾十年來，季諾維葉夫一班人，一直說托洛茨基主義是孟塞維克主義的一種，說讓托洛茨基來領導是非常之危險的，尤其是在需要劇烈轉變的關頭，這班人許多年以來一直說中央的路線是完全對的，可是，現在忽然間出來說，中央的路線不對，說他們和中央有許多不同的意見。開始的時候，仿佛只有列寧城代表團一派人攻擊中央。可是，在季諾維葉夫做副報告的時候，已經可以聽得出他的意思：是要拉攏一切反對中央的分子，不管這些分子的政治立場是怎樣，只要能夠加強對於中央的攻擊。季諾維葉夫在他的副報告結束的時候說：「我們對於黨內派別的問題，仍舊是站在以前的立場上，可是，現在應當委託中央委員會吸引黨內以前的一切派別，並且給他們在中央委員會領導之下工作的可能。」他並且要求出版一種經常討論的週刊。這種意思是很明顯的，他想借此拉攏一切不滿意中央路線的分子。講到「給以工作可能」的問題，那麼，俄國共產黨向來有一個標準，就是要看這個同志是否贊成，是否真正有能力執行黨的總路線，如果是的，那麼，必定給他相當的工作——這是以前季諾維葉夫、加美尼夫等亦是這樣主張的。而且俄國共產黨的慣例：即使這個人不完全同意中央的路線，可是能夠尊重黨的決議而去執行，亦給他蘇維埃國家的很負責的領導位置。事實上也一直是這樣的。並用不著季諾維葉夫來替他們要求！所以季諾維葉夫的「新反對派」，一開始就存著結合無原則的反對派聯盟的居心。他那些說話，不過是拉攏不滿意分子的手段。果然，在一九二六年之中，這個「新反對派」變成了各種反對派的大聯合——他的領袖就是托洛茨基——俄國黨第十四次大會到第十五次大會之間黨內反對派思想上的大首領。

　　經濟建設的成績。　俄國共產黨第十四次全國大會之前，國內的經濟情形怎樣呢？新經濟政策[8]實行之後，到這個時候已經有了五年，這五年的成績實在可以算是很大的；現在已經可以更加廣大的來計畫社會主義的建設，增加社會主義發展的速度——國立工業方面是這樣，合作社運動方面也是這樣。農業經濟的恢復，比較起歐戰之前的程度來，已經有百分之七十一，當時預算一九二五——二六年度，可以恢復到百分之八十八。工業方面，在當時——一九二四——二五年度，亦已經有百分之七十一；後來到了一九二五——二六年度，就差不多有百分之九十五。再則，蘇聯經濟的特點，是在新經濟政策之下有兩種工商業：一種是國立的或者各種合作社辦的，這是各社會主義的部分；一種是私人企業家承租的或者外國資本家來承租的，這是資本主義的部分；蘇聯國民經濟之中這兩種部分的互相比較，是最重要的問題。現在我們來看一看當時這兩種部分的比較：

　　

　　同時，無產階級的數量也增加了，各種工業以及農業之中的工人都增加了。照勞動部的統計：

　　1924年　全國工人——5,500,000人

　　1925年10月　全國工人——7,000,000人

　　工人的工資也增加了：一九二五年四月，工資比較歐戰以前的程度是百分之六十二；到一九二五年九月就已經到了百分之九十五（每個工人的平均生產量比歐戰以前的程度是百分之八十五）。社會保險費的基金亦相當的增多了。其他滿足工人階級和貧農需要的國家預算，都相當的增多了。

　　這些統計表裡的數目字，很明顯的表現當時社會主義經濟發達的程度。所以第十四次大會，必須鄭重討論好些極重要的經濟問題。總起來說，就是要討論社會主義建設的問題。俄國共產黨已經應當規定社會主義建設的總路線，也就是蘇聯整個國家發展的總路線。這個總路線的決定，是第十四次大會的歷史任務；他決定的主要意思是：俄國共產黨的工作，應當抱著一個目的——就是把俄國這種「農業工業的國家」變成「工業農業的國家」，換句話說，是要把只有少許工業的農業國家，變成農業亦用工業方法經營的工業國家。所以第十四次大會對於俄國共產黨有極重大的意義，他確定了社會主義建設的進展方向應當是更堅定的「工業化」的道路。這和「一個國家裡面能夠建設社會主義」的理論問題是密切相關的。

　　「一個國家裡面建設社會主義」問題的重新討論。　「一個國家裡面建設社會主義」的問題，在俄國共產黨第十四次黨務會議上（一九二五年四月），已經討論過；當時，季諾維葉夫、加美尼夫等亦是一致贊成而通過了相當的議決案，甚至於托洛茨基亦沒有起來反對。那麼，為什麼到了俄國共產黨第十四次全國大會的時候，這個問題又「舊事重提」起來呢？因為第十四次黨務會議的議決案通過之後，不久，季諾維葉夫等「新反對派」忽然又反對起來，當時出版的季諾維葉夫的《列寧主義》，還有薩法洛夫[9]、劄魯茨基等的文章，對於「一個國家裡面能夠建設社會主義」的理論，大大的攻擊訕笑起來，他們亦不管確定這個理論的俄國共產黨黨務會議議決案，還只是剛剛在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擴大會議上批准（國際執委第五次擴大會議——一九二五年四、五月）。後來，季諾維葉夫等，同著一切反對派，例如薩普洛諾夫[10]派等等，都來譏笑這個理論是「狹隘的民族成見，是小資產階級的理論，是反對馬克思列寧主義的」。責備俄國共產黨有「狹隘的民族成見」！這句話是從那裡來的呢？

　　這句話的來源卻遠得很呢！

　　還是在一九一五年，托洛茨基在他個人的機關報《我們的話》上面就說出這樣的話的。當時托洛茨基責備列寧有「狹隘的民族成見」。因為列寧在一九一五年八月說了這樣的一段話：

　　經濟和政治發展的不平衡是資本主義的無條件的公律。因此，社會主義先在幾個甚至於一個資本主義國家裡面勝利是可能的。這個國家裡面的無產階級勝利之後，沒收了資本家，組織起自己的社會主義生產，去反對其餘的資本主義的全世界，吸引其他各國被壓迫的階級來贊助自己，引起他們反對資本家的暴動，有必要的時候，甚至於自己用軍事的力量去反對壓迫階級和他們的國家。（《列寧文集》第二版第十八卷，第二三二到二三三頁）托洛茨基就說這是狹隘的民族成見的理論，他說：

　　如果在民族範圍之內去考察社會革命的前途，那就要成為狹隘的民族成見的犧牲，——這種狹隘的民族成見正是社會愛國主義的實質。

　　托洛茨基並且抓住了這個題目，大做其文章，證明社會愛國主義之中，除出最庸俗的改良主義之外，還包含著一種民族的「革命使命」的理論，就是以為只有自己的民族，自己的國家，或者說按照工業發達的情形，或者說按照民權主義的制度，或者說按照革命的歷史傳統，因而正是負著引導全人類到社會主義去的使命的民族。

　　這樣說來，托洛茨基是罵列寧做狹隘的民族成見的犧牲，是社會愛國主義派，是「俄國負著引導人類到社會主義去的使命」的誇大狂！這是十月革命以前的話，是托洛茨基反對列寧主義的話，而「新反對派」卻又拿來反對俄國共產黨的中央委員會。所以「新反對派」思想上完全投降托洛茨基。

　　俄國共產黨是反對這種意見的。這不但是理論上的問題——照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理論，在俄國這種國家，建設社會主義是絕對可能的。而且事實上也是這樣：——俄國社會主義革命勝利之後，無產階級獨裁制的政權建立起來了，全國的生產資料和生產工具都在無產階級的國家手裡，有著合作社的組織——聯繫農民群眾的小農經濟而指導他們走上社會主義的軌道，有著無產階級對於農民的正確政策；所有這些情形綜合起來，就能保障建設社會主義的可能。

　　「新反對派」和托洛茨基派的意見是怎樣的呢？自然，反對派始終不能夠否認：俄國是在建設社會主義的經濟。不過反對派不顧列寧的說話，竭力要想證明俄國現在的國立企業並不是完全社會主義式的企業。反對派只承認俄國開始在建設社會主義，並且可以去建設社會主義，然而據他們說：這是建設不成功的，所以反對派說：——一個國家裡面可以去建設社會主義，可是不能夠建設成社會主義的。

　　有一次，在俄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政治局開會的時候，季諾維葉夫和加美尼夫說：因為俄國技術上經濟上的落後，所以俄國共產黨沒有能力克服國內的困難——如果是國際革命不來救命的話；這簡直是孟塞維克的機會主義理論，孟塞維克才向來認為俄國技術上經濟上落後不能夠實行社會主義革命呢。當時史太林就說，必須有一個建設工作的前途，沒有前途是不能夠認真的工作的，他的話是：

　　不知道為著什麼而建設，那是不能夠建設的。不知道走路的方向，自然一步也走不動的。前途的問題對於我們的黨是非常重要的問題，我們的黨向來總有一個清楚的目的在前面的。究竟是預先計算著社會主義建設的勝利而去為著社會主義而建設呢——還是馬馬虎虎盲目的去建設，「以致於等待著全世界的社會主義革命而實際上替資產階級民權主義栽培基礎」呢？這是現在的根本問題之中的一個。對於這個很清楚的問題沒有根本的回答，是不能夠認真工作的。（史太林：《列寧主義的問題》第三一六頁）

　　然而，也許因為俄國現在的社會結構——國內有兩個階級存在（工人和農民），所以就妨礙社會主義的建設成功罷？列寧也預先見到這裡的困難而有過指示的：

　　如果這兩個階級之間發生嚴重的不同意見，那麼，分裂是不可避免的；然而我們的社會制度之中並沒有包含著這種分裂的必然的根據。（《列寧文集》第二版第二十七卷，文章的題目是：《我們怎麼樣去組織工農檢舉委員會》）

　　所以問題是在於：確定無產階級對於農民的正確政策，預防分裂的危險，使這種分裂不致於發生。

　　列寧認為：這種矛盾是我們自己所能夠解除的，能夠預防的，這種分裂是能夠避免的。而托洛茨基的主張就不同。他說：「沒有歐洲無產階級直接的『國家的贊助』，俄國工人階級就不能夠握得住政權，而把自己的暫時統治變成長期的社會主義的獨裁制。」（托洛茨基著：《我們的革命》，一九〇五年出版）列寧的理論和俄國革命的全部經驗很明白清楚的指示出來：社會主義在俄國是能夠建設成功的；如果沒有帝國主義的武裝干涉，如果俄國共產黨沒有做嚴重的政治錯誤，那麼建設社會主義的生產是可能的。所以托洛茨基主義和列寧主義是完全不相同的。而「新反對派」卻在這種根本問題上採取了托洛茨基主義的觀點。因此，俄國共產黨的第十四次全國大會責備「新反對派」的沒有信仰和悲觀主義，同時，特別著重的說明：

　　關於經濟建設的問題，本次大會認為我們國家是無產階級獨裁制的國家，的確有「建設完全社會主義社會的一切必要的前提」（列寧）。大會認為為著蘇聯社會主義建設的勝利而鬥爭，是本党的根本任務。最近報告的這一年度很明顯的證明了這些意見的正確。在別國無產階級奪取政權之前，可是，有別國無產階級的贊助，不用外國資本的所謂「幫助」，和我們國內的私人資本不斷的鬥爭著，——蘇聯的工人階級，和農民的基本群眾聯合著，已經在社會主義建設之中得著了初期的巨大成績。（第十四次大會的議決案）

　　蘇聯發展的總路線。　蘇聯既然是能夠建設社會主義的經濟的，那麼，這個建設在最近期間的方向怎麼樣呢？蘇維埃聯邦整個國家發展的總路線是什麼樣的呢？

　　列寧認為俄國的希望在於：「能夠從俄國鄉下人用的馬背上走下來，騎到大機器工業、電氣化、沃勒霍夫電站[11]等等的馬背上去。」這句話就已經給了蘇聯最近幾年發展的總路線。當時俄國共產黨的第十四次大會就特別把這種意思說得更詳細精確，因為直到那個時候，還是有人盡在爭論蘇聯社會主義發展的道路問題。

　　第十四次大會之前《經濟生活》報以及其他報紙上，有些人的主張是很不對的，如果照他們那種主張，就可以停頓蘇聯當時的經濟計劃。這些主張是：蘇聯還有很久應當是農業國家，一天天的更加多運農產品出口，去換工業設備品（以及其他貨物）進來。如果照這種主張，那就要縮小蘇聯自己的工業發展計劃。這種主張是一個名字叫做沙寧的人發表的，而中央委員莎郭裡尼誇夫[12]一部分是贊成他的。如果蘇聯照這種主張發展下去，那就可以變成資本主義國家的附庸。莎郭裡尼誇夫認為國外貿易的獨佔可以放鬆些；農村裡面的合作社可以用「官辦商鋪」去代替。還是在一九二二年，關於組織國立托辣斯的問題，他就主張這種托辣斯「應當從純粹的國立機關變成私人資本的企業，由外國資本來參加。」這種路線，俄國共產黨是不能夠贊成的。第十四次大會反對莎郭裡尼誇夫等的主張，反對他所提議的前途，決定：

　　（一）首先最重要的任務，就是用一切方法來保障社會主義式的經濟對於私人資本的勝利，鞏固國外貿易的獨佔，發達社會主義的國有工業，在國有工業的領導之下，利用合作社的幫助，把群眾的農民經濟一天天的更加引導到社會主義建設的軌道上去。（二）保障蘇聯的經濟獨立，使蘇聯不會變成資本主義的世界經濟的附屬，因此要定下國家工業化的方針，發展生產資料的生產，並且造成經濟上應付手段的準備金。

　　關於列寧的「合作社計劃」，第十四次大會認為：

　　農村之中社會主義建設的根本道路是——要在國有工業的社會主義企業，國立信用機關以及其他國家經濟命脈，（這些都在無產階級的手裡）——要在這方面經濟上的指導日益增高的情形之下，把農民的基本群眾吸收到合作社的組織裡面去，而保障合作社組織的社會主義的發展、利用，同時克服，以至於排斥合作社組織的資本主義成份。

　　新經濟政策的「重新估量」，國家資本主義的問題。　俄國共產黨在列寧領導之下就實行新經濟政策。「新經濟政策」是從資本主義社會改造成社會主義社會的過渡期間所採取的消滅資本主義經濟的初步進攻的步驟。這難道需要「重新估量」嗎？本來是不需要的。然而季諾維葉夫等「新反對派」卻要求重新估量一下！因此，第十四次大會就要討論到這個問題。列寧自己關於新經濟政策的意義是怎樣說的呢？列寧說新經濟政策的社會實質是「無產階級的先鋒隊和廣泛的農民田地聯絡。」當時列寧認為新經濟政策的工具之一——商業是：

　　無產階級先進部隊和農民之間唯一可能的聯絡方法，這是唯一可能的一個樞紐，從這個樞紐上可以有共同的戰線，去振興經濟。（《列寧文集》第二版，第二十七卷，《俄國工農兵會議（蘇維埃）第九次全國代表大會上的報告》。）

　　列寧想出新的糧食政策的時候（就是決定不用糧食徵收法而改用糧食收稅法的時候），列寧說過：「只有這個政策，能夠鞏固社會主義的基礎而使社會主義得到勝利。」

　　然而在第十四次大會之前，季諾維葉夫卻說出了這樣的話來了：——他說當時俄國無產階級政府對於農民的讓步是對於農村的上層階級的讓步，他說整個的新經濟政策本來就是對於資本家的讓步。為什麼列寧沒有說這個話？！而季諾維葉夫甚至於說：「如果一九二一年我們不直接對工人說新經濟政策是對於資本主義的讓步，那麼，這是我們的虛偽。」這樣說起來，列寧說的：我們退卻幾步，以便用廣泛的戰線去進攻，新經濟政策是和農民聯絡，——這些話是列寧對工人用虛偽的欺騙手段嗎！加美尼夫在第十四次大會上，也發表這樣的觀點，他說第十四次黨務會議的政策是對富農讓步的政策。史太林對於這些人指示出來：你們不要以為新經濟政策是資本主義的一種形式，你們要知道列寧說過的——「新經濟政策的俄國要變成社會主義的俄國呢。」列寧從沒有把一九二二——二三年的俄國當做資本主義的國家。如果是這樣，那麼，他一定說：現在的「資本主義的俄國要變成社會主義的俄國呢」。

　　第十四次大會反對有些黨員認為俄國的社會主義經濟是資本主義的經濟，或者認為是國家資本主義的經濟。「新反對派」的代表，在好些著作裡面，企圖證明「現在我們所有的經濟，暫時還只是列寧所說的國家資本主義。」（劄魯茨基著：《幹部的組織者和他們的任務》）莎郭裡尼誇夫在第十四次大會上說：俄國的鐵路、國家銀行、對外貿易機關，都不過是國家資本主義的企業，俄國的貨幣制度也是完全資本主義經濟性質的制度。

　　列寧的意思是和這班修正派完全反對的，他早就說過：「我們無論如何不應當忘記：我們現在常常看到的工人對於那些屬國家的工廠，他們的態度是一種社會主義的態度。這就是社會主義。」列寧曾經證明過：俄國的農民是和社會主義的工廠實行著商品交易，國家工廠的生產品是社會主義工廠的生產品。史太林、布哈林[13]等在大會上指出「新反對派」關於國有工業的觀點是和列寧的觀點互相矛盾的。布哈林說的：如果說國有工業不是完全社會主義的性質，那麼，難道蘇聯國內還有資本主義的剝削嗎！

　　「新反對派」對於新經濟政策，對於社會主義的工業，對於國家資本主義，都有極不正確的瞭解，所以第十四次大會堅決的反對他們從「過渡到社會主義」的觀點上看，從無產階級革命的國際發展的觀點上看，新經濟政策究竟是什麼呢？照季諾維葉夫和薩法洛夫的意見，這是兩個進攻之間的休戰。照列寧的意見，這新經濟政策是為著社會主義建設而需要的。

　　第十四次大會論農民、中農、貧農和富農的危險。　第十四次大會之前，「新反對派」到處說俄國共產黨裡面有富農的危險。他們特別收集了好些布哈林、史鐵茨基、波古塞夫斯基、康托爾等人的文章，旁邊加著注解，彙集了一大夾子，拿到各處去研究「富農傾向」；他們做了不少文章，以及演說報告，都是說「富農傾向」，都是要證明中央委員會裡面有「富農傾向」。

　　在第十四次大會上，這種叫駡更加厲害。然而實際上這不過是「新反對派」的一種企圖，要想推翻第十四次黨務會議的決定，以及第十三次大會的決定，要想推翻黨的許多決議——這些決議的主要意思是保存無產階級和農民基本群眾的聯盟。反對派的主要錯誤，就是他們忘記了：必須不但和貧農有鞏固的聯盟，並且要和中農有鞏固的聯盟。還是在俄國共產黨第八次大會（一九一九年三月）的時候，列寧就證明必須從舊的口號「無產階級和貧農聯盟，使中農中立」，進到新的政策「和中農結合鞏固的聯盟」。列寧說：「我們已經走進了社會主義建設的這樣一個時期，在這種時期裡面，應當在農村工作的經驗之中具體的詳細的規定出根本的規律和指示，用來指導我們，以便對於中農，能夠站在和他結合鞏固聯盟的基礎之上。」（《列寧文集》第二版，第二十四卷：《俄國共產黨第八次大會上的演說》）。所以俄國共產黨的根本任務是為著中農而鬥爭，爭取中農到無產階級方面來。為著這個目的，自然要改良下層的政府機關，正確的經營合作社和國有商業，減低工業品的價錢，各級蘇維埃的積極化，以及其他的政治上經濟上的辦法（第十四次黨務會議決定的那些辦法）。而「新反對派」卻說中央委員會的這種路線是富農路線。

　　史太林回答反對派的時候，指出：黨內有兩種傾向存在，一種是對富農的危險估量不足；一種是對於中農的作用估量不足，史太林說：

　　這兩種傾向都是不好的，如果這兩種傾向發展起來，那麼，他們可以使黨腐化，可以亡黨。我認為我們黨裡面，有力量足以打擊這兩種傾向。然而比較起來，黨準備得更加好些的一方面，卻是去運用「打富農」、「沒收富農」的口號，而不是另一方面，就是去實行反對對於農民估量不足而鬥爭，就是去運用經過聯合中農而孤立富農的更複雜的政策。

　　第十四次大會認為貧農，首先是雇農，是無產階級在農村之中的支柱，而中農是無產階級在農村之中的同盟者，他應當是無產階級的同盟者；如果沒有中農群眾做鞏固的同盟者，如果僅僅只能夠中立中農，那就不能夠在無產階級獨裁制鞏固之後進一步去建設社會主義。同時，第十四次大會也責備對於農村之中的階級分化估量得不足的傾向，這種傾向是不看見國內富農的發展而發生的危險，以及各種資本主義剝削形式的危險；這種傾向不願意瞭解必須打擊富農，限制富農的剝削趨勢；這種傾向是不看見無產階級政黨的責任應當去組織團結貧農和雇農來反對富農。所以「新反對派」說中央委員會的大多數，甚至於大會的大多數有富農傾向和富農路線，是完全沒有根據的。大會對於他們給以堅決的打擊，因為他們藉口反對富農路線，企圖混淆農村之中共產主義政策的根本問題——這個問題是爭取中農的問題，因為中農是農業之中的中心人物，這個問題也就是合作社的問題，因為合作社是農村進到社會主義的根本組織方式。大會對於「新反對派」的「左傾」傾向，是特別著重的反對的。

　　第十四次大會上的組織問題，當時黨的組織狀況，黨的發展的調節，黨和階級之間的關係問題，「新反對派」的亞克謝爾洛德[14]主義。　反對派對於組織問題也有許多不正確的意見。當時關於黨的組織狀況，是莫洛托夫[15]做的報告。——一九二五年十一月一日為止，俄國共產黨有一百二十五萬黨員。俄國共產黨的黨員超過一百萬人，這是第一次。黨的成份，一年比一年的都是工人增加，小資產階級分子減少：

　　

　　「我們的黨真正是工人階級選舉出來的党」——這是史太林說的話；然而共產黨應當是無產階級的先鋒隊，並不是隨便什麼工人都可以算共產黨員的，所以一定要明確的瞭解所謂「選舉出來」的意思。而季諾維葉夫等的「新反對派」就不瞭解這一點。第十四次大會上，列寧城代表團說：列寧城的黨部認為在第十五次大會之前，要使党裡面工業工人——真正在工廠裡做工的工人占到百分之九十。列寧城的代表之一薩爾吉斯還加以解釋，說要在一年之中發展工人黨員百分之九十的地步。照這樣算起來：全黨黨員應當增加到六百萬人，而且要在一年之中做到，這就是要一年之中拚命招收五百萬黨員！這些「列寧城派」的錯誤在什麼地方呢？因為他們把應當做工人階級先鋒隊的黨和工人階級本身混淆起來了。還是在一九〇二年，孟塞維克的老祖宗亞克謝爾洛德就有過這樣主張。所以季諾維葉夫、薩爾吉斯等就變成了亞克謝爾洛德主義者了。——亞克謝爾洛德曾經提議過要組織一個所謂「無黨的工黨」——不問黨派的廣泛的「工人大會」。關於工人進党的問題，列寧在一九二二年就和季諾維葉夫有不同的意見，當時他曾經寫了一封信給莫洛托夫說到這個問題。這封信是列寧對於當時的中央委員會全體會議的提議：

　　我認為很重要的是要延長進黨的候補期間。季諾維葉夫的意見，是工人候補期半年，其餘的一年。我提議：只有大工業工廠之中做了真正工人十年以上的人，可以用半年的候補期。其餘的工人——一年半；農民和紅軍兵士——兩年，其他的人——三年……

　　現在到處都可以碰到老老實實是小資產者，而偶然的做了極短時期的工人——也算是工人了。

　　這封信是列寧在一九二二年三月二十四日寫的；那年三月二十五日中央委員會全體會議決定了這個問題（工人的候補期一年）；可是二十六日列寧又寫了一封信給中央，他還是反對，他說：「帝國主義戰爭以來，俄國工廠工人的成份比以前是更加不是真正無產階級的了，因為戰爭的時候，有好些人進工廠去，為的是要逃避軍役。」列寧還說當時俄國的黨的政治教育，比起那種困難時機真正的無產階級領導所需要的程度來，一般的講，平均起來還是不充分的。他說黨現在已經是政府黨了，大家都會有企圖進黨的念頭。所以他認為一年的候補期，還是不夠。他提議：

　　（一）延長一切候補期間。（二）特別詳細的規定：某種出身應當有什麼樣候補期，怎樣才算真正是某種出身，什麼是具體而實際的條件——能夠使候補期的確起作用，而不成為形式上的手續。（三）必須使決定新黨員進党的機關之中有大多數人是熟練的黨務職員。（四）必須使進黨的批准不但經過省委而且經過監察委員會。（五）還要想出某些辦法，來肅清那些完全不是共產主義的分子，完全不能夠實行真正有覺悟的無產階級政策的分子。

　　列寧對於「黨和階級」的問題，他的意見是這樣。所以第十四次大會反對薩爾吉斯的意見——薩爾吉斯和列寧城代表團的提議，是要亂七八糟的擴大黨，是要吸收動搖的實際上不是無產階級的分子，這是亞克謝爾洛德主義。

　　第十四次大會和俄國共產黨的統一及派別問題。　第十四次大會上，「新反對派」發明了一個希奇古怪的理論：——他們說，並不是他們自己組織什麼派別，而是中央委員會裡面有派別，說得更清楚些，中央委員會的大多數是一個派別。後來反對派總是叫中央委員會是「史太林派」。季諾維葉夫和加美尼夫等做了好些文章、報告、演說，說所謂「七人團」怎樣怎樣造派別。這所謂「七人團」是什麼東西呢？原來不過是中央委員會的政治局，不過有的時候開會不通知托洛茨基罷了。這是因為有了不同意見，引起了許多問題，要預先交換意見，為的是要消滅這些不同意見，為的是要決定黨的總路線。有些反對派的人說，一切問題都是背後商量好了，到政治局正式開會的時候，不過形式上投投票罷了。而實際上，在政治局會場上常常通過托洛茨基所提議的說法，或者簡單的因為中央委員會大多數自己詳細討論之後，通過新的說法。——決不是什麼「一切問題預先商量好了，政治局會議不過是形式上的投票」！而且中央委員會的多數怎麼會是一個派別呢？！所謂派別，一定和中央委員會有不同的派別政綱。現在中央委員會多數的決定，自然就是中央委員會的政綱、意見、決議，而決不能夠說是什麼「派別的」。第十四次大會上，列寧夫人——克普魯斯嘉[16]居然也贊成季諾維葉夫派，她說：以前史托克荷爾摩大會[17]（第四次大會——一九〇六年）的時候，也有過多數和少數，可是，當時的多數是孟塞維克派，可見，「多數」不見得就是對的。這句話引起了大會上極激烈的衝突和爭論。要知道第四次大會的時候還不是共產黨，而是社會民主黨，其中有明顯的兩派；那次大會，也本來是兩派的聯合會議。如今列寧夫人把十四次大會來比四次大會，那就是承認一九二五年的共產黨，仿佛也是兩派聯合的團體，這是和列寧關於共產黨必須統一的觀念，完全相反的。季諾維葉夫、加美尼夫等在十個月以前，還為著托洛茨基有派別行動，而提議立刻開除他的政治局委員；他們曾經幾十次講過黨的統一的重要，講過黨內不能容許小團體小派別的存在等等。而現在，他們的意見通不過，站到了少數的地位，自己馬上就實行派別行動！真正是自相矛盾到極點！季諾維葉夫等在第十四次大會上，居然提議：黨內以前的各種派別，都應當有他們自己的代表在中央領導機關之內。他們提出的要求很多。其中的一個就是：「大會上的少數派，應當得到一種可能，使他們能夠保持自己的意見到底，自然，他們一定自己對共產黨和政治局負起責任來。」「新反對派」還要求：對於他「不能夠用一切組織上的壓迫、撤職等等」的辦法。列寧曾經說過：「誰要是稍微削弱一下無產階級政黨的紀律，他就是幫助資產階級來反對無產階級。」這句話，「新反對派」卻完全忘記了！加美尼夫並且提出反對派的組織問題上的政綱，他說：「我們認為必須把上層機關的組織，弄到政治局有全權的地步，政治局應當綜合政治上的全權；技術上執行政治局決議的秘書處，應當服從政治局。我們認為現在的情形是一種異常狀態——現在秘書處綜合了一切政治和組織問題，實際上總是預先把政策決定了的。」史太林的答覆說得很清楚：在經濟政策問題裡面，反對派內部的意見是很雜亂的，然而他們大家有一個共同之點——「他們大家要想改組中央委員會的秘書處。這件事情上面，他們是一致的。這很奇怪很可笑，可是卻是事實。」「新反對派」的要求，是要使秘書處變成簡單的技術機關。然而這種要求是不對的。至於服從政治局的問題，那麼，俄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之中選出的政治局本來是最高機關，中央委員會還有一個組織局和一個秘書處，這兩個機關本來是服從政治局的。再則，「新反對派」提出撤換史太林的總書記問題。俄國共產黨裡面，本來並不是總書記領導的制度，而是中央委員會——政治局的集體領導。總書記的所以有信仰，僅僅因為他能夠正確的反映全黨的路線，能夠反映中央委員會的路線。正因為史太林在列寧死後一直是俄國黨的布爾塞維克路線的正確的表示者，所以他在黨內有極大的信仰。俄國共產黨對於史太林是經過二十年的審查，是非常之看重他的。可是，亦正因為這個原故，從第十四次大會起，一切反對派都特別反對史太林，都是要求撤換史太林；這種要求，實際上是要求撤換党的領導，要想推翻布爾塞維克列寧主義的領導，而換一個托洛茨基主義的領導！

　　俄國共產黨的新章程，黨的名稱的改換。　俄國共產黨在第十四次大會上通過了新的章程，對於舊章程有些修改。第一個最主要的修改，還是一九二二年就實行的——這是關於黨的社會成份的問題。所以關於正式黨員和候補黨員的分別，規定得非常清楚明白。「因為常常有這樣的現象：名義上有正式和候補的分別，而事實上在支部之中候補的也參加表決。所以新的章程要規定候補黨員沒有表決權。」（大會上起草章程委員會的代表安得列夫的報告）

　　再則，新章程上有一個補充，就是中央政治局有權利批准重大地方黨部的黨報主筆。這個問題直到第十四次大會之上才發生的。當大會將要開完的時候，大會對於中央報告的議決案公佈之後，列寧城《實話報》立刻就起來反對，說大會的議決案是不正確的。很明顯的，季諾維葉夫派是在列寧城裡面事實上組織了自己的中央機關報，自己的中央委員會！因此，第十四次大會委託中央委員會要保障列寧城《實話報》尊重大會的決議。於是十二月二十八日中央委員會召集緊急的全體會議，討論列寧城《實話報》的問題。大多數中央委員主張撤換列寧城《實話報》的主筆劄克斯葛拉德尼夫，而另外派史克沃洛磋夫[18]去當主筆。在這次會議上，托洛茨基派已經公開的贊成季諾維葉夫派，投票反對撤換劄克斯葛拉德尼夫。

　　俄國共產黨第十四次大會，正式決定改名蘇聯共產黨。——這當然是因為俄羅斯社會主義蘇維埃聯邦共和國，和烏克蘭、白俄羅斯、後高加索等的蘇維埃共和國，已經正式決定聯盟，建立了新式的「聯盟國家」，定名為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Union of Soviet Socialist Republics），簡稱蘇聯（U.S.S.R．），所以俄國的黨也改名叫蘇聯共產黨（Communist Party of U.S.S.R．）。

　　第十四次大會上的青年團問題。　第十四次大會上布哈林做了一個關於青年團問題的報告，大會對於這個問題有很詳細的討論。當時俄國國內階級矛盾有新的發展，城市和鄉村之中新的資產階級發生出來；因此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要爭取青年群眾。反革命的政黨，如孟塞維克黨、社會革命黨[19]的殘餘，正在活動。他們的秘密宣傳，大致是說：俄國的國立企業，並不是什麼社會主義的企業，只不過是簡單的資本主義工廠，或者說是國家資本主義的——國家就是資本家，一樣的是在剝削工人階級等等。他們否認無產階級獨裁，否認俄國的生產資料是屬無產階級的國家的；他們利用俄國共產黨的一些缺點極力的在破壞俄國共產黨的信仰。所有這些，都是要工人群眾和青年學生不相信自己無產階級的力量，而散佈悲觀主義的空氣。這樣的準備思想上的基礎，以便於公開的資產階級反革命的運動。這樣情形之下，加緊爭取青年的鬥爭，是有極重要的意義的。第十四次大會指出這樣情形之下可以有各種可能的傾向。大會指出來：「要反對這些傾向，就要能夠把青年個人的和小團體的利益，聯繫到整個階級的利益，要說明日常建設工作是為著無產階級革命的總任務的。」第十四次大會特別指出俄國共產黨應當提出好些新的任務：整頓青年的社會生活習慣、整頓青年團的工作、更清楚的解決領導的問題。

　　平權論的問題。　第十四次大會說：共產青年團並不因為要注意風俗習慣的問題，因此就可以是一個「中立的」團體——對於共產黨所管理的問題採取中立態度，——這是不對的，這就要根本破壞共產黨和青年團之間的關係。同時，第十四次大會反對所謂「平權論」——就是說青年團和共產黨有平等的權利：共產黨管理全國的政策問題，青年團也要管理全國的政策問題。——在第十四次大會上，有幾個烏克蘭的青年團員提出這種理論。再則，季諾維葉夫在他所著的《列寧主義》上面，提議除出青年團團部之外，還要組織所謂農民青年代表會議，第十四次大會對於這種提議，亦是反對的：因為這樣是要分裂青年團之中的工人和農民，這種「農民青年代表會議」單獨的組織起來，勢必致成為和共產青年團對立的團體。

　　共產青年團的無產階級領導問題。　當時俄國共產青年團裡面，無產階級的領導，成了很緊張的問題，這是因為青年團的農民團員一天天的多起來。共產青年團的成份是工人和農民的，而他的領導，應當是無產階級的。青年團的組織狀況，是向來工人和農民各占一半的光景，所以領導機關裡面要堅固的保障無產階級的影響，確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俄國工人青年固然很多，雇農、貧農以及中農的青年尤其多，至少總有好幾千萬；所以必須有艱苦的工作，必須有共產黨方面的堅強指導。

　　而反對派的意見，卻認為共產黨對於青年團的指導是不能夠保障無產階級的影響的。列寧城青年團團部的委員塔爾漢諾夫說：「不能夠以為有了党的領導，就可以保障無產階級幹部的領導作用。」因此，關於青年團問題，第十四次大會的議決案說：「然而，青年團裡面的無產階級領導，如果沒有党方面的堅強領導，那是不能夠得到的。仍舊要照以前一樣，極力注意青年團裡面黨員的增多。所以把党的領導問題和青年團內部無產階級幹部的領導作用問題對立起來，這在理論上是不正確的，在實行上在政治上是有害處的。」

　　第十四次大會之後，列寧城的青年團反對第十四次大會的決議案。關於黨的第十四次大會，當然在各地方都做報告；而青年團列寧城省區青年團委員會居然以十六票對八票，認為黨的第十四次大會議決案是不正確的。幸而這種反對派的列寧城青年團團部的上層機關，是「沒有兵隊的將軍」，不久就取消了，——因為列寧城省區的青年團團員群眾，都不贊成他們省委的這種態度，所以這個省委不久就改選了。可是這一次列寧城青年團團部和共產黨全黨大會對立的情形，在俄國共產黨的歷史上，還是第一次。要避免這種非常狀態的發生，必須注意：使党平日對於青年團的領導堅固起來。

　　第十四次大會上的工會問題。　第十四次大會上，托摩斯基[20]做了一個關於工會問題的報告，大會對於工會問題也通過了一個決議案。因為當時工會已經非常發達，人數很多，政治上也很積極，所以第十四次大會決定要更加加強工會運動的發展，工會機關的負責人員都要是選舉出來的，被選的委員要定期的對著選舉人做清楚明瞭的報告，工會機關對於群眾方面的批評，要極端的注意，要發展工會會員的自動能力，要最大限度的使工會機關簡單化，接近群眾，要使工會對於會員的幫助事業更加發展。尤其因為當時發見了有些工會下層機關裡面有浪費公款的事情，所以特別著重的說明：「要整頓工會機關的庶務部，要改良工會機關的財政報告。加強對於下層工會機關的財政上的監督。」這個議決案，還特別著重的說明「生產會議」的重要；指出有些工會機關的職員，並不注意經濟機關（國立企業的管理處）的行動和辦法，往往例行公事似的贊成這些辦法，其實這些辦法之中有不正確的，已經引起了工人的不滿意，而工會機關卻不會代表工人起來說話，不會發見這些不正確的地方而起來糾正。第十四次大會指出必須加強工會機關對於解決「衝突」的作用，明確的規定了工會對於罷工的態度。同時，指出必須加強工會的文化運動，尤其是引起工人群眾的自動精神來辦理俱樂部的工作。並且對於工會在農村之中的工作，在青年之中、婦女之中的工作，都給了相當的指示。再則，第十四次大會特別指出當時各國工人的代表團到俄國去，和俄國工會所發生的國際的密切關係，這種關係要竭力的擴大和發展。

　　第十四次大會之上，雖然有「新反對派」的攻擊中央委員會，雖然的確因此而損害了俄國共產黨的統一，然而第十四次大會做了極巨大的工作。俄國共產黨從第十四次黨務會議之後，建設社會主義的問題討論得非常深刻而廣泛，而且這種全國黨務會議，全國大會，中央委員的全體會議等的議案，都一直拿到最下層的黨部裡去討論，每個黨員都研究過，——這比較以前是做得更加深切了，一般黨員的政治教育是更加提高了。自從一九二三年托洛茨基派的活動，季諾維葉夫等「新反對派」的發現……列寧死後黨內爭論的開展，表面上仿佛是「紛爭日多」的現象，實際上卻是黨員群眾的瞭解布爾塞維克路線更加深入，俄國共產黨的力量更加偉大了。自然，第十四次大會時候，「新反對派」抓住了列寧城黨部委員會來反對中央，在大會上列寧城黨部代表團幾乎是清一色的反對派，這種情形對於俄國共產黨給了一個暫時的嚴重打擊。中央委員會調動好幾個中央委員到列寧城去做報告。列寧城的各工廠支部，各市區裡面，爭論了好幾個星期。有些大工廠支部（例如「三角」鐵廠——以前的普體洛夫鐵廠等等），並不是一下子就瞭解季諾維葉夫派的錯誤的。可是，不久，中央委員會在列寧城的各支部裡面，一個一個的爭取到自己的勝利；結果，出於反對派意料之外，他們的地位在列寧城裡面也被打倒了。因此，當時召集的列寧城省區的緊急黨務會議上，極大多數的黨員代表都已經起來反對「列寧城的反對派」了。於是「坐鎮」列寧城的季諾維葉夫變成了「沒有兵隊的將軍」。

　　可是，俄國共產黨裡面的社會民主主義傾向，在第十四次大會的前後，還不過是剛剛開始；列寧城的問題雖然解決，然而不久，托洛茨基派和季諾維葉夫派又聯合的起來反攻。——於是俄國共產黨反對這種社會民主主義傾向的「聯合的反對派」的鬥爭，就充滿了從第十四次大會（一九二五年十二月）到第十五次大會（一九二七年十二月）之間的時期，我們另外再來論述罷。

　　注釋

　　[1]托洛茨基，見本卷第29頁注10。

　　[2]季諾維葉夫，今譯季諾維也夫。見本卷第31頁注24。

　　[3]加美尼夫，今譯加米涅夫。見本卷第31頁注25。

　　[4]劄魯茨基（Пегр Антонович Залуцкий，1887—1937），當時是列格勒黨組織的負責人之一，因參加托洛茨基—季諾維也夫反對派活動，1927年被開除出黨。

　　[5]羅倍士比埃爾，今譯羅伯斯比爾（Maximilien de Robespierre，1758—1794）。18世紀末法國資產階級革命時期雅各賓派的首領。1793年5月領導人民武裝起義，推翻吉倫特政權，建立雅各賓派專政，成為實際的政府領導人。1794年7月熱月政變中被處死。

　　[6]山嶽黨，又稱山嶽派，即雅各賓派。18世紀法國資產階級革命時期以羅伯斯比爾為領導的資產階級革命民主派。

　　[7]資爾仁斯基，今譯捷爾任斯基（Φеликс Эдмундович Дзержинский，1877—1926）。蘇聯共產黨和蘇維埃國家著名的政治活動家。十月革命後任全俄肅反委員會主席。1924年起任最高國民經濟委員會主席，並任俄共（布）中央政治局候補委員和中央委員會組織局委員。

　　[8]新經濟政策，見本卷第303頁注27。

　　[9]薩法洛夫（Георгий Иванович Сафаров，1891—1942），1908年加入布爾什維克黨。因參加托洛茨基—季諾維也夫反對派活動，在聯共（布）第十五次代表大會上被開除出黨。

　　[10]薩普洛諾夫，今譯薩普龍諾夫（Тимофей Владимирович Сапронов，1887—1937）。1912年加入布爾什維克党，曾當選俄共（布）中央委員。因參加托洛茨基—季諾維也夫反對派活動，1927年在聯共（布）第十五次代表大會上被開除出黨。

　　[11]沃勒霍夫電站，今譯沃爾霍夫電站，位於列格勒州沃爾霍夫市。1926年建成發電。

　　[12]莎郭裡尼誇夫，今譯索柯裡尼柯夫（Григорий Яковлевич Сокольников，1888—1939）。1905年加入布爾什維克黨，在俄共（布）第七次代表大會上當選為中央委員，因參加托洛茨基—季諾維也夫反對派活動，1936年被開除出黨。1988年平反。

　　[13]布哈林，見本卷第30頁注16。

　　[14]亞克謝爾洛德，今譯阿克雪裡羅德（Павел Борисович Аксельрод，1850—1928），俄國孟什維克首領之一。1900年加入《火星報》編輯部。1917年流亡國外，公開反對蘇維埃政權。

　　[15]莫洛托夫（Вячеслав Михайлович Молотов，1890—1986），蘇聯黨和國家著名的政治活動家。1906年加入布爾什維克黨。歷任俄共（布）中央委員、中央委員會書記、政治局委員。長期從事外交工作。根據蘇聯共產黨中央全會決議，1957年被開除出中央委員會主席團和中央委員會，1962年被開除出黨，1984年恢復黨籍。

　　[16]克魯普斯嘉，今譯克魯普斯卡婭（Надежда Константиновна Крупская，1869—1939），蘇聯教育家，列寧的夫人和戰友。十月革命後，任蘇維埃教育人民委員部部務委員。1927年起當選為聯共（布）中央委員，1931年後任蘇聯最高蘇維埃主席團委員等職。主要著作有《國民教育和民主主義》、《列寧回憶錄》等。

　　[17]史托克荷爾摩，今譯斯德哥爾摩，瑞典首都。斯德哥爾摩大會，即1906年4月23日至5月8日在瑞典首都召開的俄國社會民主工黨第四次（統一）代表大會。

　　[18]史克沃洛磋夫，今譯斯克沃爾佐夫（Иван Иванович Сквордов－Степанов，1870—1928）。蘇聯政治活動家，曾任聯共中央委員、中央執行委員會委員，以及全俄工人合作社委員會副主席、國家出版局編輯委員會副主任等職務。

　　[19]社會革命黨，1902年初由俄國幾個仇視馬克思主義的民粹派小組織和集團組成。十月革命後因反對蘇維埃政權被取締。

　　[20]托摩斯基，今譯托姆斯基（Михаил Павлович Томский，1880—1936），曾任聯共中央政治局委員，從事工會工作。因參與布哈林、李可夫的黨內派別活動，1929年被撤銷職務，1936年自殺，1988年平反。

　　(1)法國大革命初期，廢除基督教的曆法，另外施行一種革命新曆，月份的名字都改過；這個「熱月」——「德爾米它月」約當普通日曆（基督教曆法）的七月十九到八月十九，在新曆的排法是第十一個月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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