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資本主義發展的問題(2)|瞿秋白

中國資本主義發展的問題(2)

　　四、中國農業和手工業破產的狀態

　　在這樣的商業資本發展之中，帝國主義的極其深刻的侵入，家庭工業和手工業破產得非常厲害；因為要吸收原料，將舊有的商業關係也大大的洗刷了一下，許多小商人也破產了。手工業的破壞，可以湖北的土布來做例。湖北本來是一個出布匹的一個重要的地方，可是從帝國主義侵入之後，現在，農民織出來的布已經差不多沒有銷路。還有潮汕一帶的蔗糖，上海《商報》上有一次極長的通信，描寫那裡這種生產的衰落，並且有過反抗糖稅的運動。這些手工業，一方面固然是破產或衰落，另一方面，我們可以見到他們的改變和趨向適應新的環境，他們完全失掉獨立生產的地位。從前他們是能夠獨立的生產，和出賣自己的生產品，現在一定要預先有一定的商人去定他們的貨，他才能動手去做，才能得到一些報酬，不然，是一點把握都沒有的。譬如山東有個縣份，有四萬架織機，靠織布謀生的人非常之多，於是分成日夜兩班的做。他們織出來的布，有一個固定的中間人去販賣他們的布匹，他們要經過這種中間人才賣得出去。這些織工做得的工資小到極點，這種現象是非常非常之多的。再如直隸的某一縣每年能出二百萬匹新式機織的土布，這些土布是銷行到內蒙和山西一帶。這種新形式的手工業，他們織布用的紗，已經不是自己紡的紗，而是紡紗工廠裡去買的紗了。河南鄭州紗廠出的飛艇牌紗，就是供給這種需要的，在北方一帶有很大的銷路。這種手工業工人已經是經過某個公司或商號組織起來，正如政治經濟學上所講到的，在手工工場之前，商人組織手工業者的生產。到了這時候農民也失掉了他獨立生產者的資格。內地都已如此，更不用說江蘇、浙江、廣東等地了；這些地方已經有了許多手工工場，如織襪子的，做毛繩織品的等等的小公司。如其我們找一些統計來看一下的時候，那末可以得到一個結論：凡是能適應「新的」商業的手工業，都有些發展，進到規模較大的階段，「舊式的」一定是一天一天衰落和破產，我們舉制豆油業來做例子。豆油業還是有國外市場的，因為出豆油的，只有中國出得最多，尚且有破產的現象：破產的程度是非常厲害的。但這種狀態，並不一定是生產減少，而生產的集中，只是用的人和舊式機器少了，而用了新的工具，和改良了組織，這種變動，有大批的人失業。這樣厲害的失業狀況，任何國家都沒有的，中國失業狀況的厲害，比別的國家要厲害的幾倍，甚至幾十倍。

　　

　　中國火柴廠的工業是有發展，如蘇州、常州、南通、上海等地都有。最早有的是手工業的，現在多半用機器，技術的提高，和工人的集中是很快的：

　　

　　在中國經濟發展的過程之中，我們可以看見，一方面是舊的手工業是很快很快的破產，而別一方面，新起的幼稚的工業，要去和外來的帝國主義勢力競爭，這是一件極困難的事情，因此，就極快的淘汰小的企業而集中起來。這種過程是值的注意的。

　　五、中國地方市場的命運

　　現在，我們舉一個例子，來對於中國「地方市場」的發展形勢，做一個總的說明。

　　四川經濟的情形，輸出的貨品，大部分是鹽、絲、藥材、山貨（牛毛、皮子、豬毛等）和桐油、漆，輸入的大都是棉紗匹頭（洋布、毛織、絲織品等）、棉花、煤油、五金、顏料和洋廣雜貨。在那裡就有許多小軍閥，借著政治上的力量做商業上的競爭，集中壟斷商業。稅捐的種類是很多很多的，有各地的過道稅，有一種叫做護商費，這是商人由下江——宜昌等地運貨到四川去，為了安全，要請軍隊保護，他便要一筆很大的費用。除此之外，還有許多別種捐稅：有種叫樂捐，各個小軍閥各有自己的解釋，誰也不知道是為了什麼要捐的。四川是劃成了許多的小防區，每個防區，都有他自己的獨立的捐稅。由重慶到成都要經過七十餘次的捐稅。在這種狀況之下，小商人是極大的破產，非常騷擾。南京政府公佈去掉二五附加稅和裁厘[10]以後，四川小商人就藉口南京政府的命令，要求取消這些。可是四川軍閥取消了這種厘稅以後，又加上「內地附加稅」，說這是內地的事情和中央政府沒有關係。小商人因此罷市了十天。小商人是一點辦法都沒有。大商人就做投機事業，以猜測匯水做賭博輸贏。四川的工業，比較重要的有紡織和食品。五通橋、自流井[11]……等地是出鹽，資中和內江出糖；成都、嘉定、順慶，是有綢緞業，重慶等地有織布業。這些都非常衰落。為什麼呢？因為省外市場沒有，都受戰爭恐慌而阻隔。四川的鹽本來能輸出省外的，可是現在反而有淮鹽運進四川，因為軍閥想多得稅收，混亂了從前「鹽引」的制度。四川的布和綢緞，從前是銷到陝西、甘肅一帶，現在戰爭和饑荒的關係，農民沒有購買的能力了。自流井的鹽坑，本來有十五萬工人，現在只有三萬人有工做；成都織緞子的工人，原來是有三萬人的，現在只有三千了。一二年來，可以見到四川衰落的程度尤其厲害。但是我們不可以認為完全只是「衰落」，內地的這種經濟是在矛盾狀態之下發展的。一方面經過「洋場」間接直接的和世界市場接觸了；另一方面市場的範圍一天一天縮小，由一省的縮成幾縣。每個地方都是有小軍閥統治著，但是這些小軍閥又將各地的經濟權力集中到自己手裡，打擊小的商人。這樣，雙方夾擊並進的形勢中造成中國軍閥的條件。再則四川之航運事業，原有三十幾隻輪船，每只每月航行四次，現在只有七隻船，每只每月只航行一二次。四川的軍閥劉湘[12]便組織航業管理處，說是對付外國輪船，實際是在包辦航業。這種情形，一方面可以見到水道航業的縮小，一方面又有壟斷的趨向。1929年初大家正討論中國的什麼穩定的時候，有人以為中國有了汽車道，經濟就可以大大的發展起來。那時候四川倒也是有汽車道的開闢的，可是這裡汽車限制搭客，有了票子，還要有司令部的允許，才能搭車。這些汽車道現在只是軍閥用來準備戰爭的工具，只是軍閥用來包運鴉片私貨和商人競爭，排擠小商人的工具。

　　四川的實例，可以看見中國地方市場的情形：軍閥藉著政治的力，爭取商業的權利，用政治權力打下小的商人，而集中到自己手裡去，這是中國地方市場和手工業發展的特點，內地各省都有這種情形的。

　　六、中國大工業發展的過程

　　這個發展過程，我們大概可以將他分成幾個時期。一、軍事工業；二、政府和官僚的資本；三、官商合辦的時代；四、歐戰[13]以後的私人資本。這樣的劃分是不大科學的，是很簡單的分析，只能有表面的說明，僅僅能幫助說明中國工業發展的特點。中國工業發展的特點：是除了華僑資本之外，大半並不是由商人之中發展出來的，而是由地主官僚之中生長出來的。因為中國人發財最容易的是做官，做官的人當然大半是地主紳士。中國開始有的新工業是鐵路、郵政、電報等等。這些東西，純粹是「國家」開辦的，而且也並不是真正的需要這些東西，而是因為帝國主義者的要求。帝國主義者要剝削中國，所以他需要鐵路和航船等。這些是很可以說明，中國的經濟日益成為帝國主義經濟的附庸，他並沒有獨立的發展。這是極其應該注意的。

　　一般的說，中國資本主義經濟的發展，有兩個差異的時代。一個是歐洲大戰以前，一個是歐戰時期和歐戰以後。在歐戰之前，中國的商人有了一些積聚，要想投資到工業裡面去。到了歐戰的時期，帝國主義的精力都消耗在戰爭裡，他沒有能力顧及中國的市場，中國的工業，雖然是很弱小，可是似乎有些前途。可是到歐戰停止以後，歐洲、英、德等帝國主義，經過了一陣無產階級革命的波浪，暫時的能夠相對的穩定下來，對於中國的侵略和剝削重新更加加緊起來。到了一九二三——二四年，已經使中國的工業迫上了別一條道路，工業資本已經沒有獨立發展的前途，只能屈服於某一帝國主義，受他的保護，將工廠主的地位變成帝國主義手下的最高職員的地位。許多資本，在這種狀況之下，不再投入工業裡面去，而投到土地上去了，或者用做高利盤剝的資本，或做公債等事業，取得包捐包稅的權利。如其我們以為半殖民地絕對不會有工業的發展，那是太機械了。中國的工業是有些發展，但是內部的矛盾非常厲害，帝國主義打破了中國舊的經濟，封建的經濟是在崩解；但是另一方面，又造成了農村經濟的破產，農民的騷動，商業的停滯，舊的封建關係只是變動了一下形式，他又要反復的阻礙著中國工業的發展。這樣的過程裡，我們可以見到工業資本的買辦化。中國日益成為帝國主義的原料產出地，成為帝國主義農業的後方，中國的經濟沒有一個獨立的前途，而只是在變成帝國主義的完完全全的附庸。只有工農革命的勝利，方才能夠解放中國，使他在無產階級的統治之下，用極快的速度，實行社會主義的工業化。中國工業發展的現象，我們用兩個例來說明：

　　紗廠的統計

　　

　　這個表裡我們可以見到一九一六年到一九二五年之間有很快的發展，這正是因歐戰的關係。我們看到一九二五——二七年的統計，可以看見又再停頓的狀態：

　　

　　而紗業機器入口的統計，也可以看得出同樣的傾向：

　　

　　紗廠的中外分別是中國的六十九個，日本四十五個，英國的五個，一九二七年英國的減少了一個。

　　紗錠中的中外分配如此：一九二六年中國占百分之五十六點七七，一九二七年只有百分之五十六點六二。織機也是減少：一九二六年，中國占百分之五十七點零八，到一九二七年只占百分之四十五點一八。可是日本的大大的在增加，日本廠的紗錠一九二六年占百分之三十七點三五，到一九二七年升高到百分之三十七點五八。織機由百分之三十二升到百分之四十六點九四。

　　中國的工業，要算輕工業裡的紗廠是最發達了，尚且是如此的趨勢。

　　我們如以煤鐵的消費做例，也可以看得很清楚。煤鐵等重工業都在帝國主義的手裡。英文的《中國年鑒》上有一個用煤的統計，中國只有百分之三十二的煤是用在工業上的，而家常用的煤和都市用的煤倒占了百分之四十三。而且用在工業方面的煤，電氣站用的倒占了百分之十，用在紗廠的只有百分之四，磨坊的只占百分之三，鐵廠用的只占百分之一點八。所以真正用在生產工業的只有百分之八點九。也就可以看得出工業發展的程度了。中國的煤，有百分之七的出口，同時又有煤入口。這是為什麼呢？是因為許多礦山都在日本、英國帝國主義者的手裡，如撫順、本溪湖、唐山等等，那裡出的是上好的無煙煤，而勞動力又賤（工人死了只值四十元，買一條馱煤的驢子都要一百元呢！）所以煤又不貴，帝國主義者便將這些好的煤運去，大半是運到日本和澳洲，又再將不好的煤運到中國來。中國的煤鐵礦業及其他重工業有百分之九十是在外國資本手裡。

　　一九二五——二七年之後，有許多事情可以用來說明中國經濟裡工業資產階級的「買辦化」。廣東順德有許多絲廠現在都關了門，這些廠主，不是去做買辦，便是去放高利貸了。一九二九年年底十二月的消息，上海有很大數量的多餘資本，這種多餘的資本，並不但市面上流通的過多，而是有一批無處可以安放的銀子。這批銀子的數目有五百八十萬兩的現銀。這些銀子的來源，是因為內地的農民戰爭，許多地主紳士逃到上海來帶出來的。各個銀行都存滿了，無處可放，要特別造出房子來存這些款子，因此這些人，不但不能得到利錢，而且還要「倒貼」。你們想，如果有別的出路，誰願意將錢去封起來，還要倒貼利息去存放起來呢？這些都是因為在工商業上沒有出路，同時在工業上也是有帝國主義的範圍圈住著。在這種有錢無出路的情形之下，中國的資產階級採取了一種投機的方法，收買國家（軍閥）的公債，將錢去供給軍閥，和軍閥去混合生長在一起，借了軍閥的勢力，包捐包稅，去排擠小的商人。

　　中國的工業資本是一天一天的非民族化，成為帝國主義的附庸，並且別方面又非工業化，做投機事業或經營商業，或購買田地。中國資產階級的這一特性，就是他所以必然叛變的原因，他必定是要去和軍閥帝國主義和在一起混合生長。

　　七、買辦資產階級問題——所謂買辦最早不過一種翻譯，因為外國商人一些話也不懂，而且也不知道什麼地方有什麼東西，要什麼價錢，可以銷什麼東西等等。所以要用買辦。因此「買辦」兩個字，從前在江浙一帶是認為一種侮罵人的字眼的。買辦的意義開始是很狹義的，洋行裡的中國「聽差」叫做買辦。到了最近民國八九年間，買辦這種稱呼在上海已經成了很尊敬的了。變成了紳士了。

　　買辦的廣義的瞭解，他是一個特殊的資產階級，是帝國主義和中國市場之間的一個聯繫的關鍵。在前清的末年，一般的華僑資本還沒有成為帝國主義的附庸部分，還企圖著獨立發展，所以在辛亥革命的時候還有一些革命的作用。到了辛亥以後，買辦的意義，就不僅僅在於在洋行裡的「西崽」，而且開小公司，販買洋貨，收買原料等，都是外國大公司的附庸的機關。他們不但不同外國帝國主義對抗，而正是和外國帝國主義合在一起，他們販買外國洋貨，收買中國原料，在這種關係裡可以見到買辦在中國經濟裡面的作用。

　　紳士和商人，從前本來是對立的等級，可是從帝國主義侵入，商業發展的過程裡，買辦階級固然是在各大都市的商會裡取得了主要地位，大商會的會長往往是買辦，領導幹部也多半是大買辦。買辦由一個低賤的地位，達到了尊貴的地位。商人也有了新的地位。從前紳士是紳士，商人是商人，現在是凡是比較大一些的商人，比較有面子的商人，他一樣有紳士的地位，——買辦變成所謂紳商的領袖。

　　帝國主義的侵略一天一天的深入，買辦資產階級和華僑資產階級的附屬的性質擴大而且明顯起來，他們的反革命作用也暴露出來。一九一一年之後，國民黨內最右的一派便是這些人的代表。中國的工業資產階級同樣的也是在變成這樣的作用。如其中國革命不能起來推翻帝國主義的統治，那末在這樣條件之下中國的經濟發展的途程是中國的工業資本一天一天的非工業化，亦非民族化，而且是買辦化，成為帝國主義財政資本的特別的部分。買辦階級，在馬克思主義上是個後起的術語，其實他不能算是一個獨立的和其他階級對立並稱的階級，他不過是殖民地資產階級裡的一種階層，在一定的歷史階段裡，起一種聯絡外國財政資本和殖民地市場的中間人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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