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人權派的真面目|瞿秋白

中國人權派的真面目

　　（一九三一年十一月十日）

　　一　中國人權派的「反對」國民黨和政府

　　中國國民黨的專制統治之下，現在有一個所謂「人權派」[1]。這些自稱為「人權運動者」的大學教授胡適之[2]、羅隆基[3]等，在一九二九年寫了好些篇文章，說了好些俏皮話，搭出了「反對政府派」的架子。那位羅隆基博士並且曾經被捕過一次——當然立刻就保釋了，被捕而又保釋之後，做了一篇「感想」，說了一大泡憤慨的話。最近，五月五日的國民會議開過了，所謂訓政時期的約法也頒佈了——這本是一九二九年人權派的要求，那時胡適之說過：「我們的口號是：快快制定約法，以確定法治基礎！快快制定約法，以保障人權！」論理，人權派可以滿足了。中國的人權運動大功告成了！然而不然，國民黨的這種滑稽到萬分的約法，太欺騙不了人民——人權派是知道的，因此，他們又發了一次傳單表示反對那個約法。總之，他們的「反對政府派」（Copposition）的架子，還沒有拆掉。

　　現在中國的政治是異乎尋常的黑暗，豪紳地主資產階級的統治是異乎尋常的露骨，民眾一點兒自由也沒有，一點兒「人權」也沒有，有的只是挨打、挨殺的「權利」，和餓死、凍死、淹死、燒死……的「自由」。地主資本家自己，在國際帝國主義的支配之下，自然而然的，必然的分成許多種式的集團派別互相競爭和搶奪，演成軍閥混戰。工人階級、農民群眾和一切勞動民眾，正在不斷的反抗和鬥爭；那不統一的散亂的中國地主資本家的階級統治，正在肢肢節節的瓦解，這裡許多脆弱的地方就已經拆了台——豪紳地主資本家的統治推翻了，政權到了當地工農群眾的代表會（蘇維埃）手裡。總之，目前的形勢對於整個的帝國主義和中國統治階級，實在是太沒有樂觀的根據。因此，不但民眾方面，一般的反抗情緒天天在那裡高漲，不但小資產階級的分子正在走投無路的徘徊動搖，不滿意，就是剝削階級內部也就有很多的裂痕，互相的埋怨著，你說我是「赤禍」的罪魁，我說你是「造災」的能手。一般的景象，是個剝削階級手忙腳亂的樣子。於是「人權派」的一些敲邊鼓的議論和俏皮的文章，自然會有點兒的銷路。甚至於情緒是革命的一些人，讀了人權派罵政府的話，也覺得痛快，俏皮。

　　因此我們得問一問：「人權派為什麼反對政府和國民黨呢？」

　　二　「反革命大競賽」之中人權派的新鮮旗幟

　　中國人權派反對國民黨和政府的原因，說起來很有趣，——是為著國民黨不會反共，是為著國民黨反共還不徹底，是為著國民黨快要不能夠保障豪紳地主資產階級的統治了。中國的人權派表面上反對摧殘人權，要求保障自由，實際上卻並不是反對什麼國民黨，並不是反對什麼壓迫和剝削，而是反對共產黨，反對國民黨壓迫剝削的不得法——這是人權派的真面目。最近（《新月》雜誌[4]第三卷第十期），羅隆基發表了一篇大文，叫做《論中國共產——為共產問題忠告國民黨》，這篇文章就把人權派的真面目完完全全的暴露出來了。

　　羅大人（Sir Lo Longki）不是被捕過麼？人權派胡適之等等不是被國民黨政府「警誡」過麼？他這篇文章難道是為著要表明態度，刷洗自己的「共產嫌疑」而做的？不是！不是！假使我們這樣說，未免太小看了羅大人們了。這有他們人權派的政治良心——階級良心使他們做的。他們的反對共產並不是從這篇文章開始的，他們的反對工農民眾是他們的階級立場。

　　中國自從一九二七年革命失敗之後，工農民眾的革命運動不久又開始發展，到現在蘇維埃區域的出現、擴大，紅軍的進展……共產黨影響的日益增高，在一般的經濟危機深入的背景之上，實在使整個的統治階級感覺到死亡的危險一天天的接近。於是乎剝削階級的內部出現日益緊張的「反革命競賽」。

　　「反革命競賽」是什麼？就是統治階級和剝削階級之中的每一個集團、每一個派別、每一批走狗，都爭先恐後的表示只有他自己才是反對共產，消滅「赤禍」的能手，都在力竭聲嘶拔劍張弩的聲討其他各派「勾結」、「幫助」、「引起」共產的罪名。對付共產本領，早已成為誰應當統治的最主要的考試題目。一切種種反革命派在對付共產的問題上進行著極熱鬧的大競賽：

　　孫傳芳[5]、吳佩孚[6]、張作霖[7]、張宗昌[8]等卻曾經聲明他們是反赤最早。

　　西山會議派[9]幾乎要說他們「自始即反對國民黨之改組」，「首揭國民黨的反共旗幟」。

　　蔣介石戴季陶[10]派說，沒有我們的三月二十政變[11]和四月十二上海的屠殺，國民黨早已斷送於共產黨之手。

　　汪精衛[12]張發奎[13]派說，鎮壓廣州暴動之功應歸我有，而且現在再改組國民黨，實行「民主主義勢力」的大集中，方能根本消滅共產。

　　鄧演達[14]譚平山[15]派說，我們反對第三國際干涉中國和束縛中國革命，同時拋棄已經不是欺人的國民黨旗幟，而樹立第三個「民眾」的政黨[16]，共產自會消滅於無形。

　　托洛斯基陳獨秀派[17]實際也是說，列寧馬克思思想的影響已在深入民眾，故必須假借「列寧馬克思主義」之名，來反對共產國際和共產黨，然後共產才會真正消滅。

　　這個熱鬧的反革命大競賽裡面，每一派都開出一張藥方來，當做消滅共產的萬應靈藥。現在人權派的羅隆基大人，就把他們的藥方整理起來清清楚楚的寫了一篇文章。自然，人權派的這些藥名早就已經說過，現在不過是綜合起來罷了。因此人權派參加反革命大競賽的旗幟也就格外鮮明了。

　　三　人權派替地主資本家想著的「出路」

　　中國人權派對於地主資本家和帝國主義在中國的統治，也和其他的剝削階級的一切派別一樣，抱著非常之悲觀的態度。他們說：經濟上……「兵事愈多，人民愈窮，人民愈窮，土匪愈起，土匪愈起，社會愈亂，社會愈亂，人民更窮……畢竟，窮亂，亂窮，……直到真正破產而止」，政治上……「已成的政府，不克維持，無形的政府，遍地林立，國家不求崩潰，亦必崩潰……稍有資望……的人民……殺戮逃亡，幾已近盡。剩下一般市儈流氓，他們政見上朝秦暮楚，政績上行險僥倖。……地方政治癒惡化，人民愈紛擾，畢竟政治上……立刻真正亡國而止。」「總之，國共相持的結果，在我們看來，亦有：（一）經濟上的破產，（二）政治上的亡國」。這都是說「假使共產黨繼續蔓延下去，既不能完全成功，又不能立刻消滅」的話。如果假定共產黨能夠成功，「成為支配政局的勢力」，那又怎麼樣呢？據他的意思，中國工農只能夠打倒中國的資本家，而外國的資本家，可否動其毫末，是又成為大問題，他以為「英、美、法、日的共產革命未成功以前」，中國工農只能夠在內地得到勝利，在大商埠上洋人要來共管。所以「結果，中國的內部，流氓共產；中國的商埠，洋人共管」。「洋人共管，流氓共產」這是共產黨勝利後的局面，照他看來，自然這亦是破產亡國。再假定蔣介石討共勝利，肅清了「紅匪」，那時又怎麼樣？他說：「儘管討共軍得到勝利，湘、鄂、贛徹底肅清，然而餘毒未盡，病根仍存，共產黨在中國，總是：「野火燒不盡，春風吹又生！」

　　這樣：（一）如果共產黨的蘇維埃運動繼續蔓延，又不能成功，結果是「破產亡國」；（二）如果共產黨的蘇維埃運動「居然」成功，結果是「洋人共管，流氓共產」；（三）如果共產黨的蘇維埃運動「幸而」徹底肅清，結果，這僅僅是暫時的，始終又要有「共產」發生——仍舊是老套。可憐呵可憐！中國的紳士，中國的資本家，中國的一切大人老爺，竟這樣的命苦嗎？

　　羅大人說：——不要緊，不要緊，我有絕絕妙的方法。這個救命方法是什麼？——就是第一，「在今日中國的狀況下，為中國人求生路計，自然只有希望國民黨剿共及早成功。古諺所謂『兩惡相權取其輕』即此意耳。然而國民黨剿共工作的成敗，有待於他們的策略。」因此，必須有第二個方法，就是：「（一）解放思想，重自由不重統一；（二）改革政治，以民治代替黨治……這兩點做到了……共產黨不剿自滅了。」

　　這裡，羅大人自己說的清楚得很，不用代他再加說明：——人權派的所謂人權，其最主要的用處是在消滅共產。人權派的立場，整個兒就是忠告國民黨說：要替帝國主義及中國地主資本家消滅共產，就必須採取我們人權派的主張；我們人權派主張的「自由」決不是要平民群眾自己得到什麼自由，我們人權派所主張的「自治」也決不是什麼真正的平民群眾的民權主義，這「自由」和「自治」都不過是豪紳資產階級壓迫剝削工農的更有效力的工具——比國民黨的統治來得更加有效力！這就是人權派在反革命大競賽之中的旗幟。

　　謝謝你，羅大人！謝謝你們，人權派！你把「自由」和「自治」的真面目這樣顯露的標明出來，我們工農群眾真是少吃幾碗迷魂湯，不勝感激之至！

　　可是，中國國民黨對於這些人權派，卻不給他們以充分的發展可能。人權派這樣忠心耿耿的替國民黨上條陳，出計策，替地主資本家想出「剿滅共產」的辦法，而國民黨對他們，還是沒有好臉色給他們看，所以人權派要大呼小叫，痛哭流涕長歎息的說經濟上破產，政治上亡國……這真是「孤臣孽子」的「椎心泣血」。所以大家不要聽見他們說什麼「思想壓迫，民情堵滯，走投無路的時候，發生與爾偕亡同歸一盡之想」，就以為人權派怎麼大膽的用革命來恐嚇國民黨。不是的，不是的。人權派是決不革命，誓死以反革命，而且是自命為最會反革命，真正能夠消滅革命的專家呢！

　　四　人權派贊助屠殺的「聰明」方法

　　總之，中國人權派的立場，根本上是和國民黨完全相同的。他們的所以反對國民黨和政府，原來是只因為「國民黨採用共產黨的制度」。他們說：「如今國民黨的組織，他的黨治的策略，他的由黨而產生出來的政府，那一項，不是師法共產黨，抄襲共產黨，整個的模仿共產黨？」所以如果國民黨放棄這些「師法」共產黨的地方，人權派一定不但不反對他，而且要竭力擁護他。人權派的所以反對國民黨，決不是因為國民黨的政治是代表地主資本家的帝國主義走狗的政治，決不是因為國民黨的政治是壓迫和剝削工農民眾的政治，而只是因為國民黨的「採用共產黨制度」。

　　究竟國民黨的黨治是不是採用共產黨制度，我們以下再說。

　　這裡首先要弄清楚的，就是人權派和國民黨的分別，決不是根本的政治立場上的分別，而只是他們自己所說的策略上的分別。什麼策略呢？他們自己也已經說得清清楚楚，就是「剿共工作……的策略」。

　　那麼，這策略上的分別，是否是國民黨主張用屠殺方法，人權派反對用屠殺方法呢？決不是的！國民黨主張用屠殺方法，人權派亦馨香而禱祝屠殺的成功——羅大人的文章裡有這麼一段：

　　五十師大兵，五十萬人馬，主席出征，總長臨敵，猛將如雲，謀臣如雨，國民黨對剿共，總算慎重其事了。

　　這幾句文章，已經是對仗工整，聲調鏗鏘，值得搖頭晃尾的高聲朗誦幾遍，以表示人權派頌揚國民黨的大殺人，大放火，大大摧殘蹂躪真正的自由和民治的情調。何況羅大人還直說「只有希望國民黨剿共及早成功」！因此，我們斷定人權派絕對不反對國民黨的屠殺政策，絕對贊成國民黨的槍炮、飛機、炸彈、瓦斯等等……的一切殺人方法，認為這些不但不違背「自由」和「民治」，而且還有所不及。人權派的反對國民黨是反對他除屠殺政策之外，不會更精細的進行反革命的欺蒙人民的宣傳政策。所以人權派和國民黨的分別，所謂策略上的分別，只在於這一點。「分別」是有些「分別」，可是這個「分別」正是忠心耿耿的人權派，不辭勞怨，不避艱險的對於國民黨的直諫，這正是人權派努力幫助國民黨屠殺民眾的地方！

　　五　人權派所有的一些兒有限的常識

　　在有些問題上看來，中國人權派的確比中國國民黨要聰明些，的確比國民黨要有常識些，固然這點小聰明和小常識是有限的。比如，人權派對於共產黨的力量和在群眾之間的影響，就有點兒小識見。

　　國民黨和一般肥頭胖腦的豪紳，常常說「中國無產可共」，而人權派知道這是沒有常識的蠢話。人權派知道「共產黨所主張的是根本打破私有財產制，是生產工具公有制，中國雖窮，私有財產制存在一天，生產工具私有制存在一天，土地私有一天……共產黨之在中國就有發展的可能」！因此，人權派警告國民黨和豪紳資產階級，教他們不要自欺欺人，糊裡糊塗的說什麼「無產可共」的寬慰的話，教他們不要放心大膽，而要警醒起來，更聰明些更精細些進行更徹底的反共鬥爭。

　　國民黨只知道造謠誣衊說共產黨殺人放火，說什麼在蘇維埃區域已經「實行共產」，人權派可知道這也是糊塗昏蛋自己給自己當上的蠢話。人權派知道：國民黨「專制的中國，的確『有權可分』，這是中國共產黨在革命策略上很可利用的民眾心理，這或者就是中國共產黨可以成功的理由」！這裡，人權派瞭解到現在的蘇維埃運動，的確是中國統治階級的很大的危險。蘇維埃運動是工農群眾自己起來拿到政權，這是工農民眾要解除壓迫和剝削的政治鬥爭，這是大多數「民眾心理」——政治覺悟上的領導方針。國民黨如果不瞭解這一點，放任民眾心理的「共產化」，懂得要為著蘇維埃而鬥爭——為著工人、農民、兵士以及城市貧民自己選出代表來組織自己的政府而鬥爭，那麼，這是中國豪紳資產階級的最大危險。無論你用多麼怪誕的「共匪殺人放火，挖心肝，吃肚腸……」等等的笨宣傳，也嚇不退民眾的「蘇維埃化」。因此，人權派為國民黨著想，為豪紳地主資產階級著想，提醒這一點，勸他們早些實行所謂「自由」和「民治」，挽回這種「民眾心理」的發展，還可以實際上更鞏固的保障豪紳地主資產階級的政權，保障帝國主義的對華統治。

　　六　人權派用「共產嫌疑」恐嚇國民黨

　　人權派反對國民黨的黨治，不過是因為這個原因，不過是因為要挽回中國地主資本家統治的崩潰，不過是因為要消滅工農革命。

　　所以人權派眼光裡的國民黨罪狀，只是：「（1）國民黨宣傳共產黨的主義（孫文說的『民生主義就是社會主義又名共產主義』）；（2）國民黨採用共產黨的制度（孫文的『以党治國』）；（3）國民黨協助共產黨實際工作（黨衙門威權愈高，黨主義威權愈低，党老爺聲望愈大，黨主義聲望愈小。天怒人怨，眾叛親離，時日曷喪，及爾偕亡，在這之際，共產黨利用人民心理，利用國民黨弱點，乘機以進了）。」

　　這種議論，在豪紳地主資本家看來，或者也可以算人權派在反革命大競賽之中可以博得錦標的手段。可是，在我們看來，簡直是不值一笑。中國現在有好些地主資本家看見國民黨不能夠保障他們的利益和統治，看見國民黨的反革命勢力一天天的動搖，的確會這樣抱怨國民黨。這就是人權派的階級背景。但是，在工農民眾看來，羅大人的這種議論，不過是更加暴露人權派苦心孤詣的替國民黨出計策保障國民黨主義的威權和聲望，更加暴露人權派苦心孤詣的替地主資本家出主意保障他們的統治罷了。

　　我們已經說過：人權派的小聰明和小常識也只有限。這裡就已經看得出來了。孫文說民生主義又名共產主義，這正是孫文的老奸巨猾。他想偷天換日的把共產主義換成一個不痛不癢的孔孟仁政的民生主義。無產階級的共產主義和孫文的民生主義，就沒有一點相同的地方。羅大人說因為國民黨的主義有這樣的解釋，所以播下現在「共禍」的種子。這真是羅大人老爺式的見解。事實上，工農民眾只有瞭解一分國民黨的主義不是共產主義而是剝削主義，他們才有一分革命。凡是現在熱烈參加革命鬥爭的人，沒有一個不是這樣。

　　再則，羅大人說，國民黨的「以党治國」是學共產黨的榜樣，這尤其是天大的笑話。國民黨的「以党治國」，冒充著模仿俄國，也是孫文、蔣介石的狡猾。民眾的羡慕俄國無產階級和農民真正得到解放，這種覺悟十年以來一天天的增長，使得國民黨很早就搶著說：我們國民黨也學俄國辦法，他們想這樣欺騙民眾。其實，共產黨絕對不主張以党治國！俄國的蘇維埃政府是各級蘇維埃選舉出來，從市區和村鎮一直到中央政府，都是工人農民——總之，一切不剝削別人勞動的人民，真正普遍的參加選舉而選出來的，絕對沒有黨的機關指定政府的事！

　　至於說國民黨幫助共產黨的實際工作，那麼，這是羅大人們真正痛心疾首的事！國民黨的政治是太不巧妙了，一天天的更加激起工農的革命。可是，這是歷史的必然，沒有辦法，國民黨的腐化政治，只有蘇維埃革命能夠推翻他。

　　共產黨的黨員，在俄國不但沒有任何的特權，而且多負很多的義務，並且多加一重黨所給他的責任。舉一件極小的事來說：俄國一切非共產黨員，不論是政府機關或其他社會團體的職員，可以拿到的薪水，是不受什麼限制的；黨員，就有一種「黨員的最高限度。」——以前是二百五十盧布，現在是三百盧布。所以黨員無論兼職有多少，至多只有這一點收入，即「升官」也無從發財的。這為什麼可能呢？因為共產黨是無產階級的政黨，每一個黨員都是為著無產階級的利益而工作，無產階級是為著全人類的利益——創造將來的無階級的各盡所能，各取所需的社會而鬥爭。而國民黨的黨員，在中國卻是老爺，是大人，可以是封建諸侯，也可以是市井流氓，可以是資本家，也可以是資本家的走狗。國民黨的黨員替天行道——替帝國主義和豪紳資本家執行政權，一方面壓迫工農，別方面表演帝國主義豪紳資本家之間的互相爭奪——互相爭奪在工農身上榨出來的血汗。這些階級，中國的豪紳地主資本家，在歷史的道路上已經一天天的走近他們的死期，所以自然而然只有這些狼吞虎噬，姦淫擄掠，貪污卑鄙的代表——國民黨黨員。所以國民黨，為著要保證豪紳資本家之中的某一些集團榨取工農血汗的特權，只能夠實行所謂「以党治國」。誰借假得著國民黨機關和政府機關的名義，誰就可以多剝削一些；誰借假不著，誰就只能夠少剝削些。這是「以党治國」的真詮。

　　羅大人，如果你願意知道為什麼國民黨的「以党治國」會發生在中國，我還可以告訴你另外一個理由。這就是你自己說的中國的「貧窮」。換句話說，就是中國豪紳資本家的「貧窮」。他們愈「窮」，就愈要互相爭奪，愈要互相爭奪，就愈要憑藉所謂國民黨的「以党治國」。他們沒有英美資本主義初興時代的餘裕，「可以規規矩矩」的在「自由」的市場上實行「自由貿易」的競爭，可以在國會式的「老牌民治主義」的政治舞臺上實行「自由政見」的競爭。

　　因此，你羅大人的苦心，永世也行不通。你羅大人羅博士，很迷信英美國的憲政學說——不流血的帶著白手套的人權運動。可惜你羅博士投胎投晚了二三百年，又投錯了三四萬里！你現在在中國來用「共產嫌疑」恐嚇國民黨，要他放棄黨治，實行你的所謂「民治」，也不中用了。

　　七　人權派用「共產足以召共管」來嚇人

　　中國現在的政治經濟狀況，很明顯的表示著一種趨勢，就是：如果蘇維埃運動暫時不能夠成功，那麼，中國只有日益殖民地化——亡國破產，而只有蘇維埃運動的勝利能夠救中國，只有蘇維埃運動戰勝國民黨，消滅國民黨的統治，消滅一切種種形式的豪紳地主資產階級的獨裁，而建立工農民權的獨裁，才能夠把中國從帝國主義壓迫統治之下解放出來。蘇維埃運動，就是把全國的政權交給工農兵代表會議（蘇維埃），從市區和村鎮起，由當地的工人、農民、紅軍，其他不剝削別人勞動的人，不論男女，一概絕對平等的參加選舉，選舉出來的代表會議就是當地的政府，這些市區、村鎮、城市、省份的各級蘇維埃，再選出代表來，召集全中國蘇維埃的代表大會，就是全國最高的主權機關，他的中央執行委員會就是中央政府。只有政權完全歸在這種蘇維埃手裡，只有這種真正工農民眾的政權實行沒收地主階級的土地，重新平均分配土地，沒收外國資本家的一切企業，實行真正保護勞動的工廠法、勞動法——八小時工作制等等，並且嚴厲處置怠工破壞生產的中國資本家，一直到沒收他們的企業……只有這樣，方才能夠把中國從經濟危機和破產之中救出來。地主資本家在中國現在也鬧「窮」，可是「窮」的只是在帝國主義侵略之下日益破產的一些地主資本家。他們雖然「窮」，自然還有因為他們的「窮」而大大發財的少數大地主、大資本家、大軍閥、大官僚、大「党老爺」。他們雖然「窮」，他們還是要剝削工農，而且他們愈是「窮」，他們愈加要加重剝削工農。工農對於他們不能夠比對於大地主大資本家有什麼特別優待，所以他們的地位是十分「為難」。所以你們這班「窮」的地主資本家要想早些「脫離苦海」，只能夠等著「永生西天極樂世界」！總之，只有消滅中國的封建餘孽，消滅中國的土地私有，引導中國走上消滅資本主義的道路，才能夠解決中國的經濟危機。

　　羅大人懷疑著中國共產黨是不是能夠「動搖外國在華資本家的毫末」。中國的工人階級現在領導著農民戰爭，將來工人階級在城市的大暴動，他的勝利的發展必然要取消帝國主義在中國的一切特權，什麼領事裁判權[18]等等，必然要沒收外國資本家的企業和銀行。這是沒有疑問的。羅大人畢竟是紳士，常識有也有限，他自然很懷疑中國工農有這樣大的力量。他這種人根本也不會相信群眾的力量。但是，我們只要舉一件歷史上的事實：漢口的英租界怎麼收回的呢[19]？這不是什麼陳友仁[20]的革命外交。這是武漢工人的群眾力量，這是當時南部中國幾千萬農民革命鬥爭的力量。這還是在四不像的國民黨左派政權時期。將來蘇維埃的武漢、蘇維埃的上海，那更不必說，帝國主義的力量固然是非常之雄厚，飛機大炮比現在國民黨的軍隊自然還要強十倍百倍。但是，中國幾萬萬勞動民眾的真正動員一定可以戰勝他們。中國的革命不用等待英、日、法、美國內無產階級先行革命；中國的革命民眾至少也可以直接在帝國主義到中國來的軍隊裡面發生革命的影響。俄國蘇維埃政府初初成立的幾年，有過十八路的戰線，抵擋過英、美、法、日、波蘭等等幾乎全世界的帝國主義國家。那時，英、美、法、日等國的革命也沒有起來。可是，俄國蘇維埃政府始終戰勝了這些外國的反革命進攻，以及國內的白黨。為什麼？因為有真正群眾的力量。何況中國最近的革命，正在世界經濟危機爆發，歐戰後的資本主義的相對穩定已經大大的動搖的時候，各國的革命運動，——無產階級的革命勢力至少可以對於帝國主義的進攻中國革命加以牽制。

　　羅大人當然不瞭解，也不願意瞭解這些，他這是以「共產適足以召共管」來嚇人。前清時候的保皇黨[21]，如梁啟超[22]之流，早就用過「共和適足以召瓜分」的話嚇過人。這些改良主義、自由主義的大人先生，企圖預防革命消滅革命的手段，也只有這一點兒。羅大人始終沒有在梁啟超的技倆之外，想出什麼多大的新鮮花樣。

　　八　人權派原來也用「流氓土匪」的口實反對真正的民權

　　再則，羅大人不但反對共產黨的「黨治」，而且以為中國共產黨的領袖人才和幹部人才根本不能掌握政權。共產黨絕對反對所謂黨治，這我們已經在上文說過。至於領袖人才和幹部人才的問題，也不像羅大人所說的那麼簡單。蘇維埃的制度之下，共產黨將要是政治人才的學校，許多工人和勞動者能夠得到共產黨的政治領導和訓練，在鬥爭的過程之中學習管理國家的能力。大人先生們自然是看輕工農，以為他們之中不能夠有什麼領袖人才和幹部人才。可是俄國革命的經驗，以及中國蘇維埃區域現在已有的一些兒小小的經驗，已經完全打破了大人先生們的成見。一九一四、一五年以前，俄國的紳士和資本家，夢裡也沒有想到現在俄國工人之中會產生這許多的人才。那時，除掉「地底下的」黨人之外，很少有人知道列寧等等。就是到了一九一七——一八年，還有許多白黨天天咒駡布爾什維克這些德國偵探、刑事犯、流氓、無賴……說他們的政權至多只有六星期。但是事實是怎麼樣呢？！

　　自然，還有一層更重要的，就是羅大人的所謂人才，所謂領袖，所謂幹部，另是一種解釋。他自然只有紳士的眼光。他說：「目前共產黨所謂的幹部人才，大部分是中小學的青年男女學生……共產黨的所謂下級人員，公開的說，大部分是市井的流氓，鄉村的土匪。」羅大人自己首先向國民黨提出警告說：「我們絕對不能這樣輕視中國共產黨，認一切相信共產的人，都是殺人放火的土匪。」這是他對國民黨的忠心，教國民黨不要輕敵。但是，他說了幾句之後，仍舊是「流氓土匪」的濫調。在大人先生的眼光裡面，下等人的工農兵士，究竟那一個不是流氓土匪呢？！我們知道，羅大人是個西洋留學的博士，博學多能，不至於抄襲人家的文章。但是，有一件湊巧得很的事實：俄國二月革命[23]之後有一軍官說過一篇話，簡直像羅大人這種議論的俄文譯本，我現在也不必再把他「重新」譯成中國文。我們很知道羅大人不致于抄襲成文，同時，我們也很知道羅大人的階級立場使他自然而然的說出和俄國白党軍官同樣的詞句。

　　總之，主張「民治」的羅大人，等到碰見真正大多數人的民權主義，勞動民眾的民權主義，鎮壓豪紳資產階級反革命的民權主義，他就自然而然的說：這是流氓土匪的「快刀砍頭快槍殺人」。他不願意知道：現在建設著社會主義的蘇聯，現在五年計劃的成績震驚著全世界的蘇聯，當初正是他所稱謂「流氓土匪」的人才創立起來的。羅大人，請你看看蘇聯當初的「中小學生，流氓土匪」現在幹的是什麼樣的建設事業，至少要比你們這班博士教授們高明幾千萬倍呢？！

　　九　人權派的理想原來如此！

　　那麼，羅大人的所謂「民治」究竟是什麼樣的民治呢？

　　這種「民治」是為著鏟共的利益的——這在上文已經說過。詳細點來說明，就是：

　　（一）可以保持國民黨的皇位——羅大人說，「英國的公園裡，人民可以公開講演打倒君主，直到如今，喬治第五[24]依然是皇帝」，所以，照此推論下去，就是如果國民黨准許所謂「思想自由」，這正可以使國民黨經過二百年「依然還是皇帝」。

　　（二）可以使共產主義自行退落——羅大人說：「十九世紀中葉及末年，英國的共產運動，也確有端倪！？後來費賓學會這班學者們出來……創造所謂費賓社會主義[25]……共產主義自行退落。我們覺得這種剿共鏟共的策略是最根本，最聰明，最敏捷的方法」。

　　（三）可以取消民眾爭取政權的「口實」——羅大人說，國民黨一黨專政，所以人民要求政權，所謂「有權可分」，如果說是「民治」——取消一黨專政，就可以說，一切民眾都有政權了，不用爭取蘇維埃政權，這更加鞏固了「國民黨反共的立場」，消滅「共產黨的口實」。

　　（四）可以增加「人民」積極加入鏟共的機會——羅大人說，現在「一班黨外的反共人民，熱心的束手無策，悲觀的坐以待斃」，如果說是「民治」，所謂「人民」——豪紳資本家一定還要更加積極，組織團體，大大的參加鏟共。

　　（五）可以團結「人民」擁護國民黨的勝利——羅大人說：如今「人民不希望共產黨的成功，他們卻切望國民黨的失敗」。為什麼？因為是黨治。如果取消黨治，「人民」不至於切望國民黨的失敗了，就不期待國民黨以外的另外一個同是地主資本家的勢力來鏟共了，而能夠團結在國民黨的周圍，切望並且幫國民黨鏟共成功了！

　　（六）可以鞏固地主資本家的統治——羅大人說，「黨治」獨裁的結果，「自然是專政者腐化，政治日趨腐化，人民日趨叛離，這就是如今共產黨發展的機會」。如果取消黨治，把現在的地主資本家統治改良改良，就可以使他穩定而鞏固了！

　　請看，羅大人說得多麼清楚：每一條都是替國民黨打算，為國民黨設想。羅大人的所謂「自由」和「民治」的目的是在保持國民黨——帝國主義走狗地主資本家的統治。

　　這種「民治」和自由的內容也就可想而知的了。這不過是英美式的憲政，國會制度。照羅大人的口氣，美國是一個理想的國家了：「美國是比較富足的國家，人民平均的財力，比任何國家的人民更高。共產黨在美國發展機會，比任何國家更小。」人權派的大人先生們甚至於說美國差不多每家都有汽車（見《新月》雜誌某期）。

　　這真是海外奇談了。美國「人民」平均的財力，比任何國家更高；美國人民的自由比任何國家更大？政治上美國的「平等自由」，我們只要看一看辛克萊[26]、哥爾德[27]的小說就可以知道了：美國工人過的是何等慘酷的生活，何等的不自由，何等的不平等！這些文學家是美國人，他們知道美國社會的深切，至少比中國人權派的幾個美國留學生勝過一千倍。美國家家都有汽車的海外奇談，只好去騙小孩子！

　　同時，我們知道目前的世界經濟的事實：全世界經濟恐慌日益發展，而蘇聯五年經濟建設計劃有長足的進步。蘇聯不但沒有一個失業工人，而且感覺到工人的缺少，而美國最近的官場報告，尚且說美國有七百萬的失業工人，加上沒有登記的失業工人，只做半工的失業工人，季候工人的失業工人，總數至少在一千萬以上！這些失業工人的生活是困苦到極點。這裡我們就可以看見：所謂最理想的「民治自由」國家的成績是怎樣，而蘇維埃國家的成績又是怎樣！

　　人權派的大人先生們，你們的「理想」不過如此！你們的理想，充其量不過是資本主義的「民治」——國會制度，帶上一層民選的假面具的資產階級獨裁，更聰明更敏捷的剝削勞動者的政治制度。你們現在的實際作用，只是幫助國民黨的屠殺政策，忠告國民黨在屠殺之後還必須實行「民治」、「自由」的欺騙。你們還嫌國民黨摧殘工農的自由，剝奪工農民眾的人權，太不徹底！你們說：「青年思想的左傾，紅色刊物的增加，學校做共產領袖的訓練所，書店做共產思想的媒介，這是政府的飛機、炸彈、手槍、大炮所不能搖動其毫末的。」言外之意，實在是不勝惋惜之至。所以要你們這些所謂「反共政府派」大呼小叫，鞠躬盡瘁的上這麼一大套「剿共鏟共最根本，最聰明，最敏捷的方法」的條陳！人權派的真面目實在暴露得清清楚楚的了。因此實行無情的反人權派的鬥爭，應該是中國工農革命民眾在整個蘇維埃革命運動中重要任務之一。

　　原載1931年11月10日《布爾什維克》第4卷第9期

　　署名：秋白

　　注釋

　　[1]人權派，又稱民權派，見本卷第32頁注30。

　　[2]胡適之，見本卷第58頁注⑨。

　　[3]羅隆基（1898—1965），字努生，江西安福人。曾任清華大學、南開大學等校教授、《新月》雜誌主編、北京《晨報》社長等職。1931年與張君勱等組織再生社，次年改組為中國國家社會黨。抗戰時期參與組織中國民主政團同盟，從事抗日民主運動。

　　[4]《新月》雜誌，1928年由胡適、羅隆基、徐志摩、梁實秋等在上海創辦，1933年停刊。

　　[5]孫傳芳（1844—1935），字馨遠，山東曆城人。直系軍閥後期首領。

　　[6]吳佩孚，見本卷第32頁注33。

　　[7]張作霖，見本卷第32頁注35。

　　[8]張宗昌（1881—1932），山東掖縣人。山東地方軍閥，先後投靠直系、奉系軍閥。

　　[9]1925年11月，國民黨執行委員會和監察委員會中的鄒魯、謝持、張繼、林森、居正、葉楚傖等十餘人在北京西山碧雲寺召開所謂國民黨第四次執監委聯席會議，通過決議，反對共產黨，反對蘇聯，反對孫中山制定的三大政策。這批人當時被稱為西山會議派，是國民黨內部一個極右派。

　　[10]戴季陶，見本卷第144頁注⑧。

　　[11]三月二十政變，指1926年3月20日蔣介石製造的打擊和排斥共產黨人的中山艦事件。

　　[12]汪精衛，見本卷第58頁注⑧。

　　[13]張發奎（1896—1980），字向華，廣東始興人。大革命時期曾任國民革命軍第四軍軍長、第二方面軍總指揮等職。1930年參加汪精衛的反蔣活動。1931年同李宗仁、陳濟棠在廣州成立國民政府。甯粵統一後，隨汪精衛到南京，當選為國民黨中央監察委員。

　　[14]鄧演達，見本卷第32頁注32。

　　[15]譚平山（1886—1956），原名鳴謙，廣東高明（今高鶴）人。早期廣東共產主義小組的負責人。在中國共產黨第三、四、五次全國代表大會上都當選為中央委員。第一次國內革命戰爭時期，歷任中國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常務委員、中央組織部長、農民部長和武漢國民政府委員等職。曾參加南昌起義，任革命委員會主席團成員。以後脫離中國共產黨，參加組織中國國民黨臨時行動委員會（即第三黨）。抗日戰爭時期，反對蔣介石的賣國獨裁政策。1945年發起組織三民主義同志聯合會，1948年參加組織中國國民黨革命委員會。建國後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員等職。

　　[16]第三個「民眾」的政黨，指鄧演達領導的第三党，見本卷第32頁注31、32。

　　[17]托洛茨基陳獨秀派，見本卷第28、31頁注⑥、29。

　　[18]領事裁判權，見本卷第144頁注⑨。

　　[19]1927年1月3日，武漢工人、學生集會慶祝北伐戰爭勝利，在英租界附近集會的群眾遭英水兵襲擊，死傷數十人。1月5日，武漢市民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舉行數十萬人參加的大示威，示威群眾驅逐英國巡捕，收回了英租界。1月6日，九江工人也收回了英租界。2 月19日，英國被迫與武漢國民政府簽訂協定，將漢口、九江的英租界交還中國。

　　[20]陳友仁（1878—1944），廣東順德人。1924年任孫中山秘書，1927年任武漢國民政府外交部長。七一五反革命政變後，赴歐洲遊歷，1930年回國，任廣州反蔣派國民政府的外交委員會主席，1932年任南京國民政府外交部長，因主張抗日，被迫辭職。1933年參加福建事變，失敗後赴法國。

　　[21]保皇黨，即保皇會，全稱為「保救大清皇帝會」，亦稱中國維新會。1899年創立，康有為任會長，以保救光緒、反對慈禧和抵制革命為宗旨。1907年改名為憲政會。

　　[22]梁啟超（1873—1929），號任公，廣東新會人。近代著名資產階級改良主義者。戊戌變法時的重要活動家。變法失敗後逃往日本，先後主編《清議報》、《新民叢報》，積極宣傳西方思想文化，曾與同盟會的機關報《民報》論戰，反對民主革命。辛亥革命後組織進步黨，該黨後改為研究系。

　　[23]二月革命，指俄國第二次資產階級民主革命。1917年2月（俄曆），彼得格勒的工人舉行罷工，反對沙皇專制。在布爾什維克領導下，罷工很快轉為起義，全國響應，推翻了沙皇專制制度。革命後，成立了工兵代表蘇維埃，資產階級則在小資產階級妥協支持下成立臨時政府，形成兩個政權並存的局面。

　　[24]喬治第五（George V，1865—1936），愛德華七世的次子，原在海軍服役，1910年繼父位為英國國王。

　　[25]費賓學會，即費邊社（Fabian），1884年在倫敦成立，以古羅馬統帥費邊·馬克西姆的名字命名。所謂費邊社會主義，原是英國一種資產階級改良主義思潮，由費邊社領導人韋伯夫婦、肖伯納等人創立。

　　[26]辛克萊（Upton Beall Sinclair，1878—1968），美國作家。所寫長篇小說《屠宰場》，描寫了資本主義大工業壓榨工人的情景，並揭露了芝加哥屠宰場的不衛生情況，引起美國社會的極大關注。

　　[27]哥爾德（Michael Gold，1894—1961），美國共產黨黨員、工人作家，進步刊物《新群眾》雜誌主編。著有劇本《節日》、《戰鬥之歌》和自傳體小說《沒有錢的猶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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