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給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的信|瞿秋白

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給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的信

　　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給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的信(1)（一九二九年十月二十六日）

　　親愛的同志們！

　　中國最近的事態發展，使我們來不及等待你們通報黨在目前條件下的活動和路線，就來談談我們對中國當前局勢的看法，並就共產黨的幾項重大任務提出以下初步指示。

　　一、中國已進入深刻的全民族危機的時期。這個危機表現在：1．各軍閥集團之間再次因內訌發動戰爭，而在它們的背後則是彼此間矛盾日益激化的帝國主義列強；2．形成了以汪精衛、陳公博等人為首的、同南京國民黨抗衡的國民黨改組派，這個派系在一個軍閥集團（張發奎）的支持下登上了政治舞臺；3．4．5．國民黨的整個國內政策明顯地破產了，既沒有把群眾的革命運動徹底鎮壓下去（使用了聞所未聞的白色恐怖手段），也沒有一丁點兒可能性實現國家財政和軍事上的統一；6．7．持久的、日益深化的農業危機，在當前資產階級地主制度的束縛下，是毫無出路的；8．工人階級和基本農民群眾本來已經難以忍受的境況，又普遍惡化了；9．工人運動高漲起來，它是革命高潮到來的前奏；10．農民運動，特別是遊擊運動活躍起來。

　　資產階級和地主的聯盟，企圖在反革命取得勝利的基礎上建立和鞏固民族資產階級的統一國家，這一願望未能實現。如果說，在南京政府統治的初期，尚能看到中國資產階級穩定發展的某些現象的話，那麼現在，由於帝國主義勢力的增大，經濟危機的深化，上層統治集團再度分崩離析，以及群眾性的工農革命運動的興起，原有的各種矛盾又廣泛地重新暴露出來。全民族的危機能否迅速轉變為直接革命的形勢，這是不能預言的，不過，現在就可以而且應該開始讓群眾做好準備，以便用革命的手段推翻資產階級和地主聯盟的政權，建立蘇維埃形式的工人階級和農民的專政，並應積極開展和擴大各種革命形式的階級鬥爭（如群眾性的政治罷工、革命的示威遊行、遊擊隊活動等等）。

　　二、帝國主義者、地主和整個資產階級結成統一的反革命聯盟，其目的是鎮壓和消滅一九二七年底的工農革命運動；這個聯盟在資產階級地主反動派取得勝利的初期還繼續存在，而目前，這個聯盟的內部矛盾和分裂正在不斷發展和深化。儘管所有剝削階級的反革命性是共同的，儘管它們在對待中國內部以及中國同帝國主義的基本矛盾上採取了大同小異的立場，這個聯盟現在還是分裂為兩個主要的政治集團。

　　第一個集團糾集了軍閥、封建地主和本國大資產階級（主要是資產階級的買辦和銀行階層，但也不儘然）。目前這個集團的政治代表是國民黨當政集團和非國民黨的地主資產階級集團（即蔣介石集團、西山會議派、安福系[1]、馮玉祥、閻錫山、桂系[2]等等）。由於經濟結構多種多樣，中國各地區資本主義發展不平衡，這就可以表明這些集團的階級本質各具特點，因為這些集團代表著地主和本國大資產階級的不同派系的利益。但是，它們都俯首聽命於外國資本。由於封建割據以及由於中國是帝國主義列強鬥爭的場所和爭奪的對象，這就表明了這個政治陣營的內部是不會有和平的，必定要發生連續不斷的軍閥戰爭。

　　代表著中國民族資產階級中等階層利益的資產階級民族改良主義的中派，即一部分工商業資本家，企圖在政治上形成第二個集團。它和目前執政的國民黨唱對臺戲，並向中小資本主義企業家、心懷不滿的小地主集團，以及城鄉小資產階級上層（剝削階層）散佈自己的影響。國民黨改組派（汪精衛、陳公博等人）在政治上就代表這個集團。這個派系大造社會輿論，提出為民族主義和民權主義而鬥爭的虛偽口號，目前正企圖利用城市小資產階級和廣大人民群眾日益增長的不滿情緒，來革新南京政權和防止爆發新的革命。這個集團同代表它的「改組派」一樣，是一個反革命集團，是工農革命運動的死對頭，它敵視蘇聯，而對帝國主義和軍閥，則採取徹頭徹尾的妥協讓步和卑躬屈節的態度。這個情況明顯地表現在「改組派」依靠「本派」的軍閥（張發奎）採取軍閥主義的行動，並同北方的軍事首腦人物（馮玉祥等人）建立了同盟。這個集團所代表的那些階級，雖然想在國家的資產階級發展道路上找出一條擺脫持久危機的出路，然而它軟弱無力。它雖然也想改變現存政權的社會本質，但是在這方面，它同樣地也是軟弱無力。在獨立的工農革命運動進一步高漲的條件下，它就會極其迅速地放棄對現存政權的反對派立場，而當無產階級和農民起來進行堅決的階級搏鬥的時候，它就會立即同第一個集團同流合污，投入統一的資產階級地主的反革命聯盟。

　　但是，由於「改組派」（這個派系還對「革新」國民黨存有一線希望）還沒有在勞動人民的心目中原形畢露，所以在目前革命高潮初起之際，堅決反對它的反動的妥協主義影響，乃是進一步開展革命鬥爭和確立無產階級領導權的必要前提。

　　同這兩個反動政治集團相對立的，是無產階級、農民和城市貧民這個唯一革命的陣營。這個陣營由工人階級及其先鋒隊——共產黨來領導。

　　由於一九二七年資產階級的背叛，由於資產階級向帝國主義和封建主義屈膝投降，國民黨的各種政治集團的社會基礎，特別是「國民黨左派」的社會基礎，發生了變化和蛻化。任何不加批判地把當前時期和武漢時期各政治集團等同起來的企圖，都是嚴重的機會主義的公開表現。絕對不能把中等資產階級民族改良主義派的暫時地、有條件地脫離大資產階級和地主的聯盟，說成是小資產階級的單獨行動，或說成是民族改良主義資產階級的革命行動，中國共產黨黨內的右傾分子就是這樣做的，他們喋喋不休地談論資產階級陣營內部的各種變動與結合，卻始終不肯做群眾性的工農革命工作。

　　實際上，這個中等資產階級民族改良主義派，在南京政府徹底破產以後才分離出來，這僅僅是中國資產階級的一次新圖謀，它打算通過宣佈改組國民黨來擺脫政治上的困境，從而麻痹或延緩革命的爆發。改組派就是為了這個目的才把自己參加軍閥混戰描繪成爭取民權主義和民族主義的鬥爭，描繪成爭取恢復「真正的國民黨」的鬥爭。他們恰恰是為了挽救資產階級地主反革命勢力免於滅亡，而不是為了消滅這個反革命勢力，才打出「改組國民黨」的旗號。

　　三、統治階級內部的政治改組和國民黨改組派的形成，預示著中國出現深刻的全民族的危機。

　　民族危機和革命高漲都具有中國自己的特點。

　　張發奎的行動和蔣馮之間的戰爭表明，民族危機的發展再次以軍事和政治衝突的形式表現出來。各軍閥集團之間的戰爭，雖然是資產階級地主聯盟反革命政策的直接繼續，但也在客觀上削弱了統治者的政權，把群眾捲入到政治鬥爭中去，激起群眾更加積極地反對帝國主義戰爭及其後果，從而有利於推動獨立的工農運動。

　　農民戰爭是中國民族危機和革命高漲的另一個特點。資產階級地主反革命勢力並沒有徹底把農民革命運動鎮壓下去。受反動派領導的、但由於有廣大群眾參加而在客觀上起了革命作用的回民起義和「紅槍會」起義等等，特別是中國多數省份普遍開展的群眾性土地運動，過去得以保存下來、最近又擴大和鞏固了的蘇維埃地區，以及南方從未間斷過的遊擊戰爭，這一切已成為中國革命運動高潮今後不斷發展的渠道。但是，革命運動的高潮日益發展的最可靠、最主要的徵候，乃是工人運動的復興。工人運動自一九二七年遭到沉重失敗後，現已擺脫了抑鬱不振的狀態。無產階級的經濟罷工鬥爭在不斷發展，這種鬥爭已有轉向政治鬥爭和遊行示威的趨勢。工人運動中的這些情況，使共產黨得到了加強。它在五月三十日、八月一日和九月一日卓有成效地領導了革命的遊行示威和罷工。

　　但是，共產黨在思想上和政治上的影響，以及工人階級的組織程度，依然落後於不斷增長的群眾的不滿情緒、積聚的革命熱情和自發的運動。多數赤色工會還不是群眾性的組織。黃色國民黨工會[3]還有很大影響。「改組派」在北方對黃色工會的影響更大。共產黨沒有在黃色國民黨工會中認真做工作。共產黨還沒有把主要的、革命的產業工人幹部團結在自己的周圍。尤其是，黨沒有解決爭取工人階級的多數的任務，也沒有解決要掌握對無產階級自發的經濟和政治鬥爭的領導權這個當前的頭等任務。黨還沒有直接發動、組織和領導廣大群眾去進行革命鬥爭。

　　在共產黨內，對黨的策略和政策的基本問題，還存在著嚴重的搖擺不定的情況（陳獨秀的取消派[4]同「改組派」和黃色工會官僚聯合的趨向，否定支持和領導農民戰爭的必要性的趨向），這就阻礙了党在革命高潮日益發展的新形勢下去領導群眾的獨立鬥爭。

　　党對工人群眾的影響軟弱無力，即革命工會運動和黨本身的組織程度落後於發展壯大起來的工人階級的自發鬥爭，對於中國革命鬥爭的進一步發展，乃是最主要的危險。

　　四、上述種種決定了黨的最近時期的任務。作為前兩封信（關於農民和工會的信件）的補充，我們認為有必要提請注意在目前條件下黨所面臨的下述基本任務：

　　1．必須竭力利用現已開始的軍閥混戰，以便進一步發展獨立的革命群眾運動。必須最大限度地通過出版物、傳單、群眾性的口頭宣傳和呼籲書來揭露國民黨各個集團的反革命作用。黨應當推翻統治各地區的一切軍閥集團的政權（南方的南京集團、張發奎集團等，北方的閻錫山集團、馮玉祥集團、奉系集團[5]等）。變軍閥戰爭為國內階級戰爭的口號，以及推翻資產階級地主聯盟政權的口號，應當成為黨進行群眾宣傳的主要的、現實的口號。

　　2．同時，爭取影響群眾的鬥爭，即爭取無產階級領導權的鬥爭，首先應當指向那個企圖利用群眾不滿情緒的所謂「改組派」，這班人是當前進一步發展工農革命運動的主要危險。必須立即開展一個最堅決的、盡可能有更多群眾參加的運動，以消除「改組派」的一切影響，揭露他們的反革命本質。必須加緊揭露「改組派」的工人綱領和土地綱領，因為實際上，它們是反對工人、反對土地革命，維護地主土地所有制和資本主義剝削的。特別重要的是，要向群眾說明「改組派」對帝國主義者的奴顏婢膝的態度，這種態度非常鮮明地表現在他們在中東鐵路衝突問題[6]上猖狂地、形同法西斯般地詆毀中傷蘇聯。要堅持不懈地揭露「改組派」的假民主，他們主張「黨權」的原則（根本不許群眾參與政治生活），他們反對蔣介石的獨裁，只是為了建立其他軍閥的專政。顯然地，絕不可同「改組派」建立任何聯盟。如果建立了這種聯盟，那就無異於把獨立的無產階級運動拱手讓給反革命的民族改良主義資產階級去領導，以致必然造成革命運動的失敗。目前，比任何時候都更加需要在我們党的領導下開展工農的獨立鬥爭。

　　3．党應當特別關注工人的罷工鬥爭。必須在經濟鬥爭與政治鬥爭相結合的情況下，採取準備總同盟政治大罷工的方針，集中全力去發展政治罷工。應當在國民黨反革命統治薄弱的地方，在革命鬥爭日益發展的地方，設法使革命的工會運動脫離地下狀態。

　　4．党應當更加關注開展和領導反對帝國主義列強，特別是反對美帝國主義的反帝運動。要利用帝國主義者的一切暴行來啟發群眾的革命激情，組織政治示威和罷工，力求工人階級廣大階層都參加，並吸收城市小資產階級群眾參加運動，使他們擺脫資產階級民族改良主義的影響。蓬勃開展的反帝運動必將給予正在興起的工人運動以巨大的革命化影響，使工人運動活躍起來。由於滿洲的衝突[7]，必須在保衛蘇聯的公開口號下組織一個運動，揭露國民黨包括「改組派」在內的各派系的帝國主義代理人的面目。

　　5．加強和擴大遊擊戰爭，特別是在滿洲地區，在毛澤東、賀龍活動的地區[8]。要堅決反對黨內對農民鬥爭（特別是對遊擊運動）的革命意義估計不足的傾向。要重視對士兵進行的工作。要解除軍閥部隊的武裝和佔有它們的輜重，儘量武裝工農隊伍。要佔領和鞏固軍閥所放棄的地區。要在農民的群眾革命鬥爭擴大和發展的地區，建立起蘇維埃根據地。在存在蘇維埃政權的地區，要加緊進行沒收地主土地、武裝農民和建立蘇維埃的工作。要把廣東、福建、湖南和湖北工農軍隊的分散行動協調起來。要在全中國積極開展農民的群眾性的鬥爭，領導和加強農村中反對國民黨、地主和軍閥的日常鬥爭。要使黨在組織「紅槍會」和回民起義之類的工作方面，有所轉變。要在工人群眾中努力解釋農民鬥爭的任務，全力加強無產階級對農民運動的領導。

　　五、只有加強無產階級共產主義先鋒隊的戰鬥力和積極性，才能順利解決上述任務。在新的形勢下，共產黨的基本的、主要的任務，就是爭取在革命運動中的領導作用。為了不再重犯業已基本克服的盲動主義錯誤[9]，黨應當全力掀起和激化階級衝突，領導群眾暴動，隨著衝突的進一步發展提出更高的要求，把革命鬥爭引向越來越高的發展階段。所有這一切都要求共產黨的隊伍團結一致，積極活動，大膽地把努力奮鬥的革命的無產階級優秀骨幹充實到黨內，堅決地反對脫離黨的總路線的機會主義傾向。

　　現在，黨應當比任何時候都更保持思想上的布爾什維克的一致性。党應當同陳獨秀的取消主義綱領進行無情的鬥爭，因為這個綱領否定正在發展中的革命高潮，甚至否定革命高潮必然到來的客觀前提。

　　必須繼續加緊揭露托洛茨基主義[10]的反革命本質，同時要指明，托洛茨基分子的「社會主義」革命的觀點，實質上是右傾取消主義分子的論點的補充。

　　黨應當把自己隊伍中的那些隱蔽的托洛茨基分子和取消主義分子清洗掉。但是，目前黨內的主要危險是右傾機會主義心理和傾向，這種心理和傾向會削弱對「改組派」的鬥爭，會把「改組派」誤認為小資產階級的代表，會對農民戰爭的意義估計不足，會輕視和阻礙群眾的革命熱情和主動精神，會降低無產階級和共產黨的獨立作用和領導作用。這些傾向同列寧主義毫無共同之處，這些傾向就是否定無產階級在中國革命中的領導權，就是對反革命資產階級抱尾巴主義態度。如果共產黨不克服自己隊伍中的一切小資產階級動搖，它就不能起到發動、組織和領導新革命高潮的作用。

　　譯文錄自《共產國際有關中國革命的文獻資料》第2輯，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2年版

　　注釋

　　[1]安福系，1918年依附于北洋皖系軍閥的政客王揖唐等為準備國會選舉而經常在北京安福胡同活動策劃，故被稱為安福俱樂部；把持國會，幫助段祺瑞推行武力統一政策，當時稱為安福系。

　　[2]桂系，指以李宗仁、白崇禧為代表的廣西軍。

　　[3]黃色國民黨工會，即黃色工會，見本卷第102頁注④。

　　[4]陳獨秀的取消派，見本卷第403頁注20。

　　[5]奉系，指以張作霖為代表的東北地區軍閥。

　　[6]中東鐵路衝突問題，又稱中東路事件，見本卷第511頁注44。

　　[7]滿洲的衝突，指中東路事件。

　　[8]指湘鄂贛地區。

　　[9]指1927年下半年開始的「左」傾盲動主義。

　　[10]托洛茨基主義，見本卷第60頁注18。

　　(1)本文是作者為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起草的給中共中央的信。曾在1929年12月29日的《真理報》上發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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