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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的報告(2)


  Ⅳ.具體的提議。

  我的意思,我們今天有很簡單的決議,使國際能很快的瞭解政治局的態度,並加強我們的指導。我現在已草好了一個決議草案[23],加以說明,以供大家討論(讀一遍);這一原則決定後,我們可以具體的討論。第一,陳紹禹[24]等有一提議,要求討論立三的路線,並且要求將與立三爭論經過公佈於黨,這一觀點是算舊賬的方式,而且他們在此前並沒有指出過那時有立三路線,尤其他們的整個精神是站在成見方面出發,他們提出的問題亦是在很小的問題來批評,對三全會的文件,僅在某一語句上、文字上來吹求,以為還是立三路線。這與國際信中的意思沒有相同之處;第二,沈澤民[25]的方式與精神是離開政局[26]的領導,而自由的在發展討論,他們知有國際來信,但不公開說已知國際有來信,請求政局應如何辦,反而突然的在工作會議中來提出,這可使一般同志很奇異與發生其他傾向,雖然對黨觀念比較正確的同志,表示應在中央領導下來討論,但在事實上必然使同志驚異不明,甚至可使對之作放棄加緊的執行,而影響到目前在工作上的動員。

  所以我們應:1.對於已在發展討論的定出一個辦法,對於各方工作人員應如何召集會議做報告。

  我的報告完了,還有許多問題,候第二次發言中再提到。

  我的結論因大家沒有什麼不同意見,所以可以很簡單的說。

  一、國際的來信和這次的討論,確有很嚴重的意義,同意于特生同志的意見,因為這一對「左傾」路線的揭發,指出是非馬克思主義的而加以糾正,是使党更向前開步走的動力。

  立三的錯誤,當然不是他個人的問題,而是有許多的根源,一個問題分析的錯誤,而沒有深刻的糾正,自然可以漸漸成為一個路線。

  二、立三路線,正確的解釋,可以說是盲動冒險主義的路線,實行了「左傾」掩蓋下的機會主義。他不信任無產階級的力量,農民鬥爭的力量,而走到小資產階級的拼命主義。

  對於立三路線以及個別「左傾」錯誤的調和態度,是我們在自己批評中應當堅決的提出的。這種調和態度,根源在於:1.害怕帝國主義而不去爭取實際的勝利,反而走到幻想世界革命同時爆發。2.害怕資產階級民權革命的頭銜,而走到半托洛茨基的道路上去。3.小資產階級的害怕心理,只要聽到一句激烈的話,就無條件的接受,而不在實際中去考察,切實的去爭取群眾。4.不瞭解工人希望暴動,一方固表現工人在目前革命危機中的鬥爭情緒,但另方確表現工人無組織現狀中沒有自信力的弱點。5.怕變到國民黨的割據名詞,只單純的擴大而不想去鞏固,因此,不但對於革命根據地的忽視,而且在工人運動中亦放鬆組織工人的任務。6.怕丟臉子,因此在思想上的鬥爭就不能正確的認識自己的錯誤。

  我在回國後在許多文件中,本看出很多的錯誤,但沒有注意深刻的看這問題而提出,這是很疏忽的,並且僅去注意對外發表的文件,而沒有注意這錯誤的嚴重內容,因此,對柏山的錯誤總是採取一種小資產階級的原諒態度,這是極嚴重的政治錯誤。

  三、對於「左傾」確採取調和態度,如:

  1.對於中國革命與世界革命在三中全會政治決議案[27]中第一次草案中本已指出柏山理論的錯誤,但後來遠局[28]同志隨便一勾將他勾去,我們也很隨便的沒有加以注意。

  2.轉變問題寫得非常不充分(只說柏山同志是機械的解釋),這一問題我在莫[29]時是很重視的,回國後只覺很嚴重,但因聽到少山的解釋,因此亦隨便忽視過去。

  3.高潮問題,僅改做「高漲」,而沒有去揭發立三「高漲」的「直接革命形勢之解釋只有在全國直接革命形勢之下,才能有一省幾省首先勝利的前途」的大錯誤。

  這許多問題的忽視,因此遂在決議案中有的解釋和注意的不充分,自然這是包含有對「左傾」的調和觀念。

  四、的確,如特生同志所說,我們應更深切的認識國際來信決不是要我們解釋到退卻,而是要在進攻的精神下有真正群眾的爭取,真正工作的建立,真正的武裝暴動的準備,一切都是很積極的。現在的消沉現象,這才是完全退卻的現象,我們必須嚴重注意這點。

  五、三全會與國際路線的關係問題。對紹禹等的錯誤,除應指出正確的說他們正確外,應指出他們最大的毛病是:1.將「左傾」掩蓋右傾的一點模糊起來。而將三全會路線解釋為混合物,並且解釋為右傾,這完全不是真正站在國際路線上,國際精神上幫助中央的觀點;2.實行方面,放鬆右傾,他們只指出提到對於肅清後方一點可以減輕發動群眾的反對進攻紅軍的意見,他們卻根本沒有提起消沉的現象;3.組織方法,完全是不正確的,他們的觀點,完全不是如我們所指出的一樣,在大的主要的方面去著眼,而在什麼土地、工會、經濟政策、工農方面等等某些小的地方來挑剔。這充分表現不是幫助中央,而是進攻中央,依然表現無原則的鬥爭。

  六、最後一部分最主要的,如何使党成為無產階級集體的黨,這在鬥爭方法上應注意,要使每個同志能積極的對黨建議,能使每個同志深刻的瞭解在思想上作不妥協鬥爭,這樣才能使黨更鞏固、更發展。

  七、具體方面:

  1.我同意特生同志提議不發通告,發一告同志書。

  2.採取先開會議方式作報告。

  3.要在反對進攻紅軍的實際工作中如何去傳達。

  4.關於紹禹等問題政局做一單獨討論,決定辦法。

  5.關於CY[30]一點可以加上決議去。

  注釋

  [1]總行委,即中央行動委員會,見本卷第32頁注38。

  [2]八三會議,指1930年8月3日舉行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這次會議通過了由李立三制定的以武漢為中心的全國總暴動和集中全國紅軍進攻大城市的冒險計劃。

  [3]三全會,指中國共產黨第六屆中央委員會第三次擴大會議。

  [4]少山,即周恩來。

  [5]國際的來信,指1930年10月《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關於李立三路線問題給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的信》,又稱「十月來信」。

  [6]指王明、博古等人。在根據共產國際七月來信召開的中共六屆三中全會後,王明等曾寫信給中央表示擁護。當他們從國際代表米夫那裡先於中央知道國際十月來信後,便於11月13日、17日連續寫信給中央反對三中全會和中央。

  [7]八一會議,即1930年8月1日召開的中央政治局會議。這次會議由李立三主持決定成立準備武裝起義的中央行動委員會。

  [8]韓國,今朝鮮。

  [9]1930年6月11日,在李立三主持下,通過了《新的革命形勢與一省或數省首先勝利》決議案,並電告共產國際要求批准。國際執委審議後複電停發。李立三等不顧國際意見,公佈了這個決議。8月8日,由向忠發簽署給斯大林的信,批評共產國際執委「不瞭解中國最近革命猛烈發展的實際情況」等。

  [10]托氏主義,即托洛茨基主義,見本卷第59頁注18。

  [11]1930年8月1日和3日,中共中央政治局開會決定,在紅軍進攻以武漢為中心的大城市的同時,又命令武漢、南京、鎮江、天津、廣東等地的黨組織發動武裝暴動。遵照中央指示,江蘇省委和南京市委積極進行發動南京、鎮江地區的兵暴工作。9月,中央政治局接受共產國際關於停止武漢、南京暴動的指示才停止了這一工作。

  [12]托洛茨基,見本卷第29頁注10。

  [13]鄂代會的決議,指1930年4月在上海召開的中共湖北省第四次代表大會所做的決議。

  [14]6月11日決議,指1930年6月1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通過的《新的革命高潮與一省或數省的首先勝利》決議案。

  [15]8月15日的宣言,指1930年8月15日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發表的《中國共產黨對目前時局宣言》。

  [16]撤回派,今譯召回派,是俄國布爾什維克黨內的「左」傾機會主義派別,出現於1905—1907年革命失敗後的低潮時期,因要求從杜馬(沙皇俄國的立法機關)中召回社會民主工党的代表而得名。

  [17]七十號通告,即1930年2月26日中共中央發佈的《中央通告第七十號——目前政治形勢與黨的中心策略》。

  [18]順直指北京(清時曾名順天府)和河北(清時名直隸省)。中共順直省委曾領導河北、山西、北平(今北京)、天津、察哈爾、綏遠、熱河、河南北部、陝西北部的黨的工作。

  [19]六十號通告,即1929年12月8日中共中央發佈的《中央通告第六十號——執行武裝保護蘇聯的實際策略》。

  [20]蘇代會,指1930年5月20日至24日在上海舉行的全國蘇維埃代表大會。

  [21]特生,即向忠發,見本卷第28頁注①。

  [22]柏生,即李立三,見本卷第28頁注⑤。

  [23]會議通過了這一草案,並決定以此作為同遠東局討論的根據。

  [24]陳紹禹,又名王明(1904—1974)。安徽六安人。1925年前往莫斯科中山大學學習,第二年加入中國共產黨。1929年回國後,在中共中央宣傳部、全國總工會等單位工作。1930年9月中共六屆三中全會後,提出「為中共更加布爾什維克化而鬥爭」的「左」傾政治綱領;在1931年1月召開的中共六屆四中全會上,在共產國際代表米夫支持下,當選為中央政治局委員,後又任政治局常委,奪取了黨中央的領導權,是黨內第三次「左」傾機會主義路線的主要代表。

  [25]沈澤民(1902—1932),浙江桐鄉人。早年加入中國共產黨,從事譯著工作。1926年赴莫斯科中山大學學習,1930年回國。1931年在中共六屆四中全會上當選為中央委員,任宣傳部部長。

  [26]政局,即政治局。

  [27]三中全會政治決議案,見本卷第34頁:《中共三中全會關於政治狀況和黨的總任務議決案——一九三〇年九月,接受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政治秘書處一九三〇年七月的中國問題議決案的決議》。

  [28]遠局,即共產國際遠東局。

  [29]莫,即莫斯科。

  [30]C.Y.,共產主義青年團(Communist Youth League)的英文縮寫。

  (1)1930年11月22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開擴大會議,討論共產國際十月來信,即《共產國際執委給中共中央關於立三路線問題的信》;會上,瞿秋白作了這個報告。報告原件為會議記錄,由中央檔案館提供。瞿秋白在紀錄稿上作了如下批註:「記錄極草率,無可再整理,這只能作為不完全的記錄稿了。」收入本書時,由編者加了標題並作了個別的文字校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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