致中共中央政治局的信|瞿秋白

致中共中央政治局的信

　　致中共中央政治局的信(1)（一九二九年十二月十五日）

　　政兄：

　　〔第六號信。——第五號信是十月三十日寄出的，所論是關於汪陳派及黨的新任務及新口號。此後，國際代表團少年代表到此，做過報告，帶來英德文的文件等之後，又寫了幾句簡單的信。〕

　　前兩天方才接到中國寄來的漢文材料，從中央三十六號通告及五十幾號的通告止，直到開除陳獨秀、彭述之、汪澤楷、馬玉夫、蔡振德的文件[1]，整個的六月全會（二中全會）議決案[2]及接受國際農民問題的議決案[3]，還有反托洛茨基等的材料都接到了。

　　現在分幾個問題談談：

　　第一，關於二中全會。二中全會時的農民策略上的說法，仍舊是不妥，現已有改正，不再贅述。二中全會的問題，不久，我們便要討論，國際[4]同志的意見，暫時以為（一）一般路線雖然正確，然而對於「變軍閥戰爭為反對軍閥戰爭」的口號沒有明顯的提出，沒有有系統的準備這種轉變的工作路線的明確的規定——顯得太弱；關於中國資產階級作用的說明，還顯得不大精確；（二）關於右傾危險的估量，還是太輕了些。後來陳獨秀的發動[5]，是一種事實，足以證明不但右傾已經無形之中的形成危險派別，而且形成黨外的取消主義的政綱。現在應當根據國際最近的信，特別加重說明，宣傳並執行這兩點：（一）是「戰爭轉變」的口號已成群眾鼓動裡的口號；（二）是陳獨秀與托洛茨基的「左」右兩種取消主義分子，應加以肅清之外，黨內仍是右傾為主要的危險。

　　第二，關於陳獨秀。此間至今只收到陳獨秀的第三封信。其第一、二封信仍舊是沒有中文稿子。因材料的晚到，所以留俄同志中尚未開始廣泛的報告，而只限於消息的報告。現在在兩禮拜之後將在各校[6]開始詳細報告及討論。國際方面，幾天後就可以有形式上的「讚美」開除的決定——這當然不成問題。對於反對陳獨秀的問題——理論上的斥責（並非討論）的問題，既然他將他第三封信公佈了，就成為重要的問題了。國內的對於第三封信的答覆，這裡還沒有收到。這裡的意見，大致表示在我的文章裡[7]。這裡的注意是在肅清，現在應當提出「凡是擁護而且宣傳陳獨秀等類的主張的人，是和共產黨黨籍不能相容的了」，這就是說，即使口頭上反對陳獨秀，贊成開除他，但是，如果政見上是類似的主張，這種人便應當肅清出去。右傾在黨內的危險，必須加緊注意，更加緊的鬥爭。

　　第三，黨的路線和工作方針：（一）黨綱策略上的問題。必須對於資產階級發展的問題，有明確的解答，對於農民戰爭的問題，有堅定的領導贊助的方針，變軍閥戰爭為階級的國內戰爭，工農反對豪紳地主資產階級的方針。無論黨主觀上現在的組織情形，工農組織的力量微弱到如何的程度，都應當有總目的的方針。「黨的組織原則應當由黨的任務來決定；不能夠是黨的任務由黨的組織狀況來決定。」（列寧）戰爭轉變的目的是我黨現時的總方針。轉變的時機，這是另外一個問題——亦許現在還沒有明顯答覆的問題（在全國範圍之內）。應當使這個時機成熟起來，應當有系統的使他成熟起來。（二）「聯合」的問題是：現在應以暴動為標準，來決定無產階級的同盟者。現在民權階段之中我們是有同盟者的；誰說國民革命失敗之後，中國無產階級就只有「超階級的革命，他就是資產階級的奸細——因為革命高漲期間這種奸細最能夠執行資產階級削弱無產階級的使命」。但是，誰是我們的同盟者？——誰贊成暴動——推翻封建式的土地關係的暴動，我們就同誰「同著一起打，各自分路走」。這就是農民群眾——民權主義的農民（當然不會是社會主義的農民呵）。甚麼：汪陳派[8]罷，富農罷，學生罷，或者第三黨[9]罷，宋慶齡[10]罷等等的猜度，都是機會主義的動搖！（三）高潮問題。現在要注意反對一種傳統的意見：以為黨的主觀力量沒有組織好之前，高潮是不會來的，或者說，是因此就要推遲的。這種見解絕對不是布爾塞維克的。應當加緊鞏固自己黨的力量，趕快的去迎著新的高潮，不要落後！為「過分估量」所嚇，以致於始終不敢說出革命新高潮已在日益生長，這是不必的，有害的！（四）爭取群眾的目的是準備武裝暴動。為爭取群眾而爭取群眾的精神，一定要肅清，無目的拖住群眾，所以會發生取消赤色工會[11]，投降黃色領袖[12]的右傾傾向。（五）黨內團結。黨的團結，必須在布爾塞維克的原則的基礎之上來團結，必須在黨的路線上來團結。——決不是互相容忍，互相敷衍的無原則的赦罪主義，這是布哈林的機會主義，而不是列寧布爾塞維克的組織原則。「調和主義和統一主義對於俄國工人的政黨，不但是發瘋的主義，而且是亡黨的主義。」（列寧）再者，組織上必須訓練出工人的幹部，中央和各省、國際和中國都應當要有和當地工人的直接聯繫；要上海、香港、天津、武漢的工人之中，至少每地有一兩個工人通信員，直接寫信給國際政治局（東方部只是比較技術的機關），直接寫信給中央。「要他們自己寫，自己能夠運用秘密通信辦法(2)，而且使他們每人準備幾個『候補』，不要單相信黨內的知識分子，不要相信。這是工人幹部能夠做，應當做的。」（列寧）（六）二中全會及中央屢次通告，都看得出：國內寫議決案是非常冗長，時時重複。必須改用簡短明瞭，題目分明的辦法。例如政治議決案，宣傳議決案，職工議決案裡同樣意思重三複四的說一個題目的地方，極多極多。

　　第四，黨的現狀。據最近所得材料，以及偶然撿得的出版品，這裡意見，可以得到黨的成績和進步確是很大的感想。可惜，關於這些你們除八月二十一從西歐轉給代表團的信以外，沒有再有信告訴國際以工會、農運、宣傳、組織的其他具體材料。我們知道：中央有布報、紅旗、海上日報[13]，不過所得知的很零碎——罷工農暴消息，所謂東交事件[14]消息等都不能得到有系統的頭緒。我覺得《紅旗》的文字還太深奧一些——編輯上應有大大的改良。海上日報的社論往往很弱，編輯文字也需要改良。最主要的，必須有工人通信員的組織——中央機關報特別派一兩人直接到工人區域去收集通信，幫助工人寫作等等的辦法，非常之必要了。再則這些出版物，何以你們一份也不寄給代表團呢？我提議，立刻將我的住址，中夏[15]的住址發交發行處，令每有一種印刷品（書籍、雜誌、報等）出來，立刻清出十份：五份由德國轉寄，五份直接寄莫——用郵政的寄法，夾在《字林西報》[16]或無聊的中國雜誌之中寄來。至要要要要！！

　　第五，國際關係。中國的黨，已經是殖民地上的第一黨，是國際許多大黨之一。國際政治局裡（如馬魯意裡斯基[17]、莫洛托夫、苦烏西寧[18]等），往往問起：為什麼向忠發[19]、李立三、周恩來、任弼時[20]、關向應[21]等等，以及中國政治局，一個字也不寫給國際的政治局（注意：屢次重要的信都是由國際政治局——秘書處寫給你們的，並非東方部的名義）。最近，例如開除陳獨秀及二中全會的問題，你們也沒有正式致國際的信報告。以後一定要按月用政治局名義寫信來給國際政治局。忠發老哥，你個人及其他中央委員，都可以勤寫信，談談國內一切情況，至要。

　　第六，布哈林問題。布哈林已於七月的十次全會開除國際執委主席團委員之職，最近，蘇聯黨中央的十一月全會，開除蘇聯政治局委員之職。關於布哈林的材料，我前幾封信都已提及。四月間我就有一封詳細的信，隨後，並寄上一國際的決議案。國內必須做一反布哈林的宣傳運動。國際方面要忠發、立三、恩來等個人及中國政治局發表對於布哈林問題的主張，並且要上海等處工人同志的信函。現在意大利、法國、德國等大黨都有中央委員會贊成蘇聯中央開除布哈林之政治局委員的決議到莫——贊成開除他的國際主席團委員的表示，早已有了。

　　第七，國際材料。七月十一日你們的信直到最近才有英文稿到，其中說起代表團不寫材料的問題。其實凡是重要問題我都在信中述及。材料則只能寄外國文的。然而，國內始終沒有地址寄來。俄文的材料，如雜誌等，必須有一個兩個三個的上海地址，可以由此寄德國再轉寄來，□□！最初，我們曾經交給國際交通處五六次，現在查起來，國際交通處都擱置不寄——因為太重太厚，不能秘密帶的。中央七月來信，最後一句說：「下列地址可寄書報」，並有雙點「：」，然而「：」之下，一個字也沒有了！奇怪不奇怪呢？請速寫信告知。去年曾經定了幾種雜誌，一本也未能寄出。現在已經去定明年的。望你們的兩個三個地址。

　　第八，中國黨綱問題。中央七月的信，曾委託我起草黨綱。現在我方接到此信。我在此一年之中，大部的時間是化在這一問題上。陸續寄出的農民、職工、獨秀等文章[22]，都是準備工作。現在的問題，已經需要決定委員會的名單。我的提議是：莫洛托夫、苦烏西寧、米夫[23]、沙發洛夫[24]、秋白、中夏、國燾七人。國際方面尚未討論。再則，此問題的準備是非常重要——是中國革命理論基礎的制定的問題。需要的時間必定較多，至少要五個月，尚且必須國際方面准我三個月的假——即不管一切雜事。黨綱必須在七次大會提出。而國內革命的發展亦漸有需要開七次大會。東方部已有此意，準備在明年七八月間仍在俄召集，尚未最終決定。此事，須等待你們的意見，請即答覆。七次大會的任務甚大（黨綱不過其中一部分而已），準備方面極其重要，請給指示。

　　第九，代表團問題。餘飛快要回國。國燾只管自己讀書。王若飛最近對獨秀問題說：「贊成在思想上和獨秀辯論，向黨內群眾解釋，然後再開除，不贊成立刻提出開除問題。」此外，十月間在討論汪陳派問題的時候，王若飛又提起今年二月間的國際的信的問題[25]，他說當時討論是他犯著最少的錯誤！關向應同志、蘇兆征同志當時是在此地的，兆征同志是死了！向應同志一定記得：當時若飛的意見是最右的意見。因此，代表團已決定停止他的出席代表團，並撤銷他在農民國際的工作——他農民國際的工作，事實已經停止。現在請中央批准，即刻書面答覆。應以黃平[26]補入。

　　第十，留俄學生的問題。中央最近告留俄學生書，已經公佈出去。孫大情形，有餘飛同志的綜合報告（見附件）。孫大風潮的問題[27]，蘇聯中央的調查委員會，不日將有結論。調查委員會的主席紀爾桑諾華同志已經對我及國際宣傳部委員會正式報告：孫大支部的黨的工作（托、白爾達）確有濃厚的機會主義及官僚主義的成分。暫不詳，俟再告。

　　將來留俄學生的方針，應當是（一）孫大縮小到二百人光景——其餘分別扣留（反革命或反對派），送回。以後（一九三一年），每年需由中國派五十人（工人須占大多數），分入列寧書院及孫大。（二）列寧書院應準備高級幹部，孫大準備一般群眾運動的幹部。而且將來要擴大成國際的殖民大學，以中國部為主體，外加印度等等。（三）軍事學校，俟畢業後（現有學生畢業後）即不再開班（因潘鍔之經驗，很苦痛而無大效，黃平能夠以事實證明之）。軍事訓練附在孫大進行。軍事高級學校（如陸大及軍政大），則以孫大畢業生——能完全用俄語聽講者去為原則。（四）組織共同的總的翻譯委員會。此事至今不能成功，我已吵了一年多，而因分配零亂及吳良武之回國（不得代表團允許即去）等，始終無以進行。必須定下一原則：留若干人在此任職業的翻譯，然後方能組成。此等辦法，蘇聯中央政治局等你們的正式函件來即可決定。

　　再則，必須有中國黨中央特任一「留學生監督」（一笑），在此專營組織問題。將來回國學生之評語成績等，分配派遣等，由他以全權與國際及蘇聯中央共同決定。並為事務性質的繁雜，決不能以政治代表兼。請即日決定，書面上從速的通知此地。暫時，已由國際政治委員會決定中夏同志。

　　三則以前回國學生的評語，完全沒有給。這是因為孫大以前的指導機關，完全無此能力——其黨部、教務處機關之零亂混蛋，已至不可言喻的地步。代表團向之要求名單及評語，至十五次之多，而始終交不出。

　　其餘的問題，下次再談。所有此信所提出的問題，以及宗□同志信所提到的幾個需要答覆的問題，請中央即日書面逐條明確的答覆，至要至要。

　　聽說恩來、向應同志都病，現在怎樣了？不勝懸念之至！！

　　此致

　　共產主義的敬禮

　　秋白　一九二九.十二.十五

　　政兄：

　　寄上附在第六號信的函件如下：

　　

　　再，以後寄來材料，切勿裁剪。此次之來件，又有很多很多，因此而看不清楚，須下令國際交通處絕對禁止剪邊，布報等由秘密交通寄者，至少須寄五份（薄紙印的可以寄的）。

　　秋白又及

　　注釋

　　[1]即1929年11月1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作出的《關於開除陳獨秀黨籍並批准江蘇省委開除彭述之、汪澤楷、馬玉夫、蔡振德四人決議案》。

　　[2]六月全會（二中全會），1929年6月下旬至7月初在上海舉行。

　　[3]即1929年9月中共中央發佈的《關於接受國際對農民問題之指示的決議》。

　　[4]國際，指共產國際。

　　[5]陳獨秀的發動，指1929年7月25日、8月5日和11日陳獨秀在寫給中共中央的三封信中，對中央當時在中東路問題上所執行的政策以及自大革命失敗黨的路線發動的攻擊。

　　[6]各校指莫斯科中山大學、東方大學、列寧學院等中國留學生比較集中的幾所學校。

　　[7]指瞿秋白寫的已收入本卷的《中國的取消主義和機會主義》一文。

　　[8]汪陳派，即汪精衛、陳公博的國民黨改組派。

　　[9]第三黨，見本卷第11頁注⑨。

　　[10]宋慶齡（1893—1981），廣東文昌人，國民黨左派領袖。大革命失敗後，曾與鄧演達一起去蘇聯。

　　[11]赤色工會，指共產黨領導的工會。

　　[12]黃色領袖，指國民黨控制的黃色工會領袖。

　　[13]布報，即《布爾塞維克》雜誌；紅旗，即《紅旗》週報。都是中共中央機關刊物。海上日報，疑為中共江蘇省委主辦的上海工人報紙《上海報》，1929年4月17日創刊。

　　[14]東交事件，指中東路事件。見本卷第511頁注44。

　　[15]中夏，即鄧中夏。見本卷第368頁注⑧。

　　[16]字林西報，英國字林洋行在上海出版的英文報紙。

　　[17]馬魯意裡斯基，今譯曼努伊爾斯基（Dmitri Manuilsky，1883—1959），1903年加入俄國社會民主工黨。歷任聯共（布）中央委員、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委員和主席團委員、書記處書記等職。

　　[18]莫洛托夫，見本卷第162頁注13。苦烏西寧，今譯庫西寧。見本卷第58頁注②。

　　[19]向忠發（1879—1931），湖北漢川人。1927年7月大革命失敗後，任中國共產黨駐共產國際代表。1928年黨的「六大」後，任中共中央總書記。1931年6月22日被捕叛變，24日被國民黨槍殺。

　　[20]任弼時（1904—1950），湖南湘陰人。當時任中共中央長江局委員兼中共湖北省委書記。

　　[21]關向應（1904—1946），遼寧金縣人，滿族。當時任中共中央委員、共青團中央書記。

　　[22]這裡指瞿秋白寫的《中國職工運動的問題》、《中國革命和農民運動的策略》、《中國的取消主義和機會主義》等文章。均收入本卷。

　　[23]米夫，見本卷第351頁注②。

　　[24]沙發洛夫，今譯薩法羅夫（Georgi Safarov，1891—1942），1908年加入布爾什維克黨。歷任蘇共候補中央委員、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委員。曾在塔什幹共產國際遠東局和共產國際遠東處工作。

　　[25]1929年10月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討論了汪精衛、陳公博的國民黨改組派問題，並發出了給中共中央關於國民黨改組派和中共任務的信。

　　[26]黃平，見本卷第579頁注25。

　　[27]孫大風潮，指中山大學的學生問題，見本卷第310頁注④。

　　(1)這是瞿秋白寫給中共中央政治局（政兄）的「第六號信」，根據中央檔案館提供的作者手稿刊印。標題是編者所加。

　　(2)關於政治問題的信，不怕洩漏的信，可以直接郵寄德國，函中寫明「轉寄維它——及國際政治」。德國有兩個同志的通信處都可以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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