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的取消主義和機會主義(2)|瞿秋白

中國的取消主義和機會主義(2)

　　二

　　第二個問題是革命的新高潮和策略的問題。

　　陳獨秀對於革命高潮的觀點，很明顯的可以從他的根本的觀念裡推想出來。他的根本觀念，可以說是：（一）「國民政府是代表城市資產階級和鄉村富農，而與買辦地主妥協的政府」。（二）「軍閥混戰和農業恐慌不能成為革命的主動力，卻會引起資本主義的發展」。（三）「中國資本主義的統治已有相當的穩定，且在最近將來會有一個長足的發展」。自然他的結論也同樣是：「現在不要高叫什麼革命高潮必不可免的要到來，現在是沒什麼高潮的象徵」。他自己的話也正是這樣說法：「現在決不能把時斷時續的工人經濟鬥爭，認為是新的革命的高潮；現在只有工人部分的抗議，這是對於資本進攻自禦性質的鬥爭，這正是革命高潮的反面。……我們固然不能宣傳革命低落；然而如果宣傳革命高潮的不可免，那就是使群眾認為自己鬥爭之外，另外有一個什麼革命高潮，會從天上掉下來。高潮現在是不會快來的，因為沒有充分的群眾鬥爭。現在是兩革命高潮之間的情形。中國共產黨中央卻專門誇大革命高潮的象徵，以致于幫助一般同志走上盲動主義[13]的道路」。

　　陳獨秀完全否認革命高潮的生長，他就嚴厲的攻擊中國共產黨中央，說中央的政策是一貫的盲動主義的總路線。他說：一九二九年上海五卅紀念的示威，是盲動主義的指導；他說中央為著反對國民黨掠奪中東路而指出世界革命最近的高潮，也是盲動主義；他說中國共產黨的盲動政策，使上海的郵政工會、恒豐[14]及老怡和紗廠[15]工會的工作和組織，完全破壞。（這些工會裡因為共產黨員的積極，國民黨政府把這些工會的組織解散而改組，黃色工會的領袖重新被指派來組織工會——陳獨秀就說是共產黨盲動的結果。）陳獨秀自己的策略是怎樣的呢，當然亦應當說：「不可以幻想把每種鬥爭都變成政治鬥爭，以致於嚇退群眾」。他自己的話是：（一）「示威運動是一個嚴重問題，現在黨的中央命令幾個群眾去強迫群眾示威，來證明（！）革命的高潮到來——這是盲動主義」。（二）「應當實行可能的政策，切合於群眾的要求，而不能有誇大的估量」。（三）「一般的合法運動，固然是拋棄革命的企圖，然而在一定條件之下，有為著發展我們力量的必要時，不能拋棄一切合法運動」。

　　陳獨秀的這種可能主義和合法主義，完全暴露他的假清高的「純粹無產階級」政策的假面具。他對中東路問題的主張，就是根據於這種可能主義和合法主義的。他曾經假清高的批評「聯合富農」的口號；攻擊分別汪陳派是資產階級民族改良主義的派別。但是他所要聯合的是誰呢？他要求黨降低自己的口號，去適應所謂「廣大的落後的無產階級之外的群眾」。這所謂的「群眾」是誰呢？他說：「中國的群眾都還在小資產階級的民族主義成見之中；廣大的群眾還不知道蘇聯是中國的朋友。所以「擁護蘇聯」的口號，只能引起最覺悟的無產者，而不能引起無產階級之外的廣大的落後的群眾……。」只有「反對國民黨誤國政策」的口號，站在民族主義的觀點上，方才能夠引起群眾的熱忱；而「擁護蘇聯」卻只是無產階級一階級的口號。他顯然仍舊是堅持著中國機會主義的傳統，以所謂民族和階級對立起來。第一，「擁護蘇聯」的口號，決不是他所稱謂「一階級的口號」，中國的廣大的工農群眾瞭解而且深切的感覺這個口號是與中國的解放密切相關的，他們是能夠贊助無產階級的階級口號的。八一以來的中國各地群眾運動，明明白白的證明這一點。第二，他一面詛咒著「反動的」「無政府的」「盲動的」農民戰爭，一面卻說要聯合「無產階級之外的民族主義的落後群眾」。這實際上是要聯合民族改良主義的資產階級。中國共產黨中央回答他，說他的立場是左派資產階級的立場——這是十二萬分的正確。他是寧可拋棄土地革命的農民群眾，而投降改良主義的資產階級，反革命的資產階級。

　　總之，陳獨秀的取消主義策略，就是認為革命早已完結，應當適應資產階級勝利後的新環境，拋棄日益分化的農民——反正已經沒有反對封建地主的鬥爭——而投降民族主義的資產階級，在可能的範圍之內，進行合法的運動，不要妄想革命高潮的到來，不要去獨立領導工人群眾的鬥爭，不要去實行轉變經濟鬥爭到政治鬥爭，不要去組織群眾的政治示威，不要去領導農民戰爭。

　　第三個問題是黨內統治問題。

　　陳獨秀說：黨有了這種盲動主義的總路線，自然要引起黨內的同志的不滿意，於是黨的中央便用「戴高帽子」的辦法，說某某同志是機會主義者，是非無產階級的意識等，這樣破壞黨內和平，引起個人糾紛，沒有民權集中制，卻「變成了官僚主義集中制」，他說：「我聽見說，布哈林同志有一次告訴特立[16]同志：你是一個政治家，不是一個小孩子，為什麼你當初有了反對盲動主義的不同意見，你不說出來呢？」他這句話是要表示中國黨內這樣的沒有民權主義，嚇得大家連話都不敢說了。他指出來說：有幾個同志在最近告訴他，他們的確有對於中央政策及工作方法的不同意見，但是怕說話，因為「中央用警察式的手段（！）對付同志，如果我們說一個字，我們就要失掉工作，或者派到不能存身的地方去」。這種造謠中傷，攻擊黨部的手段，本來是各國黨內右派及一切反對派用慣的。陳獨秀這種宣傳煽動，簡直是要準備一個「取消派的黨內暴動」！他口口聲聲說：党強迫命令同志去盲動，去犧牲性命，不負責任的去欺騙群眾，欺騙黨員。這真正是歷史上的重複表演：俄國當初的取消派[17]，也是這種論調，譬如說：「這些地底下的個人……無論對於誰都不負責任的，卻要命令群眾發動」（一九〇三年初俄國取消派報紙《光線》第一〇一號）。

　　陳獨秀因此要求黨內現在要實行完滿的民權主義，要求「從支部直到區委，如果可能還要直到省委，都完全要用選舉方法」；要求黨員都要有「批評討論的自由」。他並且要求重新廣泛的討論中國黨第六次大會的決議，討論整個的黨的路線問題。

　　原來一九二七年秋冬之間，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的北方局[18]，曾經有過這種極端民權主義的要求，他並且實行起來，隨後的結果簡直是使黨大大的削弱，弄得糟不堪言。陳獨秀現在的要求自由討論和自由批評，要求黨內民權主義的廣泛，自然，更加是孟雪維克主義的充分表現。他現在「為著黨內民權主義而鬥爭」，他是為什麼？他是要黨去服從他的取消主義，要黨和無產階級相信：（一）中國資產階級政權已經形成，正在穩固發展；（二）軍閥戰爭不過是中國資產階級發展的特殊過程；（三）凡是反對封建的革命裡，必須和資產階級妥協；（四）現在既然是資產階級已經戰勝封建階級的局面，那末，無產階級只有投降，而接受民族主義的口號，幫助中國資產階級，勸他不要「誤國」；（五）因此，不要準備什麼暴動，而要取消革命的高潮的前途，實行合法運動。他是為著要使無產階級的政黨服從資產階級而鬥爭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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