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共六屆四中全會上的發言|瞿秋白

在中共六屆四中全會上的發言

　　在中共六屆四中全會上的發言(1)（一九三一年一月）

　　我所應當說的是很多，可是會議所容許的發言時間是很少的，因此，我只能概括的說。

　　政治局所提出的草案[1]，我是完全同意。忠發同志報告[2]又詳細的闡發草案裡某些問題的意義。忠發同志指出我特別負責以及我的錯誤：——指出這些原則性質的錯誤和路線上的問題，指出三中全會調和主義的立場和對國際代表意見的不尊重，——我負有特別主要的責任。我鄭重的向四中全會承認這種錯誤和責任。恩來同志的發言之中又指出我在莫斯科時候對於派別鬥爭的錯誤立場，以及這個和我最近錯誤的聯繫，我是完全承認的。對於這些，為著節省時間起見，我都不重複來說了。

　　立三路線的反共產國際反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實質，已經有共產國際最近來信[3]指示得很明白。三中全會以來的調和主義——正是對於這種立三路線的調和而混淆兩條路線！發□□□[4]和立三路線，三中全會固然改變去年六月到八月期間政治局實際工作上的某幾種佈置，例如，取消總行委[5]，停止武漢暴動，上海總同盟罷工等等——然而在路線上始終是同「傳達」國際路線，「批判」立三調和錯誤——用這些應付手段來替立三路線辯護，造成一種幻想：仿佛立三路線改掉了這些「個別的部分的策略上、組織上、估量上的錯誤」之後，就已經是和共產國際的路線一致的了。三中全會決議案上還說：「六月十一日議決案有一般的正確路線。」恰好像國際來信所說：模糊混淆兩條原則上絕對相反，不能並存的路線。國際來信之後，政治局仍舊沒有一開始就深切認識到這種調和主義的差誤，經過共產國際來信所領導起來的黨員樣子的熱烈鬥爭——為國際路線鬥爭——以及國際代表的正確指導，方才徹底瞭解到這一點。

　　調和主義的立場和路線——就是三中全會的路線，當然事實上仍舊是立三路線。雖然三中全會向著國際路線方向走了一步，可是因為根本立場的沒有改變，所以他——三中全會和此後的政治局，不能領導党實行路線上的大轉變。自然，實際工作上立三路線仍舊能夠繼續著，甚至占著統治地位。立三路線——用「左」傾空談和冒險盲動掩蓋實際工作上的機會主義，掩蓋右傾的消極，掩蓋對於革命的現實任務完全放棄。這種路線對於中國革命和黨的損害非常之大：使黨的組織受著許多破壞，使黨脫離群眾，而更加落後，使党對於工人鬥爭、罷工運動以及政治動員的領導能力大大削弱；使赤色職工運動向後倒退，赤色工會縮小而離開群眾，直到喪失獨立的組織；使青年運動完全取消，使我們的農民運動同樣受到大大打擊，領導力量不但不能（擴）大反而縮小，兵士工作亦然這樣；使反帝國主義運動之中党不能得到領導，——尤其是中國革命當前的第一等任務，建立蘇維埃根據地，建設真正紅軍，完全放棄，以致于近來軍閥進攻紅軍的時候，蘇區和紅軍都已經是處於削弱的陣地上，而受到部分的失敗和損喪（吉安不能守，東固失去——這是贛西南，龍岩（閩西）、梅縣（東江）、黃金洞（平江）、公安（鄂西）、橫峰、弋陽（贛東北）——失去。紅軍的成份，工人領導、党的領導都沒有改善和加強起來，卻受到許多損失……富農路線在蘇維埃區域不但沒有肅清，反而被「左」傾的好些過早辦法和宣傳掩蔽著而可以繼續發展，真正中農、貧農的土地革命沒有實行，平均分配一切土地受到障礙，或者簡直提都沒有提起。蘇區之中階級工會沒有，有了也不發展。甚至經濟政策之中會有「抑平工價」——不准工人增加工資的事。……所有這些機會主義的錯誤，都被「一併（？）也集中到紅軍」、「立刻大舉進攻交通要道中心城市」的冒險政策所掩蓋著。這樣，工人群眾的階級組織和鬥爭沒有發動和發展，工農群眾的武裝和鬥爭也拋棄了，無產階級和中農的聯盟受到危害了。總之，這種損失數都數不清爽。這些損失是立三路線所給的——是調和主義所不能改變挽救的。而且在一定的意義上，調和主義比立三路線更壞——因為他掩蓋著立三路線的真面目，使黨員群眾認為這種口頭上接受國際路線的調和主義，已經是國際路線了，因此，更不能清醒的看見立三政策上路線上的錯誤。

　　三中全會及其後的調和主義，和立三路線一樣，還加強了黨內右傾機會主義的立場，便利了取消派（托陳派）[6]的活動。同樣，這種情形，客觀上幫助了黃色工會等等改良主義擴大了對於工人群眾的影響，幫助了反動的富農豪紳保持對於農民群眾的欺騙和作用。

　　這種調和主義的錯誤責任，在政治局裡面，我——秋白——是最主要的負責者。國際代表在三中全會前後勇於向我和政治局同志提出立三同志在冒險主義政策之下走向反共產國際的鬥爭的道路上去了，可是我們是反對這種意見、不尊重這種意見的，這是不可容許的對國際代表不尊重的態度。這使我們繼續自己的調和主義的錯誤到很長久的時間。

　　我這種錯誤是不是偶然的呢？決不是的。因為對於許多中國革命的根本問題，例如第三時期[7]問題，中國革命和世界革命關係的問題，中國統治階級之中各派矛盾鬥爭的觀察問題、中國政治經濟的特殊性問題（發展不平衡的問題）、中國的富農問題、中國改良主義的作用和下層統一戰線的問題、武裝暴動和爭取群眾任務的問題，我從六次大會以前直到三中全會前後，都有好些和立三同志大致相同的觀點。因此，三中全會的時候——雖然我是參加國際七月決議案[8]的討論的，雖然自以為是瞭解國際路線的，可是，看見了考察了立三的意見和當時政治局的路線，居然會以為這不過是個別錯誤，而不是路線上和國際不同。事實上，這證明我以前連六次大會所批評的盲動主義錯誤也是沒有瞭解的。立三同志的許多觀點，只是我在六次大會之前的錯誤觀點的「發揚光大」。（我當初看見立三的意見，就自然只覺得他在個別問題上，在估量時局上過分了，除去這些過分的地方，仿佛就正確了！）所以立三路線，亦可以叫他做秋白路線——以黨的歷史上的思想來源說，更正確更公平些，應當說是秋白路線。

　　中國革命在這一時期——一九三〇年六月到一九三一年一月，正是很緊要的困難時期。中國革命在世界經濟危機正在日益深入，世界工人運動一般的高漲，各殖民地革命運動發展的形勢之下，是到了新的高漲。中國革命鬥爭之前還擺著許多困難，帝國主義國民黨還在動員一切力量壓迫革命的蘇維埃運動，自然，在工人之中的某些落後的階層之中，還有些不瞭解革命運動發展的前途的，他們就會傳染著小資產階級的動搖或者拼命的情緒（這亦是動搖呵！）。黨正應當動員自己的一切力量來戰勝這些動搖，而吸引他們積極的加入鬥爭。如果這些種種式式的動搖侵入了党的領導機關，那就是非常非常之大的危險。立三路線和調和主義在共產黨的中央領導機關不但侵入，並且可能起了一個時候的領導作用。這個危險就可想而知的了！

　　我現在既然認識了自己的錯誤，所以對著四中全會——對於全黨和共產國際揭發這種錯誤——懦弱的腐朽的機會主義：黨應當要把立三路線和調和主義完全肅清！每個共產黨員，要清楚的認識共產國際的路線，要堅決的實行反對階級敵人的鬥爭。所以也就要堅決的無情的反對機會主義的一切表現，反對離開共產國際路線的每一步，就算是很小的一步，反對一切種種小資產階級的動搖，因為每一步的離開，每一些兒動搖，是要被敵人利用的！

　　黨要肅清立三路線，就應當經常不斷的實行反對一切右傾機會主義和對於右傾的調和主義，反對實際工作上的機會主義和消極怠工，要實行反對「左」傾機會主義和對於它的調和主義，反對「左」傾空談和盲動冒險——兩條戰線上的鬥爭。右傾危險是主要的危險，這種危險是從全中國全世界革命運動的現在環境而決定的——這一點應當記著，應當集中火力反對右傾。然而，右傾分子愛掩蓋在「左」的假面具之下，必須要會揭發這種假面具。

　　反對立三路線和調和主義的鬥爭開始了很不久，但是這一鬥爭的過程之中，已經發見有許多不正確傾向，已經要党看見右傾分子在假的反立三路線鬥爭的面具之下積極活動起來。党在共產國際指導之下，必定要堅決的打碎這種企圖；同樣，要加強鬥爭，反對陳托取消派的活動和他們的暗探破壞党的陰謀。

　　反對立三路線和調和主義的鬥爭——是解除立三路線的一切武裝，一切種種形式的調和、掩蔽和巧妙的手段，同樣要解除其他一切離開國際路線的傾向，過去的現在的右傾、「左」傾機會主義者的武裝。立三路線以「左」傾掩蓋機會主義的消極，決不是真正進攻的路線，而是要引導到失敗的路線。右傾機會主義者現在卻企圖曲解國際路線是退卻的路線，這只是他們自己露出狐狸尾巴——他們自己的路線是退卻的路線，是投降敵人的路線。只有國際的路線才是真正進攻的路線。只有在國際路線之下，黨能夠，而且一定能夠發動全中國廣大的革命群眾，組織他們及其重返政治鬥爭，在工人階級的領導之下，為著蘇維埃政權而鬥爭；紅軍和蘇區勞動群眾，——在衝破敵人「圍剿」的過程之中，實行布爾塞維克的組織群眾，建立蘇維埃根據地和中央政府，建設真正的紅軍。非蘇維埃區域之中在經濟鬥爭的浪潮之上，組織偉大的政治罷工和總同盟罷工，準備武裝暴動，……領導中國革命到勝利的道路上去。

　　注釋

　　[1]政治局所提出的草案，指《中央政治局報告》草案。

　　[2]忠發同志的報告，即向忠發代表政治局向四中全會所作的《中央政治局報告》。

　　[3]共產國際最近來信，見本卷第117頁注②。

　　[4]原稿3字不清。

　　[5]總行委，又稱統一行委，見本卷第32頁注38。

　　[6]取消派（托陳派），見本卷第28、31頁注⑥、29。

　　[7]第三時期，見本卷第30頁注13。

　　[8]國際七月決議，見本卷第28頁注④。

　　(1)在共產國際代表米夫和王明等部分黨內幹部的逼迫下，中共中央於1931 年1月在上海舉行六屆四中全會，瞿秋白被迫在會上作了檢討。這篇發言是中央檔案館提供的記錄稿，由編者加了標題並作了個別的文字訂正。

學達書庫(xuoda.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