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的經濟發展和社會階級|瞿秋白

中國的經濟發展和社會階級

　　中國的經濟發展和社會階級(1)（一九二九年十二月十八、二十八日）

　　我們上面已經講過孫文主義和五四運動時期，各種各樣小資產階級的空想的社會主義[1]，所謂「新思潮」。這一講，我們要講到中國的社會經濟和中國社會的階級及各階級的相互關係。從辛亥之前，五四運動，到這個時期（五四之後），已經有十幾年之久了，經過了很大的變動。變動中所引起的許多問題，對於中國黨的黨綱策略是有很重要的意義的；對於這種變動的各方面的分析，也是我們研究中國黨的歷史和黨綱所應該注意到的。孫文主義對於中國經濟發展的觀察是怎樣的觀點，五四運動中各種所謂社會主義對於中國經濟狀態的分析和估計是怎樣？這些都是值得我們去注意，去研究，去分析的。因為所有這些觀點——孫文主義、空想的社會主義的等等的觀點，他們在中國是有過多多少少的影響，甚至影響到我們中國共產黨，他們還是中國共產黨的前輩呢！中國共產黨從前的政治經濟的觀點，還是從他們那裡脫胎出來的。中國共產黨，在自己的發展的過程之中，受著共產國際的指導，便不斷的努力清洗，刷除那些孫中山的、小資產階級的、機會主義的、取消派的叛徒等的對於中國革命的理論。我們要說清楚這一層，正因為他們對於中國共產黨的發展有極密切的關係，所以在這裡還要把前面講的做一個短短的總結。

　　孫中山的觀點從辛亥以前，興中會同盟會[2]起，經過辛亥革命，組成國民黨，一直到一九二四年改組以後的國民黨，有許多變更，不是自始至終，一貫到底的，而是有許多變動和不同的地方。單就興中會起到五四運動時的孫中山主義而論，已經有很大的變化。

　　當初在秘密狀態之中的興中會同盟會，還是一個革命的組織，是在學習下層社會秘密會黨[3]的組織，他直接或者間接的和會黨有關係，許多組織形式都是受了那些會黨秘密結社的遺傳。到了五四運動時，「第二次革命」[4]失敗之後，又經過改組，孫中山的言論和主張，以及改組形式，都已經失去群眾性的本來面目；他已經不是去向群眾學習，而是去做群眾的老師，教訓群眾，約束群眾了。這樣，當然要一見到群眾「不」「服從」他的時候，他們就要氣憤而至於咒駡群眾了。

　　辛亥之前，我們看見孫中山、國民黨有土地國有，民主政體，男女平等等號召的口號。我們在一九一一年以後，也還可以見到一些所謂國民黨的左派之中，還有些人能夠代表下層社會的要求。而在「五四」之後，雖然中國工人階級的鋒芒還只稍稍露出一點，但是孫中山等已經聞到了使他們噁心的，下層社會的「粗暴氣息」；他們恐懼和退縮的動作立刻便開始了，我們看那一時代（五四）的《星期評論》（戴季陶主編）和《建設》雜誌（國民黨機關報），已經在那裡挖心思抽肚腸的計算預防社會革命了。他們說：如果能夠按照他們的辦法，軍政、訓政、憲政的分期教訓群眾的辦法，那末社會革命的大破壞的「慘劇」可以避免。「革命的手段」上，也已經是另想出路了。如果在辛亥之前，我們看見孫中山等人，南北奔走糾合下層群眾的暴動，那末，到這時候我們所見到的是西南割據，勾結軍閥舉行政變的投機政策。

　　民國元、二年的時候，孫中山等還有一點勇氣提出男女平等、普選等等的口號；就是所謂「軍政時代」，也還不是像現在這樣解釋，而還是「用暴力反抗，推翻破壞舊社會」的主張。可是到了五四之後，他們便懺悔了，他們懺悔自己只知道破壞不知道建設，——其實他們什麼都還沒有打破呢！而孫中山的「革命主義」也想起了新鮮花樣，說要上承文武、周公、孔孟[5]的道軌。這些在那一時期孫中山的言論之中，是可以見到的。在同盟會時代有中日國民聯合革命的學說，到辛亥革命之後，孫中山還時常誇大的說：他到了什麼什麼地方，有怎麼樣怎麼樣的人，都是各國：英、美、日、法的民權主義者，怎麼樣怎麼樣的幫助他，每次戰後的記載裡，總是大書而特書的標明出有些什麼外國（法、日、英等）軍官幫他「運籌幃幄」。五四之後，便不聽見什麼國民聯合的呼聲了，已經轉變到官場，政府外交上的聯絡勾當了，而是和帝國主義的政府去修好了。這樣的一次再次的轉變，過渡到他的「國際資本開發中國富源」的學說，這是他最忠誠老實的悔過書（對帝國主義），痛快直爽的供詞（國民黨的民眾），他請國際帝國主義來建設資本主義的中國。從此以後，當初同盟會時代的革命精神已經喪失了不少了。在這個過程裡，我們可以見到革命的同盟會如何一步一步的走到妥協的買辦化的路上去。

　　這些變動，都是不足為奇的，因為他們對於中國根本問題的見解，是有所謂「大資小資」的基本理論。自從「五四」以來，新思潮的湧起，社會主義的新說在全國播揚，雖然還不是馬克思主義的，可是孫中山等人，已經驚恐萬狀了。他雖不敢開口就咒駡洪水猛獸，可是很積極的想阻止這個新的思潮。他們說，中國沒有富人，社會主義是不適合中國的國情。當辛亥革命的前後，他還口口聲聲的說，中國要政治革命，並且要社會革命，還說一說人民如何窮苦，他們要求革命革命的話。可是到「五四」的時代，中國無產階級的力量，開始表演起來。許多小資產階級學生的空洞的理論，和含糊不清的□□主義□□主義[6]，各式各樣的雜七雜八的學說。同時，工人運動亦在開始，其實還說不上什麼，可是資產階級已經非常恐怖了。於是造作理論，說：中國哪裡有什麼富人，哪裡有什麼資產階級，只有窮得很些和窮得好些的大窮小窮的分別罷了，如果找一個美國有幾千百萬的富翁來比一比，那所謂中國的財主，還窮得很呢。根據這種說法，是用不著階級鬥爭，解決中國問題的方法，是只要「共同努力」，如何來製造財富，開發礦山，建築鐵路，開辦公司、洋行、工廠，造輪船碼頭。於是孫中山就做了一本書[7]來論中國的建設（可是在這本書裡很少工業的建築計劃）。

　　這些主張都間接的直接的影響到中國共產黨，黨內的機會主義和他們是有一絲的血緣的。

　　現在，我們可以講到第二個問題——就是《新青年》[8]一派的，主張新文化運動的一群人的主義。

　　這一批人，我們雖然看不見他們一個有系統的組織，固定的形式，而只是一種時代潮流的現象，但是，我們是可以說他們是一個「政黨」。在那時，他們的確能夠團結一部分青年，而且這一部為數並不少呢！他們有自己的政治口號，雖然模糊不清晰，可是不妨說是他們的政綱，他們的旗幟便是新文化運動，陳獨秀便是他們的代表。在那個時候，他們是比較的進了一步的，可是也已經暴露了許多「不可靠」的成分了。

　　最初，他們是反對一切舊的束縛和遺傳，有著極濃烈的反抗、革命的精神，便「進一步」幻想社會主義的「理想」。這一個思想上的發展，可以看得很明白，是資本主義發展之下的個人主義的要求，是「個性的暴動」，對於一切不滿，不論是風俗、人情、道德、思想、藝術、文化、習慣、制度，都反對；對於政體也有民權主義的要求；從這方面，他們又有進一步的要求，不僅是政治上的平等，也要有經濟上的平等，現在看來，很明顯清楚，是社會民主黨的政綱。可是在那一時代，一般的人，都以為是進了一大步了，以為不但提出了政治綱領，並且也提得出經濟的綱領了。

　　《新青年》這一系統，是反對康有為[9]、袁世凱[10]的專制、復古復辟的，最徹底民權主義的一派。可是他們這種要求的具體化起來的時候，即是地方自治主義的職業聯合主義。在最後幾期的《新青年》上，我們可以見到，新青年派的政治主張，便是小鄉村、市鎮、城市、馬路以至於省治的自治，和各縣的聯合自治。這些不但在言論上是如此，就是在實際行動上，也有事實的表現。如上海各馬路聯合會[11]，便是和當時《新青年》中做政治活動的一派有聯繫的，陳獨秀和王正廷也是在這些地方有關連的呢！在「五四」的時候，獨秀在北京中央公園去發散他自己寫的傳單[12]，這是一九一九年的事情，在他的傳單上寫的便是要求自治權，要街坊上的學生、商人自動的起來組織自治機關，不承認北京政府的統治。這種政治主張，是妥協的民權主義——自治運動，而沒有一種革命內容，正可以看得出他是書生空想的改革政治的辦法。如其我們見到那個時代（五四運動的時候）尚有「往民間去」的熱情，那末這種妥協的辦法，已經顯明他是不會不走上脫離群眾的道路，因為他自身有一種命令主義的精神和實質，和機械式運動方式，到了群眾有他們自動的強力的革命行動的時候，勢必要擾亂他們按部就班，規規矩矩的步驟，他們便要抱怨群眾，阻止群眾了。如果遭到失敗和挫折，他們便是要異口同聲的叫著：「你看，不聽我的話（命令），不是失敗了嗎？安靜點吧！」

　　在《新青年》興起時代，魯迅的《狂人日記》[13]，和獨秀的論文，是拼命攻擊一切偶像的。而且達到了極端無政府色彩的程度，可是很快的轉到別一個步驟：這一步驟，便是根據著聯合戰線的那面旗幟而轉的，理由是：既然要反對封建制度，為了要有力量，為了要保持聯合戰線，為了能夠「白頭到老」，那末，有許多事情我們只要講講理論，做宣傳，不要急於實行。在《新青年》的最後幾期，錢玄同[14]和陳獨秀等便做文章為自己辯護了，我們不是怎樣怎樣的，我並沒有過激呢，我們並不說要一切孝道都廢除呢。到了最後，更是糟糕了，在一九二七年時代，下層的群眾真真實行起來了，湖南的農民占了祠堂，組織起農民協會來，把祖宗牌子劈掉，灶神牌位罷到毛廁裡去，跑到人家家裡去強要剪頭髮，解腳布，不論老少，一律「平等」待遇，都要幹，陳獨秀便以為不得了，如此「過火」、「豈不要破壞聯合戰線嗎」，這時候，「聯合戰線」代替了一切祖宗牌位、灶神菩薩、孔老夫子而成為新的偶像了！

　　《新青年》的最早時期，是提倡著國際主義，開始的理論是：只有國際革命能夠救得中國，因為國會是賄選制度，共和是騙人，只要無產階級的國際革命；這在《社會主義討論集》上，我們可以見到。這一思想轉變到反帝國主義，他們的解釋卻是中國的無產階級革命就只是反帝國主義，成為民族主義，不再提到革命的階級性和階級革命了，以國民革命概括籠統的代替他便算了事。實際已經是對於資產階級民族主義的投降，一直到拋棄擁護蘇聯的口號。一九二五——二七年的革命之前，小資產階級的民權主義派，就早帶有妥協的，機會主義的，反社會主義的，反無產階級的傾向。

　　這一派——《新青年》一系傳下的一派，是有他們自己對於中國政治經濟的分析和觀點的。

　　主要的內容是：他們認為中國有資產階級和封建軍閥的衝突，因此最大的危險便在於資產階級和封建軍閥的妥協，如果他們妥協了，那就非常煩難了，這樣我們去和資產階級稍為妥協一下吧，不要嚇壞了他們。根據著恐懼資產階級和軍閥聯絡的精神，得出了如此機會主義的結論，於是對於中國的經濟發展，便有特別的理論：認為軍閥和資產階級聯合，可以依靠軍閥的柱子建設起中國資本主義的特別形式的發展道路。在這一觀點上又推論到：因一九二五——二七年大革命的關係，資產階級已經取得大權，戰爭可以發展資本主義，這便是中國資本主義特別的道路。這些觀點一些保留在《新青年》一派之中，一些影響到我們的黨內。

　　孫中山和陳獨秀對於中國經濟發展的觀點，既然是這個樣子，我們就應當說到馬克思主義者對於中國問題的觀點了。

　　我們主要的題目便是：中國革命問題和馬克思主義。在很短的幾個小時之內，我們沒有可能，把一切問題包括進去。我們分成下列的三個題目來講：

　　一、中國的軍閥制度——即有無封建勢力，和封建制度是否佔據統治地位。

　　二、中國資本主義發展的程度和他的發展道路。

　　三、帝國主義對於中國封建軍閥，資產階級的一切政治經濟的關係。

　　只有了這些問題的解釋之後，才能弄明白，誰在統治著中國，中國的革命是誰反對誰，哪一個階級反對哪一個階級。再則，十年之中，中國的資產階級發展的趨勢，以及政治上的關係都有變動，革命戰線上的各樣的配合，和無產階級如何去爭奪領導權等等，這一方面我們在下面是要極詳細的去敘述的。

　　一、中國的封建關係和農民問題

　　中國的土地關係和農民問題的材料，特別是統計的材料，是非常之少，而平日討論的材料，多半是推論的文章。為了要講第一個題目，關於土地分配問題的，我找盡了我所能找到的材料和書籍著作，都得不到我所要的答案，現在我們只能來研究封建性質是怎樣的，只能來說明白一下土地所有制的各個方式。

　　1．半封建的租佃制度——這是半封建的剝削制度，剝削的方法，這是要首先說明白的。這種制度，便是佃農所耕的土地就是地主所有的土地。這一點，仿佛是很平常，很普遍的，但是我可以說，從來研究中國問題的人，是沒有著重的來觀察這個問題，也沒有去注意這個問題的重要。整批的土地是在地主手裡，分散的租給佃戶耕種。到了收割的時候，佃戶要將生產所得的東西，除了自己吃用之外，完全繳給地主。繳租的方式，大部分是用物產交納的，如米麥、稻子等等；另一種以金錢折算應繳物產的價錢繳納，這很明顯的是一種封建式的剝削，並不是資本主義的，而是資本主義前期的生產關係，使農民所有剩餘勞動都繳給了地主。

　　2．中國自耕農的私有土地，是不是資本主義式的制度呢？——田賦制度的問題。

　　有的人以為中國的土地可以自由買賣，因此這便是資本主義的土地所有的制度，而不是封建制度的了。可是並不如此的簡單，要弄清楚兩件事情，一件是繳稅的情形，一件是出賣時候的情形。第一，繳稅多半是封建式。在表面上看，「照法律」應該繳納的賦稅錢並不多，便以為是很少的話，那是差了。因為從前清到現在，政府是沒有實際統一的機關去收取租稅，而是用了各種各樣的名目去收取，沒有將各項稅目合併成為一項（除了清朝時代曾經有改丁歸漕[15]的辦法之外）。如果以租稅和各式各樣的苛捐雜稅總計起來，農民差不多要將自己所得的百分之六十以上繳到衙門裡去，並且在政府機關和農民之間有許多包捐承稅的商人、胥吏和豪紳等在那裡操縱著農民生死之權，因此農民雖然在名義上有著土地，實際上是不能完全當做物產。再則，當出賣土地的時候，能不能像手工業者一樣，賣出自己的製成品呢？並不能。在一切田地買賣契文上，我們可以見寫著：「本人因近支親房無人承受，願將某處田地若干畝出讓某某……」所以全權並沒有在所有者的個人手裡，還存著有氏族公有的幻象，這亦是封建宗法的遺傳，成為胥吏豪紳利用的機會。出賣的人因此必須要請人作保，要有左鄰右舍，前街後坊的證人，要請族中長老，地方保甲[16]作保畫押，請他們吃飯，而且還要付中人錢，才能算作有效。而賣地的農民，出賣一塊土地，經許多手續和敲詐，也得不到幾個錢了。這豈會是家族所有制的殘餘。因此，農民的土地因為家族所有制和軍閥的賦稅制度的關係，完全不能看做所謂「資本主義的」私產，而差不多等於軍閥的封地。(2)並且還有一點很明顯的，便是收稅是按照契單收，而不按耕戶去收，更加上上述的手續，是足以阻止農民的出賣田地，而強迫農民差不多無代價的「送給」地主、商人和高利貸者去。雖然出賣還是照常有的，但是總不能叫他是很爽快的一買一賣的交換形式。再則，軍閥的收入，最大的來源也是從農民那裡取得的，從前是辦善堂、育嬰堂等按畝抽捐，現在的軍閥是已將這種辦法擴大到毫無限度，即以張作霖快死的時候那件事說罷：討赤也是按畝抽捐，其他是舉都舉不盡的。至於厘稅更不用說了。這一切是證明之表面上土地是農民所有，實質上差不多等於軍閥的土地。軍閥和封建諸侯的不同，在於時間的長短，如江蘇一省，孫傳芳盤據了一二年，隨後張宗昌等上了幾個月，蔣介石又占住這麼一些時候。封建主和軍閥的不同就是一個是世代相傳，一個是你去了我來，好像從前山東是齊國一個國家模樣，傳家接代的統治下去，現在呢是時常換人。所以對這一點疑難，是很膚淺而沒有實質的，因為軍閥的變更對於農民是完全一樣，都是剝削他們的。因此，我說農民土地差不多等於軍閥的封地，並不誇大。

　　3．官田、祠田、廟田及學田的制度。

　　這些同樣的是封建制度的，祠、廟、學田等於歐洲的教會田地（官田可以算入第二種，即軍閥所有的田地，不必多說的）。

　　祠田，大都是被氏族裡的貴顯豪紳所把持。廣東的調查：祠田都在豪紳手裡，絕無例外的。祠田的田地，租給同族的人耕種，也並沒有因為同族的人租額能夠減輕一些，利用這些田地的都是有勢的豪紳——可以說他是拜祖教的教會土地。從前每一祠族有了祠田之後，便設立一所義塾，同族的人去讀書是不用錢的，祠堂便給批土地給義塾做經費。某家的子弟能中了舉或得了什麼秀才、貢生，或如現在中學畢業了等等，便有權領得這些田地地租的一部分。安徽省便有這種習氣，如果某人在中學畢業，便有五十或百畝田的租可以取得。學田是孔廟和前清學台[17]衙門的遺產。這許多田地，也是被中國的紳士所獨佔。在安南[18]（不僅是中國）也有這種情形，中了秀才的人，到鄉下去是不怕餓死的，可以不做事，專靠這種田地上的租過活。現在中國各省的學生到外省或外洋去留學，可以領到教育會等的津貼，也是同樣的來源和遺傳。

　　佛教寺院，不論大小，都有些田地的。大的廟甚至有幾萬畝田，這已經是完完全全是教會式的了，明顯的封建所有制。大廟的主持機關和人物（方丈等等）總是和官廳有關係的。這樣，中國的土地所有制大概可以分做三大類：

　　1．私有制的；

　　2．官有的；

　　3．公地性的廟田等等。

　　這些土地的分量和分配，任何的統計都沒有。瓦林和馬基耶兒的一切調查統計，都沒有這個問題的答案。我研究的結果，所見到的，只有佃戶數，沒有田畝數。或者是只有幾畝田有多少戶，也只是戶口的統計。究竟田地多少的分配是沒有的。究竟地主有多少田、農民有多少田——這種統計始終沒有。廣東一省的調查有一個，比較的可以看看。

　　

　　此外，嶽爾克的統計說：廣東所謂公地，大約有10—13000000畝。（官地沒有數目字）所以，簡單計算起來，總數是：40000000畝地。

　　

　　而戶口的數字的結算是：

　　地主　　　　2%

　　富農　　　　3%

　　農民　　　　95%

　　這裡已經可以給我們一種影像，農民占廣東人口百分之九十五，而只有百分之四十的田。這還是說自耕農，其他的佃農更是非爭取土地不可！廣東如此，其他各省大致相同。中國的農民是為了爭土地而要求革命，是很明顯的了。

　　但是，仍舊不清楚的，就是五畝田的人有這樣的數目，佃農的數目一些也沒有。如果說佃農不在這個數字之內罷？那末，廣東一省的人口，不能有這樣大的數目。而且，在另外一個統計表上，我們可以見到廣東農民的百分之六十六又五是佃農和半佃農。這裡，豈不是弄成上表的二，三百戶的農民（自耕農），只是全體農民中的百分之三十三又五了嗎？全體農民不是要有九百萬戶，那末只是農民，廣東就應有四千五百萬人（以五口一戶計）？而充其量，廣東全省人口也只有三千五百萬（一切的人都算在內）。所以這個統計仍是不清楚的。

　　現在說到幾種不重要的土地所有制：

　　（一）官地，大半是「官荒」的，即石沙田之類。但是地主、資本家、商人，用幾分幾角錢一方方去領來之後，立刻便是大批的土地到地主手裡去了。

　　（二）旗田——是滿清入關時，王公貴戚跑馬圈地所圍去的。自從清末起，這些王公已經守不住自己的產業了。於是漢人紳士又取得了他們土地的管理收租的權力。辛亥革命之後，由那些軍閥，用「旗田歸民」的口號出賣。強迫農民交納田費每畝要收好幾塊錢，最近因此激起農民之中數次的騷動（直隸[19]）。可是，這種制度的本身是已經過去了。

　　在這種情形之下，雖然沒有精確的統計，但如廣東的例，我們可以說全國的土地，至少有一半在地主的手裡。廣東一省的情形，可以代表得南部幾省大概的情形。

　　其次，我們要講到中國土地所有制的特點，和土地使用制的特點：

　　1．農民所有的土地，事實上告訴我們仍舊是資本主義前期的制度，這一點在封建軍閥統治之下的租稅制度，和土地買賣的方式上，是可以見得很明白的。

　　2．土地所有權，有田底田面的分別。田底的所有權是永久的屬地主，田面是可以轉輾的出租，因此在鄉村中一畝的租出可以經過幾層的手續，田主租給大租戶，大租戶轉分給小租戶，小租戶分租給更小的。因為這種包佃轉租的辦法，鄉村農民的肩頭上，不知壓上了多少層的重擔。

　　3．學田等所謂公田，也多是用租佃制度，耕種這些土地的仍是佃農，他們所受的剝削，也都是相同的。

　　總之，中國整個土地所有制，是個半封建式的制度。近代的賦稅制，也只是更加加重農民的剝削。保存著中世紀的物產納稅，同時也有貨幣完稅的辦法。貨幣完稅的辦法仍舊是舊的方式換一個形狀，繳錢的數量，是以本來應繳多少米穀為標準的。按米谷的價錢算成銀兩，再由銀兩算成洋錢的數量，但是這種轉輾計算，是一點「公法」都沒有，不按市價，也不按行情，只是官廳地主豪紳由自己的意思決定。除了這一點（中國土地所有制是封建的）以外，我們是可見到租佃制是一天一天擴張，而租價也是一天比一天更貴起來。農民運動的經驗告訴我們是如此的，可是沒有全國的統計。我們現在用兩種統計來看一看，也可見到一些大概。一種是一九二二年（民十一）南京金陵大學農科的調查，一種是一九二七年（民十六）江蘇農民協會（已經是蔣介石叛變後，經過國民黨改組了的）的調查，只說江蘇江南一部分。

　　1．　　

　　2．江蘇武進縣民國十一年每畝只繳三元七角五分，民國十九年要繳十二元五角二分。租價的增加得如此的厲害，農民的苦痛是一天比一天深刻。其外，還有一個英國人的調查，調查的範圍是昆山、南通一帶。他列出了一個指數表。以一九〇五算做基本數100，結果如下：田價的增加不如租價增加來得快，這是值得注意的。因為田價增加得慢，而租價增加得快，這是對於資本家、商人和地主一種引誘，可以多得利息，是引誘投資到土地上去的一種刺激。

　　

　　至於使用制度的特點，可以有以下幾點：

　　1．租佃制的一天一天擴大，而自耕的農戶數量和地畝面積一天一天縮小。這種分配的統計，是簡直找不出來。在武漢時代，國民黨中央，曾經有過一些空洞推測的統計，完全用不得。我們現在只能用一些外國教士在幾個小小縣份裡的調查統計做例子。我們見到的是佃農數量的增加，自耕農和半自耕半佃農的減少：

　　

　　自耕農和半佃農所少的，恰好加到佃農的數目上去了。此外尚有昆山一縣的統計：

　　

　　2．這種土地使用的關係上，可以看見中國土地的集中到地主階級手中去，這種集中是很快的。但是耕地的集中是非常遲緩。中國的地主、豪紳、僧侶等等，他們管理自己的土地是完全用出租的方式，因此有地主階級而沒有「地主經濟」，像俄國的那一種□□□□□[20]。中國自從資本主義從外面侵入以後，鄉村經濟是一步一步的在資本主義化的；貨幣的經濟破壞了半自給的經濟，從前日常用品大半是農民自己動手做。現在大半是到市場上去買了。因為土地集中很快，而耕地集中很慢，中國鄉村的雇農是增加得也不多的。而半佃農自耕農則一天一天的喪失掉自己的土地。這樣鄉村的人口一天一天過剩，許多農民成了游離的分子，「流氓」、「土匪」、「盜賊」、兵士的數便一天一天增加起來了，而佃農雇工的勞動條件也更加惡劣起來。

　　3．這些土地既然是一天一天的收集到地主、豪紳、軍閥、商人、高利貸者的手中去，他們用的方法不只是所謂「公開交易」，而是強佔、搶奪、詐取等無所不為的。二十年以來，土地買賣，主佃轉易的過程，是無從稽查，因為到縣署立案報告者，只是這種土地轉輾的極少一部分。那些用強搶硬奪，高利盤剝的手段取得的土地，是不可計算。

　　4．農村裡的經濟是向著資本主義道路上去的，可是在另一方面，工業式的大規模的農業企業仍舊非常非常之少。只有一些幻象，如熱河、察哈爾及江蘇沿江海一帶，有所謂墾殖公司的組織，而實際上，這些墾殖公司並沒有去墾殖，只是做土地販賣的勾當，出租轉租的勾當。

　　只有工業對於農業的影響，倒真真的引起了農業裡的一些變動。就是原料的生產源源的在那裡吞併稻麥的田地。

　　這些原料生產品，是和出口有關係的。這裡我們就要講到基督教和帝國主義深入中國內地的關係。基督教在中國內地是很積極的收買土地的，並且兼著做收買原料品的勾當。他是帝國主義秘密的收買機關，和物產的□□□□[21]，他也做得非常精細的，如甘肅等僻遠的地方，沒幾處沒有外國教士足跡。因為這種新的刺激，我們可以見到種棉、煙等的田地日益擴大。可是原料生產品的種植，仍舊是沿用著封建的剝削方式——租佃制度。在中國是看不見多少新式的大農場（плантация），只有農商部辦的幾個試驗場。

　　帝國主義，基督教會因為收買原料的關係，和租田給農民播種煙葉等，便常常玩弄手段，不到二三年農民成了他們的債戶，而再過幾年，因為積債不清的緣故，差不多完全成了他們的奴隸了。所以原料生產品的發展，只是形式上的變換，封建制度的剝削，而實質上（土地關係的制度）是沒有什麼變動的。

　　除此之外，鴉片煙的播種，也是中國農村經濟裡的一件大事，奪去了種米穀的面積。這是因為鴉片煙是軍閥收入的一大來源。所謂禁煙機關，實際是軍閥做鴉片煙生意的營業機關。這種田地的面積也是在一天一天擴張開來，只許昌一縣，從一九一七——一九二七年十年之間，增加了二倍。在河南西部，有個師長，在蔣介石的「國民革命已經成功，同志毋須努力」的現在，下命令給他治下農民，要有百分之三十的種鴉片。在安徽北部十六縣地方，有四十萬畝鴉片煙田。

　　此外，中國的治水工程最近三十幾年來，不但沒有了政府方面的幫助，並且大大的破壞，再加以不斷的軍閥戰爭，便形成極端巨大日益深入的農業危機。這種農業危機，在現存制度之下，是沒有出路的。

　　中國的土地所有制，我們分析的結果，都是帶有封建性質的。可是自從帝國主義侵入了中國的市場，經濟的商品發展任何力量也不能阻止他將中國的經濟資本主義化起來。可是，中國的資本，在帝國主義和中國封建勢力的範圍之下，大多數是投入土地的一方面來，資本主義化的經濟，卻是建築在封建式的土地所有制上面，而土地又漸漸的集中到地主、軍閥、紳士的手裡，他們用一切方法，強取硬奪的搶掠農民，於是中國的失地農民、流氓、土匪等游離分子一天一天的增加，因此對於這種土地所有制，要提出土地國有的黨綱，不然，生產力是被阻止著永遠不能發展。

　　土地的分配，我們不能詳細說，因為沒有材料，可是我們可以見到中國農民是為土地而鬥爭，是沒有疑問的了。

　　剝削農民的，除了土地所有制之外，尚有一種高利貸的錢莊資本。

　　自從帝國主義者侵入以後，高利貸資本更加發展。他有兩種形式：一種是銀錢；一種是物產——米糧、種子、農具之類。第一類的利息之高已經可以使人驚奇的了，而第二種的債那是更來得特別。借來糧的歸還法是用物產還物產的債，通常是兩三倍。可是另一種方法是用物價折算銀兩大洋，往往要過十幾倍，農民的血汗要完完全全擠幹了去還債。如無錫有一件事，是很確實的證據。有個農民因為年歲荒蕪，沒有辦法，向地主借了一擔米，那時米價很高，要十六元一擔。講明次年還二擔米，到了次年，年成非常好，只有四元錢一擔米。農民挑了兩擔米去還債的時候，債主便另翻花樣了，說：去年十六元一擔，今年還兩擔要三十二元，今年米一擔只值四元，四八三十二，要還八擔米。……這種剝削，已是到了極高度的了。高利貸的資本主要的集中在錢莊和當鋪裡，利息之高，也是在城市中是見不到的。十年以前，南京鄉村中的利息，年利要百分之九十六，一百元借款要還一百九十六元。

　　借貸事業之發展，從帝國主義侵入之後，他們是更有系統的網絡各個市場的經濟。在香港和上海等城市中的借貸利息是：

　　香港每十元日利是一角八分

　　上海每百元日利是三分

　　平均工商業的年利不過是百分之十二——三十六之間。與農村中高利貸的利息比較起來相差非常之大——百分之六十四，還是最少限度的差額。帝國主義和中國的商人便經過中國銀行，各地錢莊，建起高利貸的網脈。相差的利息收入，便成為各級的轉輾機關的所分利潤，農民的血汗，便成為他們利息的總來源了。各地的豪紳、地主，他們各有自己本地的行情市面，可是帝國主義者是更能通盤計算，「內地洋行」能夠給他們很正確的材料，使他們能很靈便的指揮，轉移他的資本，操縱一切。因此，錢莊、當鋪等事業，實際也是廣義的買辦制度，高利貸者更是最下層的買辦階級的細胞和觸鬚。

　　自辛亥革命到現在，中國小農階級對於帝國主義的衝突，便是對於紳士、豪霸、地主、債主的衝突，他們不是直接的和帝國主義者交鋒接刃。

　　中國社會原來就是豪紳和平民的階級分別：這是封建社會裡的階級，不是資本主義社會裡的階級。帝國主義侵入中國之後，豪紳及平民的階級對抗，亦發生形式上的變更。因此，許多人就只看表面，不看實際，說中國沒有貴族和平民之分。其實，「紳士」是中國貴族的名稱。對於中國紳士和平民的分別，觀察得不清楚，是因為有兩個主要的原因。第一講到貴族階級，只是搬起教科書上的字義去量度中國的紳士，當然弄不清楚了，他們看不出中國紳士的貴族性的特點。有些因為自己是紳士出身，反而見到自身的特點。第二點，他們口頭上叫著社會主義，而實際上，不去見到所謂平民中階級分野，不去見到小農中的資產階級分子。小農不論他窮得如乞丐一樣，他還是資本主義的分子，是一個小有產者啊。他們在各種土地所有制之下這些是和地主階級對抗的。

　　紳士貴族性並不在要他有如西歐式的古代王公的貴族一樣，要能傳宗接代的世襲制度，中國紳士沒有這種的方式。可是，我們就法律的、最形式的一點看來，便可以見到紳士的特點，在清代，每一治區（省和縣），學官和縣官，撫台[22]和學台等是分權的，秀才、童生是不割去頭銜，不經過學官的判決，別種官吏是無權利去打屁股的，可以說這一種人是有他們的「屁股特權」。

　　辛亥革命之後，一直到所謂國民革命之後，穿著長衫的人，還保有他的「體面」，即使個人是一畝田都沒有，他說話總是很響亮的，而且有方法去取得田地的實際支配權。

　　不過我們記住一件事：辛亥革命之前，「商人」是不在紳士之中的，辛亥革命前後，紳士自己商人化起來，後來凡是有錢的商人都自然成為紳士（前清時代是做官的方是地方上的紳士）；就是紳商兩個字，合併成一個名詞了。

　　在這些時代的過程和經濟的發展之中，我們得到的結論是，紳士地主是商業化，農民日甚一日的貧窮了。

　　我們在辛亥之後，可以見到一個中國土制的新名詞，便是「紳商階級」，因為日帝國主義侵入以後，我們統計表上可以見到各地的市場是在那裡的發展，貨物運輸和進出的數量也是增的。我們如果找到這一切材料，可以見到發展的詳細的情形，可是我們沒有這樣的時候來考察，現在只能說個大概。

　　

　　這些數目字，可以表示出內地市場和對外進出的發展，這些是使中國各個地方市場之間的關係有一個更大的發展。

　　在這個發展中間，在開始的時候便是劇烈的強暴的競爭著的。因為中國商業是在帝國主義時代才發展起來，牧師和封建的鄉村制度便操縱這些營業，壟斷原料，包辦販運等等，於是大的□□[23]的，成了獨佔的狀態，而農民的失業和破產更加厲害。最大的獨佔者，從前是皇室——米鹽等等必可得到的東西，和中國規模較大的手工業——瓷業、絲綢等等。到了後來，軍閥代替了皇帝。在清末的時候已經有各地方官府開設招商局[24]之類的企業。

　　中國各省地方市場的發展，便在各省區形成帝國主義支配之下的商業中心，以至於工業中心；這些地方市場的中心，相互之間是還沒有聯合成功一個統一的中國市場，可是同時，各個地方市場，直接的間接的已經和帝國主義的商業單獨發生關係。

　　各個地方市場的向外發展，自然便是武裝的衝突。每個地方市場的內部已有了新的組織——商會，他們是政府的庫藏。這個組織裡的各派都角逐著爭到當地的政權，藉以發展自己的利益，我們在每一個縣份裡都可以見到幾派紳士，可是他雖然是相互傾軋，而他們是一個階級——「紳商階級」。我們在上面所講到的，可以看出他們發生的路徑。

　　「中國因為有商業資本和特別的封建殘餘混合生長」，這便成為中國軍閥的基礎。這是史太林[25]同志的話。這句話的中國話的意義：軍閥所謂「紳商階級」的統治，便是商業資本化的經濟，加上了封建制度的土地所有和使用關係，——這一個階級和這種的經濟形式，是中國軍閥的基礎。地方市場的發展，是這種基礎的動力。

　　中國有沒有封建制度的問題，決不是機械的以教科書上的尺度可以衡量的，而要看得見中國經濟發展的特點，而在這上面生長的特殊的軍閥制度的豪紳統治的權力，或者有人說，南京政府坐著蔣介石，他不是你們說他代表資產階級的嗎？那末，這個人他應該知道南京政府的實質。他應該知道：蔣介石能夠做得成南京政府的主席，這是因為他自己成了軍閥，成為大資產階級的某一代表，是因為他自己投降封建勢力。卻並不是資產階級的民族改良主義得勝了，所以蔣介石做了主席了。南京政府並不是有一個什麼資產階級，而是軍閥的統治。

　　帝國主義者是經過這些軍閥豪紳，高利貸者買辦，吸取中國的原料，剝取中國的人民，阻礙了中國的生產力的發展。有了軍閥，正可以使帝國主義者有了現成的代理人，用不著別開方面，想法子派一個南華或北華總督的像派高麗總督、安南總督一樣。他們決不會來幫助中國工業的發展的。

　　各個帝國主義者，依據著各個中心口岸（漢口、廣州、天津、上海等）各自發展勢力，因為誰都不可能來獨佔中華，便早就有瓜分的口號，而現在實際上也等於瓜分了一樣，各有各的勢力範圍。他們都是和各個獨立的地方市場相配合。經過迅速的發展，日本統治了整個滿洲的一切權力，香港的銀行，管理了南中國的經濟而至政治的命脈。帝國主義的瓜分，只是使中國的各地方市場的經濟分道揚鑣的各有其主，朝著離心化的傾向發展造成勢力範圍。很明白可以見到：列強帝國主義對華統治的基礎，正是在軍閥的「紳商階級統治」的制度和地方市場的經濟系統。

　　注釋

　　[1]空想社會主義，又稱「烏托邦社會主義」。一種不具現實性的改造人類社會的社會主義理想。空想社會主義者只憑主觀願望，提出廣泛的改造社會的計劃，幻想通過宣傳、感化資產階級和示範試驗來實現社會主義。其主要代表為法國的聖西門、傅立葉和英國的歐文。

　　[2]興中會、同盟會，見本卷第250頁注23。

　　[3]會黨，指天地會、哥老會等以反清複明為宗旨的清代民間秘密團體，孫中山的中國資產階級革命派同它們有廣泛的聯繫。

　　[4]第二次革命，即討袁之役。見本卷第250頁注27。

　　[5]文武，即文王、武王，相傳為周朝的賢明君主；周公，即周公旦，傳說他制禮制樂，是西周政治家；孔孟，即孔子和孟子，儒家學說的創始人和繼承者。

　　[6]原文如此。

　　[7]指孫中山著的《建國方略》一書中「實業計劃」。

　　[8]《新青年》雜誌，原名《青年雜誌》，1915年創辦於上海，從第二卷起，改名《新青年》。1917年遷北京出版，1920年遷回上海。早期由陳獨秀主編，提倡科學與民主，反對舊道德提倡新道德，反對舊文學提倡新文學。俄國十月革命後，開始宣傳馬克思主義。自1920年第11卷起，成為中國共產黨上海發起組機關刊物。中國共產黨成立後，為黨中央理論刊物。1922年7月休刊，次年6月改出季刊，由瞿秋白主編，1924年7月停刊。

　　[9]康有為（1858—1927），廣東南海人。中國近代維新派領袖，發動戊戌變法。失敗後逃亡國外，提出保皇。辛亥革命後成立孔教會，宣揚孔子大一統論，並參加復辟活動。

　　[10]袁世凱，奪取政權後，實行專制統治，準備帝制自為，並恢復學校讀經，進行祭天祀孔，為恢復帝制作張本。

　　[11]上海各馬路聯合會，即上海各馬路商界聯合會。五卅運動中，上海各商店中、小資本家的組織。

　　[12]這裡說的是陳獨秀寫的《北京市民宣言》，是用中、英兩種文字草寫的傳單。1919年6月11日晚，陳獨秀在北京前門外新世界遊藝場散發這一傳單時，曾遭京師警察廳便衣密探逮捕，後經各方營救獲釋。

　　[13]魯迅（1881—1936），原名周樹人，字豫才，浙江紹興人。中國現代偉大的文學家、思想家和革命家。《狂人日記》是他第一次用「魯迅」的筆名發表的中國現代文學史上第一篇白話小說，對人吃人的封建制度進行了猛烈的揭露和抨擊。

　　[14]錢玄同（1887—1939），原名夏，字德潛，浙江吳興人。語言文字學家，歷任北京大學、北京師範大學教授。

　　[15]改丁歸漕，即「攤丁入地」，將丁銀併入田糧徵收。明代一條鞭法實行後，代役丁銀逐漸攤入田畝徵收，但未普遍執行。清代繼續施行。康熙五十一年（1712）規定依照上年各地所報丁數，固定稅額，以後「滋生人丁，永不加賦」。「攤丁入地」後，地丁合一，丁銀和田賦統以田畝為徵稅對象，簡化了稅種和稽征手續。

　　[16]地方保甲，是中國封建時代管制和壓迫人民的基層政治組織。保甲以戶為單位，若干戶為甲，設甲長；若干甲為保，設保長；若干保為聯保，設聯保主任。

　　[17]學台，是清代負責各地教育的長官。

　　[18]安南，今越南。

　　[19]直隸，今河北。

　　[20]原稿空5字。

　　[21]原稿4字不清。

　　[22]撫台，即巡撫，清代省級地方政府長官，地位略次於總督。

　　[23]原稿兩字不清。

　　[24]招商局，清末最早設立的輪船航運企業。1873年成立，總局設上海。

　　[25]史太林，今譯斯大林。

　　(1)1929年冬至次年春，瞿秋白曾在莫斯科列寧學院作了關於中共黨史和中國問題的講演，這是第三講（上）。根據中央檔案館提供的作者手稿刊印。

　　(2)資本主義社會之中，土地本來不能是通常的商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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