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的取消主義和機會主義(4)|瞿秋白

中國的取消主義和機會主義(4)

　　四

　　因此，照機會主義的觀察，資產階級的叛變已經決定了中國革命的全部命運；革命高潮從此就「渺渺無期的推延」了；甚至於跟著帝國主義者說：中國革命完全消滅了。帝國主義的機關報，英國的《經濟學家》雜誌一九二八年九月二十二日寫道：「中國革命，好像浪波在海洋上面刮過去，刮過之後，已經一點痕跡都沒有了。」中國革命一點痕跡都沒有了！我們的「馬克思主義的中國通」居然稱讚這種估量是「很正確的估量」。（見《中國問題彙刊》第一號，第三四四頁）

　　廣州暴動之前就興起的農民遊擊戰爭，在無產階級領導之下，雖然時勝時敗，可是一直繼續存在到今，最近而且有很大的發展。「紅槍會」、「大刀會」、「神兵」、「光蛋會」等等農民群眾的武裝鬥爭，當然大半還是在反動分子領導之下，可是，的確有廣大的群眾參加和發展，而且從一九二七年下半年一直繼續到如今。從一九二八年以來，繼續著廣東暴動中兵士的參加，而屢次有軍閥軍隊的崩潰，兵士群眾轉到中國的工農紅軍方面來。尤其重要的，是經過廣州暴動的嚴重失敗，到最近，從今年五一起直到現在，受著極大的摧殘的城市工人運動，顯然的又進到新的高潮，而逐漸走向能夠領導起一般的農民戰爭的狀態。五卅、八一、九一（上海）以及十月革命紀念（廣州）工人的示威運動和政治罷工，明顯表示中國革命的新高潮是在日益增長起來。而且新的青年的學生運動又開始活動，在上述的工人示威之中，往往有青年學生參加。學生之中的分裂，顯然表現「老輩」的「三民主義忠實青年」和學院派的灰心失望的青年，是反動，是依附汪陳派或者譚平山的第三党，而青年的新的「後輩」，無產階級化的貧民學生，生長出一種新鮮的力量、新的階層。尤其是工人運動之中青年的工人，初從鄉下上城的工人帶著新的青年力量，灌輸到革命鬥爭裡來。機會主義者說：這是「新由鄉村來的分子代替了舊的有鬥爭經驗的分子」。其實，只有「自由派，以及受自由派影響的人，真正要認為這是運動初期時候的弱點。事實上，這卻是運動的強點的象徵。新鮮的青年力量的增加，正是運動的鞏固、活潑和革命性的保證。就算新鮮的力量，是沒有受過戰鬥裡的鍛煉，……然而他們也沒有像許多『過去的人』一樣，受過苦的失敗而麻木起來。新的工人越是積極，越是聲浪放得高，那麼，『老輩』的工人領袖，越是快的回到『隊伍』裡來，他們開始醫好過去受著摧殘的傷痕。我們老輩工人中，有許多是不顧一切的留在社會民主黨[36]之內的，他們現在也越加覺得勇氣的增高。」（《列寧集》第十一卷下冊，一七五頁）

　　革命的新高潮是在生長——不管取消主義派或者機會主義派，以及托洛茨基派，怎樣的「預言」，怎樣的歸罪到中國共產黨的指導，說是盲動主義斷送了黨，遊擊戰爭削弱了黨，說是沒有党，革命高潮就無論如何也不會來等等。事實上完全是相反。第一，並非遊擊行動破壞我們的運動，而是黨的薄弱不會把這些行動拿到自己手裡來。……自然總有極多的經濟政治原因，所以引起這些鬥爭（正在十二月暴動[37]之後，遊擊戰爭普遍起來，可見這種鬥爭，和經濟的以至於政治的危機，是有密切的聯繫——這是無疑義的）。並非遊擊戰爭使黨惡化，而是遊擊戰爭的無組織性。一切新的鬥爭方式，都帶著新的危險和新的犧牲，不免要破壞或者削弱對於這種鬥爭沒有來得及準備的組織（黨部）。一切軍事行動，在無論什麼戰爭之中，總要引起參戰的隊伍的相當破壞。決不能因此就說：不應當去打仗。只應當說，要在戰鬥裡去學會打仗。第二，現在新的革命高潮已經明顯的把全國客觀上的經濟政治的危機，對於革命的高潮的影響和關係，指示出來。固然，必須主觀上有這樣能力的階級，能夠去轉變全國的危機，使他引導到革命。但是，如果認為這個階級的黨沒有組織好以前，革命的高潮就一定不會到來，那才算正是弄得事實上來不及準備到新的鬥爭，以至於受著更大的破壞。現在中國軍閥混戰又有全國爆發的事實。封建式的割據和巨大的經濟危機，以及帝國主義列強（英、日、美）把中國當做鬥爭的舞臺和目標，所有這些，都引起中國豪紳地主大資產階級聯盟的各省地方政府（南京政府是其中之一），各系各派軍閥之間的不斷的戰爭。工農群眾已經不但用示威，並且用刀槍「投票」反對軍閥混戰，而贊成把軍閥混戰變成階級的國內戰爭，把國民黨替帝國主義對蘇聯的挑戰，變成武裝擁護蘇聯的反對帝國主義的戰爭。誰看不見現在中國的軍閥混戰，足以引起革命的民眾的反抗，誰就根本不知道革命黨人的責任！當歐戰的時候，俄國布爾塞維克的黨，亦是「破壞」得很（參看《列寧集》新版第十三卷第五頁以下）。但是，二月革命和十月革命是爆發了。所以認為革命完全只靠我們的黨，而我們的黨已經被盲動主義「斷送了」，於是乎說：「戰爭是固然在中國開始了，可是革命高潮始終也推遲了些，直接革命的形勢卻未必見得一定會來」。這種論調，除出說他是機會主義之外，還有什麼別的名稱呢？「變現在的軍閥混戰為階級的國內戰爭，為反對帝國主義的戰爭」，這是唯一正確的無產階級的口號，亦就是唯一正確的民族解放的口號。無論這種轉變是有多大的困難，既然戰爭已經成了事實，共產主義者就不管怎樣，都應當有系統的不動搖的堅決的去準備這種轉變的工作。

　　至於還有許多不同的見解和傾向，例如：（一）認為反革命營壘之中的衝突本來只是軍閥的各派，大小地主、大小資產階級的各系之間一塌糊塗的混鬥，無所謂政治上的分裂成為兩個政治集團，無所謂中等民族資產階級形成民族改良主義的「中間」的新的企圖，不看見改組派想來阻滯革命而掩蓋軍閥混戰是帝國主義地主資產階級反對工農群眾的戰爭之實質，因此說，只要利用這種衝突發展些我們的組織和力量藉此爭些自由；或者（二）認為國民黨改組派是代表進步的反封建的資產階級，甚至於說是代表一般的小資產階級，說他們拿著武器而實行反封建的戰爭，因此簡直有人提議和改組派聯合共同爭些「公民的權利」，提議和譚平山的第三党聯合，以準備將來和他共同組織工農民權獨裁的可能；（三）或者認為農民戰爭往往都是「脫離群眾的」盲動，沒有什麼多大用處，只要專做工農的日常經濟鬥爭和所謂組織工作；而且仿佛是為著爭取工人群眾，必須在經濟鬥爭裡處處得著黃色工會官僚的許可然後行動，或者要去「推動黃色工會懦弱的領袖來革命」，甚至於有人根本認為黃色工會沒有前途，簡直要取消赤色工會，專做合法的黃色工會裡的運動；鄉村之中也只要去「和平發展」，專反對所謂「一切種種的農民資產階級」（事實上大半是地主半地主）的經濟鬥爭，成為鄉村和平的「經濟主義」；（四）或者認為無產階級太孤獨，既然中國是資產階級民權革命，那就應當找著「資本主義的革命的」富農來聯合，或者找著資產階級民權派的「整個」學生階級來聯合。凡是這些觀點——機會主義的見解和傾向，都是忽視無產階級的領導權，忽視共產黨的獨立領導作用，忽視爭取群眾的總任務，削弱反對改組派的鬥爭，削弱解放群眾于資產階級豪紳富農工會官僚等反動影響之下的鬥爭，這亦都是對於群眾的自動力量和革命能力的估量不足，而對於反革命勢力的估量過分。結果，都是要拋棄領導工農去爭取政權的總任務，而走上可能主義的合法運動。

　　現在，工農革命高潮的生長，對於地主資產階級都已經成為顯然的危險。他們覺得生死關頭日益的接近，上海的商會和商民聯合會是在撒嬌的不肯再出公債，汪精衛陳公博等是在裝腔做勢的玩耍在野黨的把戲，企圖勾結帝國主義，再立平定工農的「大功」。然而真正的政權是在帝國主義手裡，是在帝國主義的「使臣」蔣介石、張學良、馮玉祥、張發奎等類等等的手裡。他們的統治平民，用的是槍炮，所以現在中國平民和無產階級的任務，不是向蔣介石等等爭得些什麼自由權，而是要奪取他們的槍炮，他們的政權。為著這個目的，必須要獨立領導、贊助、擴大群眾的鬥爭。首先就要組織和組織——秘密的布爾塞維克黨的政治上的鞏固和加強。當然，要會適當的去聯結公開的工作方式。然而主要的是：沒有秘密的黨，布爾塞維克一致的黨，便不能實行群眾運動的一切工作。贊助並且擴大群眾運動和遊擊戰鬥的時候，應極端注意一九二五到二七年的經驗，解釋武裝暴動的必要和不可避免——預防已經大致糾正過來的盲動主義。群眾罷工的生長，其他階級的引到鬥爭之中來，組織的情形，群眾的情緒——所有這些，都自然會指出適當的時機，可以把所有的一切力量集中起來，對於國民黨的軍閥統治，實行堅決進攻的決定勝負的總襲擊，沒有工農的武裝暴動，去推翻國民黨軍閥的統治，中國是不會有勝利的革命的。

　　堅決的戰鬥日益接近了。取消主義派已經公開的抗議，反對「把他們送到有生命危險的地方去」了。取消主義冒充著列寧馬克思的論調，幫助資產階級來阻滯無產階級領導農民的革命鬥爭了。機會主義的趨勢，其實也是如此。

　　黨內的機會主義派，卻有一個「優點」：他們要躲避布爾塞維克的攻擊，求得機會主義的「和平發展」，所以常常是含混模糊著一切為著黨的紀律和一致的鬥爭。他們唯恐怕自己的機會主義暴露，所以反對提起「機會主義」及一切關於「傾向」的「罵人的話」。他們常常是從「黨內和平」的口號開始。

　　布哈林在國際第六次大會時，就特別著重「和平團結，親密合作」，而不提黨的紀律。這是要求布爾塞維克的路線，去和一切離開總路線的傾向無原則的「和平親密的合作」！布哈林對於中國黨內的情形，曾經在一九二八年六月二十九日（國際第六次大會前幾天）說過這樣的話：「党中上層智識分子，若發生了這樣的無原則（？）的鬥爭，則我們定要號召動員，勸使工人去反對他們。工人是沒有智識分子那樣好鬥的。當然，我並不是說永久不需要鬥爭，有時亦非鬥爭不可；但是，在現在條件之下（為什麼？），所有的黨內鬥爭都不是因為原則的政治觀點不同，乃是因為各種派別不同而鬥爭，如果你們中間仍舊有像統治階級（國民黨）中間那樣的鬥爭，那麼，勸使工人來反對智識分子的領導，是必要的。……要的是黨，而不是什麼英雄的集合。英雄或者能夠英勇的死，……但他不能整理黨的生活，使他不發生破裂。……沒有這一點便不能發展黨也不能發展革命。這就是要儘量打擊地方主義，打擊排除異己的心理（懲罰與自己意見不相同的人的心理）。」……「我想起：汪精衛宣言，說胡漢民錯誤了。胡漢民宣言，說汪精衛錯誤了。都要做錯誤，都要因為別人的錯誤而殺人的頭。同志，這種國民黨式的辦法，不要搬到我們黨裡來罷！」（這裡所引的是中文出版的譯文，我手邊沒有俄文的原文）這樣說來，共產黨內存在好些不同意見是應該的，不必辯明哪些意見是黨的意見，哪種意見離開黨的路線有多麼遠——一切都應當容忍，凡是黨內發生破裂，就是黨沒有好的指導。而且，據他的描寫，仿佛中國共產黨自從八七會議之後，只有無原則的「互相殘殺」，像國民黨內一樣。再則，他還「恭維」工人同志，說工人同志是不「好鬥」的，能夠容忍一切，直到機會主義和取消主義，所以他勸工人起來反對智識分子的領導。

　　布哈林的這種論調，當然對於中國共產黨有相當的影響。大約是去年年底，今年年初，中國黨的中央裡，有一個同志，特別提出「黨內和平」的口號，正是指出「布哈林的精神」發揮起來的，他鄭重說明這種「布哈林精神」有保持的必要。這種黨內調和主義和容忍主義，當然是和列寧主義不相容的。固然，地方主義、個人糾紛等，對於無產階級的黨是極端有害，必須消滅的。可是，這決不是「和氣容忍」的口號所能夠糾正的，正必須有明確的政治路線，堅決的求得布爾塞維克的一致，而掃除那些小資產階級的意氣之爭；同時，這就要有鐵的紀律，而不能用「互相赦罪」的辦法，掩蓋一切錯誤。

　　這種黨內的和平主義，到現在還可以看得見他的影響。當共產國際執委最近決定「黨應當肅清自己隊伍，去掉暗藏的托洛茨基派及其取消派」（陳獨秀類的人）之後，還有同志很滑頭的申明：他「很贊成對於陳獨秀問題，做詳細的思想上的解釋運動」，而不答覆：他是否贊成共產國際決議案裡的這一句話。這種對取消主義的調和態度，正是暴露自己機會主義的觀點，將要完全和取消主義合併起來。照布哈林意思，對於陳獨秀及其調和派的鬥爭，亦算是個人糾紛的鬥爭，亦算是「排除異己」的心理，亦算是「好鬥的」心理——亦必要號召「黨內工人階級」起來反對「黨內智識階級」嗎？

　　列寧主義和機會主義絕對不同的地方，正在於列寧主張嚴格的民權集中制和鐵的紀律。誰要用「調和容忍」的原則，去「號召工人階級反對智識階級」，誰就是不可救藥的機會主義者。

　　列寧說：這是「武斷的企圖，要想使『群眾』和『領袖』對立起來，在『群眾』之中煽動起惡意的虛榮的本能，破壞群眾對於『十幾個聰明人』的信仰，而使運動喪失他的穩定性和鞏固性」。……其實「沒有『十幾個』有才幹的（有才幹的人不是幾百幾百的生出來的）、受過鍛煉的、革命職業上有準備的、受著長期訓練的領袖，互相之間能夠合得來的——那麼，在現在社會之中，無論哪一個階級，亦不能進行堅決的鬥爭。」（《列寧全集》第五卷，二一七頁）「這樣的組織裡（指職業革命家的組織、秘密黨而說的——秋白注）既然同是黨員，就應取消工人和智識分子間的一切分別……」（同上，二一〇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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