致共產國際執委和中共中央的信|瞿秋白

致共產國際執委和中共中央的信

　　致共產國際執委和中共中央的信(1)（一九三一年一月十七日）

　　國際執委和中央：

　　四中全會的議決案指出：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的第三次全體會議對於反共產國際的立三路線採取調和主義的立場。恰好是模糊混淆兩條原則上不同的互相對立不能並存的路線：共產國際的路線和立三同志的路線。共產國際的代表在三中全會的前後，屢次提出立三同志在冒險主義政策之下走向反共產國際鬥爭的道路上去。可是，我和當時政治局都不贊成他這種意見。這種對於國際代表意見的不尊重的態度，更使調和主義的錯誤加重，因為當時並沒有清楚的提出不贊成的理由，而且含混的簡單的不把國際代表的意見寫入三中全會的政治議決案。這樣使當時國際代表沒有可能及時來糾正當時政治局的調和主義錯誤。四中全會指出：這種調和主義錯誤（三中全會及其後），以及對國際代表的不尊重態度的最主要的責任，是我應當負的。我對於這種指斥完完全全的接受；我對於議決案的全部，也是完完全全的擁護。

　　我在四中全會的發言裡面，曾經公開的對於全黨承認我的錯誤。黨在國際指導之下，經過四中全會糾正了自己的路線，解決了黨內問題——更新了党的領導機關，將要在反對和肅清立三路線及其調和主義的鬥爭之中，在一般的兩條戰線的鬥爭之中，特別是反對現在右傾的主要危險，將要在這種布爾什維克的鬥爭，部分的也就是反對我的過去錯誤的鬥爭之中，領導工農群眾的偉大鬥爭。不但補償過去錯誤所給的許多損失（四中全會所指出的），而且引導革命到新的勝利。我必定盡我的力量參加這個鬥爭，在共產國際執委和中央的領導之下，堅決的糾正自己的錯誤，反對立三路線，反對其他一切形式的「左」右傾機會主義，及其調和主義，反對假的反立三路線鬥爭掩蓋之下的右傾及其他分子的不正確傾向和活動，這些分子是在企圖把原則的鬥爭變成個人的派別的鬥爭，其結果也要走上反共產國際的道路的。

　　我的調和主義的錯誤不是偶然的，個別的，而是有系統的。因為我對於革命的好些根本問題，例如「第三時期」[1]的問題，中國革命與世界革命關係的問題，中國統治階級內部各派矛盾和戰爭的觀察問題，中國政治經濟的特殊性——革命發展的不平衡問題，中國的富農問題，中國改良主義的作用和下層統一戰線的問題，武裝暴動和征取群眾的問題——從六次大會之前直到三中全會前後，都有過好些和立三同志大同小異的觀點。因此，三中全會的時候，雖然我是參加過共產國際一九三〇年七月的中國問題的議決案的討論的，可是看見了考察了立三同志和當時政治局的意見和路線（六月十一日議決案），居然會以為這不過是個別的錯誤，而不是路線上和國際不同。這證明我以前連六次大會所批評指斥的盲動主義錯誤，也是沒有真正認識和瞭解的。立三同志的許多觀點，只是我在六次大會前後的錯誤觀點的「發揚光大」。我當初看見立三的意見就自然覺得他在個別問題，在估量時局上等等是過分了，除去這些過分的地方，仿佛就正確了！在這種基礎之上就發生我在三中全會前後對於反共產國際的立三路線的調和主義和對於國際代表意見的不尊重態度。

　　我以前的這種非布爾塞維克的立場，既然使我事實上離開共產國際的路線，所以我對於黨內派別問題的觀點也是絕對錯誤的。我在莫[2]當中國共產黨代表團的領導者的時候，對於在俄中國同志之中的派別鬥爭問題，不但沒有能夠有正確的立場幫助聯共党的領導去取消這種派別鬥爭，反而客觀上捲入派別鬥爭的漩渦。關於這一點，共產國際執委的政治委員會已經有過決議[3]。可是，我對於國內黨裡面存在著同樣性質的派別觀念，仍舊是沒有能夠實行堅決的正確的鬥爭。黨內這些種種形式的小資產階級的派別觀念，都是布爾塞維克化的很大的障礙；這些派別觀念之中，有些是以工人和智識分子對立，以「實行家」和「理論家」對立，以「老」的幹部和新的幹部對立，以國內工作者和國際留學者對立；這裡包含著極壞的傾向，甚至於武斷的煽動，說國際執委的某某工作人員故意到中國黨內製造派別等等……這樣企圖把原則的鬥爭變成個人糾紛，把為著國際路線的鬥爭解釋成為派別的鬥爭，攻擊和破壞擁護國際路線的同志的信仰。對於這種派別觀念，我以前是沒有正確的和他鬥爭的。這種錯誤是非常嚴重的錯誤，是和我過去的整個的非布爾塞維克的立場聯繫著的。正因為政治立場的錯誤，所以對於這些派別觀念，不去堅決的反對，不站在布爾塞維克的立場從政治上去打碎派別成見，卻想去調和這些派別，使之互相諒解——這是市儈式的「和事老」的立場。

　　我現在公開對國際執委和中國全黨揭發和承認自己的錯誤——懦怯的腐朽的機會主義。

　　中國革命的這一時期（一九三〇年五月到一九三一年一月）正是很緊要的時期；中國革命在世界經濟危機正在日益深入擴大，世界工人運動一般的高漲，殖民地革命運動發展的條件之下，走到了新的高漲，而且往後更加要開展。同時，中國革命鬥爭之前擺著許多困難，帝國主義國民黨正在動員一切反動力量壓迫革命和蘇維埃運動，自然在工人之中的某些階層裡面，還有不瞭解革命運動發展的前途的，他們就會體現著小資產階級的動搖或者拼命的情緒。立三路線的拼命主義和他對於中國革命絕望的實質，只是小資產階級動搖的一種方式，調和主義和派別觀念，亦是這種動搖的表現——右傾機會主義公開的主張退卻和妥協，正是這種動搖的態度發展去引導的托陳取消主義的。黨的任務是要克服困難，是要肅清這些小資產階級性的動搖，動員自己的一切力量，去吸引領導廣大的勞動群眾，尤其是工人群眾來參加自覺的革命鬥爭，直到最落後的工人階層，都要這樣去爭取的。如果這些種種式式的動搖侵入了党的領導機關，是非常之大的危險。這一路線和調和主義，在党的領導機關裡面，不但侵入，並且有一個時期占著了統治的地位。

　　共產國際執委的指示，黨員群眾的積極鬥爭，得到正確的領導，方才克服這種危險。

　　四中全會的一切決定，保證黨能夠把立三路線和調和主義完全肅清。現在每個黨員要清楚的認識共產國際的路線，要堅決的實行反對階級敵人的鬥爭。所以也就要堅決的無情的反對機會主義的一切表現，反對離開共產國際路線的每一步——就算是最小的一步，反對一切種種小資產階級的動搖，因為每一步的離開，每一些兒的動搖，都要被敵人利用的。

　　黨要肅清立三路線，必須堅決的反對對立三路線的調和主義；同時亦要經常不斷的實行反對一切右傾機會主義，反對實際工作上的機會主義和消極怠工，反對「左」傾機會主義，反對「左傾」空談和盲動冒險，反對對於一切「左」右傾的調和主義；就是要實行堅決的布爾塞維克的兩條戰線上的鬥爭。右傾危險是主要的危險，這是全中國全世界革命運動的現在環境所決定的，這一點應當時時記著，應當集中火力反對右傾。然而右傾分子愛掩蓋在「左」的假面具之下，這是必須會去揭發他的。中國黨反對立三路線和調和主義的鬥爭，開始了很不久，但是這一鬥爭的過程之中，已經發現許多不正確的傾向，已經有右傾分子，以及以前的立三主義者在假的反立三路線的鬥爭掩蓋之下積極活動起來，有時更是努力在把原則的鬥爭變成個人的派別的糾紛。党在共產國際領導之下為著國際路線而鬥爭。必須堅決的打碎這些企圖；同樣，必須加強反對陳托取消派的鬥爭，反對他們的暗探破壞党的陰謀，他們正在利用黨內的派別觀念和一切動搖進行這種陰謀呢。

　　立三路線的破產，我的錯誤的揭發——一切離開共產國際路線，以至反對共產國際分子的「屈服」，是共產國際和党的勝利。這是四中全會成功的主要意義。此致布爾塞維克的敬禮！

　　瞿秋白

　　一九三一年一月十七日

　　注釋

　　[1]第三時期，見本卷第30頁注13。

　　[2]莫，即莫斯科。

　　[3]指1930年春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通過的《因中國勞動大學派別鬥爭關於中共代表團行動問題決議案》。決議指責中共代表團在實際上幫助了中國勞動大學學生中間的派別鬥爭。同年6月，共產國際撤銷了瞿秋白駐共產國際的代表職務。

　　(1)這是瞿秋白被撤銷中央政治局領導職務後，寫給共產國際執委和中共中央的信。原文大部分曾在1931年2月15日《党的建設》第3期上發表。這裡根據中央檔案全文刊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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