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國革命的失敗和蘇聯建設社會主義的可能問題|瞿秋白

德國革命的失敗和蘇聯建設社會主義的可能問題

　　德國革命的失敗和蘇聯建設社會主義的可能問題(1)——從蘇聯共產黨第十三次大會到第十四次黨務會議

　　俄國的十月革命開始了全世界的社會主義革命，他緊接著一九一四到一九一八年歐洲帝國主義戰爭之後，事實上把帝國主義的戰爭，變成了階級的國內戰爭。前次帝國主義戰爭，本來就表現世界資本主義的根本危機；戰爭之後十月革命的成功，更是世界資本主義的一般危機的開始。可是歐戰之後，世界雖然已經走進了社會主義革命的時代，雖然已經開始了資本主義的一般危機，然而社會主義的革命卻暫時只在俄國勝利，在其他各國，例如德國、匈奧[1]、布加利亞[2]等卻沒有勝利。世界的資本主義，緊接著十月革命之後，除俄國外，只受到無產階級和勞動群眾的革命的襲擊，卻還沒有被推翻。這個革命襲擊的時期——從一九一七到一九二三年，就是所謂「戰後資本主義發展的第一時期」。這個時期的終了，就要開始資本主義暫時局部穩定的「第二時期」；而「第一時期」的終了，卻和一九二三年十月德國革命的失敗[3]有密切的關係。

　　一九二三年的世界形勢。　德國因為帝國主義戰爭的結果，因為凡爾賽和約[4]的束縛（賠款、魯爾等區域被法國軍隊佔領），整個國家機體和國民經濟受著極大的損害，工業衰落……所以德國當時正在極嚴重的經濟政治的危機之中。當時德國不但工人有革命的情緒，就是大多數小資產階級，因為馬克跌價而破產的，也有革命的情緒；社會民主黨[5]的影響低落下來；德國共產黨的影響卻有極大的發展。可是，當時德國共產黨的右傾分子（白朗德爾[6]等）占住了領導的地位，他們有極厲害的社會民主主義的傾向。俄國共產黨裡面的反對派（托洛茨基、臘狄客[7]等）卻贊助他們。德國——客觀上已經準備好了，可以實行社會主義的革命，當時革命的情緒是有了，革命的形勢也有了；然而德國共產黨領導機關的右派卻做了不少錯誤：統一戰線是沒有能夠正確的去應用的，漢堡暴動[8]等的發動是零星散亂的，而且薩克森[9]地方德國共產黨領導者的政策完全是妥協的；因此，德國這一時期的革命沒有勝利。

　　這些錯誤，使德國工人階級受著失敗；這不但反映到德國工人的情緒，並且反映到俄國共產黨一部分黨員的情緒。再則：同時布加利亞的革命亦失敗了[10]。布加利亞的共產黨員不瞭解對於農民運動的統一戰線策略，因此，自己固然受著極大的打擊，農民的革命運動也受著了摧殘。德國和布加利亞革命的失敗，使俄國共產黨裡面動搖的情緒，也髮露出來。

　　不久，列寧的死活動的機會；於是蘇聯共產黨反對托洛茨基主義的鬥爭，反對這（一九二四年一月），更加給了托洛茨基派種機會主義動搖的鬥爭，就成為當時最重要的問題。當然，托洛茨基主義的活動，不僅僅反映著世界形勢，而且更密切的反映著蘇聯國內的形勢。現在，我們要來說列寧死後，一九二四年的蘇聯國內的問題。

　　蘇聯的勞動和工資的問題。　列寧死後，一九二四年八月的俄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全體會議（Plenum of Central Committee）提出了調節工資的問題來討論。當時發見了工資的增加比勞動生產量的增加快得多，譬如說：一個工人每一天能夠生產的紗的數目（所謂：「勞動的生產量」），從去年到今年，只增加了百分之十，而工人每天的工資卻增加了百分之二十。在以前（一九二二到二三年），這種情形是自然的，當時俄國共產黨的議決案曾經說過：「這種工資增加得比較快的過程，在以前是不可免的，而且是合於規律的。這不但是不可免，而且是必要的，因為這樣，就有了後來迅速堅決的提高勞動生產量的可能。」但是，如果一直這樣繼續下去，那就這種工資的增加和勞動生產量的增加的不相稱的情形，可以發生很大的危險——蘇維埃國立的工業就要大大的虧本……因此，當時的中央全體會議決定一個口號：「增加勞動的生產量，擴大生產，減低工業品的價錢。全黨一切力量和注意都要放到這方面來。」並且發出了這樣的指令，說：「各種工業，各個工廠的工資的增加，應當嚴格的和勞動生產量相稱，而且要和該種工業，該一托辣斯的來源相稱，而且要和全部工業的來源及狀況相稱，要和全部工業的需要相稱，要和工資的一般水平線相稱，尤其是在重工業和交通事業之中。」因此，俄國共產黨當時實行了許多辦法：至少減低價格百分之十；輕工業之中有幾種工業工資已經特別高的，停止工資的增加，使其他工資較低的工業——交通事業、鐵礦，能夠趕得上；實行正確的勞動合理化；改良技術上的設備；盡可能的完全運用整個的企業；工業的一般支出和原料、燃料等的化費，要最大限度的節省。……

　　赤色職工國際加入亞摩斯德丹國際[11]的問題。　這次中央全體會議並且討論赤色職工國際可不可以加入亞摩斯德丹的黃色職工國際的問題。這個問題，在那年（1924）夏天共產國際第五次世界大會上，已經研究過。所以當時在俄國共產黨中央全體會議之上，關於這個問題的報告，就是季諾維葉夫[12]做的。

　　對於「我們要不要加入亞摩斯德丹國際」的問題，季諾維葉夫直接回答說：「我們要加入。」他把這種策略，認為是革命戰場上的一種戰術。他用俄國紅軍打仗時候的戰術來做比仿。俄國革命的國內戰爭之中，曾經有過一種馬赫諾夫[13]軍隊，起初是仿佛站在紅軍和白軍之間的（後來當然變成公開的反革命）。俄國紅軍有一個時期和這種馬赫諾夫軍隊聯合，去打白軍。季諾維葉夫就拿這一件事來比仿，解釋加入亞摩斯德丹國際的問題，他說：「這亦是一種應付手段。我們聯合馬赫諾夫軍隊，當然不是為著我們自己要去做馬赫諾夫派，而是為著等到相當的時機，要做這麼一回事——這一回事是什麼呢？你們大家都知道的，用不著說了。」

　　共產國際之中，當時不但有右派，並且有「左」傾的幼稚病。共產國際的右派，是俄國托洛茨基派（托洛茨基、臘狄客、皮亞塔誇夫[14]）所贊助的，他們反對共產國際的這種政策。季諾維葉夫回答這些反對派說：

　　這班人把我們要滲入亞摩斯德丹炮臺的政策，企圖解釋成為投降的政策。照他們說來，這是我們要和亞摩斯德丹結婚，仿佛是要放棄我們的根本立場了。

　　這些托洛茨基的反對派，當然是完全不瞭解布爾塞維克的爭取群眾的策略。然而季諾維葉夫自己（那時他還是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的主席），不久也跑到反對派方面去了，竟把自己罵這些反對派的話完全「忘記」了！——這是以後的話，現在暫時不提。

　　喬治亞[15]的暴動。　一九二四年秋天，喬治亞（高加索的一個蘇維埃共和國）發生武裝暴動。這次暴動，是喬治亞的孟塞維克和民族主義者所組織的，他們有一個所謂喬治亞「獨立委員會」，就是這次暴動的指揮機關。這次暴動，沒有疑問的，是受了歐洲帝國主義的指揮和財政上的接濟的。第二國際也是幫助了這次反蘇維埃的暴動的，因為一九二〇年的時候，喬治亞的孟塞維克黨組織了政府，叫做「若爾唐尼亞[16]政府」；後來，喬治亞蘇維埃革命成功之後，這個政府逃在國外，一直和第二國際有密切的聯繫。

　　至於暴動的規模，卻不能算小，他包括了整個的兩縣地方：古裡[17]（就是沃袒爾葛德縣）和謝納克縣，此外，還有幾縣有部分的暴動；總之，暴動爆發的地方，正是貴族王公遺族比較多的地方。

　　但是，譬如在古裡地方，暴動竟有了農民群眾的性質。

　　然而一般的講來，這次暴動的經過，正足以證明：蘇維埃的喬治亞國和當地少數民族的國家（亞雜裡斯坦[18]，亞白哈齊亞[19]，南沃斯第亞[20]）之間，後高加索的許多蘇維埃共和國之間，的確有完全一致的精神。這些自治共和國，不但能夠防止自己內部反革命的發動，而且派出自己的軍隊來幫助鄰近的喬治亞鎮壓反革命的暴動。這次暴動，固然暴露後高加索的蘇維埃政權和黨部，尤其是喬治亞的，政策上有許多缺點；然而這次暴動事件裡面的許多事實，一般的指示出來：「俄國共產黨的民族政策是正確的，是合於後高加索和喬治亞一切民族的利益的。」

　　俄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那次全體會議開會的時候，正接到喬治亞暴動的消息，因此，通過了好些決議：加緊蘇維埃的社會工作，審查下級機關的工作，改良供給商品的機關，實行反對喬治亞貴族影響的殘餘，而對於喬治亞的農民公社，給以驅逐貴族出境，沒收貴族財產的權力，把沒收來的財產交給農民，使最大多數的貧農得到真正的利益。

　　蘇維埃的積極化。　一九二四年秋天，發見了無產階級和農民的互相關係之中，有許多不好的現象。從「戰時共產主義」的時期以來，在好些地方，餘留下來對於農民施行命令主義的習慣，濫用強迫的辦法，而事實上，現在正要用說服的辦法去領導農民呢。農民的不滿意，因為許多緣故而表現出來：饑荒時期（一九二〇、一九二一年）的結果，一九二四年的收成不好，俄國工業發展的遲緩，因而不能夠完全吸收農民之中多餘的勞動力。工業品價錢太高，合作社辦得不好。下級蘇維埃機關的官僚主義。此外，有許多蘇維埃的下級機關，不受群眾的監督，任意的胡鬧，不遵守革命的法律，——所有這些，都足以引起農民的政治上的不滿意。

　　農民不滿意的這些緣因之外，還要加上蘇維埃選舉事務的極端不好。地方上辦理選舉的時候，只顧著盡可能的多選共產黨員，而不會推選社會上有信仰的農民來做蘇維埃工作，不會吸引貧農、中農的全部群眾來參加選舉，而且積極的參加蘇維埃機關的工作。這種情形之下，所以一九二四年秋天，農民參加選舉的很少很少，大多數人民是沒有參加的。

　　自然，俄國共產黨應當很快的很堅決的來糾正農村政策的這些缺點。

　　一九二四年十月俄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又開全體會議，這次十月的中央全會，就特別注意農村蘇維埃積極化的問題。當時決定在中央委員會、區域委員會、省委員會、州委員會之下的農村工作委員會，要有系統的整頓自己的工作。隨後就實行檢查農村黨部的工作，一切黨報上面，加緊的討論農村工作問題。後來，在一九二五到二六年，曾經為著執行這個決定，而檢查了一批最不健全最薄弱的農村支部，為的是要消滅農村之中下級的蘇維埃機關和黨部機關的缺點；並且從農民之中推選了幾萬新的工作人員；特別辦了許多種訓練班和短期學校，訓練鄉區的黨部書記、合作社人員、青年團、農務運動的工作人員、小學教員；黨員和非黨員都有參加這種訓練的。並且從縣黨部以上，都設立農村巡視員，由農民和農婦擔任，而尤其注意農村通信員的工作；此外，還派了許多最負責的人員，其中有中央委員、中央監察委員、省政府主席、中央政府各部部長等等，到鄉區和外縣去工作兩三個月。

　　所有這些辦法，當然有極大意義，俄國共產黨的農村工作因此有了一定的轉變。自然，此外還有其他的辦法：加緊的注意出版許多廉價的農民書報；更加謹慎的去做反宗教的宣傳，禁止用行政的方法去干涉宗教的迷信；改良共產青年團的成份，吸引中農青年，尤其是貧農雇農的青年。這樣，下級的蘇維埃機關加強起來。後來，第十四次黨務會議和第十四次黨的全國大會，就更進一步規定好些經濟辦法，來更加鞏固共產黨在農村之中的影響。

　　托洛茨基的《十月教訓》。　正在這種時候——列寧死後，西歐革命運動低落，俄國工業發展遲緩，工人政府和農民的關係需要改良的時候——托洛茨基的反對派開始攻擊俄國共產黨的中央委員會。

　　一九二四年秋天，托洛茨基收集他的舊作——論十月革命的好幾篇論文，出了一本文集，並且加了一篇序言，題目叫作《十月教訓》。這篇《十月教訓》是特別為反對當時俄國共產黨的領導幹部而做的。這篇序言是一篇辯論性質的文章，曲解十月革命的意義，捏造十月革命的經過，而對於工人階級、共產黨和他的領導者列寧在十月革命之中的作用，加以無恥的誣衊。照托洛茨基的這篇序言看來：仿佛十月革命之中主要的作用是托洛茨基的，共產黨卻沒有起什麼作用；列寧呢，也要托洛茨基去勸他——仿佛是托洛茨基對列寧說了「可以暴動了」，然後列寧再有這樣的決心。這篇文章完全曲解一九一七年鬥爭的經過，曲解那年四月示威之中和七月事變[21]之中列寧的作用。

　　托洛茨基在這一篇《十月教訓》裡面　企圖復活他的反馬克思主義的「不斷革命論」，而要拿他來代替列寧主義。照托洛茨基說起來，仿佛不是他承認了自己政治路線的破產而歸到布爾塞維克黨方面來，卻是列寧歸到他托洛茨基主義方面去了。因為托洛茨基有了這樣的出發點，所以他就說：二月革命[22]之後，布爾塞維克主義實行了思想上的「改換武裝」。托洛茨基在俄國第一次革命時期，沒有瞭解布爾塞維克的主義；在帝國主義戰爭時期，仍舊留在孟塞維克的營壘裡面；他自然不瞭解列寧的「資產階級革命轉變到無產階級革命」的理論，因此，竭力想用他的「不斷革命論」來代替列寧對於十月革命的觀念。很自然的，托洛茨基的這本文集，大受一切共產主義和蘇維埃政權的仇敵的歡迎。這本文集，各國都翻譯了出來，重版了好幾次；而且德國社會民主黨的機關報《前進》稱讚托洛茨基的這本書，說這是「大家早就期望的書」。德文翻譯本上，還有著名的共產國際叛徒萊維（Pau Levi）[23]做了一篇序——請一切和工人運動有關係的人，都要讀一讀這本書。為什麼？——因為照《前進報》的意見：托洛茨基在這本書裡面，「敘述他自己對於馬克思主義的瞭解，是和季諾維葉夫以及他的學生不相同的，並且用批評的態度，打碎俄國現在統治者的手段。」俄國共產黨，自然不能夠不對付託洛茨基的這種行動，因為那篇《十月教訓》的文章，引起了嚴重的問題，就是：俄國共產黨的領導是否正確，共產國際的領導是否正確？托洛茨基說德國革命和布加利亞革命的失敗，是因為共產國際領導得不正確。托洛茨基對於怎樣才是各國共產黨的布爾塞維克化的問題，他的回答是：「就是要教育他們——選擇領導人材，使他們在自己的『十月』之中不要動搖。」他這句話，是暗指著季諾維葉夫和加美尼夫[24]等在十月革命時候反對暴動的動搖，而說他們這班人不配領導共產國際和共產黨。

　　當時，布哈林[25]回答他的話是很正確的，布哈林說：如果十月革命時候不應當「動搖」，那末，一九一七年以前的革命之前的準備時期也不應當「動搖」，十月革命之後一樣的不應當「動搖」，——而托洛茨基在十月革命之前跑到取消派方面去；十月革命之後，托洛茨基一派的人在貨幣改革問題上，在經濟政策上……都「動搖」過的。當時，俄國共產黨的中央委員，大家都寫了很多文章，做了很多報告和演說，反駁托洛茨基，尤其是季諾維葉夫和加美尼夫，因為托洛茨基那本書特別攻擊他們兩個人。可是，過了一年，季諾維葉夫和加美尼夫跑到了托洛茨基那邊去，完全「忘記」了自己反對托洛茨基，指出托洛茨基的反布爾塞維克主義的文章和演說了。

　　最有系統的分析托洛茨基《十月教訓》裡面的錯誤，是史太林[26]，史太林說：以前托洛茨基主張所謂「左」的「不斷革命論」，對於農民的革命作用估量不足，對於無產階級領導農民的歷史任務完全不瞭解；現在托洛茨基派曲解列寧主義，說列寧主義的理論在一九一七年實行了「改換武裝」，採取了托洛茨基主義的精神，——這都是錯誤的。托洛茨基把俄國共產黨的歷史，描寫得仿佛十月革命之後才開始的。托洛茨基竭力證明主要的布爾塞維克幹部已經沒有用了，必須根本變更党的領導，——這是他造謠誣衊。

　　一九二五年一月，俄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的全體會議，特別為了托洛茨基的問題通過了一個議決案，指出托洛茨基這樣不斷的攻擊布爾塞維克主義，使俄國共產黨必須決定：或者拋棄鐵的紀律，拋棄根據于列寧主義的完全一致的觀點，或者就要永久禁止這樣的攻擊。

　　這次一九二五年一月的中央全會，特別指出：「托洛茨基反對派的舉動，對於國內一切反蘇維埃分子和動搖分子，等於是團結起來反對俄國共產黨政策的信號」，「這是對於布爾塞維克主義的修正主義，這是企圖用托洛茨基主義來代替列寧主義。」這次一月的中央全會，季諾維葉夫和加美尼夫等是參加的，他們對於托洛茨基問題的決定，是贊成的！當時對於托洛茨基主義的估量就是：「托洛茨基主義是假造共產主義去接近所謂『歐洲式的』偽馬克思主義，就是歐洲的社會民主主義。」

　　當時托洛茨基的行為，的確是破壞工人階級的紀律，挑撥農民的感情，動搖蘇維埃海陸軍的軍心——因為他是蘇聯政府軍事部的部長和蘇聯革命軍事評議會的主席；他並且還提倡一種說法，說革命的老前輩，「老布爾塞維克」已經腐化，只有青年的後輩，才有革命的進取精神，——他這樣引誘青年去做「老輩和後輩之間的鬥爭」，這當然是反列寧主義的。一月的中央全會把這幾點都規定在議決案裡面，並且說：俄國共產黨全黨都要求托洛茨基停止反對黨內極大多數的鬥爭；共產國際全體亦已經覺察俄國共產黨裡面一個極著名的黨員，正在妨礙共產國際各國分部的布爾塞維克化。可是，一九二五年一月的俄國黨中央全會對於托洛茨基只給了最嚴重的警告，說「要做一個布爾塞維克的黨員，就一定要不但口頭上服從紀律，而且真正的遵守紀律，完全無條件的拋棄反對列寧主義思想的鬥爭。」那次會議只決定撤消托洛茨基的革命軍事評議會主席的職務，當然也就撤消軍事部長的職務。

　　可是，正在這個時候，蘇聯共產黨中央政治局裡面，又發生新的不同意見：大多數中央政治局委員和中央委員主張只要撤消托洛茨基的軍事工作，而季諾維葉夫和加美尼夫等主張立刻撤消托洛茨基的中央政治局的委員。季諾維葉夫和加美尼夫少數人，因為自己的主張通不過，所以就用許多手段想取得多數。共產青年團裡面贊成季諾維葉夫主張的人，就在青年團中央委員會裡提出他們的意見，想經過青年團中央通過之後，再向黨的中央提出，要求重新討論。可是，在青年團中央，這種意見仍舊沒有通過；於是季諾維葉夫就在列寧城企圖組織第二個共產青年團的中央。當時，列寧城青年團正在開列寧城區域的青年團會議，季諾維葉夫等便設法請了許多其他地方省委、區委的代表到會——青年團中央是並沒有知道的；自然，季諾維葉夫請這些人到會，是運動他們繼續反對史太林等——黨的中央委員會的多數派。那時候，已經在各地，地方黨部，市區區委等裡面，準備著反對黨中央的多數派，說他們寬容托洛茨基派。後來，很快的就發見季諾維葉夫派和蘇聯黨中央之間日益深入的思想上的不同意見。

　　這樣，在蘇聯共產黨第十四次黨務會議之前，已經開始季諾維葉夫派的活動。所以一九二五年，可以說是季諾維葉夫和加美尼夫離開黨的路線的開始時期，也就是所謂「新反對派」開始形成的時期。

　　蘇聯共產黨第十四次黨務會議。　第十四次黨務會議是一九二五年四月開的，極致細的討論了黨內組織問題、合作社問題、農業稅問題、五金工業問題、革命法律問題、以及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的擴大會議問題。這次會議的中心問題，就已經是「一個國家裡面能不能建設社會主義」的問題了。

　　這次會議的議決案說：「我們黨現在的中心問題，是要注意實行無產階級對於農村的正確指導的任務。」為什麼這是中心的任務呢？因為好些「戰時共產主義」時期的有害的殘餘，還在妨礙無產階級對於農民的正確指導；如果沒有這種正確的領導，那麼，無產階級國家的兩個主要的社會力量：工人和農民之間的聯盟，就不能夠保存；而沒有這種聯盟，社會主義的建設，就要成為不可能的。

　　俄國當時經濟發展的過程之中，有好些矛盾。那次黨務會議的議決案說：「這些矛盾在無產階級國家裡面，並不是不能夠克服的，只要能夠正確的實行國家對於物價的經濟上的調節辦法，只要國家儘量去贊助基本農民群眾的恢復農業經濟。」「戰時共產主義」的殘餘，使農村之中的這些矛盾，在經濟上，以及在政治行政上，都更加劇烈起來。所以必須消滅「戰時共產主義」的殘餘，必須「吸引農民來參加社會主義的建設」。無產階級的國家，如果不能夠使工人同著農民來實行偉大的建設，那麼，決談不上什麼社會主義的最終勝利。

　　無產階級國家對於農村的方法是什麼呢？第十四次黨務會議所規定的是：「蘇維埃的積極化（以及合作社農民委員會的積極化），真正廣泛的推選無党的農民農婦到各級蘇維埃、各級蘇維埃政府的執行委員會、合作社，以及其他機關裡來，擔任負責的工作；當然，同時改良農村之中的黨的工作，加強蘇維埃國家各種機關裡面的共產黨的影響。這次會議，並且指出許多具體的工作方法：關於蘇維埃之中的、關於工會之中的、關於青年團的、關於合作社的、關於農婦代表會議的等等。專門創辦了一種《農村共產主義者》的雜誌，訓練農村之中的黨部工作人員，並且設法改良農村之中黨部工作人員的經濟狀況；決定要吸引雇農、貧農、中農到農村之中的黨部裡來工作，以便革新並且充實農村之中的黨部機關。因此，決定雇農、自耕農和工農出身的紅軍兵士進党的時候，介紹人只要兩個兩年以上的黨員。以前有許多地方的雇農和農民願意進党，可是不知道怎樣才可以進，因為他們那裡沒有黨部。這次決定派出許多有資格介紹農民入黨的黨員，到這些地方去，去調查願意加入党的農民雇農的情形。

　　第十四次黨務會議上的合作社問題。　列寧的合作社計畫——本來是用最簡單的方法，農民所懂得的方法，去引進小農經濟來參加社會主義的建設，這個計畫對於現在的俄國，一年一年的更加有起實際的意義來了。俄國的合作社，日益包括更廣泛的農民群眾；各種各式的合作社從各方面去聯絡農民的經濟行為，而一天天的幾乎成為個個農民都加入的團體了，所以他不但造成農村的非資本主義發展的道路，並且使農民的積極性得著了出路。

　　第十四次的黨務會議，特別著重的說明：「必須使農業人民的一切階層都有權利參加合作社。」後來季諾維葉夫、加美尼夫的「新反對派」就說這是對富農讓步。其實，蘇聯共產黨中央委員會的多數，當時就預先防止到了這種危險：因為富農分子經濟能力比較的大，又有一些行政上的經驗（以前的村長、鄉區的班頭、商人等），可以在合作社機關之中取得領導的地位，所以那次會議同時就決定：——「為著保障大多數農民在合作社裡面的指導影響，各種合作社必須在自己的章程上，規定限制明顯的富農分子加入合作社幹事會的條文。」固然不錯，就是有了這種限制，中農之中的富裕分子仍舊可以在許多合作社機關裡面發生決定一切的作用。然而，蘇聯共產黨是明白的：如果把中農從合作社方面推開，那在政治上是很有害的。這反而可以使中農去親近富農。蘇聯共產黨的政策是：使中農不和富農聯盟，而在農村的貧苦人民方面來和無產階級聯盟。蘇聯共產黨對於各種合作社的政策和辦法是：發展農業合作社和信用合作社，根據農村商品的發展，而鞏固一切合作社，把多餘的農產品加以製造，發展各種形式的合作農業，就是各種集體農場、農業公社，廣泛的供給農民群眾以生產資料（機器、化學肥料等等），——所有這些辦法，都加強了蘇維埃對於「個別的散漫的農民經濟的生產過程」的影響。

　　當時蘇聯共產黨已經決定：必須比以前更加注意農業的集體化。然而必須先改變以前的組織方法：以前各種集體農場、共耕公司、勞動公社、農業公社，很久都去當做消費組織去辦的，現在特別著重的說明：這些組織應當發展自己的商品，亦用「經濟計算」的原則，——所謂「經濟計算」的原則，就是要計算收入支出的相抵，並且要竭力去增加收入，整頓支出，日益改良。

　　同時，認為必須提高農業的技術；而在田地經營的工程方面，應當首先滿足實行集體農業的農民的需要。

　　中央和地方的農業銀行，以及農業信用協會的一般信用事業，加了一番整頓。並且實行了好些辦法，使國家在鄉村之中的採辦機關，有了更加正確的工作方法。

　　而且這次黨務會議又整頓了手藝合作社（農民副業合作社）和消費合作社的工作。極廣大的手工業者的群眾，被吸引到了合作社運動裡面來，參加社會主義的建設。自然，應當知道：就是在副業合作社的名義之下，亦仍舊有時候有些私人資本家和企業家暗藏著。然而並不能夠因此就變更無產階級國家對於手工業的政策——手工業和農民的各種副業正應當用合作社的方法去發展，俄國農民副業和手工業的出產品，對於國內的城市和農村市場，都很重要，而且最近幾年來，已經成為國外貿易的出口品（例如皮貨、手藝製品等等）。所以第十四次黨務會議的這個決議，經濟上的意義是很大的。

　　農業統一稅的問題。　第十四次黨務會議，對於農業統一稅，有一個新的決議——農業統一稅的總額大大的減少了。國家對於某幾種納稅人，竭力設法減輕他們的負擔：首先就是貧農和一部分中農。這個目的，是在於使貧農、中農的群眾願意去改良農業，並且提高他們的生活水平線，增高農家的技術程度，更加多用機器，多種「原料植物」（棉花等等），而且使農業之中的資本積累，更加容易些。因此，農業統一稅的全國總額，減少到280,000,000盧布。不但如此，蘇聯政府中央執行委員會決定從農業統一稅的收入之中撥出100,000,000盧布，歸作各鄉區的經費，為的是加強鄉區，幫助鄉區的政治上經濟上的發展。而第十四次黨務會議，對於政府的這種決定，表示完全的贊成。

　　這裡，我們特別著重的說明，因為這個政策的意義，的確在於使私人資本的積累更加容易些。第十四次黨務會議決議的意思，本來是認為當時必須使農民容易發展他們的經濟，就是要有充分的工具、機器、播種的牲畜和各種種籽等等。這就是資本積累，這就是農民的發財；沒有這個條件，農業商品化的發展是不可能的。自然，當時俄國共產黨的政策，是要發展合作社，發展私人經濟的集體化，並且把私人經濟的資本積累也引導到農業的合作社化和集體化的軌道上去。

　　布哈林卻提出一個「大家發財罷」的口號，想出一種「富農生長到社會主義裡面去的」的理論。當時布哈林派的史列普誇夫，在中央機關報《布爾塞維克》雜誌上，說到「新經濟政策[27]的擴大」。俄國共產黨的中央委員會認為這種對於黨的路線的解釋，是錯誤的。所以發出這種言論的人曾經公開的承認自己的錯誤。後來（1929—1930年），俄國共產黨的右派（布哈林等）重新又提起這種錯誤的觀點，這是和俄國共產黨「農村集體化」的政策及路線互相矛盾的。所以我們應當知道：一九二九年前後右派的立場，是和布哈林在第十四次黨務會議之後所想出的「富農可以生長到社會主義裡面去」的理論，有密切的聯繫的，——當初錯誤的反馬克思主義的這個觀點，是後來右派整個機會主義立場的根源。可是很明顯的是：布哈林曲解第十四次黨務會議的政策，是他個人的錯誤，是他一派人的錯誤；至於第十四次黨務會議政策的本質卻並沒有錯誤的。第十四次黨務會議的決議是說：「獎勵並且保障農民積累內部的健全積累的過程，同時，改良農村稅收的制度，以阻滯富農分子的生長。」這種決議，是當時一致通過的，季諾維葉夫、加美尼夫和托洛茨基，在那次黨務會議上並沒有起來反對。

　　當然，在俄國共產黨的許多論文書籍裡面，對於這個路線的解釋，也有些不正確的措辭。

　　一九二五年初，托洛茨基主張：「擴大農村之中商品資本主義關係的範圍。」托洛茨基當時竭力主張必須發展「資本主義的農業經濟」，「以便發展農村之中的生產力」。托洛茨基說不必把「富農」的名稱去稱呼富農。可是過了沒有多久，托洛茨基忽然出來說：蘇聯共產黨中央委員會的大多數是在「農村之中擴大新經濟政策」。這真是「張冠李戴」了。並且托洛茨基就在罵蘇聯共產黨的那次演說裡面，自己還說：「我們或者實行戰時共產主義而阻止農村之中生產力的發展，或者在現在階段放任農村之中生產力的發展，就算用資本主義的方法去發展也是好的。」（托洛茨基：《論我們的新任務——一九二五年九月一日在劄波洛齊黨部全城會議上的報告》。國家印刷局出版，一九二六年，第十九頁）

　　一個國家裡面建設社會主義的問題。　俄國共產黨第十四次黨務會議另外有一個關於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擴大會議的議決案，這是非常重要的議決案，這個議決案說明共產國際和俄國共產黨的任務。為什麼這個議決案非常重要呢？——因為國際革命的速度表現遲緩的現象的緣故，所以就討論到資本主義穩定和蘇聯命運的問題。這是第一次鄭重討論「資本主義穩定問題」的議決案，也是第一次鄭重討論「一個國家裡面建設社會主義」問題的議決案。這個議決案的草案，是季諾維葉夫提出的，當時他還是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的主席。這裡要特別注意的是：關於「一個國家裡面能夠建設社會主義」的決定，是在第十四次黨務會議上就通過的（一九二五年四月），是季諾維葉夫自己所提出的草案裡面就說到的。這個決定通過之後，就成為全黨的主張，後來俄國共產黨全黨一直沒有放棄這種意見。這個理論，可見是在俄國共產黨第十四次全國大會（一九二五年九月）之前，就正式決定的。但是，到了俄國共產黨第十四次全國大會的時候，發見了季諾維葉夫等的「新反對派」，他們說這個「一個國家裡面能夠建設社會主義」理論是狹隘的民族成見，是小資產階級的理論，是和馬克思列寧主義沒有絲毫共同之點的。這真正是明明白白的事情：並不是俄國共產黨的大多數違背了馬克思列寧主義，而是季諾維葉夫等反對派自己違背了第十四次黨務會議的決定。

　　第十四次黨務會議的議決案裡面，首先特別著重的說明：當時歐洲沒有「直接革命形勢」，然而一般講來，「革命形勢」無條件是仍舊保持著。關於資本主義穩定的問題，說：「一方面在資產階級的歐洲，有部分的資本主義穩定，別方面在蘇聯，國民經濟裡面的社會主義成份卻正在加強，國家工業正在發達，這是沒有疑問的。」這種情形，造成一種相當的形勢。因此可以希望：「蘇聯就是用自己的力量……也能夠繼續發展自己的經濟，繼續做世界革命發展的最重要的動力，而幫助別國工人準備他們的無產階級革命。」共產國際根據列寧所說明的「政治經濟之發展的不平衡」公律，特別著重的指出：列寧說的社會主義可以先在幾國，甚至於先在一個資本主義國家裡面勝利——是正確的。事實上是不是這樣呢？——俄國共產黨第十四次黨務會議的議決案說：

　　俄國革命的經驗證明：這種先在一個國家裡面勝利，不但可能，而且在極有利的環境裡面（在國際無產階級相當的贊助之下），這種先在一個國家裡面勝利的無產階級革命，能夠保持，能夠長久的鞏固下來——就算國際無產階級的贊助沒有表現在別國之中，直接實行無產階級革命的形式，也是能夠持久的。

　　這種說法正是直接針對著托洛茨基理論的答覆。托洛茨基的理論是沒有別國革命的爆發，先在一個國家裡面勝利的革命不可避免的要失敗，而且照他的意思，必須先進的資本主義強國裡面爆發革命，然後再有用處。第十四次黨務會議的議決案還說明白：社會主義的最終勝利，就是絕對保障不會有資產階級關係的復活，這是一個問題，而建設社會主義又是另外一個問題，這兩個問題必須分開。那個議決案說，社會主義的最終勝利就是絕對保障不會有資產階級關係的復活，——這的確只有在國際範圍之內才有可能（或者在幾個決定一切的國家裡面革命成功之後，才有可能）。

　　可是，同時，第十四次黨務會議提到列寧對於上面所說的意思曾經有修改和補充的地方。所以黨務會議的議決案，就接下去說，照列寧一九二一年說的話：

　　十年二十年有正確的對於農民的關係，那就可以保障全世界範圍的勝利（現在各國無產階級革命是在發展，可是，就算各國無產階級革命受到了阻礙，這種保障還是有的）；不然呢，就要受著二十年四十年的白黨恐怖屠殺政策的磨難。

　　黨務會議的議決案接著就說到建設社會主義的問題，意思就是並不因為社會主義的最終勝利只有在國際範圍裡面才有可能，就可以說：「在俄國這種國家，沒有經濟上、技術上比較先進的國家的幫助，就沒有可能去建設完全社會主義的社會。」這是反駁托洛茨基的說法的。托洛茨基的意見，認為「俄國社會主義經濟的真正發達，只有在歐洲最重要國家裡面無產階級勝利之後，才有可能」（托洛茨基一九二二年說的話），——這種說法，第十四次黨務會議認為是「要使蘇聯無產階級在現在時期採取定命主義的消極態度」。再則，第十四次黨務會議就發展列寧的「合作社計畫」，說明在蘇聯一個國家裡面建設社會主義的方法。這裡，我們只要注意列寧「合作社計畫」的主要意思：是認定俄國這種國家已經有建設完全社會主義社會的一切必要的前提。

　　關於共產國際政策的問題，第十四次黨務會議那個議決案裡面，特別有一條，專門指出俄國黨和托洛茨基主義不相同的意見：

　　黨和托洛茨基的爭論，是策略的問題——就是現在世界革命發展遲緩的時期，共產國際的策略應當是怎麼樣的？

　　托洛茨基同志過分估量英國和美國的接近，因此他就不得不認為，必須重新審查列寧關於帝國主義的理論（他的意見引起「超帝國主義」問題的討論）。同時，托洛茨基和臘狄客同志，以及他們最接近的同一意見的人，完全贊助德國白朗德爾一派在一九二三年的策略，——這一派人，企圖把統一戰線的策略解釋成為聯合社會民主黨的策略。

　　這就是共產國際的列寧主義路線和托洛茨基主義不相同的地方。

　　這樣，在一九二五年秋天的時候，俄國共產黨已經很精確的說明和托洛茨基派不相同的意見。所以後來季諾維葉夫、加美尼夫和他們一派的人，跑到托洛茨基派方面去，反而來攻擊俄國黨中央違背馬克思列寧主義等等的時候，俄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有權利責問他們：第十四次黨務會議的那些議決案是大家一致通過的，季諾維葉夫等等也是贊助的，也是站在中央大多數一方面反對托洛茨基的反對派的，現在究竟是誰違背了黨的議決案，究竟是誰變更列寧主義的策略，究竟是誰修改列寧的帝國主義理論，究竟是誰不正確的解釋統一戰線的策略，——解釋成為應當和社會民主黨去組織聯合政府的策略呢？這是很明顯的事情：——是季諾維葉夫等投降了托洛茨基主義。

　　自然，俄國共產黨在那個時候已經看見另外一種危險，就是有一部分同志可以認為：既然建設社會主義在一個國家裡面也是可能的，那麼，就可以不必顧到國際革命的命運。再則，俄國共產黨的個別黨員，也許真正會有狹隘的民族成見；或者有些同志簡直認為最近期間國際革命的發展是沒有希望的了，因此就消極起來。俄國共產黨對於這一類的傾向，時常給以極堅決的打擊。俄國共產黨是決不會有這種觀點的。

　　注釋

　　[1]匈奧，即奧匈帝國，1867年由奧地利和匈牙利統治階級在奧地利帝國基礎上建立。第一次世界大戰後奧匈帝國解散。

　　[2]布加利亞，今譯保加利亞。

　　[3]指漢堡起義。1923年1月，法、比軍隊佔領魯爾，德國出現革命形勢。10月23日，在恩斯特·台爾曼的領導下，漢堡工人響應德共中央號召，發動起義，佔領警察局，構築街壘，與反動軍警激戰。但由於當時操縱德共中央的機會主義分子布蘭德勒又通知各地取消起義，使漢堡工人孤立無援，被迫於25日退出戰鬥。

　　[4]凡爾賽和約，全稱《協約和參戰各國對德和約》。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後，以英、法、美、日、意等戰勝國為一方，和以戰敗國德國為一方，於1919年6月28日在巴黎凡爾賽宮簽訂。

　　[5]社會民主黨，原為德國社會主義工人党，1892年12月改名為德國社會民主黨。該黨早期在馬克思和恩格斯關懷下，對德國工人運動起了一定的積極作用。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該黨背叛了無產階級的利益，在帝國議會中投票贊成政府的軍事預算，支持本國資產階級政府發動侵略戰爭，以致墮落成為資產階級的戰爭工具。

　　[6]白朗德爾，今譯布蘭德勒。見本卷第59頁注11。

　　[7]托洛茨基，見本卷第29頁注瑏瑠。臘狄客，今譯拉狄克（Карл Бернгардович Радек，1885—1939）。曾任共產國際執委會書記，後成為托洛茨基反對派成員，1937年被控叛國罪，判刑10年。

　　[8]漢堡暴動，見本文注③。

　　[9]薩克森，德國的一個州。

　　[10]1923年6月，保加利亞國內建立法西斯政府，大肆鎮壓革命活動。9 月14日，在保共中央號召下爆發了全國大罷工。9月22—23日，保共中央進而決定舉行武裝起義，推翻法西斯政府，建立工農政權。9 月30日，起義失敗。

　　[11]亞摩斯德丹國際，即阿姆斯特丹工會國際，又稱國際工會聯合會，1919年7、8月間在荷蘭首都阿姆斯特丹成立。該組織為各國右翼工會領袖所把持，長期同赤色工會國際相對抗。1945年10月世界工會聯合會成立後宣告解散。

　　[12]季諾維葉夫，今譯季諾維也夫。見本卷第31頁注24。

　　[13]馬赫諾夫（Mahnov，1889—1934），蘇聯國內戰爭時期烏克蘭反革命匪幫頭子。

　　[14]皮亞塔誇夫，今譯皮達可夫（Георгий Леонидович Пятаков，1890—1937），1910年加入布爾什維克黨，1923年後成為托洛茨基反對派分子，1927年，在聯共（布）第十五次代表大會上被開除出黨。1988年平反。

　　[15]喬治亞，今譯格魯吉亞。

　　[16]若爾唐尼亞，今譯普洛列塔利亞，俄文пролетариат的譯音，意為無產階級。

　　[17]古裡，今譯哥裡，為格魯吉亞共和國的一個市。

　　[18]亞雜裡斯坦，今譯阿劄爾。

　　[19]亞白哈齊亞，今譯亞美尼亞。

　　[20]南沃斯第亞，今譯南奧塞梯。

　　[21]七月事變，指1917年7月3日（公曆7月16日）俄國資產階級政府鎮壓工人群眾遊行示威的事件。

　　[22]二月革命，見本卷第188頁注23。

　　[23]萊維，今譯列維（PaulLevi，1883—1930）。早年德國共產黨領導人之一，曾出席共產國際第三次代表大會，並當選為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候補委員。1920年德國獨立社會民主黨和德國共產黨合併，他被選為兩主席之一。1921年被開除出德國共產黨，後加入德國社會民主黨。

　　[24]加美尼夫，今譯加米涅夫。見本卷第31頁注25。

　　[25]布哈林，見本卷第30頁注16。

　　[26]史太林，今譯斯大林。

　　[27]新經濟政策，蘇聯在1921—1925年實行的過渡時期的經濟政策，為了區別於「戰時共產主義」的舊政策而得名。它的主要措施是：用糧食稅代替餘糧收集制，大力發展商業，在一定限度內允許私營經濟存在，並以租讓、租賃等形式發展國家資本主義。由於社會主義經濟在工業、農業和商業中完全占了統治地位，新經濟政策於1925年結束。

　　(1)本文和下面的《蘇聯發展的總路線和新經濟政策的重新估計》，曾由作者編為《英雄死後》（一），迄未出版。這裡根據中央檔案手稿刊印。手稿未注明寫作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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