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的取消主義和機會主義|瞿秋白

中國的取消主義和機會主義(1)

　　（一九二九年十一月六日）

　　中國革命的失敗和國民黨表面上的「統一」中國[1]，使中國共產黨裡的機會主義者，重新暴露更加厲害的動搖和猶豫，「傳達資產階級和小資產階級影響到無產階級身上來而阻滯無產階級的階級鬥爭」。機會主義者之中，有些簡直進到公開的取消主義[2]。反對這些取消主義的鬥爭，尤其是反對外交式的暗藏的機會主義的鬥爭，是現在中國共產黨內非常主要的任務。現在，中國的反革命已經成為國際帝國主義進攻蘇聯的直接工具（中東路事變）；中國反革命營壘之中，重新爆發延綿的軍閥混戰；中國資產階級的民族改良主義、改組派等類的政客，企圖推延革命的爆發，阻滯革命的爆發，宣佈他們的「參加軍閥混戰是為著民族民權主義而鬥爭」……以救濟地主資產階級的反革命於滅亡；而中國工人運動的高潮，卻在繼續開展的農民戰爭的背景上，日益生長起來。總之，現在正是中國共產黨「應當開始準備群眾，去用革命方法推翻地主資產階級聯盟的政權，建立蘇維埃形式的工農獨裁，積極的展開並且日益擴大階級鬥爭的革命方式（群眾的政治罷工、革命的示威運動、遊擊戰爭等等）」。正在現在這種時候，機會主義者的領袖陳獨秀[3]，卻公開的宣佈他的政治主張，攻擊中國共產黨的總路線，完全走到取消主義的地步；中國的托洛茨基派[4]也積極活動起來，陰謀破壞中國共產黨。他們的雙方並進和聯合行動，都是企圖加強黨內機會主義者的立場，以阻滯共產國際和中國共產黨的總路線的進行，幫助資產階級來擾亂破壞無產階級的革命隊伍和革命鬥爭。如果不打碎右傾的和托洛茨基的取消派，如果不克服調和主義，那麼，就沒有可能執行共產國際和中國共產黨的任務，沒有可能反對戰爭的危險，擁護蘇聯，反對國民黨改組派，沒有可能準備工人階級和勞動群眾去實行革命的鬥爭，去鍛煉出工人階級的真正革命領袖——真正能夠勇敢的絕不動搖的引導無產階級，去推翻帝國主義和國民黨的統治，而實現蘇維埃的中國領袖——布爾塞維克的共產黨[5]。

　　一

　　陳獨秀的政治主張，是今年七月底發表出來的。他寫給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三封信[6]，同時送到地方黨部，並且還發現在中國托洛茨基派的機關報上。他的政見，開始是說「擁護蘇聯」的口號不適宜於中國的群眾程度，應當改做「反對國民黨誤國政策」的口號。可是，隨後，他自己公開的說出來：他認為党的總路線，完全是錯誤的。事實上，他的三封信裡面，的確完全發表整個的取消主義的路線，絕對和黨的路線相反的路線。

　　他的取消主義總路線，分做三個主要問題。

　　第一個問題，就是中國革命失敗後的政權性質問題。

　　他說：「中國共產黨過去機會主義政策發生的根由，乃是因為不曾洞察資產階級的發展對於革命之作用和其危險性，尤其是對於國民黨的階級性之錯誤的觀察，遂至不自覺的削弱了無產階級的力量，過分助長了資產階級的軍事勢力，造成了革命失敗和資產階級勝利之前提。……廣州暴動之前後，我覺得中央在政治上有錯誤的估量遂致有錯誤的政策。當時我就認為應當採取很好的退守政策，以保護階級的戰鬥力：就是我們從戰場上退出來，整理我們的隊伍。……然而黨的中央，在六次大會[7]以前，始終不認識革命的失敗和資產階級的勝利。……使敵人得著機會用各個擊破的方法，在全國範圍內把我們階級力量打得粉碎；党中最積極的分子亦因之喪失殆盡，黨和群眾也斷了聯繫，至今尚不易恢復」。

　　陳獨秀的意思是說：中國革命失敗的責任，在共產國際和中央委員會身上，共產國際不應當幫助中國資產階級的勝利，而八七會議以後的中央委員會[8]，以及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更不應當不採取「退守政策」。所以他認為：共產國際和中國黨中央的政策的結果，就是無產階級的力量完全消滅，而純粹資產階級的國民黨卻得著了完全的勝利。陳獨秀自己，在一九二五至一九二七年之間，向來堅決的反對「共產黨人包辦國民黨」，認為國民黨應當由國民黨員自己去領導，認為中國革命的領導權應當歸之於資產階級。現在，他仿佛「懺悔」起來了，說：一切機會主義都在於沒有看清中國資產階級對於革命的危險，沒有看見「國民黨向來就是純粹的資產階級政黨，而決不能變成幾個革命階級聯盟的政黨」。這是真正的懺悔麼？不是的。這實在是他想辯護自己以前的反對「包辦」政策，辯護自己以前的機會主義策略——把中國革命和當時的國民黨送給資產階級去領導的策略。直到現在，他還是認為中國的一切都由資產階級來決定：資產階級得勝了，無產階級的力量都消滅了，黨的總路線早就應當是「退守政策」了。

　　反革命固然是暫時勝利了，但是，反革命的勝利，是「因為帝國主義和中國封建勢力暫時比革命的力量還要大些」。這個反革命的勝利之中，中國資產階級當然有許多「很大的功績」；可是中國現在反革命的勝利，決不就等於資產階級的勝利。陳獨秀的見解，恰好是相反。他說：「中國的封建制度，早就被商業資產階級所推翻。資產階級和封建階級經濟利益之根本矛盾，實際上已久不存在。……中國一九二五到一九二七年，是一個極大的轉變時期，這轉變主要的是資產階級得了勝利。在政治上資產階級得到了優越地位，得到了帝國主義的讓步和幫助，增加了他們的階級力量的比重。封建殘餘在這個極大的轉變之中，受了最後的打擊，喪失了統治全中國的中央政權形式，喪失了和資產階級的對立的地位。在這個過程之中，已經成為殘餘勢力的殘餘。他為自存計，勢不得不努力的資本主義化，就是說，封建勢力不得不下全力爭取城市工商業的經濟勢力，做他們在各個區域內的統治基礎。……他們所以現在尚能生存，乃因為中國資產階級受了工農革命勢力的威嚇，不但不願意消滅封建勢力，並且急急向封建勢力妥協，來形成自己為中心為領導的統治者，並且已實現了這樣的統治權，就是國民黨的南京政府」。

　　一九二五到一九二七年偉大的中國革命之中，獨秀只看見「資產階級的大變動」，他認為中國的資產階級已經完全取得政權，封建勢力已經只剩得殘餘的殘餘。一九二五到一九二七年的革命，把資產階級放到了政權上去，他說：「從張學良到汪精衛，都是資產階級佔有中心勢力的政權。」既然這樣，那麼，封建勢力在中國已經消滅，農民群眾反對封建地主的鬥爭，已經沒有？——是的，他簡直公開的說：「中國向來沒有封建的特權階級」。獨秀的這種觀點，根本是否認中國的土地革命。他根本是沒有看見：一九二五到一九二七年革命之中的大變動，正是農民群眾脫離資產階級的影響，而在無產階級領導之下，起來反抗地主豪紳的特權階級的統治，形成偉大的革命力量，真正能夠推翻帝國主義統治的力量。照獨秀意見看來，卻是：資產階級的叛變已經結束這一革命，已經形成「新的」中國——資產階級的中國。所以他自然誇大反革命的勝利，說帝國主義給中國資產階級多大的讓步，說中國資產階級已經有了最優越的政治立場，說中國國民黨的政權已經完全都是資產階級的政權。

　　不但如此，他更加進一步，解釋這種「新的資產階級的中國」形成的過程，說中國的軍閥混戰，仿佛是這種過程的表演。他說：「中國資產階級還正在複雜的變化的過程中，和歐洲已經能夠和平發展而且已經有高度發展的資產階級不同。他們的階級來源太複雜，又加以帝國主義之操縱，他們內部各派之間的政權和地盤的明爭暗鬥，以至爆發戰爭，這是必然的現象，而且是較長時期的現象，蔣桂的戰爭[9]，不過是其中之一；這些都是資產階級新政權的內部衝突，而和國民黨從前對北方封建軍閥戰爭[10]有不同的性質。」這樣，現在國民黨軍閥的混戰，都是中國資產階級複雜的發展過程。

　　獨秀的這種見解，很明顯的表示：他是認為中國資產階級的叛變，已經完全足夠取消中國的革命。他只看見國民黨將軍之間的混戰，認為可以表現「複雜的非和平的資產階級的發展過程」。他卻沒有看見兩年來中國農民戰爭的發展，不看見無產階級領導著農民實行反對軍閥混戰的鬥爭。照他的意思：「資產階級幫助中國的革命，革命方才有階級的意義和社會的基礎」（陳獨秀：《資產階級的革命與革命的資產階級》——《嚮導》[11]），這是獨秀在一九二三年的意見。他後來就認為：「農民的原始暴動和遊擊戰爭，只是反動的無政府的行動，太平天國[12]前後中國早已有過這種騷擾，現在也還是這樣，這決不是什麼革命力量」——這是獨秀在一九二七年八七會議之後的意見。現在，他更認為國民黨的軍閥混戰，竟是中國「資產階級發展的複雜而非和平的特殊過程」了！本來是不錯！現在革命已經「喪失了資產階級的援助」，資產階級已經能夠組織「新的政權」，革命自然是完全沒有希望的了。至於農民群眾的戰爭，以及無產階級領導的農民反抗運動，那是違背著資產階級進化的自然過程的，是沒有什麼用處的。

　　固然，陳獨秀現在說：中國民權革命的任務，是資產階級所不能解決的，現在還是「工農的民權革命」。在這一問題上（中國革命性質的問題上），他還沒有抄襲托洛茨基主義取消派的口號，他沒有說，中國革命已經只會是社會主義革命。可是，他的結論，同樣是中國革命已經結束，現在是長期的反動時期。這是比托洛茨基更公開的取消主義。因此，雖然他亦說：「要利用資產階級內部的每次衝突，擴大我們的運動。每次大小戰爭之中，不但要消極的反對，並且要積極的反對，以致於變這種戰爭為階級戰爭」；然而實際上，他和托洛茨基派是同樣不看見無產階級的領導作用，不看見無產階級領導農民戰爭的作用，所以他的所謂階級戰爭，只是冠冕堂皇的空話。

　　陳獨秀已經認為：「現在的土地革命，只有貧農（雇農、小佃農、小自耕農）是革命的柱石，中農是中間動搖分子，富農是反革命者」。據他說：「中國富農，完全都是鄉村資產階級，是資產階級在鄉村中發展的初步形式，他對於下層群眾的革命，必然和城市資產階級取一致的態度」。他的主要意思，並不在於他會指出中國富農的反革命性，而在於他認為中國已經沒有「兩種社會戰爭」（解釋見後），而只有簡單的城鄉無產階級反對城鄉資產階級的階級鬥爭。他完全否認中國有農民反對封建地主的鬥爭。因此，他就認為中農群眾，已經都是不革命的了。為什麼？因為他以為資產階級已經勝利，不但得到了政權，並且得到了領導中農群眾的領導權；不但在國民黨政權之中占著領袖地位，而且還會經過戰爭去發展資本主義，鄉村資本主義正在發達起來——所以中農群眾已經不要革命。他的觀念，是根本取消土地革命，取消農民戰爭的可能性。他表面上說「贊成」中國共產黨的蘇維埃的口號；事實上，他是用自己的這種解釋方法來「贊成」的——他說：如果「反動的封建階級還有這樣的強固基礎」，那末，一定要推論到階級聯盟的老政策……所以，「譚平山說共產黨的政策是超時代的政策，亦許是對的了」。請看：他是怎樣的「反對」譚平山呢？據他的意思：共產國際和中國共產黨，一方面提出蘇維埃的口號，一方面承認封建殘餘還是統治著的力量，這是自相矛盾的。他以為：凡是封建階級統治著的地方，那麼，無產階級一定應當和資產階級合作妥協。這正是暴露他徹底的不可救藥的機會主義。他只看見資產階級的叛變和富農的反革命，就立刻認為中農群眾已經不會再革命了；他卻不願意看見「農民的階級分化，警醒其中許多政治上睡著的成分，並且使鄉村的無產階級更加接近城市的無產階級，而『農民』與地主階級之間對抗卻在加強、生長劇烈起來」。所以他的總路線，根本是不要領導農民，根本是藉口「中農動搖」，而來掩蓋他不願意推動農民起來革命，掩蓋他的所謂「階級戰爭」，本是騙人的空話。

　　陳獨秀固然會利用中國黨內政治觀察上的錯誤，例如有些同志把蔣介石廣西派的戰爭，解釋成資產階級反對封建階級的戰爭，主張聯合富農的政策等等，他利用這些錯誤來攻擊黨的指導機關，而自己假裝著非常之清高的，非常之「純粹無產階級的」政治家。他說：「從張學良到汪精衛都是資產階級……此時不需要代他們去分哪個是純粹資產階級，哪個是封建性質的，或者哪個比較進步些較左些，哪個反動些，哪個還有些改良主義政策的企圖或欺騙，哪個連這些都沒有。這決不是我們的任務」。據他的意思，如果指出汪精衛陳公博等重新「企圖形成資產階級民族改良主義的中間」，那麼，就一定應當採取和汪陳派聯合的政策。因為他是「反對」「聯合」的，所以他反對分別誰有改良主義誰沒有改良主義。他自己以為這算是「純粹無產階級的」政治家。其實，模糊含混的否認反革命聯盟之內的階級分別和最近反革命營壘政治上的分裂，因此對於群眾不去指出汪陳派的特別危險，這在客觀上正是幫助資產階級，使他更加容易迷惑群眾，這是忽視爭取群眾的任務，引導到極有害的機會主義的消極，投降資產階級。

　　總之，對於中國革命失敗之後，政權的階級性質問題，陳獨秀的答案裡，包含著整個的取消主義的觀點，他對於現在的中國階級力量的相對關係，有一種絕對和中國共產黨不相同的觀點。他的總意思是：封建階級已經是只有殘餘的殘餘，資產階級已經握得全部的政權，富農固然因為是資產階級裡的原始發展形式，已經是反革命的成分，就是中農也已經動搖而不革命了。無產階級呢？因為共產國際及中國共產黨中央的錯誤政策，幫助了資產階級勝利，所以無產階級的勢力全部消滅。革命是完結了，革命的前途是已經取消了！而資產階級的前途，卻會經過「複雜的和非和平的過程」，經過戰爭而發展資本主義。這種十足的取消主義的理論，表面上可以帶著些清高的空談，實際上是完完全全投降資產階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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