軍閥混戰和汪精衛|瞿秋白

軍閥混戰和汪精衛

　　（一九二九年十月九日）

　　「革命已經成功，中國已經統一，三個月內肅清共產」！——蔣介石在去年六月間北伐軍到了北京之後，就這樣的說。中國資產階級的經濟會議、財政會議、鐵路會議，以及南京的所謂編遣會議（裁兵會議），都在那半年之中，都表演著資產階級的「統一幻想」。國民黨中央的第五次全體會議[1]，當然更是這種統一幻想的大廣告。那半年之中（一九二八年下半年），在王正廷的外交政策之下，訂立了許多新的條約，求得了增加關稅。而且，最近兩年極大的革命鬥爭和反動屠殺之後，以及從廣東到直隸[2]的連綿的戰爭之後，武漢的封鎖，上海天津之間北京漢口之間交通斷絕的情形，得著相當的變更；巨大的戰爭暫時沒有，——於是中國經濟上比較鬆動，暫時表現著相當的改善，行市上的改善。帝國主義的列強承認南京政府；美國帝國主義方面，有許多「道威斯計劃」[3]籌款的傳說，許多大借款的呼聲，許多外國顧問和委員會到南京來。……直到一九二九年一月，滿洲的張學良也插起了青天白日旗[4]。國民黨「真正統一了全國」，得著了許多新的領袖——所謂北方軍閥，不但加入了國民黨，而且成了最早的忠實信徒，應當可以倒數過去首先反對赤化的功績；他們成了國民黨政治委員分會的主席（張學良）和党國要人。所有這些情形，都散佈很多的國民黨的幻想，甚至於影響到共產黨的隊伍，產生機會主義復興的動搖和猶豫。機會主義者的論調，便是「中國資本主義的統治，現時已有相當的穩定，且在最近的將來，會有長足的發展」，「中國的南京政府已經是代表城市資產階級及鄉村富農而與買辦地主妥協的政府」，「中國的地主階級已經努力資本主義化，特別在資產階級勝利以後，受著最後的打擊，現在只是殘餘的殘餘」；「因為過去革命的威嚇，及現時市場的需要，帝國主義是需要中國一時的和平，而不願即刻促成各派軍閥的混戰」；「所謂革命高潮必不可免的要到來之『必不可免』字樣，用在估量現時鬥爭形勢決定策略時，是很唯心的定命思想。」

　　事實上，國民黨的統治——所謂資產階級的勝利——只不過是豪紳地主資產階級的反動聯盟，在帝國主義的贊助和指揮之下，暫時打退了工農群眾革命的革命襲擊。只是「因為帝國主義和封建勢力暫時比較的有力量，所以革命受著暫時的失敗（史達林《論反對派》第六二四頁）。而中國資產階級，並沒有能夠解決引起中國革命的那些矛盾：（一）中國的半殖民地的地位只有更加深入，英日的勢力範圍和一切對華特權更加鞏固起來，所謂廢除不平等條約完全是欺騙群眾的誑話；美國帝國主義對於南京政府的勾結，正是要取得中國的財政控制權及中國的一般經濟命脈，使中國變成他的完全殖民地；美國和英日的爭奪中國是世界第二大戰的中心問題之一，尤其明顯的表演著英美相爭世界的霸權；英日之間以及其他帝國主義的衝突，在英美的衝突的總形勢之下，只有日益加強中國國民黨軍閥之間的相鬥和混戰，決沒有「帝國主義來維持中國一時的和平」的事；不但如此，帝國主義的列強，在中國革命暫時失敗之後，最容易利用中國國民黨的反動聯盟，做他們進攻蘇聯，及對蘇聯戰爭的工具之一。（二）中國封建地主的剝削和壓迫只有更加加重；一般的經濟發展在外國資本加強侵略之下，只能使積累起來的資本多份投到封建式的土地私產上和商業高利資本上去；國民黨的甚麼土地稅法和二五減租的「改良草案」，沒有任何實際上的意義；一年多以來，只有繼續的清鄉屠殺，加緊實行保甲連保，拉夫拉車的軍事征役；農業危機的深入和廣大的破產失業，只有更加加增高利資本和地主的剝削，很明顯的是資產階級努力在保持擁護這種封建式的秩序，並且自己更多的參加封建性的剝削；地主資產階級的各種集團，在極端劇烈的經濟危機之下，互相爭奪這種剝削工農的分量，只有引起連綿不斷的軍閥混戰，而不會是努力保障甚麼「和平發展」——甚麼「地主之資本主義化」的萬里前程。（三）軍閥的基礎，原本是「中國經濟的特殊狀態：封建餘孽的統治和鄉村中商業資本的存在聯結起來，而保存著對於農民的中世紀封建式的剝削和壓迫方法」。這種基礎，中國資產階級不但不能加以打擊，並且對於他還在竭全力保護和維持。中國沒有統一全國的國內市場，而只有經濟上政治上半獨立的區域（地方市場），這種情形一方面做帝國主義瓜分勢力範圍的基礎，別方面亦就是各該區域軍閥割據的條件；資產階級在中國革命之後更加和封建地主混合生長的過程之中，首先就是在各個地方市場之內和軍閥政權的官僚機關更加親密的聯結起來。資產階級已經決不是和軍閥制度對抗的力量，而恰好相反，正是軍閥封建豪紳統治的新的工具，封建式的剝削壓迫方法的附屬——資產階級對於工人階級的剝削固然必須依賴軍閥的保護，而且資產階級的資本更多份的投入商業，投入軍閥公債，使他和當地軍閥的關係日益密切。資產階級的某些集團之間的競爭，和當地豪紳地主階級內部的鬥爭，互相錯綜著，形成極複雜的軍閥政客各派各系經常互鬥的局面。這決不是資產階級和地主階級的「階級鬥爭」，決不是所謂民權主義和封建制度的鬥爭，而是買辦豪紳地主資產階級反動營壘之中的內部鬥爭。至於所謂比較有力量的民族資產階級，事實上也不過上海區域（江浙）的資產階級，他占著國內最發達的市場，和經濟最優越的地位。可是，這所謂民族資產階級，也只能在美國帝國主義的「門戶公開政策」之下，做帝國主義的附庸，用各種各式民族統一提倡國貨等的旗幟號召「反對割據的鬥爭」；其實，他只是給南京政府的軍閥以割據的體面招牌；上海資產階級和當地封建軍閥的聯盟，用這種「統一」的名義，要征服其他區域的豪紳地主資產階級的軍閥。事實上即使這種鬥爭裡包含著幾分上海資產階級統一國內市場的嘗試，即使這種鬥爭，表現著美國帝國主義排擠英日的對華勢力的矛盾，也只不過是各區域豪紳資產階級之間爭奪市場的鬥爭，亦就是英日美列強爭奪中國的鬥爭。這種鬥爭，決不是中國民族資產階級能夠統一中國的鬥爭——這和世界帝國主義戰爭不是美國或者英國能夠統一世界的戰爭，是一樣的。正好是相反，南京和各地軍閥之間的混戰，各區域軍閥之間的自相混戰，正反映著：世界資本主義一般危機在中國有多大劇烈的表演，中國各區域軍閥之間的衝突，中國豪紳資產階級內部各種集團之間的鬥爭，是怎樣的劇烈，他們的內部矛盾是怎樣的嚴重。

　　中國的這些主要問題，民族解放，土地革命和國家統一的任務，不但是國民黨的反動所不能解決，並且是更加緊迫起來。青天白日旗插遍中國的時候，正是中國軍閥混戰重新開始的日子。中國一九二五到一九二七年的大革命之中，工人階級已經是唯一的能夠統一中國解放中國的階級，他的革命勢力，和他所領導起來的農民戰爭，既然受著帝國主義和中國豪紳資產階級的摧殘。那末，在英、日、美帝國主義互相爭奪和侵略之下，在中國豪紳地主資產階級加重的剝削壓迫之下，在各派各系的反動勢力互相衝突競爭之下，中國的軍閥混戰是必定不可避免的，中國的統一是絕對不可能的。——只有中國工人階級領導了農民群眾，把這種軍閥混戰，變成為反對豪紳地主資產階級的戰爭，而得著革命的勝利，然後中國的統一方才能夠實現，這就是要農民群眾在工人階級領導之下，實行徹底的土地革命，根本剷除帝國主義統治中國的根基而解放中國。

　　南京政府的所謂「統一中國」，沒有能夠得著甚麼「資本主義的穩定」和「和平發展」的道路。恰好相反，滿洲掛起青天白日旗之後，不到兩個月，蔣介石和廣西派的戰爭[5]就爆發了。一九二八年六月到一九二九年二月間的休戰期間，所看得見的一些經濟行市上的改善，只不過是各地軍閥準備新戰爭的附帶條件。一般的情形，卻是農業危機的更加深入，巨大的災荒，推廣到廿一省四特別市一千〇九十三縣的七千萬人民（《盛京時報》所載最近的南京官場統計）；工業裡的危機也仍舊繼續發展，除紗廠比較有些發展以外，其他工業都在破壞停滯的狀況之中，重工業不必說，就是絲業，煙業，麵粉業皮革業等，都感覺到極厲害的恐慌。國外貿易雖然有進展的狀態，但是這正是外國貨物佔領中國市場的情形更加厲害，外國財政資本控制中國經濟的力量更加增加。南京政府財政的困難，已經到了完全破產的地步，帝國主義所允許的增加關稅，正是為著稍稍救濟政府財政上的困難——對於保護中國工業是沒有意義的。可是，這一點救濟，只能做國民黨政府的「戀命湯」，不能解決財政上的根本問題。南京政府的財政部長宋子文，已經兩三次要求辭職，他自己的口供是「絕無辦法」了！各地地方政府仍舊截留解款，也同樣的是入不敷出。中央直到地方，軍事的費用都超過全部預算百分之七十五以上。這樣，一切軍閥政府，只有拼命的增加苛捐雜稅，準備戰爭，以奪取收入豐富的區域。所謂廢除厘金，實際上變成「消費稅」，稅額還要比原有的厘金加兩倍。這只是幫助當地資產階級（錢莊資本當鋪資本）的少數財閥包捐包稅收入的增加，而更加破壞阻滯一般的國內商業。各省區的軍閥，因為當地商業的縮小和財政金融的破壞，更加急急乎要爭取財富的區域。而地主資本家對於工農的剝削，工人的失業以及工資的減低，工作時間加長，勞動條件加重，農民群眾的破產，「逃荒」，小資產階級群眾生活的極端惡化，多數兵士因欠餉和軍裝短少而受餓挨凍……這些情形，都一天天的更加厲害。一般的經濟狀況是惡劣到萬分，中國的經濟的確在極嚴重的危機之中。

　　南京政府的一切「建設」的空談，大借款的籌劃，不過是要假借名義，用公債的方法，回扣的方法，尾數的方法，籌出款項來填補軍閥的需用。誰也不在認真的想什麼「建設」，而只是想著彌補目前的財政困難。為著這個原故，南京政府承認西原借款[6]，得著尾數六千萬元；為著這個原故，以隴海路的名義借比利時銀行二百萬元美金；為著這個原故，以滬甯滬杭路名義借英國銀行七十八萬美金；以粵漢隴海路的完成名義，動用英俄庚子賠款[7]七千五百萬元。南京政府的外交方針，主要的就是怎樣得到外債。甚至於一切關稅自主等等名目，不是想直接取得外債，就是想用「靠得住的擔保」，去取得國內公債。帝國主義指揮了幫助了中國反動派暫時打退了工農革命的襲擊，但是，帝國主義不但不能幫助南京政府的甚麼經濟建設，並且不能夠幫助國民黨軍閥多多少少真正部分的解決財政上的困難。上面所說的那些小借款，每次不夠南京政府一兩個星期的軍費和政費。自然，資產階級和國民黨所最希望的，是大財主的美國帝國主義。希望美國帝國主義幫助中國的工業化嗎？美國帝國主義卻首先顧到他自己怎樣準備和英日爭取中國財政的控制權，他派了克美爾財政博士的委員會[8]，他派了孟德爾的鐵路顧問，他聲言要使中國的鐵路全部美國化。他首先還注意到中國太平洋沿岸的軍事設備（飛機場、汽車道、無線電等等）。暫時，這些設備正可以用做擴大美國對華商業的支配力量。一切美國對華的「建設計劃」，都是這種性質，——因為美國知道得很清楚：奪取中國市場是不能不和英日有嚴重的劇烈的鬥爭的。華盛頓剛剛說了一句「中國鐵路的美國化」，立刻就聽得到英日的抗議，說新銀行團[9]的公約，規定對華借款必須列強共同參加，不能由美國獨佔。帝國主義內部的衝突，正在劇烈起來，對華政策上決不能有多大有意義的比較長期的「和平合作」，各方面都在準備著太平洋的戰爭，而不是準備什麼「中國的工業化」！何況所有這些計劃，都還不過是紙上的空談。現在美國總統[10]（他就是美國紅十字會的總理）已經聲明說：甚至於賑災的款項都被軍閥官僚放到自己的腰包裡去，美國不能參加賑濟中國的災荒了。這樣，那些「建設的借款」又要到什麼地方借呢！至於說希望美國的大借款，救濟財政上的困難罷，那麼，這固然是中國國民黨各派都在夢想著，中國的資產階級也覺得這是比較更實際更切近的救命方法。但是美國帝國主義者的計算是很精明的，他說：

　　中國還沒有達到這樣的政治統一程度，可以做什麼全國範圍的改造工作。十年來鬥爭的結果，秩序是破壞了，現在又發生軍事的派別的衝突和糾紛，農民的騷動正在增長……要中國有擔保才行。南京的弱點，就在於一方面，政府費用的一半都歸到軍閥的腰包裡去，別方面，債務卻不歸還。（一九二九年七月號的Foreign Affairs）

　　這樣，南京政府不但到現在還沒有得到什麼美國的大借款，而且最近亞姆斯特丹的「國際商會第五次會議」上，美國財政家拉門德[11]正式宣言說：我敢斷定「紐約或者歐洲的市場上，中國不能籌到任何國家的借款」，因為沒有國際信用。

　　中國經濟財政的狀況是這樣。軍閥混戰，一方面是經濟危機的表演，別方面更在加重這種危機：鐵路交通的破壞，內河航路的阻梗，苛捐雜稅，拉夫拉車的剝削更加加重。南京政府和廣西派的戰爭就把那一點商業比較活潑的現象都打擊下去。同時，其他各派軍閥，馮玉祥閻錫山等也就逐漸暴露他們反對南京的步驟。今年六七月間，正是南京政府遇見國內外一切複雜的問題最困難的關頭。「革命已經成功」罷？這已經不能欺騙民眾了。關稅自主和排日運動都明顯的破產了。關稅的增加，還不夠用來擔保外債內債。排日運動的禁止，只換到西原借款的承認。關稅所擔保的債款，「又加上了裁兵公債七〇，〇〇〇，〇〇〇元，總共新加擔保的小債款（內債和外債），已經有三三二，〇〇〇，〇〇〇元。而長期的外債還不在這個數目之內。從關稅支付的利息，每年就要五六，〇〇〇，〇〇〇元。」「中國已經統一罷？」那更是大笑話。各省區獨立的軍閥政府，和南京一樣是軍閥政府，仍舊存在著。蔣介石戰勝李濟深李宗仁的結果，只是在廣東換了一個西山派的政府[12]，在兩湖鞏固了何鍵的政府，同時，又發生馮玉祥反對南京的糾葛[13]，蔣馮的鬥爭正在一天天的緊張起來，北方的閻錫山唐生智都實際參加馮玉祥的反蔣運動。所謂裁兵編遣的幾次會議，都只是軍閥準備戰爭的應付手段，事實上各人都在招兵買馬。七〇，〇〇〇，〇〇〇元的裁兵公債已經用完了，亦許一大半是用在軍費上的，用在準備戰爭上的，而兵卻一個也沒有裁掉。這些裁兵公債的「所有款項都已用盡，而裁兵還沒有開始」（《京津太晤士報》[14]八月二十八）。「孫科報告，北方的鐵路每月要供獻軍閥二百萬元；而同時，鐵路已經破壞不堪，至少要用六〇，〇〇〇，〇〇〇元修理，還有六五〇，〇〇〇，〇〇〇元鐵路債款要清償。這些款項到什麼地方去籌呢？國外的新債現在是沒有希望，因為拉門德已經公開說：非等外債清償之後，不能再借款給中國。國內再發行新的公債呢？中國銀行界看見擔保品已經沒有了，都在反對任何新的公債；要銷售公債，非用威逼手段不可」（同上報八月二十六日）。

　　這樣，蔣介石的「關稅自主，裁兵，統一，理財，建設」的民族改良主義的政綱，不但對於工農民眾是完全的欺騙，甚至於對於資產階級也明顯的是完全破產了。此外，蔣介石還答應過一件事，就是「三個月內肅清共產」。他所謂「共產」，就是一切反抗運動。是不是肅清了呢？

　　各大城市的工人運動，顯然的一天天發展；不斷的經濟鬥爭和自發的罷工運動，一天天的帶著群眾的性質，無論黃色工會怎樣活動，怎樣欺騙群眾，而工人群眾一天天的暴露他們激烈反對國民黨——豪紳資產階級反動聯盟的鬥爭力量。工人階級的鬥爭一天天轉到更高的形式——政治的鬥爭。上海今年五卅的示威，在極端的白色恐怖之下，三四萬群眾衝破國民黨的一切壓迫，黃色工會領袖的一切合法主義，而直接向國民黨帝國主義表示革命的反抗，搗毀國民黨的中央機關報。這個示威顯然有極鮮明的政治旗幟。群眾走向共產黨的潮流，在這示威之中，表示出極有力的趨勢。同時，在今年五卅之前半年之中，尤其是蔣桂戰爭爆發之後，不但大刀會紅槍會等等的運動，日益引起廣大群眾的參加；而且共產黨所領導的農民遊擊戰爭又開始更大規模的發展，「最大的區域是：福建的西部（朱毛部隊[15]），江西的東北，江西的西部，湖南的平江瀏陽，湖南的西部，廣東的東江，湖北的西部，湖北的東南，以至於四川。」中國革命的新高潮，在反對聯盟內部衝突和嚴重的危機之下，日益成熟起來；雖然並不是一切統治階級的危機，都會自然而然引起直接的革命形勢，然而中國工農的革命勢力的確是在重新收集起來，準備著對於帝國主義和中國豪紳資產階級實行堅決戰鬥的總攻擊，——這是沒有疑義的。

　　（注）一九二八年底的約計北方農民的原始組織，總共有七十萬人：河南約五九八，〇〇〇人，河北約一〇五，〇〇〇人，山東約二〇，〇〇〇人，山西約七，〇〇〇人（《密勒評論》[16]八月三十一日）。此外中國各地的土匪亦是一天天的增多，單是河南一省，普通的土匪至少有二〇〇，〇〇〇人。最近四川東部農民反抗捐稅（那地方去年半年之中徵稅八次，並且又預征田賦兩年），組織抗稅軍，將軍閥所解散的新舊民團聯合在一起，共有一三，〇〇〇人。當地軍閥屢次被他們所打敗，「因此，有謂抗稅軍必為共產黨人所領導」（《華北前驅》，九月七號）。

　　對於中國的資產階級，凡此一切都可以歸結起來說：「革命沒有成功，中國沒有統一，共產沒有肅清」。蔣介石在攻打廣西派的時候，還可以說：所以有這些不幸的事，都是廣西派的軍閥不好，外國不肯廢除不平等條約，美國人不借錢，因為廣西派割據著，共產黨搗亂，因為廣西派壓榨商民，「廣東商人已群起聲言寧受共黨暴動一次痛快的屠殺，不能忍受廣西派軍閥之長期不斷的壓榨」。蔣介石用他的「理財建設裁兵統一」的旗幟，做準備戰爭實行戰爭的口號，仿佛他是救濟豪紳資產階級統治的唯一的救命皇菩薩。但是，蔣桂戰爭之後，一切情形，仍舊是照樣的糟糕。

　　問題不僅是怎樣救濟南京政府蔣介石的政權了，問題是在怎樣救濟中國豪紳資產階級統治，亦就是怎樣救濟帝國主義對於中國的統治。

　　中國工人階級恢復自己的戰鬥力，加強對於農民戰爭的領導力量——中國革命新高潮興起的嚴重的形勢，和中國資產階級的絕無能力解決任何問題，跪在軍閥的面前請求「肅清共產」而只能幫助軍閥混戰糾紛的發展；這種情形，使蔣介石的南京政府，不能不更加投降屈服，去請帝國主義的財神。於是南京政府的「最後的」救星，就是中東路事件[17]。蔣介石想用中東路事件的「反對赤色帝國主義」，達到他對內對外的目的：（一）團結反蘇聯的各國帝國主義，而向他們兜售中東路，向他們請求借款，向他們哀懇廢除治外法權的面子；（二）用私通「赤色帝國主義」的罪名威嚇馮玉祥及其他地方軍閥，使他們承認他是「對外戰爭的民族領袖」；（三）用反對「赤色帝國主義」和「緊張的事實」為名義，再開始大批的屠殺共產黨，鎮壓工人運動和農民鬥爭，想用最後的努力提高所謂民族主義，用民族的武斷論調，來維持他在小資產階級以及資產階級之中日益喪失的信仰。

　　結果怎樣呢？「反對蘇聯的功績」在各帝國主義的前面，是賣不出幾個大錢。英、日、美帝國主義都現成的利用中國的國民黨，來反對蘇聯，準備反對蘇聯的戰爭，把中東路放在中國軍閥手裡，當然可以部分的打擊蘇聯的經濟建設，並且隨時可以用來做進攻蘇聯的軍事戰術上的基礎。可是，國民黨的這種「功績」，對於帝國主義是應盡的義務，並不因此便必須廢除治外法權，來給南京政府掙些面子，更用不著答應什麼大借款，來做南京政府的賞錢。英、日、美、法各國帝國主義反而因為爭奪在中東路上權利，而互相衝突，不能很快的解決什麼「共管」的問題。同樣，「對外戰爭的民族領袖，蔣介石也沒有能當得成功，——帝國主義目前還沒有能夠準備好立刻和蘇聯開戰，中國自己是絕沒有能力和蘇聯的工農紅軍開戰（國民黨，甚至於連朱毛的小小紅軍都消滅不掉呢）。恰好相反，中東路事變，把張學良陷於極困難的地位，時時還有被蔣介石借反對蘇俄派兵侵入滿洲的危險。這逼著張學良和閻馮[18]接近。至於借此鎮壓正在興起的工人運動的高潮，那更是得著相反的結果。中東路事變之後，上海、香港、天津等處，工人群眾之中熱烈的響應共產黨「武裝擁護蘇聯」的口號。從七月十六日起，每天報上可以看見上海各工人區域的遊行示威和飛行集會。共產黨員雖然又受著很多的屠殺和逮捕，而各地工人的罷工潮流仍舊是向上高漲。八一的示威，不但在上海、香港、天津等處發動起來，就是滿洲也有相當的群眾行動，其他窮鄉僻壤，到處都有參加八一示威的消息。農民遊擊戰爭，更有新的發展：四川農民的發動，賀龍部隊的進展[19]，以及朱毛重新佔領上杭、龍岩、武定。此外，兵變的消息也更加多起來，並且有些「叛兵」插起紅旗，尋找共產黨。

　　總之，結果是革命運動的威嚇更加厲害，而反動聯盟之內的矛盾衝突更加劇烈起來。

　　九月二十張發奎在宜昌宣佈獨立，反對南京政府[20]。隨後的消息，證明北方馮閻和張學良的反蔣聯盟，的確同時在那裡進行。山東的陳調元扣留車輛準備作戰。唐生智參與反蔣而被扣留在南京。安徽的方振武被捕之後潛逃[21]，而他的部隊已經「叛變」起來反對蔣介石。廣西的俞作柏[22]也已經在進攻廣東。朱培德（江西）亦有反蔣的嫌疑，因此他的駐京辦事處受搜查。鹿鐘麟（馮玉祥的親信——現在軍事部長）也受著同樣的待遇。中央軍官學校之中有反蔣的組織，幾次企圖刺殺蔣介石。南京的危機，從沒有像現在這樣厲害的了。

　　張發奎所發動的新戰爭，當然是蔣桂戰爭之後，第二次軍閥混戰的開始。張發奎反蔣的旗幟是什麼呢？他的要求是：（一）解散現在的國民黨中央委員會，召集新的大會改選，不得用任何暴力壓迫；（二）免除反革命的賣國官僚，恢復反對赤色帝國主義的戰爭；（三）請求汪精衛回國擔任指導工作。

　　新的中國軍閥戰爭，有汪精衛做旗幟了。汪精衛又是什麼東西呢？他想代替蔣介石來救濟豪紳資產階級的統治哩！張發奎、唐生智、馮玉祥、朱培德、閻錫山等等軍閥，在武漢時代很有些救濟豪紳資產階級統治的「功績」，張發奎更是廣州暴動時「拯救商民」的勇將。他們代表封建勢力和商業資本的混合體，實行軍閥官僚的統治，「仿佛」不見得比蔣介石張學良以及廣西派差到什麼地方去罷！汪精衛卻依據著這些軍閥的力量，向中國資產階級和小資產階級說：在我的政綱領導之下，反蔣的成功就是天下太平的時機到了！這樣，汪精衛給混戰的軍閥一種政治旗幟。

　　中國經濟政治的危機正在深入而擴大，各地方的軍閥用一切種種榨取的方法，壓迫工農群眾，破壞一般的商業和經濟生活。南京政府不過是形式上的中央政府，他卻有接洽外債的優先權，有賣國的頭等地位，佔據江浙最富饒的區域。反對南京的一切軍閥，要用什麼政治旗幟呢？當然不是公開的說，不要蔣介石賣國，而要我來賣國；當然不是公開的說，不要蔣介石佔領江浙，而要我來搜刮江浙。現在一般危機和恐慌，使資產階級裡面經常的分泌出破產窮困的成分，這種環境之中，最適當的旗幟就是：「公理和仁政的買賣」，「肅清共產的賽跑」。這種資產階級以及上層小資產階級，本來絕對不能和封建軍閥的制度對抗起來，而只能希望換一個好軍閥，好政府，真正的青天白日大老爺。他們曾經這樣想望蔣介石，他們並且努力贊助這種幻想傳播到工農群眾之中。汪精衛現在卻想人家崇拜他，恭維他有實現這些希望的本領。哼！哼！——聽他說罷！「我們的地位，是在反動勢力與共產黨夾攻中的地位……本黨因分裂及反革命派的反動行為，已失信仰於民眾，所以我們必須加倍努力，以取得民眾對本黨絕對的信仰」（《民意雜誌》六月三十日出版的第五期）。這樣，汪精衛的所謂國民黨左派，為著救濟已經喪失信仰的國民黨起見，為著救濟豪紳資產階級統治的崩潰起見，要求改組國民黨，以便蒙蔽群眾，阻止革命。這種改組主義的旗幟，恰好是混戰的軍閥所需要的。

　　汪精衛和張發奎同時發表討伐蔣介石的十大罪狀。這當然不是偶然的。蔣介石「統一」中國的時候，已經是汪精衛派[23]開始活動的時候。「科學的統計家」或者會誤認中國有資本主義穩定的事實，而群眾的艱苦鬥爭，巨大的災荒，以及工商業根本上的沒有出路，卻早已經使中國資產階級，戰戰兢兢的防備工農革命勢力的襲擊，而要努力尋找新的欺騙群眾的道路。改組派的活動，在各地國民黨地方黨部之內，裝腔做勢的反對南京的中央，運用一切種種改良主義的宣傳，自由主義的空談，竭力替國民黨保持對於民眾的影響。國民黨第三次大會[24]，正是蔣桂戰爭爆發的時候，改組派勾結蔣介石不成，便事實上開始做「反蔣大聯合」的運動——這是製造軍閥的新混戰的旗幟。

　　汪精衛的政綱是甚麼呢？第一，外交政策上主張「進攻日本，對於英國防禦，使英國中立，而在不宣傳不行動共產主義條件之下和蘇聯在反帝國主義的戰線上恢復國交」。這是今年三月間，改組派在上海開的全國大會上通過的決議案。等到七月間中東路事變發生之後，張發奎的宣傳獨立，卻已經不客氣的樹起反對赤色帝國主義的旗幟。第二，對於第三國際[25]，說他要利用共產黨奪取中國政權，所以認為必須在反對赤色帝國主義的基礎上聯合東方各國民族資產階級，「組織三民主義的新國際」。這並不是汪精衛的新發明。一九二五年戴季陶開始反共產的時候，便主張建立「民族國際」和第三國際來對抗。現在蔣介石胡漢民，並且已經在南京設立了所謂「東方被壓迫民族國際通信處」。對於共產黨，他們認為是「代表流氓屠殺民眾的黨，本党應努力掃除之」。現在汪精衛訴述蔣介石的罪狀時，還特別提出反對蔣介石的「非法屠殺」。這是申明，汪精衛是主張對於共產黨的「合法屠殺」的。第三，表面上高叫反對封建制度，而同時公開主張「革命必須經過軍政訓政憲政三時期[26]……憲政時期以前，一切政權歸國民黨，國民黨的全國大會委任中央政府，省黨部委任省政府……黨部對政府有指導監督之權。」這種所謂「民權主義」實在是高明得很。當軍閥屠殺千萬工人的時候，汪精衛是首先贊成，並且是首先提議的。當蔣介石得罪了馮玉祥張發奎等軍閥，汪精衛卻起來訴述蔣介石專橫的罪狀了！總之，改組派政治制度的理想，明白的表現資產階級公開的提議和軍閥豪紳公同實行階級獨裁，並且崇拜法西斯蒂的「團結國家」[27]（Corporate State）的理想，主張「政權的行使，關於政治組織，採用區域代表制，關於經濟組織，採用職業代表制」。第四，表面上說要實現民生主義，卻在孫中山的平均地權和節制資本之外，又特別加上「建設國家資本」的一項。並再四再三的說明：除買辦階級，所謂「寄生資本主義」以外「一切工商業者，都在工農小市民的革命戰線之內」，所謂「節制私人資本，」是要特別「扶助新興工業，獎勵僑民回國興辦實業，予以切實保護」。這顯然是擁護資本主義的政綱，都用所謂「國家資本」為招牌來蒙蔽；說甚麼「基本工業，如一切煤、鐵、石油煉冶主要機器工業及交通機關，都以國有為原則。」其實，這些工業早已經「國有」，早已是軍閥政府的企業，是外國財政資本控制之下的企業。所謂國有就是「軍閥有」，就是和帝國主義做買賣的好材料。最有趣的，汪精衛的政綱裡，還有一句絕妙的話：「國外貿易，期由國家經營」。這實際上是孫中山「中國之國際發展」的更進一步；所謂「中國之國際發展」計劃（International developement of China），本來是孫中山的「偉大的買辦計劃」，如今「國外貿易由國家經營」更是「國家資本」買辦化的「資本主義的烏托邦[28]」。第五，對於工人政策，除了表面上制定勞動法，實行八小時工作制等等空談以外，——蔣介石的南京政府也已經談了兩年了，——卻有露骨的限制工人自由的要求，說：「在不妨害國民革命的範圍中，工人有罷工自由權」，「工人運動應當時時注意國民革命的聯合戰線，獲得農民及城市的小市民的同情，不可使之生畏懼或厭憎的心理。」他們尤其注意店員的行動，主張「店員和組織要自成系統，直接受本党之指揮」，因為店東都是「小貧的小市民」，千萬不可以對他們有「過火」的罷工運動。很有趣的，他們說：「反動政權與帝國主義妥協，必更使外國資本充分的無限制的投入中國。在工業化的過程之中，中國工人必更增加其數量，並注重其質量，且益趨於集中。」這種工業化的理論，卻會是國民黨改組派利用工人運動限制工人運動在「國民革命的範圍以內」的張本！第六，農民問題上的政策，最有趣不過的了。起先，今年三月的改組派大會通過一個「耕地政策決議案」，上面還說大小地主的土地「一律無代價沒收，固然是最為徹底的辦法，但是實行上……小地主也在被打倒之列，自耕農與生活較優裕的佃農亦在所不免；城市中小市民，小商人，手工業者，智識界，自由職業者等，一定亦要反抗，因為他們的耕地也被沒收；民主革命的聯合戰線破壞……」，所以改組派主張只要沒收大地主的土地。等到六月間改組派政治主張公開發表的時候，連沒收大地主的主張也一字不提，只有「實行減租」四個大字，加上幾句實行鄉村自治，清理官荒，設立農民銀行，嚴禁高利貸等空話。土地問題上，國民黨改組派，也不能和胡漢民蔣介石有甚麼多大的分別。

　　汪精衛派的政綱便是如此。我所根據的，不僅是上海三月間改組派的「秘密決議」，而是根據六月底改組派機關報《民意》上在中國公佈的《我們解決黨政問題的主張》。這很有些關係，因為越到接近實行，越到公佈態度的時候，這些資產階級的政客越是要「現原身」；因為他們要得到地方豪紳軍閥的承認其為反蔣的「領袖」，所以取消了沒收大地主土地的話；因為他們怕銀行界幫蔣介石，而希望銀行界幫自己，所以取消了「金融機關歸國有」的話，改成了「金融機關以公有或公共節制為原則」。

　　等到張發奎宣佈反蔣之後，汪精衛的宣言，已經是直接的政治行動，那就口氣更加緩和，完全適應那些反蔣軍閥和資產階級，包含到所謂「寄生的資產階級」的胃口。汪精衛歷數蔣介石的十大罪狀是什麼？盡是「蔣介石任用私人，貪贓枉法，吞沒國款，強派公債，非法沒收，藉口裁兵而實自增兵，託名建設，而濫借外債，辱國求榮締訂新約，破壞司法以致外國不肯廢除治外法權，承認西原借款，破壞國民黨黨紀」等等空洞的叫喊，一切反蔣的軍閥都早已喊過的口號。汪精衛自己以為他是反蔣鬥爭的政治領袖，其實，他只是反蔣軍閥的小老婆，用來安慰資產階級的。他代替以前的蔣介石，做自由派資產階級的代表。這是各地軍閥和蔣介石爭奪剝削機關（政府）的鬥爭，卻要汪精衛來掛一塊招牌，說：蔣介石實行不了「肅清共產，理財裁兵，統一建設」，我們才能實行。國民黨的改組派說了很久的「不做軍事投機」，但是同時就說「我們以為能尊重十三年改組精神[29]，根據革命的三民主義[30]反抗南京的反動行為的，都有和左派聯絡的可能」。這就是汪精衛「號召」軍閥，正確些說，是依附軍閥，向資產階級做「公理和仁政的買賣」，替豪紳資產階級欺騙群眾的策略。

　　蔣桂戰爭以來的中國局面，顯然日益進于軍閥混戰的延綿紊亂的狀態。張發奎現在開始的反蔣戰爭[31]，更是總的政治經濟危機的表現。汪精衛的改組派，卻企圖對於這種軍閥混戰，使他理想化，成為「為改組國民黨而戰，為救國救民而戰」。改組派努力于救濟中國豪紳資產階級的階級統治，努力於救濟國民黨的破產，企圖擴大些國民黨的社會基礎，企圖利用群眾一般的不滿意，而蒙蔽群眾，代表資產階級去依附軍閥，選擇「新的」青天白日大老爺，而借此籠絡群眾。汪精衛不是在為反對軍閥封建勢力而鬥爭，卻是為著要建立別的軍閥獨裁，去反對蔣介石的獨裁罷了。他的假民權主義和反帝國主義的「裝腔做勢」以及他們所謂「耕地政綱」，和以前蔣介石的改良宣傳，蔣介石民族的武斷和社會的武斷（National or Social Demagogy），實質上沒有甚麼不同。然而汪精衛的改組派，企圖征取小資產階級群眾裡的影響，甚至工農群眾之中的影響，他處於「在野黨」的地位，更方便些替反蔣的軍閥「出賣仁政和公理」。汪精衛和蔣介石的分別，卻在於蔣介石現在多份依靠著江浙區域的大資產階級，和地主階級聯盟，他的主要政策已經是差不多只用武斷的民族主義，鎮壓工農，他的改良欺騙，因為處於執政地位，而經濟的暴露出來；至於汪精衛，他卻多份依靠到中等民族資產階級，地方性質的商業資本，以及上層小資產階級，去和小地主聯盟，他的政策，除民族武斷之外，還多運用些社會問題上的武斷，甚麼「大工業國有」，甚麼「反對寄生資本」，甚麼「國有資本」等等，以欺騙群眾，更巧妙的進行這些階級維持反革命統治的企圖，企圖利用群眾的不滿，而達到自己分贓的目的。因此，汪精衛比蔣介石必更加危險了。軍閥混戰的新階段上所以不能不抬出汪精衛這類的招牌，也就證明在政治經濟的總危機的背景上，革命的新高潮開始興起，群眾和國民黨——豪紳資產階級統治對抗的陣勢，正在日益明顯起來，革命的實力正在積聚起來，使資產階級不得不設法利用一般工農群眾的不滿意，企圖領導他們到資產階級小資產階級的政治影響之下來，換句話說，就是要在不可避免的軍閥混戰的局面之下，企圖防止這種戰爭變成民眾反對軍閥的戰爭，變成工農推翻豪紳資產階級統治的戰爭，企圖遏止工農民眾的革命化，阻滯工農群眾的積極行動。

　　改組派運動的前途，無疑的是蔣介石一樣的要迅速破產，我將來在另一篇文章來說，現在，我們且說一說目前的任務。

　　中國共產黨的任務，正是利用反動聯盟內部的劇烈衝突，利用政治經濟的總危機，而發動廣大的群眾革命運動。必須要指明一切軍閥都是工農群眾的敵人，工農群眾要得到解放，只有推翻一切軍閥，亦就是每一省區之內的工農只有針對著當地統治的軍閥實行堅決的鬥爭，只有積厚自己的力量，把政權奪到自己手裡，徹底肅清一切封建餘孽，實行土地革命，建立工農政權獨裁的蘇維埃——方才能夠達到解放。必須指明一切國民黨，國民黨的一切派別，都是豪紳資產階級聯盟的代表，要開始極大規模的反對一切國民黨的宣傳運動。必須防止聯合改組派的機會主義策略，糾正忽視反對改組派的錯誤，防止軍事冒險政策之下聯合某種「左派」軍閥，或者單獨的反蔣介石，而忽視反對當地軍閥的宣傳和鬥爭，或者等待著軍閥戰爭，而放棄當前的群眾日常鬥爭，放棄領導群眾實行總的政治鬥爭。

　　事實上恰恰相反，現在更加不應當忽視改組派問題，輕視汪精衛的反革命力量，正應當格外努力反對國民黨的改組派，暴露他們是資產階級的代表，暴露他們的假民權主義，揭穿他們「反帝國主義的」裝腔做勢的把戲，指出他們擁護豪紳資產階級統治和贊助軍閥獨裁的真相。特別要加緊反對改組派在群眾之中的影響，特別要加緊爭取群眾的鬥爭。「變軍閥的戰爭為反對軍閥的革命戰爭，推翻豪紳資產階級的國民黨統治」——已經是中國共產黨的群眾鼓動的口號。

　　無產階級領導農民戰爭的任務，一天天的緊迫起來。這個鬥爭的前途不但是推翻中國豪紳資產階級的階級的統治，並且也是推翻國際帝國主義的對華統治。應當在現時的形勢之下，努力鞏固農民的遊擊隊，努力擴大遊擊戰爭，尤其是朱毛的部隊和滿洲。滿洲最近亦發生農民群眾「騷擾」的事實，往往圍攻縣署，實行抗稅，並且表示擁護蘇聯。滿洲農民的遊擊戰爭，即使是很小規模的行動，亦有「武裝擁護蘇聯」「變帝國主義的戰爭為擁護蘇聯戰爭」的偉大意義。南部中國，更應當利用農民運動程度的較高和力量的較大，發動真正群眾武裝鬥爭，實行抗租抗稅抗債，只要有可能，便要建立蘇維埃，實行武裝農民——解除軍閥的武裝和地主的武裝，實行沒收地主的土地。要使鄰近區域的遊擊戰爭和農民暴動，互相配合起來。同樣，要注意兵士的運動，要使他和農民運動及工人運動聯絡起來。

　　尤其要注意的是，現在農民運動已經在城市工人運動復興的條件之下進行。城市之中必須發動並且領導工人經濟政治的鬥爭；利用一切可能的機會，把赤色職工運動自動的公開起來，衝破國民黨的合法主義而爭取工人群眾的政治權利。必須要確當的聯結經濟的鬥爭和政治的鬥爭，領導群眾從日常的經濟鬥爭，進到反對當地軍閥的政治鬥爭，反對國民黨的一切派別的鬥爭。要擴大反帝國主義運動的鬥爭，爭取其中的領導權。應當及時準備政治的總同盟罷工的問題。

　　中國工人階級，處在現在的狀況之下：統治階級的內部矛盾衝突的發展，一般的政治經濟危機，農民群眾及城市貧民生活的不斷的惡化，罷工運動的生長，軍閥混戰的延綿糾紛，——他自己的任務也就格外的加重起來。帝國主義趁中國的混亂而更加進攻，尤其要加緊革命鬥爭的形勢。而中國工人階級領導農民群眾和城市貧民，實現反帝國主義和土地革命中自己的領袖地位——這在中國革命之中有決定勝負的作用。因此，首先更要鞏固自己的黨——共產黨，要堅決的反對黨內右傾的機會主義，反對那些對於革命高潮的懷疑派，對於獨立領導群眾鬥爭的取消派等等。事實上，現在最要緊的問題，就是在這革命新高潮正在興起的時候，在這軍閥混戰和政治經濟危機的時候，在這國民黨改組派努力活動企圖欺騙群眾的時候，特別要注重共產黨獨立領導工農群眾鬥爭的任務。甚麼「等待黃色工會領袖的同意」，甚麼「農村之中應當做經濟鬥爭」，甚麼「聯合富農」等等的機會主義的傾向，都要徹底的肅清。只有這樣，中國共產黨才能執行中國革命的唯一領導者的使命！

　　原載1930年3月15日《布爾什維克》第3卷第2、3期

　　署名：瞿秋白

　　注釋

　　[1]國民黨中央的第五次全體會議，即國民黨中央二屆五中全會，1928年8月8日至15日在南京舉行。該會在宣言中宣佈：決定根據建國大綱，設立行政、立法、司法、考試、監察五院，並決定即將起草約法。

　　[2]直隸，今河北省。

　　[3]道威斯計劃，見本卷第447頁注⑤。

　　[4]指東北易幟。1928年6月4日張作霖被日本炸死，7月1日，張學良不顧日本反對，通電宣佈同南京國民政府停止軍事行動。12月29日，張學良同張作相、萬福麟等東北軍將領聯名通電，宣佈服從南京政府，「改旗易幟」，將東北懸掛的五色旗改為南京政府的青天白日旗。30日，南京政府正式任命張學良為東北邊防軍司令長官。

　　[5]蔣介石和廣西派的戰爭，即蔣桂戰爭，見本卷第276頁注⑦。

　　[6]西原借款，見本卷第511頁注42。

　　[7]庚子賠款，八國聯軍攻佔北京後強迫清政府簽訂的《辛醜條約》中所規定的中國給各國的賠款。按條約規定，清政府共賠款銀四億五千萬兩，分39年還清，年息四厘，本息共折合銀九億八千多萬兩。

　　[8]克美爾財政博士的委員會，克美爾，今譯凱默勒（Edwin Walter Kemmerer，1875—1945），漢名甘末爾，美國經濟學家。1929年應南京國民政府之聘來華，任財政部設計委員會主席兼銀行幣制專門委員。

　　[9]新銀行團，1918年6月，美國向英、日、法等國提議，由四國組織新銀行團，承受中國一切經濟借款和政治借款。1920年9月，美、英、日、法四國新銀行團成立。

　　[10]美國總統，指1928年11月當選的共和黨人胡佛。胡佛（Herbert Hoover，1874—1964），美國第31任總統。1928年接受共和黨總統提名，1929年任總統。1932年再次被提名為總統候選人，被羅斯福以壓倒優勢擊敗。

　　[11]拉門德，即拉蒙特（Thomas William Lamont，1870—1948），拉門德為其漢名，美國銀行家。摩根公司老闆之一。他曾作為新銀行團美國代表來華接洽借款，因中國輿論反對，沒有結果。

　　[12]在廣東換了一個西山派的政府，指以汪精衛為旗幟的粵系軍閥所組成的廣東政權，以陳銘樞為廣東省政府主席。西山派即西山會議派，見本卷第61頁注28。

　　[13]馮玉祥反對南京的糾葛，指1929年5月蔣介石和西北軍馮玉祥之間為爭奪地盤、擴張勢力進行的軍閥戰爭。

　　[14]《京津太晤士報》，英國在中國出版的英文報紙。1894年3月在天津出版。由裴令漢（W．Bellingham）、彭賴爾（Wilfred Pennell）等編輯。初為週刊，1902年10月改日報。它是天津英租界工部局的喉舌。

　　[15]朱毛部隊，指朱德和毛澤東率領的紅軍。

　　[16]《密勒評論》即《密勒氏評論報》，美國在上海出版的英文週刊，1917年由密勒創辦。

　　[17]中東路事件，見本卷第511頁注44。

　　[18]閻馮，指閻錫山和馮玉祥。

　　[19]指賀龍領導的湘鄂邊的工農武裝迅速發展，1928年7月成立工農革命軍第四軍。到1929年的5月間，先後攻克了鶴峰和桑植，建立了兩個縣的革命政權，繼而又在龍山、宣恩、五峰邊界建立政權，與紅六軍會合。

　　[20]指1929年9月17日國民軍第四師師長張發奎解除蔣介石派往宜昌接防的曹萬順所部武裝，通電反蔣。

　　[21]指1929年9月19日蔣介石以馮玉祥已失敗下野，便拘押方振武于南京，並免其各職。

　　方振武（1885—1941），字叔平，安徽壽縣人。1926年1月率部加入馮玉祥的國民軍，任第五軍軍長、第五軍團總司令等職。後改隸蔣介石指揮，任國民革命軍第四軍團總指揮。1933年5月，同馮玉祥、吉鴻昌在張家口組織察哈爾抗日同盟軍。10月，抗日同盟軍失敗，出走香港。

　　[22]俞作柏（1887—1959），字健侯，廣西北流人。畢業于保定陸軍軍官學校第三期步兵科。1927年任廣西省政府委員，1929年6月任廣西省政府主席，同年10月去職。

　　[23]汪精衛派，即國民黨改組派。

　　[24]國民黨第三次大會，見本卷第611頁注14。

　　[25]第三國際，又稱共產國際。見本卷第251頁注36。

　　[26]軍政、訓政、憲政三時期，見本卷第81頁注35。

　　[27]團體國家，又譯作總體國家。見本卷第82頁注39。

　　[28]烏托邦，見本卷第538頁注22。

　　[29]指1924年1月國民黨在廣州召開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孫中山重新解釋了三民主義。大會通過了新的黨綱、黨章以及有關改組的各項具體辦法。確認了共產黨員和社會主義青年團員以個人資格參加國民黨的原則。

　　[30]革命的三民主義，又稱新三民主義，指國民黨一大會議上孫中山重新解釋後的三民主義。三民主義，見本卷第81頁注33。

　　[31]指1929年9月開始的張發奎與桂系軍閥、廣西省政府主席俞作柏聯合反對蔣介石的戰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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