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的報告|瞿秋白

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的報告(1)

　　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的報告(1)（一九三〇年十一月二十二日）

　　我現在根據收集主要文件的材料來作一報告。

　　在總行委[1]時，立三同志在八三會議[2]的發言與對於實際工作的佈置，確有路線的不同，值得嚴重的注意；這一嚴重錯誤在三全會[3]已糾正其錯誤，並且在工作佈置中亦已加以糾正，就是特別指出過去「左傾」的錯誤。不過在三全會時沒有更深刻的揭露立三同志的錯誤路線，指出非列寧主義的路線，這確是很大的缺點。這樣可以使不明了過去錯誤的根源在那裡。在當時少山[4]的報告與我的結論，僅指出策略上的與某部分的錯誤，因此，對原則上路線上的問題就隱蔽起來了。現在國際的來信[5]，很深刻的指出，我們必須加以切實的討論。為要更明瞭這一錯誤，必須根本指出其根源的所在。但同時必須指出，我們對這一問題討論後的態度。現在黨內已有些分子[6]，他們站在小資產階級意識上，站在個人的問題上來反對過去路線，來指出錯誤，如果是這樣，就不能鞏固黨、幫助黨，反而使黨對於錯誤的糾正發生障礙。因此，黨必須在正確的態度上、立場上制止此等分子的活動；同時，我們決不能因此就把我們現在的中心問題移轉到反對這些個別分子，或者更壞的是因為反對這些個別分子而模糊了認識過去錯誤和立三路線的實質。這是在我未報告前所要首先說明的。我的報告分為下列幾部分：

　　1．立三路線如何違反列寧主義？

　　2．具體的錯誤部分在那裡？指出三全會的缺點。

　　3．具體的指出黨內問題和兩條戰線的鬥爭。

　　Ⅰ．國際來信說，立三是反列寧主義的與違背國際路線的，我們不僅接受國際的指示，還應追求其為什麼？在八一會議[7]時作了成立總行委工作的決定，八三會議更指出總行委是為總同盟罷工的指揮機關，指導全國暴動的最高指揮部。但我們在三全會時指出，總行委僅是組織上的錯誤，沒有深切去瞭解和指出八三會議總行委的精神，是佈置全國武暴的最高指揮機關。八三會議中首先說武漢暴動後如何進行全國武暴，如廣東、北方、滿洲如何做，韓國[8]如何做，西北如何做，雲南、貴州亦如何做，在這一精神下佈置暴動，接下說蘇聯應如何積極準備進攻，並說蘇聯如果不積極準備進攻，即不能掀動全世界革命，不能完成其偉大建設，而且說，須勇敢的向蘇聯建議，要在軍事上、國際動員上來號召，在保護中國革命的口號上來動員全世界無產階級，並且要內蒙如何發表宣言，出兵參加中國革命戰爭。以下更指出如何加強南方局、北方局的工作。因為在這樣精神下佈置工作，所以對國際來電的糾正，很勇敢的當時竟說國際不瞭解中國革命發展的速度[9]；同時歸咎少山同志的右傾等等，為要充實其理論，更說中國工人與西歐工人不同，——中國特別例外：

　　第一，立三並說革命政權的成立，即社會主義轉變的開始；第二，中國革命的爆發而引起全世界最後階級的決戰。他的意思是中國革命只能在「全世界範圍之內」，只能在社會主義革命之中去解決自己的任務。他雖批評右傾機會主義對帝國主義的恐懼，但他實際上是自己也害怕帝國主義，不相信中國無產階級的力量，所以在他的文章中說，如果「沒有世界革命的勝利，也決不能保障中國革命勝利的持續」，這一結論，就是托氏主義[10]的結論了。

　　這一理論可以說是發狂的小資產階級的意識，預先估量著中國革命必然失敗的拼命主義，國際指出其實質與其根源，是非常正確的。

　　在三全會時，確沒有將他這「左傾」的路線深刻的揭露出來，我們雖都曾看過這許多文件，但對於立三的路線，在南京暴動、鎮江暴動[11]等等問題上都沒有深刻的加以揭露，這確是很大的缺點和錯誤。現在我們必須指出和揭發出來，以便全黨明瞭，以教育全黨。我們應指出階級對比的力量，如農民在土地革命中的力量，工人在領導上的力量如何，使明瞭在革命中階級的對比力量，而不致如立三小資產階級的幻想。立三固然在三全會時對各個問題承認了錯誤，但實際上並沒有承認在路線上的錯誤。因此使他不會真正充分瞭解他自己的錯誤，因為他只承認或瞭解對估量速度的不正確，甚至不是估量階級力量對比的不正確。關於這一點，即國際代表在三全會發言時亦沒有充分抓緊這一路線問題的重心。

　　總起來，在第一部分中，立三在他的理論系統上確走到了類似託派的理論，而違反了列寧主義。他不信任工人的力量，不信任中國革命力量而堅持爭取首先的勝利。因此，結果是可以取消我們在革命領導的前途，表面上雖說是掀動全世界的革命勝利，但實際上反取消了中國的勝利。

　　第二，更明顯的走到托洛茨基[12]的道路上去的是革命轉變問題，因此，在鄂代會的決議[13]中、六月十一決議[14]以及八月十五日的宣言[15]中，都含有這一精神。其次在土地政綱中，亦有這不正確精神的存在。所以得到的結論，在不可能中去想出不可能的辦法（如集體農場等），不在實際的力量中去求解答，而走到「左傾」的機會主義空談的道路上去，過去託派以及從前的撤回派[16]都是如此。所以，國際指出這一點非常的正確。但三全會不能完全將它揭露出來，確是非常的不足，而有調和態度的遺毒。

　　Ⅱ．具體的事實，在路線的內容說：

　　第一，不平衡問題。在八一會議上，表面上是承認不平衡，他指出特點說：因為（1）帝國主義的勢力，（2）軍閥的割據，（3）農民戰爭。但他的解釋，並沒有拿來做實際工作佈置上的根據，沒有在爭取一省幾省首先勝利下來保障其勝利，沒有在現實中，在階級力量對比下，瞭解不平衡而努力求得其平衡，而是反而取消了不平衡；同時，我們對不平衡的問題更應在其他方面去揭露出來，如在七十號通告[17]中，指出了不平衡的特點，但沒有在不平衡中怎樣在這特點中加強各種力量，在進攻的策略下去求得勝利，而反是空洞的指出很快的可以平衡。隨後就走到指出不平衡是其表面，平衡是其實質，實際上是取消了不平衡。

　　其次，革命高潮問題，立三解釋為就是直接革命形勢，這一點在六次大會上已有爭論，而且指出僅是高漲，不知在何時將「高漲」用成為「高潮」，如果說在全國革命形勢下，才有一省數省首先勝利，實際上就是取消這前途。因此在表面上之承認不平衡，但實際上是離開這立場。

　　第三，力量的現實的估計，無論在反革命方面和工農方面都沒有深刻的去注意。對於反革命力量的估計，對於策略上是有很大的關係。（有人說上海是只可做做職工運動，不好做革命運動，這是當時的「西北學說」，在此地我們要說對於「西北學說」，一向沒有明顯的指出其機會主義的實質，這已經是錯誤。同時，立三卻又因怕受「西北學說」的批評，而避免任何革命根據地的建立的任務，走到不要鞏固陣地，絕對不要對帝國主義用應付手段，絕對不要準備自己的力量。立三對於反革命力量的估計，是非常輕視，對於革命力量卻則有誇大的估計，在幾個給國際的電中，很明顯的可以看出。對於工人運動方面亦是如此，因此，在實際工作與事實上，雖然他迫得不能不承認工人鬥爭落在農民之後，但他說這僅是表面上的不平衡，只要白色恐怖一去，即可不成問題，因此他就不注意工農力量與反革命力量的現實對比，而誇大了自己的力量，所以他就敢說只要一個大城市偉大鬥爭起來，即可以掀動全國革命的「高潮」。少山同志當初對他的批評，以為這僅是一個可能，這是把策略建築在僅僅一個可能之上的錯誤，這一批評還是不對，因為實際上這完全是不可能（這我在三全會的政治委員會說的）。這由於立三沒有在實際上、組織上的力量來估計，而只是企圖和幻想在世界革命中「乘火打劫」的辦法。

　　第四，對於組織力量問題，立三有一個極危險的傾向，他固然說要加強主觀力量，但如何去加強，他就模糊了，因此，他就提出他的理論，說中國工人對武暴的認識與西歐工人不同；同時，他對於組織工人大多數的意見，他又說：中國組織大多數只有兩個可能，一個是在資產階級統治穩定的時候，一個是在我們專政的時候，除此以外，是不可能的。因此，對於組織加強問題，在這觀念下就放鬆了。立三對組織觀念，自七十號通告中的發言中，以及各個會議中的發言，總是不大注意，同怡怡與少山同志每次都注意到組織上的問題相反。因為立三有這思想，所以事實上對團的組織的取消，而且對黨的組織亦走向取消了。

　　在實際工作中發生什麼現象呢？到處都佈置暴動，但忽視群眾日常鬥爭，無疑的在實際上是取消真正的準備暴動，這一影響是很大的。例如四川來人的談話（他是沒有看見六月十一的決議，僅看見七十號的通告），他們的現象即使自己的同志很少，他們主要的精神，不在去發動群眾鬥爭，而是同樣的說暴動，一切都是用兵變打到武漢再說，什麼土地問題等都不談。陝西的黨亦以為革命「高潮」到來了，亦是到處佈置暴動，此外，山西、河南都是如此，長江局甚至定出時間，順直省委[18]則甚至以為如果佈置暴動是錯誤，則要求改組省委。南京暴動的經過我不十分知道，但決定鎮江暴動時，亦是在不可能條件下估計。這許多事實，很明顯的是放棄了現實，放棄了群眾的冒險。在城市裡的佈置，亦是一步一步離開正確路線，放棄經濟鬥爭，而空喊政治罷工。去年在六十號通告[19]中是切實的注意經濟鬥爭，在七十號通告中已有離開經濟鬥爭的注意，因此，在工廠中的工作受到很大的損失——黨的發展、赤色群眾發展等。因此，在任何群眾鬥爭中，有可能領導到為蘇維埃政權鬥爭的政治鬥爭，而在實際工作中是放棄了。在兵士中亦有這現象，而有以下兩方面的錯誤：（1）放棄了鬥爭而等待大暴動，（2）在兵士中不及待的發動而受到破壞。至於集中武裝問題，雖然在赤區內大半是沒有看見六月十一日的決議，但對於機械的執行集中武裝的決定已受到影響，如在湘東報告中，執行集中一切武裝，結果，不保留群眾中的武裝，後因接到中央九月的指示才糾正。至於一切經濟政策的混亂等等，雖然不是直接受立三路線的影響，但在蘇代會[20]中，因僅去注意擴大紅軍向外發展為中心，而沒有注意到鞏固根據地，因此，不能在一切問題上去充實這擴大的策略；同時，正因為如此，所以毛澤東的沒收一切土地的不正確精神，始終得不到有力的糾正，以為只要打到武漢，社會主義革命就來了，一切土地反正快要沒收的。所以在事實上還是受到他很多影響的。

　　因為立三路線的發展，所以在實際工作中確使黨的正確路線受其路線的侵入而遭受著很多的損失。

　　帝國主義問題，亦是如此，一方面以為絕不能妥協，但另一方面並沒有注意在實力上來動員群眾力量來反帝國主義，這一影響直到現在，還是得不到多少糾正的成效。主要的根源，亦是以為革命很快的就可成功，一切都可得到總的解決，小的問題不要緊，所以各地對反帝工作就因之放鬆，而等待革命成功時總的解決了。過去反帝策略上犯有很大的錯誤，亦就是沒有注意現實鬥爭的廣大發動，反而站在表面上的空喊「絕不妥協」，結果自然走到機會主義的道路上去。

　　這部分的問題，同志們對事實上的瞭解，要比我多，當然有更多的事實可以揭露出來，三全會上對於這些雖然指出一些，但是沒有指出路線問題，因此，對這些具體錯誤〔認識〕也不深刻。還須在每一事實上更加具體的來揭露，使在具體的事實上更加明瞭顯著。

　　Ⅲ．黨內鬥爭方法問題，對這問題，我回國後曾與特生[21]、柏山[22]諸同志談過一些，自六次大會後，即指出黨內鬥爭應在思想上作不調和不妥協的無情鬥爭，這是非常重要的。然而在執行的成績很少，並且仍然有意無意的走到嚴厲的命令式的單純組織上制裁上去，這一方式，是否與立三路線有聯繫？可以說與他的路線有聯繫的。因為立三是在「客觀上自然發展中去爭取領導」，不是爭取群眾的路線，因此，對於黨內的問題，亦在這影響下而忽視了黨內民主的執行，和真正政治上的鞏固路線。在黨的歷史上，對於集體的系統的指導，命令主義、懲辦制度是有較多的毒素。雖然在八七會議後，在國際的指導下有了糾正，在六次大會後，更有成績，但還是不能說已很充分，因此，客觀上還有諸葛亮式的革命領導觀念，在黨的組織上還不能肅清許多非無產階級的組織觀念，這是需要我們特別注意的。

　　在六次大會後，將小集團的方式和觀念打擊了，但仍還有存在，因此，許多小組織傾向的分子遂在反對委派制度等等問題上來反對黨；但另一方面，命令主義的殘餘亦尚有存在，這一點必須我們在黨內鬥爭上應加注意的。

　　党對同志的處分如不適當，很易失去党的威信，如果適當，是很能幫助黨的鞏固，因此，處分不得其當，反可使小組織的分子運用之來作反黨的機會，所以必須加以嚴重的注意。我以為黨內鬥爭，應採取新的方針，在思想上堅決的不調和，再以組織上的鬥爭繼之。對目前消沉的原因，我們固然要指出，主要的是建築在右傾的基礎上，但同時亦應指出另一來源，是由於過去「左傾」空談的結果。因此，對於一貫右傾的分子，固然應加以制裁，我們要反對「退卻」路線的右傾機會主義；同時要揭穿「左傾」空喊的帽子，揭去之後的這種消極基礎，要對於「左傾」的空喊，亦同樣的應給以打擊。在此地，我們必須注意對一切機會主義右傾分子以及其他傾向的分子，党在思想上的堅決鬥爭與在組織上的制裁和處分、必須很適當的能使所有党的幹部都瞭解，團結在党的周圍來擁護黨的主張和處置，使對於有不正確傾向的分子失去對他的同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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