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的取消主義和機會主義(5)|瞿秋白

中國的取消主義和機會主義(5)

　　五

　　總而言之，中國的取消主義（陳獨秀），現在認為封建已經只是剩餘的剩餘，根本無所謂土地革命，只剩得民族主義的任務，還要等無產階級去幫助資產階級完成，所以認為應當取消階級的口號，提出民族的口號，而去聯合所謂「民族主義的無產階級之外的，不能無條件接受無產階級的階級口號的廣大群眾」。——事實上，是投降反革命的資產階級，以至於地主和帝國主義。

　　機會主義呢？或者認為蔣介石是集權的統一的反對封建割據的進步的資產階級，這在邏輯上的結論，應當是贊助進步的資產階級的「統一戰爭」。或者認為汪精衛派是中國拿破崙的思想代表，「不能不實行反對封建勢力和帝國主義」的革命戰爭，因此，要推論到贊助「國民黨的改組戰爭」，至少可以得到些自由權。或者，認為汪精衛等的改組派，甚至於馮玉祥所謂「激進黨」代表整個的中國小資產階級，能夠反對豪紳地主和「寄生資本」的，所以，居然有公開主張聯合改組派的提議。或者認為資產階級固然完全反革命的了，可是既然中國還是資產階級民權革命，那就一定要找一個「資產階級的民權派」來聯合：有人猜著——這民權派是學生的智識階級罷；有人猜著——這是黃色工會的「懦弱領袖」罷；又有人猜著——這是資本主義的富農罷。

　　恰好偏偏沒有猜到農民群眾！

　　還有假清高的「純粹無產階級的」政治家說，現在什麼都不可以聯合，否則，又要像加入國民黨時期一樣，「使無產階級溶化在資產階級的民權主義裡面」。

　　對於這些取消主義及一切種種機會主義的傾向，可以用列寧的話來回答。列寧對於孟塞維克派來說布爾塞維克不知道「無產階級有溶化在資產階級民權主義裡面的危險」的話，回答道：

　　社會民主黨（共產黨）既然站在資產階級社會的基礎之上行動，那麼如果不在某種各個的場合裡，同著資產階級民權派同路走，那就簡直不能參加政治。（列寧認為一九〇五年的革命是「資產階級的革命，是徹底推翻封建農奴關係的革命，然而不是資本家的革命，卻是農民對地主的農民革命」——秋白注）我們（布爾塞維克）和你們的（孟塞維克）的分別，在於我們同著革命的共和主義的資產階級同走，而不和他們混合；你們卻同著自由派君主主義的資產階級同走，亦不和他們混合……如果，附加些條件，我們亦可以說：農民群眾就等於革命共和主義的民權派……我們有意「去提高這些革命民權派成分的程度，使他們和我們自己一樣，能夠去鬥爭而不是只會叛賣」……你們卻「無意之中自己降落到地主群眾的程度。」（第二版的《列寧集》第八卷，第五四——五五頁）

　　中國的機會主義聽聽罷：你們亦是拒絕領導農民群眾——徹底推翻封建地主及買辦帝國主義的「革命的資產階級民權派」，卻想盡方法，去尋找反革命的帝國主義奸細、反革命的資產階級民族改良主義、青天白日主義的富農和工會官僚等等來聯合，甚至於自己落到「地主群眾」的程度（魏金斯基認為馮玉祥的軍隊是民權主義的軍隊！）。

　　中國現時正因為封建勢力還占著統治地位，鄉村之中資產階級式的土地制度決沒有發達到已經不能從所謂「普魯士式」的發展道路上，突然轉變到「美國式」的，以至於「蘇維埃式」的道路方面的程度——還差的很遠呢！所以中國革命的現代口號是「無產階級和農民的革命的民權獨裁」。如果真正像陳獨秀或者托洛茨基的說法：承認中國資產階級得到完全的勝利，中國資本主義的關係的發展程度，已經使農民分化到如此的地步，甚至中農群眾已經動搖，那麼：第一，帝國主義真正能夠使中國工業化，甚至於非殖民地化（！），第二，共產黨應當準備無產階級的社會主義革命，而不是領導「農民」實行民權主義的革命，「工農民權獨裁」的口號，根本就應當拋棄。

　　事實上是，中國的資產階級民權革命沒有完結，農民的總的民權主義襲擊，不但必定要發動，而且已經開始，不過他的形式，是繼續那「長期的遊擊戰爭，夾雜著逐漸增多的兵士暴動的爆發」。無產階級的任務就是團結自己的力量，堅強自己的黨，發動群眾的鬥爭，……以領導這個農民戰爭；工農的聯合現在有更高的階級的意義；「資產階級民權派內部的分別，就是用暴動問題做標準。誰贊成暴動，無產階級就同著他一塊兒去打，雖然還是『各自分路走』。」（《列寧集》第七卷上冊，七十九頁）

　　取消派和機會主義的見解，當然和這個不同。他們所要聯合的標準：是誰能給些自由，誰能給些「合法群眾」——因為他們自己，很久就很想把中國共產黨第六次大會的路線，解釋成為純粹退守的政策，解釋成為取消準備武裝暴動的總方針。

　　取消派說：中國的政權已經是資產階級的了，所以工人應當組織，只要組織，組織起來不是「等待」革命，本來也不是為著革命而組織，而是去做合法運動，去參加「反對誤國」運動——同時也是去參加反對蘇聯的強硬政策。這種政策也是要引起國際戰爭，把中國當做戰場和炮灰，弄成「亞洲的塞爾維亞」的（看獨秀的第一第二封信）！

　　機會主義派說：取消派講的不大對，政權還不是資產階級的，資產階級正在為著自己的政權而企圖實行拿破崙主義呢。或者說，資產階級就等於地主，地主也差不多等於資產階級，他們沒有分別，所以地主有了政權，資產階級自然也可以算有了政權，只是有許多軍閥政客的各派各系，正在衝突。工人只要利用封建軍閥和民權資產階級的矛盾，或者「地主式資產階級」內部各派各系的衝突，自己擴大些組織，做些運動，得到自由權，就足夠了。

　　他們兩派，都只看著「上層」，而不看見「下層」。其實，一方面幾十個蔣介石馮玉祥正是撕打，幾百個汪精衛陳公博盡在唉聲歎氣，或者搖旗呐喊；別方面就有幾萬萬小資產階級（農民）群眾和一切所謂「小百姓」正在不可形容的受著極嚴重的壓迫，而無產階級更是首先當著恐怖政策的鋒頭，可是亦就首先有能力領導這幾萬萬人起來。這幾百萬和幾萬萬的人，「也是」政權的一個來源吧！——這就是工農民權獨裁呵。

　　機會主義派不敢公開的說：中國民權革命已經完結，讓我們開始合法主義的鬥爭罷。他們卻不肯相信第六次大會說：「革命新高潮的來到是不可避免」的，他們充滿著懷疑和猶豫。他們就設法用各方面的各種論調來證明資產階級力量的偉大——或者說「穩定」，或者說「經濟不穩定」而「政治穩定」，或者說「不會有戰爭」，或者說「有了戰爭未必有革命高潮」，並且設法估量革命力量的薄弱，說「党的幹部已經完全喪失」，或者「新的幹部都沒有經驗」，或者「舊的幹部理論上實際上都已經破產」，或者「工農團體完全沒有群眾」，所以革命高潮一定要「遲延」。固然廣州暴動失敗之後，革命勢力受著極大的摧殘——革命的前一高潮是中斷了。須要克服盲動主義，須要做極艱巨的組織工作，須要有系統的去爭取群眾而準備武裝暴動，方能夠趕得上必然快要到來的新高潮。但是機會主義者不懂得，遊擊戰爭裡盲動主義的病根，對於現在中國並不是遊擊暴動本身不好，而正是因為沒有規劃去準備暴動不好。因此，機會主義者所要求的「有計劃的行動」、「有計劃的組織」只是要去進行合法主義的職工運動和經濟主義的鄉村運動的「和平發展」。所以他們往往批評政治示威和農民戰爭說：這只是「自然暴動的野蠻政策」。

　　可是中國共產黨第六次大會的路線——爭取群眾，卻是為著「準備自己，準備群眾去實現更有計劃的更有聯繫的更加進攻的總暴動」（列寧）——正是為著這個，而有一省數省蘇維埃政權的可能前途的指出，這種前途現時是日益接近於實現了。

　　中國無產階級是在世界革命的先鋒隊伍裡面，帝國主義經過國民黨而進攻蘇聯，使我們先鋒隊的任務更加加重了。同時中國統治階級內部的崩潰混戰和工農革命運動的生長，明顯的把中國無產階級當前任務指示出來：堅強自己的布爾塞維克的黨，組織團結自己的力量，領導正在興起的農民戰爭，反對反革命的資產階級，尤其是國民黨改組派的民族改良主義——準備群眾去實行有計劃的進攻的總暴動，「變軍閥混戰為階級的國內戰爭，為武裝擁護蘇聯而反對帝國主義的戰爭」，以推翻帝國主義的對華統治和地主資產階級聯盟的國民黨統治，而建立工農民權獨裁的蘇維埃，以為社會主義而鬥爭。

　　無產階級政黨是這個艱巨鬥爭的唯一領導者。凡是妨礙這種鬥爭的，例如右傾的取消派和托洛茨基的取消派都應當完全立刻肅清。黨內民權主義集中制的鐵的紀律，應當堅決的執行，這都是應當強固布爾塞維克的党，加強他的戰鬥力的，這不是為著取消派的「自由討論」而設的。取消派要自由，最好是到黨外去自由，或者到自由派的資產階級那裡去，那才是適當的地方呢。一切主張黨內無原則的容忍調和的論調，無非是替取消派和機會主義派實行緩兵之計。所以黨內機會主義的懷疑派，悲觀、失望、頹廢以及一切機會主義的動搖和傾向，搖擺於取消派與共產黨之間，實在形成現在最主要的危險，中國的共產黨必須堅決實行反對這些右傾的鬥爭，絕無調和的餘地。

　　選自中共中央宣傳部編《黨史資料》1952年第4輯

　　署名：秋白

　　注釋

　　[1]指1929年6月，國民政府軍攻入北京，完成北伐，實現了表面上的統一。

　　[2]取消主義，這裡指托陳取消派的取消主義，見本卷第403頁注20。

　　[3]陳獨秀，見本卷第650頁注⑥。

　　[4]中國的托洛茨基派，即托陳取消派。

　　[5]指布爾什維克化的共產黨。

　　[6]陳獨秀的三封信，即1929年7月28日給中共中央的信；1929年8月5日關於中國革命問題致中共中央的信及1929年8月11日給中共中央的信。

　　[7]六次大會，指1928年6月在莫斯科舉行的中國共產黨第六次全國代表大會。

　　[8]指以中共中央八七緊急會議上選舉產生的中共臨時中央政治局所代表的中央委員會。向忠發、瞿秋白、蘇兆征等9人為政治局委員，周恩來、鄧中夏、毛澤東等7人為候補委員。這屆政治局至「六大」召開時為止。

　　[9]指蔣介石和桂系李宗仁等於1929年間發生的戰爭。見本卷第276頁注⑦。

　　[10]指反對北洋軍閥的北伐戰爭。

　　[11]《嚮導》，中國共產黨中央創辦的第一個公開的機關刊物，週刊。1922年9月13日在上海創辦，第6期起遷往北京。後又遷回上海、武漢等地出版發行。1927年7月18日停刊，共發行201期。

　　[12]太平天國，1851年1月11日，洪秀全率領拜上帝會會眾在廣西桂平縣金田村舉行起義，建號太平天國。1853年建都南京，改稱天京。1864年天京被清軍攻破，太平天國結束。

　　[13]盲動主義，見本卷第108頁注11。

　　[14]恒豐，全稱恒豐紡織新局。1891年由唐松岩在上海創辦華新紡織新局，後由聶緝椝接辦，改名恒豐紡織新局。

　　[15]怡和紗廠，1895年由英商怡和洋行在上海開設的紡織廠。

　　[16]特立，即張國燾，時任中共中央駐共產國際代表。

　　[17]俄國當初的取消派，即俄國社會民主工黨內出現的孟什維克右派機會主義派別。

　　[18]北方局，中共中央駐北方地區的代表機構。1927年9月首次建立，王荷波任書記，主要領導順直（今河北）、山東、滿洲（東北三省）、山西及內蒙古黨的組織和工作，12月撤銷。1930年春再次建立，賀昌任書記，1931年中共六屆四中全會後撤銷；1935年第三次建立，孔原、高文華、劉少奇、楊尚昆等先後任書記。1945年8月撤銷。

　　[19]南京政府，即南京國民政府。1927年4月18日在南京成立。1928年12月該政府名義上統一了中國。

　　[20]魏金斯基（Grigor Naumovich Voitinsky，1893—1953），在中國工作時化名吳廷康。出生於俄國，1913年移居美國，1918年回國。1920年在共產國際遠東部工作，被派來中國，協助組織中國共產黨，先後在北京和上海同李大釗、陳獨秀等人會晤，1921年1月回國，1923年11月再次來華。此後多次往返于蘇聯和中國。1926年任共產國際遠東殖民地委員會書記。

　　[21]指1927年5月18日至30日在莫斯科舉行的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第八次會議所作出的《關於中國問題的決議》。

　　[22]即指四·一二政變，見本卷第62頁注38。

　　[23]中國勞動共產大學，其前身為莫斯科中山大學，見本卷第367注⑦。

　　[24]廣西派，指以李宗仁、白崇禧為首的一派軍閥，又稱桂系。

　　[25]即1928年8月8日至15日在南京舉行的中國國民黨二屆五中全會。

　　[26]中國國民黨第三次全國代表大會，見本卷第611頁注14。

　　[27]郭春濤（1895—1950），湖南酃縣人。畢業於北京大學，後赴法國留學。早年參加五四運動。任國民黨二屆候補監察委員。1927年6月被指定為中央政治委員會開封分會委員。抗日戰爭時期，參加發起組織三民主義同志聯合會。

　　[28]斯托柳賓的政策，見本卷第97頁注⑨。

　　[29]指1905年俄國革命。見本卷第59頁注④。

　　[30]尼古拉一世（1769—1855），俄國皇帝，帕維爾大公之子，1825—1855年在位。

　　[31]亞力山大二世（1818—1881），俄國皇帝，1855—1881年在位，尼古拉一世之子。繼位後，進行了一系列改草。1881年被民意黨人炸死。

　　[32]蔣介石派，指以蔣介石為首的國民黨當權派。

　　[33]指1928年8月在莫斯科舉行的共產國際第六次大會及1928年6月在莫斯科舉行的中國共產黨第六次全國代表大會。

　　[34]立憲民主黨，俄國主要的資產階級政黨，成立於1905年10月，其首領為米留可夫。它以成立立憲國家為幌子，力圖保持沙皇制度。二月革命後，它領導資產階級臨時政府，對外依附於帝國主義，對內鎮壓工農群眾。十月革命後，多次組織武裝暴動，反對蘇維埃政權。

　　[35]勞動派，俄國小資產階級民主派集團，1906年4月由第一屆國家杜馬的農民代表組成。他們要求廢除一切等級制度和民族限制，實行地方和城市自治機關的民主化，並根據民粹主義土地平均使用制的原則制定土地綱領。

　　[36]社會民主黨（俄），見本卷第161頁注③。

　　[37]十二月暴動，即廣州暴動。見本卷第21頁注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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