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的取消主義和機會主義(3)|瞿秋白

中國的取消主義和機會主義(3)

　　三

　　陳獨秀的反黨鬥爭，現在已經是公開的樹起取消主義的旗幟。但是中國革命問題上，還有許多分子，他們也許表面上也反對獨秀，可是用更巧妙的更隱藏的方法，傳佈他們的機會主義到中國共產黨裡去，他們在中國共產黨內是現時的主要危險。事實上，他們是陳獨秀主義的奸細。

　　中國革命問題裡，往往有許多企圖，想要用民族革命和土地革命對立起來。共產國際曾經屢次的說：「中國的統一以及從帝國主義壓迫之下解放出來，都是和土地革命及一切封建餘孽的肅清，不可分割的聯結在一起。然而能解決這些資產階級民權革命的主要任務，卻只有在工人階級所領導的工農革命強大的新高潮的基礎之上，方才能夠實現。這個高潮的條件，無疑的是在成熟起來，他不能不引導到建立蘇維埃，用來做無產階級和農民的革命民權獨裁的機關」。陳獨秀的見解，剛剛相反，他認為「中國革命的失敗等於中國資產階級戰勝封建階級，他事實上承認土地革命的問題，已經不再存在，而只剩得民族解放的問題。這一問題上帝國主義也已經對於中國資產階級有了好些讓步，所以，無產階級不要希望中農群眾還要土地革命，卻要幫助資產階級，使他不要『誤國』，以完成民族的解放」。這樣，所以他認為「必須除階級口號之外，再提出民族的口號」，「方才能夠爭取無產階級之外的群眾」。照他的意思：（一）土地革命的口號是不能號召中農群眾的，土地革命和民族解放革命是沒有關係的；（二）無產階級的口號是和所謂民族口號相衝突的，不能並存的，無產階級是不能領導民族解放的。

　　因此，他認為資產階級雖然叛變，他卻能夠得到帝國主義的讓步。從此之後，中國革命就告了一個段落。當初共產國際的發展土地革命而爭取武漢政府，以反對蔣介石叛變後的南京政府[19]的政策，是不對的。照他的意思，這是幫助資產階級取得政權。可惜！不但取消主義的陳獨秀是這樣說法。新近莫斯科共產學院出版了一本魏金斯基[20]的書，題目叫做《中東鐵路和帝國主義的對華政策》。魏金斯基同志在這本書裡說：「中國資產階級，就是左派國民黨……。從去年（一九二七年）四月，武漢的中央，已經和南京互相競爭著右傾，……南京中央對於武漢的勝利，實際上在去年四月就已經完成了。」（《中東鐵路和帝國主義的對華政策》第九頁）照這樣說來，左派國民黨在武漢政府時已經是叛變革命的資產階級的代表，一九二七年四月間，南京政府剛剛成立，就已經克服了武漢。那麼，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第八次擴大會議（一九二七年五月）對於中國革命的決議案[21]，真正是幫助資產階級得到政權的路線了！魏金斯基同志，根本不是提起土地革命的問題，沒有看見武漢時代無產階級及其所領導的農民土地革命，是當時武漢的中心勢力。他只看見武漢國民黨領袖的動搖和妥協，就立刻得到一個結論：說武漢已經失敗——一九二七年四月的蔣介石叛變[22]就是資產階級完成自己的勝利！

　　魏金斯基比較陳獨秀進步些，他說資產階級怎樣的投降帝國主義；但是照他的意思，亦是中國資產階級能夠決定一切命運。他說：「現在甚至於對外國資產階級都已經明白了：中國民族資產階級不但不代表中國人民，並且和正在鬥爭的群眾離開，資產階級和群眾之間的空隙一天天的正在加深。因此（？）日英法美帝國主義有新的反對中國的進攻行動」（同上，第七頁）。第一，只說資產階級和群眾之間的空隙一天天的正在加深，是不對的，資產階級已經實行屠殺群眾了！第二，照他的意思說來，仿佛如果資產階級還能代表中國人民，那麼，帝國主義就不敢進攻中國了！陳獨秀勸共產黨現在要警告國民黨不要誤國，魏金斯基勸資產階級再來代表中國人民。他向中國資產階級說：「現在（一九二八年）帝國主義固然不再反對整個國民革命運動，而只反對工農運動（！）然而將來你的「政策的邏輯」一定要使帝國主義又要一天天的進攻你（中國資產階級）的，你還是來代表中國人民罷！」（同上，第十頁）

　　魏金斯基同志還沒有承認這個中國資產階級已經在「每一縣都取得了政權」。但是他說：「最近兩年來（一九二八至二九年）國民黨進化到變成了中國資產階級的政黨，在總的反革命的營壘之中，在帝國主義，尤其是美國的指導之下，爭取自己的領導權。」（同上，第十九頁）「蔣介石佔領北京而得到形式上的統一中國……引起反革命營壘的一切力量，對於南京表示極大的反抗。這些力量，以前是同著中國資產階級反對帝國主義和北洋軍閥的。」（同上，第二十一頁）不但魏金斯基，還有一位同志，署名S·B·的，在沃林同志主筆的中國勞動共產大學[23]中國問題科學研究院的機關雜誌《中國問題彙刊》第一號上，做了一篇文章，題目是《中國反對營壘之中》。他在這篇文章裡也說：廣西派[24]在中國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第五次全體會議[25]上公佈的政綱，「是中國反革命的封建買辦派的最終形成的綱領。這個中國的反革命，是直接和（反動營壘內部的）資產階級派（蔣介石等）相對抗的」。（《中國問題彙刊》第一號，第三百十四頁）他並且說，廣西派的政綱「是中國公開的封建軍閥復辟的政綱」（同上，第三百十八頁）。魏金斯基的文章，是論述一九二九年三月間中國國民黨的第三次全國代表大會[26]的，S·B·同志的文章，是論述一九二八年七月間中國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第五次全體會議的。國民黨這二次會議之間，有許多重要的事變，可是，這些事變的力量「太少」了，沒有能夠使魏金斯基和S·B·分家。他們兩人的意見，有些相同的地方：（一）中國資產階級已經勝利，封建買辦和軍閥對於資產階級正在「極大的反抗」；正在「直接的反抗」；（二）封建勢力固然還存在，但是中央政權已經是資產階級所領導，中國革命的結果是資產階級占著優勢，現在的問題變成了封建軍閥能不能夠復辟的問題；（三）沃林（疑為S·B·——編者）同志把「反革命」和「反動」分開，仿佛中國資產階級只是反動，而不反革命，中國的封建買辦方才是反革命的。這個反革命是和資產階級對抗著的；（四）魏金斯基同志更進一步的說，帝國主義在那裡指導著中國資產階級去和中國封建買辦爭領導權呢。

　　這種觀點，顯然是極嚴重的機會主義的錯誤！

　　根據這種觀點，所以會發生中國資產階級能夠統一中國的理論。

　　照魏金斯基同志的說法，中國資產階級在美國帝國主義的指導之下，能夠統一中國。他說：蔣介石的「南京政府和現在的國民黨，的確有理由可以去做資產階級中國的領袖」（魏金斯基的《中東鐵路和帝國主義對華政策》第二十四頁）。至於廣西派、閻錫山和馮玉祥，「客觀上是不是一方面代表封建地主的利益，另方面，代表手工商業資本的一切階層，而反對大資本主義的發展呢？我們想起來，的確是這樣。」（同上，第二十三頁）因此，他的結論是：「所以南京和廣西派的戰爭，以及正在成熟起來的反對馮玉祥的戰爭，都是中國資產階級爭取中央集權的鬥爭過程的表示，亦是美國帝國主義排擠英日勢力範圍的表示。」（同上，第二十二頁）照沃林的意見，中國的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一個樣，亦能夠真正的統一中國，而且不一定要帝國主義的幫助。他居然還承認：帝國主義是依據在中國的半封建的社會關係之上，依據在割據分裂中國的軍閥制度之上。這總算是他比陳獨秀、魏金斯基高明的地方。但是正因為如此，他簡直認為中國資產階級和外國資本主義之間的衝突是主要的矛盾。他說中國資產階級反對軍閥制度，所以，也就是反對帝國主義（《中國問題彙刊》第一號第三百三十三頁）。不但如此，他還認為中國資產階級能夠實行拿破崙主義。他說：「很明顯的，能夠真正統一中國的，或者是資產階級，或者是無產階級。……這樣，在這資產階級的中央集權之下，只有一種軍事力量能夠統一中國。這種軍事力量不但要反映資本主義傾向集權的歷史趨勢，而且要實際上和資產階級（正是和大資產階級）聯結起來。」……張作霖等等以前也曾經企圖統一中國，可是「這些企圖的破產正可以證明：沒有大資產階級來贊助這種企圖，統一是一定要失敗的。」（同上，第三百三十七頁）這兩種「理論」雖然和陳獨秀的「戰爭的資產階級發展過程論」有些不同，但是，同樣是只看見中國的大資本家和帝國主義及封建軍閥有很大的對抗。因此，認為中國資產階級或者在帝國主義指導之下努力去消滅封建殘餘（魏金斯基），或者在中國的「拿破崙」的中央集權之下，堅決地去取消軍閥的割據（沃林）。中國同志之中，也有這種「大理論」，不過比較起來，沒有這麼樣「類似馬克思主義」罷了。有的誇大美國帝國主義的「統一作用」，甚至於引導到非殖民化的理論；有的誇大資產階級的「反對封建性」，甚至於說他根本仇視軍閥制度。再者，有同志甚至於說蔣介石代表大資產階級和大地主，他們要中央集權；汪精衛的「社會力量」之中卻包含張學良、閻錫山、廣西派，又代表小資產階級和小地主，代表舊式的小資產階級（錢莊資本等等）和新式的小資產階級（自由職業），他仍要地方分權。總之，這種誇大蔣介石的作用，誇大中國資產階級的「歷史趨向」——都是顯然投降陳獨秀主義，顯然的機會主義。

　　中國無產階級現在已經是解放中國、統一中國、肅清封建的民族革命的唯一領導者。中國革命不推翻帝國主義的統治和地主階級，是不能勝利的。而沒有農民來贊助無產階級，就不能推翻他們。機會主義者現在卻往往假清高的說中國已經只要「階級革命」，不要「民族革命」。其實這是要無產階級拋棄對農民的領導。這些機會主義者，為著這個目的，努力證明中國的資產階級和國民黨已經在鄉村之中有了富農做他的社會基礎，同時，卻說資產階級已經是國民政府的領導階級，能夠實行統一中國。機會主義通常忘記了一件「小事」：〔在〕中國封建殘餘是仍舊占著統治地位的情形之下，還有極廣大的農民群眾是在劇烈的鬥爭，他們是現在革命階段之中中國無產階級的同盟者——中國的地主資產階級的聯盟並沒有能夠解決土地革命的問題，甚至於極端不徹底的改良方法，也不能實行。據機會主義者的見解，卻是「現在富農已經因為分化的結果，同著地主反對農民，這樣便成了國民黨在鄉村之中的柱石……所以國民黨第三次大會上，中國資產階級能夠答應富農的唯一辦法——就是鄉村自治，這可以使富農有得到相當政權的可能。」（魏金斯基的《中東鐵路和帝國主義對華政策》第三十二頁）這就是說，資產階級的國民黨已經能夠開始「改良」農村政權，實行民權主義，而且已經有了「鄉村中之社會基礎」——中國並不用解決什麼土地問題。照魏金斯基說來，土地問題本來用不著說（他一個字也沒有提起）；資產階級所不能夠實行的，只不過是：「大規模灌溉工程，農業技術上和建築工程上對於農業的幫助。」（同上，第三十一頁）這種觀點，事實上也承認中國革命已經告了一個段落，即使口頭上還說中國資產階級民權主義革命的任務沒有解決，實際上的一切論斷，都是說：資產階級的中央集權已經開始，雖然有許多困難，譬如沒有經費實行大規模的灌溉工程等等，可是，已經開闢了一條特別的改良道路，逐漸向前進化——全國範圍內實現統一的戰爭，工業方面借美國資本的幫助開始保護政策，鄉村方面扶起富農來掌握政策……這是多麼「樂觀」的前途啊！

　　可是，機會主義者之中，也有人不滿意蔣介石的南京政府，認為他太妥協，說：還有「更革命的」資產階級，起來催促蔣介石的統一集權改良政策的實行呢！譬如：「國民黨左派同時代表民族資產階級的那些階層，這種階層不能不『悲觀』，不能不『拼命』，不能不反對帝國主義和封建勢力在國內的完成勝利。」（《中國問題彙刊》，第三百三十三頁）所以，國民黨改組派發動起來反對蔣介石的時候，這些機會主義都高興的不得了，說：這是「不得不反對帝國主義和封建勢力的民族資產階級」起來了，這是「中國拿破崙的思想代表」行動起來了，這是「中國資產階級的春天」開始了。

　　就是再進一步的同志，他們看見了：中國的民族解放，國家統一，肅清封建的任務，是沒有解決，是資產階級所決不能解決的；他們看見了：因此全國的政治經濟危機又爆發了，中國工人運動及農民遊擊戰爭的新高潮又開始了（他們的估量固然不夠）；他們還能夠批評沃林同志「資產階級的統一中國論」的機會主義；但是譬如莫斯科《紅星報》一九二九年十月八日的社論，就是這樣：他指出沃林的右傾之後，自己又說：統治聯盟內部的糟糕狀態的第一個表示者就是小資產階級……他（小資產階級）在一九二九年——就造成功整整三個新政黨：所謂「第三黨」、國民黨改組派和急進党（馮玉祥部下的郭春濤[27]等——秋白注）。這樣，《紅星報》認為馮玉祥、改組派，都代表了小資產階級，而且小資產階級也到了統治聯盟裡去了！而且他所看見的革命危機的表示，不是工人運動和農民戰爭，卻是小資產階級。這仍舊是一塌糊塗的觀點。至於機會主義的魏金斯基，他簡直的說：汪精衛的左派國民黨是代表小資產階級的，他高叫民權主義的政治制度和公民的自由，所以代表資產階級的蔣介石一定要反對他們；所以蔣介石「中國的資產階級又反對封建軍閥，又反對小資產階級，而要使他們都服從自己。」（魏金斯基的《中東鐵路及帝國主義的對華政策》第二十六頁）然而更可笑的是，他說「馮玉祥是模範的富農代表和手工商業資本代表，……國民軍直到最近還是這樣一種性質的軍隊：在不打仗的時候是做和平勞動的——修築鄉間的道路和做手藝。馮玉祥自己和軍官的生活是很樸素的，和兵士差不多……這個軍隊有特別的性質，好像是一個高級低級兵士的大團結。」（同上，二十三頁）這裡馮玉祥的理想化，簡直到了神奇古怪的地步。親愛的魏金斯基同志！你被馮玉祥的宣傳和作偽完全騙住了，我很佩服你的本領，竟會把軍事式的農奴制度，當做天下第一等的民權主義的軍隊，當做富農的武裝統治力量！

　　總之，這些機會主義的種種表現，都是根本不明了中國革命的主要問題——都是間接直接的在某種程度之內承認：中國資產階級在這個革命之中，一方面戰勝了工農群眾，別方面戰勝了封建勢力——中國革命告了一個段落了！

　　中國從十九世紀中葉以來，資本主義的關係自然是在發展，封建宗法式的經濟是在崩潰。但是，帝國主義的侵略中國，同時，維持著封建關係，僅僅加以形式上的變更，以適應財政資本的剝削，中國資產階級經常的回轉他的資本，到高利貸和封建式的土地私有制度裡去，而在一九二五——一九二七年革命之後，更加和封建勢力結合聯盟而向他投降，並且資產階級的經濟利益已經和各國帝國主義的財政資本密切的混合生長；所以，中國資產階級決不能夠造成什麼新的中國。帝國主義和中國的豪紳地主資產階級的反動，連俄國當初那樣的斯托柳賓的政策[28]，也不能實行（參看我的《論國民黨改組派》）。俄國在斯托柳賓政策之後，列寧尚且屢次堅決的主張：「新的俄國還沒有」，「新的俄國還沒有造成」（《列寧集》第十二卷上冊，二八九頁《談談反對立憲民主黨主義》）。

　　中國革命雖然暫時失敗，然而革命的任務仍舊是「舊的」。中國革命，仍舊是資產性的民權革命——反帝國主義的土地革命。列寧論到俄國的民權革命[29]（一九〇五年）失敗之後的情形，曾經說過：政權的百分之九十九，還是保存在專制制度和地主的手裡。他反對當時孟塞維克的意見。孟塞維克當時說：大資本的代表早就在俄國占著了完完全全的統治階級的地位。列寧反駁他們說道：「這完全是誑騙。這裡忘記了君主專制，又忘記了政權和收入仍舊在地主農奴主手裡。葉爾芒斯基枉然以為只到十九世紀末年和二十世紀初年我們的君主專制方才不是純粹的農奴制度性質。其實，同尼古拉一世[30]時代比較起來，亞力山大二世[31]時代，就已經不是純粹的了。然而，如果把農奴制度的統治，把喪失純粹農奴制度的農奴制度統治，把向著資產階級性的君主政體方面移動幾步的農奴制度統治——把這種統治和『大資本代表的完全統治』混淆起來，這是絕對不可寬恕的。」（《列寧集》第十二卷上冊，一三八頁）中國現在的情形也是這樣，封建軍閥地主在國際帝國主義的指揮之下，仍舊掌握著極大的政權，僅僅土著的大資產階級得到相當的參加（而且這裡的大資產階級之中，雖然不是純粹只有買辦和銀行界，可是極大多數還是買辦資產階級和銀行資產階級），蔣介石派[32]、西山派、廣西派、馮玉祥、閻錫山、張學良、安福系、陳調元、唐生智等等，都是這種性質的聯盟。這樣的情形之下，我們現在時代（一九二九年）每一次的危機裡，必須有農民的「總的民權主義運動」發動起來，如果不顧到這一點，那就是根本的錯誤，事實上一定引導到孟塞維克主義。至於中國資產階級，尤其是現在的時候，他不但不會參加這種「總的民權主義運動」，亦就是真正反帝國主義的革命運動，並且是這種運動的敵人。中國現在的富農，也是如此（參看我的《中國革命和農民運動的策略》，《共產雜誌》第一期）。現在代表中等民族資產階級的國民黨改組派，甚至於上海大資本的代表，都只敢在帝國主義和封建軍閥面前，跪著哀求一些「狗吃的肉骨頭」；——中國革命的初期參加反帝國主義運動的民族資產階級，早已完全背叛革命。這種背叛的原因，共產國際及中國共產黨第六次大會[33]已經明確的指出，此地不再贅述。現在中國資產階級比一九〇五年後的俄國資產階級還要不如，還要卑怯，還要下流，列寧說當時俄國資產階級的話，是：「資本家不敢談到總的政治問題。他們懇求的『勇氣』，有一個限度，就是——在某種中央或地方機關裡面，『准許工商業的代表參加』。至於說一般的這種機關應當怎樣組織，那末，他們連想都不敢想。他們只敢把按照別人的命令所形成的現成機關做根底，而哀求幾個位置。他們像奴隸一樣，站在不是他們階級所造成的國家基礎之上、而去為著自己這一等級，自己這一集團，自己這一階層的利益懇求，甚至於在這裡也不敢談到廣義的全階級的利益。」（《列寧集》第十二卷上冊一三一頁）汪精衛的「訓政時期」和「以党治國」的實際意義，就只不過是這樣，他們的所謂廢除治外法權，所謂國際平等，也是這樣。就是上海商會請求派代表加入胡漢民的立法院，又何嘗不是這樣！胡漢民尚且申斥不准呢。

　　機會主義者卻只看見中國資產階級參加，甚至於「領導」國民黨的政權，而且企圖假裝著「純粹無產階級的政治家」，高叫「無產階級反對資產階級」、「現在不要聯合小資產階級，現在只要革命深入，不要革命擴大」。因為什麼？原來是「因為南京政府至少已經是純粹大資產階級的政權，汪精衛派亦是負責參加政權，決不會是在野黨，就是新舊小資產階級亦已經整個兒的反動。現在只有階級反對階級，無所謂平民反對地主；只有城鄉無產階級反對城鄉資產階級的鬥爭，無所謂聯合全體農民」了。

　　其實，「說民權革命，而又只限於簡單的，單純的把『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對立著，這是完全不適當的，因為這個革命，正是在這樣一個社會發展時期裡面，當時社會裡的群眾，恰好站在無產階級與資產階級之間，而形成極其廣大的小資產階級的、農民的階層。」（《列寧集》第六卷，一二五頁）而且「農村無產階級與資產階級之間，有一個中等農民的階層，他的地位之中，有那兩個『矛盾東西』的雙方的特點。這些一切階層的地位之中，全體農民的地位之中的共同特點，就無疑使農民的全部運動，都成為民權主義的運動，不論其中的不覺悟性，或者反動性的表現多麼樣大。」（《列寧集》第六卷，一一四頁）中國的特殊情形，還有反帝國主義的民族解放問題，這使農民群眾的土地革命，真正掃除帝國主義對華統治的根底的革命，尤其增加他的重要意義。

　　列寧說：「在現代的俄國，充實革命的內容的，不只是兩個互相鬥爭的力量，而是兩種種類不同的社會戰爭：一種戰爭，是在現代專制農奴制度的內心；別種戰爭，是在將來的，現在已經在跟前生出來的資產階級民權制度的內心。一種是全體平民爭取自由的鬥爭（爭取資產階級式社會的自由），爭取民權主義，亦就是爭取平民專制；別種是：無產階級為著建立社會主義的社會，而反對資產階級的階級鬥爭。」（《列寧集》第六卷，第四八七頁）「沒有完全消滅一切中世紀式的土地私有財產，沒有完全的『肅清』，就是，沒有土地國有，那麼，這樣的革命是不可想像的。無產階級的政黨的事，正是要傳佈這個最徹底最激烈的資產階級性的土地革命口號。等到我們實行了這個，我們再看一看：以後的前途是怎樣。我們再看一看：這個革命是否只成為資本主義之下生產力可以有美國式的速度去發展的基礎，還是，這個革命成為西方社會主義革命的序幕。」（第二版的《列寧集》第十二卷，第二九四頁）對於中國，這個土地革命，已經不是「是否西歐社會主義革命的序幕」問題，而是是否鞏固的成為蘇聯社會主義革命繼續，以及歐美日本社會主義革命的推動的問題。中國土地問題裡的所謂「美國式發展」的問題，必定不可避免的要在中國革命自己轉變到社會主義革命的過程裡，變成所謂「蘇維埃式發展」的問題。可是，暫時，中國的土地革命，正表示著中國廣大的小資產階級的農民，反抗帝國主義的獨佔資本及中國的豪紳地主的束縛和剝削，而要求「美國式的發展」，這才是真正「代表資產階級資本主義關係」，而能夠反對封建殘餘及帝國主義的革命力量——就是農民群眾（參看列寧在共產國際第二次世界大會，關於民族殖民地問題的報告）。中國的機會主義者，卻偏要到資產階級裡找這樣的力量！「馬克思主義裡的俄國機會主義，就是孟塞維克主義的特點，現在正在于他（孟塞維克主義）玩弄著一種學究式的手段，把馬克思主義簡單化，庸俗化，曲解他的字面而背叛他的精神……。孟塞維克派，反對著民粹派的不正確的社會主義學理，自己卻學究式的忽視了、放過了民粹主義裡面在歷史上有真實的意義的、有進步意義的內容，就是一種群眾的小資產階級鬥爭的理論。這種鬥爭是民權主義的資本主義反對自由派地主的資本主義的鬥爭，是『美國式』資本主義反對普魯士式資本主義的鬥爭。因此，他們說農民運動是反動的，立憲民主黨[34]比勞動派[35]要進步些……這是神奇古怪的發瘋的叛徒的見解。」（《列寧致史鐵邦諾夫的信》，一九〇九年十二月十六日，見《無產階級革命》雜誌一九二四年五月號的第一七八頁）中國的機會主義者，更不用說取消主義的叛徒，亦有這種「特點」：他們也是否認農民戰爭的作用，反而把軍閥混戰解釋成為「統一」和「割據」的戰爭；他們亦是否認農民群眾的民權革命力量，反而把蔣介石、汪精衛、馮玉祥當做「中國的拿破崙」，而說中農已經不穩固了，遊擊戰爭不過是反動的無政府的盲動罷了；或者呢，說革命不能再「擴大」了，現在只好限於無產階級一階級的運動的「深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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