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革命戰爭的組織和領導問題(2)|瞿秋白

中國革命戰爭的組織和領導問題(2)

　　四

　　長沙戰爭之後的形勢怎樣呢？

　　蔣介石和閻馮汪的戰爭，正在這個時候有了一個「結束」。然而帝國主義之間的鬥爭，卻在中國又可以利用這個新的形勢來進行：日本帝國主義不但沒有損喪自己的勢力，恰好是他的另外一隻走狗——張學良[11]代替了閻錫山[12]佔據北方的地盤；英國帝國主義更加幫助廣東的軍閥陳濟棠[13]，向親近蔣介石的軍閥陳銘樞[14]壓迫；所以，美國帝國主義，就不能不更加指揮南京政府，更加排斥南京政府裡面的英日勢力，而準備新的軍閥混戰。張學良佔據了北方後，蔣介石自然需要好好準備力量，才能夠繼續戰爭。而長沙戰爭所開始的局部的革命戰爭和全國群眾廣大的蘇維埃運動，又使一切帝國主義和國民黨的派別，都開始感覺到反革命統治的危險。於是蔣介石的南京政府，在列強帝國主義指揮下，再宣言「統一和平」，並且提出準備召集「國民會議」的問題，企圖欺騙民眾；事實上，這是他們一方面講著軍閥之間的假和平，準備自己內部的新的混戰，別方面卻又無恥的宣告「三個月內肅清共匪」的中心政策，調動二十師的軍隊，從江西、湖南、湖北、福建、廣東五省，來進攻紅軍和蘇維埃區域，——對全國的勞動民眾宣戰。

　　反革命與革命之間的戰爭，在長沙之後，更加擴大了。無產階級的政黨，對於革命戰爭的組織和領導的任務，就更加重要而緊迫起來。

　　如果輕視反革命的武裝力量和進攻勢力，那就是很大的錯誤。國民黨用「統一和平」、「國民會議」、「地方自治」的口號，企圖和擁護蘇維埃的運動對立起來，他們動員全國的地主資本家的政治勢力，所謂「輿論」，所謂「鏟共運動」來進攻。他們並且企圖發動一切豪紳以至富農、工頭等的反動力量，在進攻紅軍的前線，先組織「民團」、「守望隊」等等，做援助的力量；並且蘇維埃區域的內部，例如贛西南，還有地主豪紳的武裝勢力埋伏著，領導著富農反動分子，企圖響應進攻紅軍。反革命的主要武裝力量，就在這種佈置之中，向著紅軍和蘇維埃進攻，並且他們有精良的武器，飛機、毒氣彈等，還有帝國主義的軍艦和軍隊做後盾。同時，如果認為國民黨這樣大規模的進攻，就可以消滅紅軍，因此，散佈恐慌情緒和失敗主義，主張退守偏安的「上山政策」，或者簡直承認軍閥混戰終了，反革命進攻紅軍是可以開始穩定他們統治的局面，——這就更是露骨的右傾機會主義的表現，離開散佈國民會議幻想的陳獨秀托洛茨基派，只有一步了。事實上，部分的講來，如果單單拿紅軍進攻長沙的形勢來比較，當然現在這一部分的紅軍，是從進攻轉變到防禦的戰爭了。然而，長沙戰爭之後，接著十月初旬，就是紅軍佔領吉安、吉水、峽江，從湖北的通山、通城，經過湖南的平江、瀏陽，江西的修水、銅鼓，聯絡上高、萬載、安福，這樣有經過贛西南，而連接閩西和廣東東江的形勢。十月下旬，贛東北的紅軍曾經佔領彭澤，同時，鄂西的紅軍侵入湖南，佔領了南縣和華容。其他地方的紅軍蘇維埃都有發展和擴大。而且最近上海紗廠（如統益、怡和等）、絲廠，以及其他工人，都有日益廣大的群眾鬥爭和罷工發展，青島、香港有新的罷工和示威，天津雙十的示威運動亦形成群眾的武裝衝突。汕頭又有擴大的反帝國主義鬥爭爆發。總之，長沙戰爭之後，我們看見反革命和革命兩方面，都調動著全國的力量，更進一步的接近決定勝敗的鬥爭，而紅軍的革命戰爭——反對國民黨進攻的戰爭，就是這些鬥爭的樞紐。無產階級必須調動自己的全部力量，農民兵士的廣大群眾，以及城市貧民的鬥爭，去擁護紅軍的革命戰爭，並且認真的去領導和組織這個戰爭。帝國主義國家裡面，經濟恐慌的深入和無產階級革命運動的高漲，印度、安南[15]、臺灣等的群眾鬥爭和暴動的生長，帝國主義列強之間的衝突劇烈，中國各派軍閥的矛盾發展，——這些情形，是中國現在革命戰爭的環境；在這種環境之下，中國無產階級如果能夠正確的領導農民戰爭，而且有計劃有系統的去組織這個戰爭，如果能夠發動並且領導全國極廣大的群眾鬥爭，堅決的實行爭取群眾而鞏固的向前進攻的策略，——那麼，一定可以擴大革命戰爭，促進革命總進攻的形勢，使國民黨這次的進攻紅軍，不但要遇到嚴重的反抗力量，而且要轉變到保守反革命統治都來不及的形勢。至少，「革命首先在一省幾省勝利」的前途，要在廣大的範圍之內實現出來。

　　這樣，領導和組織革命戰爭的任務，很具體的很迫切的提到我們前面了。

　　領導和組織革命戰爭的任務，首先，就是要在重要城市之中，不脫離群眾的日常鬥爭，而和工人群眾部分鬥爭密切聯繫著，進行示威罷工、反抗運兵運械、拒絕製造兵器的反對進攻紅軍的運動，領導起全國兵士農民貧民群眾的鬥爭，來擁護紅軍的革命戰爭。而且要把這些鬥爭，用準備中國工農兵會議（蘇維埃）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的運動，去綜合起來。這就是要實行獨立領導群眾鬥爭，實現下層統一戰線的策略，發展工廠委員會的運動，——積極準備武裝暴動的必要步驟。這就是要努力去領導農民抗租、抗稅、抗債的鬥爭，運用農民委員會的組織方式，而進到創造新的蘇維埃區域（地方暴動），深入土地革命。這就是要領導貧民群眾，和一切勞動群眾的反帝國主義鬥爭，以及兵士群眾直接起來反對進攻紅軍，投到紅軍裡去的運動。尤其是在進攻紅軍的前線，要組織起廣大的群眾鬥爭，阻擋軍閥軍隊的通過和前進。這樣，廣大的全國群眾，將要在自己的日常鬥爭之中，實行參加革命戰爭，選舉出自己的代表，去出席全國蘇維埃代表大會，集中一切運動在蘇維埃政權鬥爭的旗幟之下。「擁護蘇維埃，反對國民會議」，將要成為群眾參加革命戰爭推翻國民黨的廣泛口號。

　　領導和組織革命戰爭的任務，尤其要求無產階級努力去建立並且鞏固蘇維埃的根據地。一切蘇維埃區域，都要鞏固的向外擴大，尤其要在最廣大的最有保障的蘇維埃區域，建立臨時中央政府的根據地——全國蘇維埃大會的召集，主要的任務，就是要選舉蘇維埃的臨時中央政府。蘇維埃根據地的中心問題是：（一）建立和廣大群眾密切聯繫的政權——工農群眾自己的政權；（二）改造和加強工農紅軍，使他成為政治上絕對堅定的，共產黨有最高威信的軍隊。自然，為著建立鞏固的蘇維埃政權，必須徹底實行適當的經濟政策（容許自由貿易，實行勞工監督生產和統一的累進所得稅），深入土地革命（沒收地主的土地歸農民自己平均分配），發展工人的階級鬥爭（規定八小時工作制和勞動保護法），取消帝國主義的一切特權，「一直到把他們的企業收歸國有，如果他們破壞中國蘇維埃政權的法律」。這就是要發動更廣大的階級鬥爭，開展反對富農的鬥爭，爭取廣大的貧農中農群眾，獨立組織雇農苦力；把一切投機分子和富農從政權機關裡肅清出去。自然，為著要鞏固紅軍，就必須改良紅軍的社會成份，加強工人幹部的領導，提高党對於紅軍的威信。只有這樣，真正群眾自己的政權——蘇維埃政權集中起來，肅清蘇維埃的一切反動勢力，造成堅強的紅軍，然後在革命戰爭的過程之中，無產階級的領導作用和組織作用，能夠充分的擴大和鞏固起來。

　　蘇維埃根據地的建立，對於組織革命戰爭有極重大的意義。因為只有這樣鞏固的根據地，才能保障軍事指揮的集中和統一，使工農紅軍的各部隊，以及群眾的武裝力量，能夠互相配合著行動起來，主要部隊的進攻，有相當的別動部隊的遊擊來響應，有嚴密的完備的探報系統來輔助，有更有組織的鞏固的革命後方，去供給糧餉軍械，免除一切遊擊戰鬥的散亂狀態；而且政治上的影響和指導，不但一般的可以引起全國勞動群眾更加熱烈的擁護，而且特別對於戰線之中城市工人的鬥爭，可以互相聯繫和配合。這樣，就可以免除長沙戰爭之中的錯誤和缺點，不至於仍舊是「無後方的作戰」，而受到可能的暫時的部分失敗。

　　無產階級及其政黨，能夠這樣去組織革命戰爭，在廣大的全國群眾擁護之下，必定可以打破敵人的進攻，更加迅速的轉變到革命總進攻的形勢。

　　「現在，不徹底的去鞏固蘇維埃根據地，不認真的去加強和改造紅軍，……而使單純擴大戰鬥的政策束縛了自己——這是很有害的」。這「決不是割據偏安的和平建設，恰恰相反，只有在鬥爭之中，才能夠發展出堅強的政治上穩固的紅軍和蘇維埃政府。——這種鞏固紅軍和蘇維埃政權，肅清蘇維埃區域內部反動勢力的方針，正是要用更加鞏固革命陣地的方法，使勝利的進攻得到充分的保證，這樣去真正擴大蘇維埃區域」——實現更大規模的「一省幾省首先勝利」的前途，為著全國蘇維埃政權的勝利而鬥爭。

　　「一省幾省首先勝利」的前途，他有他的過去和將來。這個前途是一個中國實際情形之中的具體的複雜過程。他的過去，是農民的遊擊行動，以至鄉區蘇維埃政權的建立和擴大。他的將來，卻是革命戰爭和城市無產階級暴動所要開闢的全國革命總進攻的形勢。所以，他在實現的開始，不一定就是佔領大工業的政治中心城市，可是，他的發展，卻必須有進而取得工業行政中心的方針。

　　中國共產黨第六次大會（一九二八年七月），不但斷定中國革命的新高漲不可避免的快要到來，而且指出新高漲的一種可能的具體形勢，就是說：「反動的統治，在各區域的鞏固程度，是不平衡的，因此，在總的新高漲之下，可以是革命先在一省或幾個重要省區之內勝利。」所以中國共產黨，在共產國際指導之下，能夠在長沙戰爭（一九三〇年七月）的兩年以前，就切實的認清當時「蘇維埃根據地及其少數的工農革命軍，要成為這一新的高漲的重要成份」；並且就特別的注意到「城市領導作用的重要，和無產階級群眾的革命高漲，將要表現決定勝負的力量」。兩年以來中國形勢的發展，完完全全證實中國共產黨第六次大會的路線，亦就是證明托洛茨基[16]、陳獨秀以及其他右派，輕視農民戰爭，認為是「無政府主義的盲動」，並且斷定革命的新高漲是「遙遙無期」，「已經推遲」的路線，完全破產。

　　所以，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在一九三〇年的七月，已經就特別指出現在「組織蘇維埃中央政府（根據地）……的任務，有第一等重要的意義」；並且說明：「建立完全有戰鬥力的政治上堅定的紅軍，在現時中國的特殊條件之下，是第一等的任務，解決這個任務，就一定可以保證革命的強大的開展。」

　　這裡，正是組織和領導革命戰爭的問題，亦就是在現階段之上無產階級怎樣去適當的領導農民戰爭的問題。現在的農民戰爭，是無產階級所能夠並且應當運用的一種力量，無產階級對於這種力量的組織和領導是否充分，是否鞏固，正是幫助無產階級本身積極準備暴動的一個緊要問題。如果在中國現在形勢之中，中國工人階級深入著城市和鄉村的勞動反對資本的階級鬥爭，同時，就能夠對於農民群眾反對地主的農民戰爭，加以充分的領導和組織，那麼，他就可以在適當的時機，調動廣大的工農紅軍，來幫助自己在城市之中的群眾發動。那個時候，勝利的無產階級暴動，就有可能很容易的統率起農民戰爭和反帝國主義的一般鬥爭，而進到肅清國內軍閥等的反革命，以及反抗帝國主義干涉的更廣大的革命戰爭，以至能完成中國革命全國的勝利。

　　無產階級和中心城市，是中國革命之中決定勝負的力量。一方面，如果農民戰爭得不到城市無產階級勝利的暴動的領導，那末，他就可以長期的停頓在零星散亂的革命進攻，即使能夠開闢革命總進攻的局面，也不能夠最終的完成對於帝國主義國民黨整個統治的總襲擊。別方面，現在農民戰爭的特別發展，不但已經是中國革命新高漲的重要成份，而且是這個高漲現在的特點；這固然是革命勢力的一種弱點（工人鬥爭的力量還沒有和他平衡，和他匯合），然而正因為如此，必須在革命總進攻之前，無產階級對於這種農民戰爭，就經過自己的政黨，去努力加強自己的領導作用和組織作用，這正是準備革命的總進攻的最必要的條件之一。

　　所以，現在中國革命在「一省幾省首先勝利」的前途和農民戰爭特別發展的特點，還表現著相當的聯繫。原因是在於：帝國主義軍閥的統治開始崩潰的地方，還只是他們陣地比較薄弱的區域——農民群眾在無產階級政黨領導之下，就能夠建立蘇維埃政權和紅軍；同時，中國的工業中心城市——正是帝國主義國民黨軍事政治力量集中的地方——這些地方的革命勢力，卻還沒有能夠推翻反動政權的充分力量。可是這當然只是暫時的現象。農民戰爭之中，無產階級的領導和組織作用的加強，將要使反動統治的崩潰更加擴大而深入，將要使帝國主義國民黨喪失更多的更重要的陣地。那個時候「一省幾省首先勝利」的形勢，就要更進一步而開闢革命總進攻的陣勢。這種陣勢的形成，就不能不同時依賴城市無產階級自己組織力量的加強，武裝準備的加緊，群眾鬥爭的開展和擴大，一直到武裝暴動的爆發。

　　原載《布爾什維克》第4卷第1期

　　署名：秋白

　　注釋

　　[1]蔣介石和閻馮汪的戰爭，即中原大戰，國民黨新軍閥之間的一場混戰。1930年初，閻錫山、馮玉祥、李宗仁等各派軍閥和汪精衛、西山會議派等聯合反蔣。3月15日，馮玉祥國民軍、閻錫山晉軍、李宗仁桂軍的將領57人發出通電，推閻錫山為中華民國陸海軍三軍總司令，馮玉祥、李宗仁為副總司令，4月1日，閻、馮、李宣佈就職。4月5日，蔣介石下令討伐，中原大戰爆發。雙方投入兵力一百多萬，在東起山東，西至襄樊，南到長沙，北至河北的數千里戰線上進行廝殺。大戰歷時7個月，以張學良派兵進關，蔣介石獲勝告終。

　　[2]紅槍會、大刀會，見本卷第30頁注20。

　　[3]高麗，今朝鮮。

　　[4]何鍵（1887—1956），湖南醴陵人。當時任湖南省政府主席。

　　[5]蔣桂戰爭，即1929年3月發生的蔣介石同桂系李宗仁、白崇禧互為擴充勢力進行的軍閥戰爭。

　　[6]蔣馮戰爭，即1929年5月蔣介石同馮玉祥為爭奪地盤進行的戰爭。

　　[7]國民黨改組派，見本卷第31頁注28。

　　[8]彭德懷（1898—1974），湖南湘潭人。1928年加入中國共產黨，同年7月領導平江起義，成立紅軍第五軍，任軍長。

　　[9]方志敏（1899—1935），江西弋陽人。贛東北革命根據地和紅軍第十軍的創建人，中國共產黨第六屆中央委員。1934年率領紅軍抗日先遣隊北上，1935年1月，在同國民黨軍隊作戰中被捕，同年7月在南昌犧牲。

　　[10]陳獨秀托洛茨基派，見本卷第28、31頁注⑥、29。

　　[11]張學良，見本卷第58頁注④。

　　[12]閻錫山，見本卷第68頁注③。

　　[13]陳濟棠（1890—1954），廣東防城（今屬廣西）人。早年參加同盟會。曾任國民革命軍第四軍第十一師師長，北伐時所部留守廣東。1929年後任國民黨廣州綏靖公署主任兼第八路軍總指揮。1931年同桂系結成粵桂聯合戰線，通電反蔣。

　　[14]陳銘樞（1889—1965），廣東合浦（今屬廣西浦北）人。早年加入同盟會。北伐時任國民革命軍第四軍第十師師長兼武漢衛戍司令、第十一軍軍長等職。1929年任廣東省政府主席。1931年12月蔣介石下野後，任代理行政院院長。1932年「一·二八」事變時，支持十九路軍抗戰，1933年參加組織福建人民政府，公開反蔣。

　　[15]安南，今越南。

　　[16]托洛茨基，見本卷第29頁注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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