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革命新高潮和國民黨改組派|瞿秋白

中國革命新高潮和國民黨改組派

　　（一九二九年十月五日）

　　「中國裡面，應當是：或者中國的莫莎裡尼[1](1)，像張作霖張宗昌之類的人，得勝，隨後再被土地革命的高潮推翻，或者武漢得勝[2]。蔣介石和他的黨徒，企圖站在兩個營壘的中間，一定應當倒下去，和張作霖張宗昌的命運相同。」（史達林[3]一九二七年五月十三日答覆孫逸仙大學[4]學生的談話）

　　史達林同志這句話，是回答「中國能不能有基瑪爾式的革命」的問題的。基瑪爾是土耳其國民黨的領袖，現在已經是土耳其的「終身總統」。他是土耳其革命的軍事領袖，他在一九二一年打敗了希臘之後，替土耳其爭到了國家的獨立，同時，他就開始反對工農群眾，隨後，不但造成基瑪爾式的軍事獨裁，禁止工農的一切自由，而且在一九二三年之後，他已經逐漸的投降帝國主義（承認以前土耳其帝國的外債等等）。史達林同志說：這種土耳其的基瑪爾主義革命，是民族資產階級的上層革命，發生在反對外國帝國主義的鬥爭之中，隨後的發展，卻向著反對工農的方向進行，實際上，是反對土地革命的可能的。這種革命，只有在差不多沒有工業無產階級，並且沒有絕大的農民土地革命的國家裡面是可能的，——譬如在土耳其、阿富汗、波斯[5]。至於中國，說有這樣基瑪爾主義的可能，那就是非常之大的錯誤。一九二七年蘇聯共產黨的反對派（季諾維也夫，托洛茨基，拉狄克[6]），正是不看見中國與土耳其的分別。史達林同志說：當時「中國國民黨裡，自然也有許多人，要想在中國實現這種基瑪爾主義。想要當『基瑪爾』的人也有不少。第一個，就是蔣介石，可是這都是幻想，這都是嚇壞了的資產階級的夢想」。

　　現在的情形，已經證明蔣介石的「中國基瑪爾主義」的完全破產，——史達林同志的話，完全說對了。

　　當時（一九二七年），蔣介石「企圖站在兩個營壘的中間」；現在呢，已經證明他早已滾到了「帝國主義封建勢力的營壘中去」。

　　史達林同志說：中國只會是張作霖、張宗昌得勝，或者武漢得勝——蔣介石，「企圖站在兩個營壘中間的蔣介石」是不會得勝的，這句話亦是說得非常之對。

　　表面上看來：張作霖打了敗仗，並且被炸死了，張宗昌的軍隊也大部分崩潰了。只有張作霖部下的軍隊，還保存著，但是，也只能夠留在東三省，這是不是蔣介石打勝了呢！事實上，打勝仗的，並不是那個「企圖站在兩個營壘中間的蔣介石」。張作霖、張宗昌的個人，固然在軍事上失敗了。然而張作霖、張宗昌等類的軍閥，卻仍舊存在。軍閥的社會基礎——封建勢力，仍舊在全中國占著統治的地位，不但在經濟上，並且在政治上還是占著統治地位。所以軍閥始終是得勝了。閻錫山，馮玉祥，唐生智，張學良，陳銘樞[7]，陳調元，魯滌平，朱培德，何鍵等等的軍閥割據統治，就是中國革命失敗後的政權。南京政府的統治，也是一樣的軍閥統治——蔣介石變成純粹的軍閥統治。

　　蔣介石在一九二六年三月二十政變[8]和一九二七年四月十二政變[9]的時期，還想代表民族資產階級，企圖站在「兩個營壘的中間」。共產國際執委第八次擴大會議說，蔣介石是在南京形成新的反革命中心，站在當時的北京買辦政府[10]與武漢革命政府[11]的中間。當時民族資產階級背叛革命，而企圖改良中國，使中國變成所謂「民族的資本主義國家」。這種企圖，極快的完全破產，所以代表當時這種企圖的蔣介石也已經完全破產。當然，蔣介石個人現在還做著南京政府的主席，可是，這並不是蔣介石的「中間營壘」得到了勝利，這並不是那種民族改良主義的企圖得到了實現。

　　甚麼是「民族的資本主義國家」的企圖——甚麼是民族改良主義的企圖？這就是說：以前是帝國主義經過中國的封建地主買辦來剝削中國，使中國成為「以封建勢力為基礎的半殖民地」，現在中國資產階級企圖「改良」這種統治（當然並不是推翻帝國主義的統治，而只是改良這種統治），怎樣「改良」呢？改良到個什麼樣子呢？——就是要帝國主義大部分不經過封建地主和買辦，而經過民族資產階級來剝削中國，把中國變成「以資產階級為基礎的半殖民地」。

　　我們可以用俄國的歷史來做比喻，——這當然是很相對的比喻。俄國一九〇五年之後，布爾塞維克黨說：「舊的農奴制度的專制政體是在崩潰，向著資產階級的君主政體方面又進了一步，這種資產階級的君主政體用假的立憲方式，來掩蓋那專制制度」。中國的「以封建勢力為基礎的半殖民地地位」，可以比方是「農奴制度的專制政體」；中國的「資產階級為基礎的半殖民地地位」，可以比方是「資產階級的君主政體」。現在，能不能說：中國已經向著「以資產階級為基礎的半殖民地地位」方面，進行了這樣大的一步，像俄國一九〇五年革命後向著「資產階級的君主政體」方面進行的那樣大的一步呢？沒有！

　　中國民族資產階級的那種企圖，已經完全破產。

　　蔣介石最後一次北伐勝利[12]之後，立刻就有許多種的會議：上海經濟會議，財政會議，交通會議，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第五次全體會議等等。這些會議之中，中國民族資產階級表現許多幻想：一般資產階級都想著——以為國民黨的武力統一之後，有強有力的國民黨軍事領袖（蔣介石），可以不但鎮壓住工農的革命運動，而且修改些不平等條約，得到些關稅保護，有些交通上商業上的安寧和自由，有些財政上貨幣上的統一計劃，這正是「嚇壞了的資產階級」的迷夢，這正是所謂「中國基瑪爾主義」！這種夢想，事實上很快的便警醒了。中國資產階級自己，都已經看見：國民黨和蔣介石，連這一點點兒鞏固反革命的任務，都不能實現。一九二八年六月以後的事實，很清楚的表現這種情形。

　　固然，現在的南京政府，比較起當初的北京政府來，自然是有些不同：當初的北京政府，是純粹的地主買辦政府；現在的南京政府是地主大資產階級聯盟的政府。現在參加政權的大資產階級之中，已經有些非買辦的成分。但是，四月十二時期的蔣介石，企圖實現一種所謂「新的政權」——地主階級和全部民族資產階級聯盟的政權，企圖建立一種所謂「民族的資本主義國家」，企圖用民族改良主義的旗幟來消滅革命，——這種企圖，卻是完全破產了，——南京政府始終沒有能夠形成地主階級和全部民族資產階級的聯合政府。現在的南京政府裡面，現在的一般國民黨政權裡面，的確保留著資產階級的成分；可是，這些成分，大半都是買辦豪商、銀行界的大資產階級，以及極少數所謂「民族」工業資本——實際上也是買辦或外國資本所支配的工業資本。三月二十和四月十二時期的蔣介石——代表那種民族資產階級改良主義幻想的蔣介石，已經完全破產，在政治上已經死亡。張作霖自己炸死了，可是張作霖的「主義」（軍閥統治）卻得勝了，蔣介石自己做了國民政府主席，可是蔣介石的「主義」（民族改良主義）卻失敗了。

　　蔣介石為什麼能夠當國民政府的主席？是不是因為他的民族改良主義得勝了？共產國際屢次說過：蔣介石的四月十二政變，是中國民族資產階級的反革命政變。那末，現在蔣介石既然當了國民政府的主席，是不是民族資產階級的全部，已經成了國民黨政權裡的領導階級呢？是不是中國封建的勢力已經是受了很大的打擊呢，是不是張作霖、張宗昌等類的人失敗了呢，是不是史達林同志說的話，說得不對呢？

　　蔣介石能夠當國民政府的主席，能夠打勝廣西派[13]，——這並不是民族資產階級能夠得到領導地位，並不是封建勢力的失敗。蔣介石喪失了他原來的社會基礎（一般的民族資產階級）之後，蔣介石已經只代表大資產階級之後，然後，中國的封建勢力，以及一般的國際國內環境，方才容許他參加南京政府，方才容許他做南京政府的主席，請拿南京政府的例子來看一看：南京政府是地主和大資產階級的聯盟，在這聯盟之中政治上的支配能力，還是在地主階級封建軍閥手裡：一切軍事上、財政上、交通上的權力，照舊是由軍閥地主支配著。所以南京政府裡面，還是豪紳地主的領導（何況其他地方的政府呢！）。國民黨第三次大會[14]和蔣桂戰爭的經過，很明顯的表演這種情形。廣西派的失敗，只是一派地主軍閥的失敗；勝利的也並不是所謂民族資產階級，而是別一派的地主軍閥。蔣桂戰爭之後，陳銘樞和西山會議派占住了廣東政權，閻錫山和張學良增加了在北方的權力，南京政府內部地主買辦的政治路線也更加占著優勢。蔣介石完全「屈服」，完全執行這種路線，他的軍隊也完全軍閥化，所以他才能夠繼續做南京政府的主席。並不是一九二七年「企圖站在兩個營壘中間的」那個蔣介石得著了勝利，而是蔣介石移轉他的社會基礎到大資產階級，投降封建地主，而和他們組織統治的聯盟。至於民族資產階級的中等階層，卻又落到了所謂「中間營壘」，他們對於豪紳地主買辦及大資產階級的統治，不得不又立在「在野黨」的地位。這樣說來，始終還是「張作霖張宗昌等類的人得勝」了。

　　這樣，現在中國的反革命營壘，分裂著兩個政治集團：第一個是封建地主和大資產階級的集團；第二個是自由派的資產階級，所謂「左派」國民黨的集團；這個集團當然有他的「尾巴」——上層小資產階級，可是其中領導的階級，卻無疑的是中等民族資產階級。

　　現在，先說第一個集團。

　　第一個集團——是反革命營壘之中的執政的集團，他代理帝國主義統治中國的政權，仿佛是英國在印度的總督，或者日本在朝鮮的總督似的。

　　一則這個集團是封建地主和大資產階級聯盟，其中是封建軍閥和買辦占著了指揮一切的地位。這個集團的政治上的表現，就是軍閥制度的政治統治。他的內部，充滿了許多的矛盾：中國各省區經濟發展的不平衡，中國沒有統一的國內市場，中國有英、日、美等帝國主義列強的勢力範圍，這些情形就必然要形成中國地主大資產階級聯盟中，又分成極多的小派別的現象：張學良派，閻錫山派，馮玉祥派，蔣介石派，李濟深派，唐生智派，西山派，安福派[15]等等，而且這些情形，必然要在列強帝國主義操縱之下引起不斷的軍閥混戰。

　　再則，「中國還沒有這樣的政治派別或者政府，能夠來實行什麼斯托柳賓[16]式的改良」（史達林《論反對派》第六三四頁）。斯托柳賓式的改良是什麼？——俄國一九〇五的革命失敗之後，從一九〇六年到一九一一年，俄皇政府的國務總理，姓名叫做斯托柳賓，想出一種「改良政策」，他在一九〇六年十一月九日（俄曆）公佈一個法令，准許農民退出農村公社，自己收買田地做個人的私產。這種政策，是想從農民之中分出極少一部分富農出來，做地主政權——俄皇政府的幫手，來使「農村安靜」下去。斯托柳賓是俄國貴族地主階級的「代表或者經紀」（representative or broker）。俄國的斯托柳賓還能夠依著在反革命的資產階級之上實行土地問題上某種程度的改良政策，企圖緩和農民的革命。中國呢，這一執政的反革命集團，對於土地革命問題，連這樣的應付政策，都沒有能力實行。

　　三則，列強帝國主義是中國的實際統治者，中國不但土地制度的改革是革命的根本問題，而且帝國主義的經濟統治，根本上是依據在中國封建殘餘的土地關係上。任何帝國主義，也不能經過軍閥，實行什麼土地改良。或者有人說，帝國主義不能實行對華的土地改良，或許能夠實行所謂「民族改良」，——譬如關稅的增加，治外法權的改革，租界管理權的允許華人參加等等，以至於相當的放任中國民族資本的發展呢？這亦是不可能的：因為現在國際帝國主義的資本主義穩定，正在走到更加動搖腐化的前途，更加要互相爭奪市場，更加要把殖民地束縛在財政資本之下，所以即使有上述的所謂「民族改良」的形式上的改變，也只不過是達到這個更加束縛中國的目的。決沒有所謂「殖民地之工業化和非殖民地化」的前途！況且，中國是許多帝國主義互相爭奪得最厲害的半殖民地。這種情形，影響到中國的一般政治經濟局面。列強帝國主義之間的衝突對於中國的影響，比較對於其他殖民地起來，實在是更加直接，更加迅速，更加劇烈。列強帝國主義，英國、日本、美國等，他們對於中國的所謂「讓步」（今年關稅稍稍增加），所謂「幫助」（幾次的小小借款），不但是更加加增對於中國的束縛，而且還是支配中國軍閥混戰，進行他們準備太平洋大戰的步驟。他們剝削中國的總政策，不能不是更加鞏固中國封建地主的立場——軍閥制度的統治。

　　因此種種，所以中國的封建殘餘的經濟統治，雖然是在瓦解腐敗，帝國主義對華的強盜統治，雖然是在發展著內部的矛盾而有崩潰的危險，然而中國軍閥地主和列強帝國主義，是不是能夠找著甚麼新的道路來推延這個危險呢？不能夠的。甚麼叫做「新的道路」！——就是，一方面可以保持帝國主義軍閥地主的政權和收入，別方面又能夠稍稍解除中國生產力發展的障礙的道路。這種「新的道路」，他們找不著的。他們只有繼續舊的道路：就是帝國主義經過軍閥的割據和混戰，經過買辦和地主加緊剝削，利用反革命的民族資產階級，來鎮壓工農革命的高潮，而同時經過中國的「小戰爭」，發展自己內部的衝突，而向著世界的「大戰爭」方面前進。

　　這種帝國主義經過中國地主大資產階級的反革命的統治，沒有能力實行甚麼「地主階級的帝國主義的改良」，用來「做統治階級的避電針和戀命湯」；這個反革命的統治，始終只能成為純粹依靠恐怖政策的統治。

　　第二個集團——反革命營壘之中的在野的集團，他勾結著軍閥帝國主義繼續企圖供獻自己「救濟反革命死亡的新方法」於帝國主義和地主階級。

　　中國革命歷史上，民族資產階級的這種企圖，怎樣的破產，我們上面已經說過了：中國反革命之中，資產階級不能夠得到所謂「資產階級的勝利」。甚麼是所謂「資產階級的勝利」呢？這當然不是說：資產階級推翻帝國主義和封建地主的勝利；而只是說——他企圖「站在兩個營壘的中間」，而居然能夠站住了，居然能夠完成所謂「中間營壘」的統治。這種所謂三民主義最理想的統治，即使是實現了，亦是絕對反革命的：——保存著地主階級封建的土地私有制度，保存著帝國主義對華的統治，放任全部資產階級得到真正參加政權，更多份的分得些對於中國群眾的剝削成分——在帝國主義統治和剝削之下，形成新式的買辦國家。孫中山的建國方略[17]（孫中山著的《中國的國際發展》），其實就是這種「偉大的」買辦式的「建設計劃」。如果那種「帝國主義的地主階級的改良」，僅僅是敷衍塗砌的「改良」，僅僅是割據相安「分治合作」的「改良」，僅僅是帝國主義和地主階級做主體而利用反革命的資產階級的民族改良主義的改良，尚且沒有實現的可能；——那麼，這種資產階級的民族改良主義的改良政綱，想由資產階級取得反革命領導權而來實行的改良主義政綱，更加沒有實現的前途。

　　蔣介石一九二六年三月二十的政變，想代表民族資產階級的所謂「積極政策」，蔣介石一九二七年四月的叛變和第一屆南京政府的成立，想「站在兩個營壘的中間」。民族資產階級的這種企圖，都只是表面上樹起民族改良主義的政綱，實際上是替帝國主義封建軍閥當「苦力」去維持舊的統治。一九二八年六月所謂「北伐完成」之後，上海的經濟會議、財政會議等等，正是這種歷史事實的表演：資產階級沒有得著對於封建軍閥和帝國主義的任何「勝利」！

　　現在，中國民族資產階級之中，那些沒有佔領國內經濟命脈的中等資產階級，並沒有獲得政權。民族資產階級的第一次嘗試，是蔣介石三月二十政變以來的政策。這個政策破產之後，國民黨已經完全變成豪紳地主大資產階級獨佔的國民黨——蔣介石記，胡漢民記，閻錫山記，張學良記，馮玉祥記等等的國民黨。於是汪精衛變成當時的「蔣介石第二」——三月二十蔣介石第二，而國民黨裡也就發生「第二號的國民黨」（改組派）。這是所謂「中間營壘」找著新的表示，新的政治上的形成，這所謂「左派」的資產階級的國民黨改組運動，亦可以說是中國資產階級的第二次嘗試。

　　武漢時代，汪精衛曾代表所謂「激進的資產階級，動搖的店東小資產階級，代表小資產階級的智識界。上層小資產階級在武漢時代，因為害怕工人運動和帝國主義的兩面夾攻，害怕土地革命和封建地主的兩面夾攻，受著反革命的威脅利誘，急急乎的投降反革命的資產階級，而離開革命：武漢的失敗，是「革命喪失了小資產階級的智識界」（史達林《論反對派》第六二四頁）。武漢末期，汪精衛召集長江流域的商民會議，特別「勇敢的起來擁護工商業者」的利益，進攻革命的工農，站在所謂「反動勢力和共產黨兩面夾攻的地位」，「反對赤白帝國主義，反對共產和反動」——這已經是國民黨左派的轉向自由派的資產階級的露骨的表顯。

　　從此，在一般的發展過程之中，所謂「國民黨的改組運動」就成為自由派資產階級的政治思想上的代表，——上層小資產階級自然附屬在這種政治集團裡面。這種國民黨改組運動的形成，正是中國資產階級的第二次嘗試，企圖救濟反革命的死亡。中國資產階級第一次嘗試的結果，我們已經說過——是完全破產的了。現在他的第二次嘗試，根本上更連破產都談不到——因為國民黨改組運動，一開始便必然要失敗；如果反革命還能夠延長一個很短的時期，那末，問題只在於暫時得勝的是誰：是利用汪陳[18]的軍閥，還是反對汪陳派的軍閥？能夠得勝的，決不是汪陳派！如果，日益生長的革命高潮，很快的轉變到直接革命的形勢，那末汪陳派和非汪陳派的孫中山主義的黨[19]（等於反革命黨），極快的重新形成統一的反革命營壘。

　　中國的民族中等資產階級和上層小資產階級，在中國的劇烈的一般政治經濟的危機裡，日夜處於破產失業的危險前面，同時，很厲害的恐懼工農革命的發展。他們亦都是和封建式的土地制度聯繫著，他們並且認為工人罷工農人抗租的運動是他們破產的主要原因，而工農革命的勝利，更是他們不可挽救回的滅亡。他們「痛恨」帝國主義和軍閥，不是為著要革命，卻是為著帝國主義和軍閥惹起革命的發展。他們絕無疑義的是反革命的力量。他們如果是南京政府反對派，那麼，正是因為南京的反革命中心已經沒有力量維持反革命的統治。正是因為他們企圖救濟中國的反革命，中國國民黨的豪紳資產階級的階級統治。他們的運動事實上也正是維持這種階級統治的運動，竭力保持國民黨對於群眾的影響。黃色工會[20]的運動，鄉村自治的運動[21]，青年軍官的運動裡，都可以看見改組派的影響。這就是「第二號國民黨」的意義。中國自由派的資產階級決不能用什麼「民族的民權的資本主義」和帝國主義及封建制度去對抗。恰好相反，現時中國工農革命運動暫時失敗之後，中國資產階級，一般的都和帝國主義混合生長著，或者竭力求得這種混合生長，並且和土地的封建關係密切的聯繫著，——這在汪精衛改組派的政綱裡亦可以明顯的看得出來。他們的所謂改組運動，只是和第一集團裡地主大資產階級的某些派別結合起來去反對其他的派別。中國資產階級內部的衝突和矛盾，例如蔣介石和汪精衛的矛盾，結算起來，亦是附屬於帝國主義的列強之間和封建地主各派之間的矛盾。

　　這樣，中國反革命營壘的第二個集團是處於「在野黨的」地位，來積極的維持帝國主義封建豪紳統治的反革命力量；他們是用資產階級的政綱蒙蔽群眾，努力阻止群眾的革命化，並且想利用群眾達到自己「分贓」的目的，引導群眾離開推翻帝國主義豪紳資產階級的整個統治的鬥爭。

　　「中國只有『北京』勝利，或者武漢勝利」！這個所謂「武漢」現在早已經改名為「廣州公社[22]」了。「廣州公社」就是中國唯一的革命營壘，和全部反革命營壘反抗的革命營壘，他包含社會主義的無產階級和民權主義的農民及城市貧民。「廣州公社」是暫時受著了失敗，但是，最近工人運動之中群眾罷工鬥爭的發展，經濟鬥爭常常轉變到政治鬥爭，農民騷動的不斷發展，遊擊戰爭的擴大和進展，決不是「退兵時的戰鬥」，兵士群眾裡的開始騷動，反帝國主義反國民黨軍閥的群眾示威……凡此一切，都明顯的表示中國革命的新高潮是在生長起來，中國無產階級和農民的革命營壘，是在「招兵買馬」準備自己的隊伍，收集自己的力量，向著「變軍閥戰爭為反對軍閥的階級戰爭」，向著對於帝國主義豪紳資產階級統治的總攻擊的方向進行。

　　「中國工農革命運動暫時失敗之後，中國的資產階級，他的經濟利益和列強帝國主義的財政資本，已經密切的混合生長著（英、美、日），他聯合著封建的反動派，在保持中國獨立的問題上是已經完全破產，而且走到反對中國獨立的帝國主義營壘裡去。現在中國三派軍閥之間的內部戰爭裡，這三派都是各國帝國主義政府的工具，這種戰爭很明顯的指示：中國統治者的各派利益，根本上都和中國民族統一的利益是相矛盾的。中國的統一以及中國的從帝國主義壓迫之下解放出來，和土地革命及一切封建殘餘的肅清，是不可分割的聯結在一起。然而，解決這些資產階級民權革命的主要任務，卻只有在工人階級所領導的工農革命高潮的基礎之上，方才能夠實現。這個新高潮的條件，無疑的是在成熟起來，他不能不引導到蘇維埃的建立，用來做工農的革命的民權獨裁機關」（共產國際執委第十次會議議決案）。

　　中國贊助帝國的統治的反革命營壘，必須分別下列的兩個集團：一，封建地主大資產階級，二，自由派資產階級以及上層小資產階級。為什麼？因為，否則就有兩個錯誤的傾向：（一）是和武漢時代相比，認為籠統的小資產階級還是反帝國主義的革命力量（認為汪精衛的改組派是小資產階級的代表），因此，不但忽視反對改組派的鬥爭，甚至於有聯合汪陳派的提議。這種錯誤的觀點，是不看見小資產階級內部的階層之中，城市貧民是在革命的營壘裡，而汪精衛派卻不能代表他；這是不看見上層小資產階級現在不能有什麼獨立的政治路線，他只是汪精衛派所代表的自由派資產階級的附庸；再則，這亦是默認整個資產階級已經參加南京政府的國民黨的政權，不會再是「在野黨」，如果是在野黨，那一定是籠統的小資產階級的政黨，——這並且亦是「暗中」承認國民黨的政權已經是資產階級的政權，承認南京政府的社會基礎，不是縮小，卻在擴大。這是偷運機會主義估量的私貨。（二）是認為資產階級既然是絕對的反革命力量（這當然是完全正確的），因此，資產階級和地主沒有分別，買辦及大資產階級和資產階級的所謂「左派」亦沒有分別，因此，中國只有兩個營壘：一是國民黨，二是共產黨，絕對沒有「中間營壘」（這兩個「因此」就不正確了）。這種觀點，亦是非常錯誤的，亦是引導到忽視反對改組派以及第三黨的鬥爭，引導到忽視爭取群眾的任務，引導到黃色工會裡工作不積極，農民原始組織裡的群眾工作完全不注意，而且發生農村中的「和平發展」主義，兵士群眾運動的工作遲緩，而放任那些自由派的青年軍官抓住兵士群眾裡的相當的影響。為什麼？因為想著：反正除共產黨以外，一切都是一模一樣的反動派。反正他們是沒有群眾的不能奪取群眾的，群眾天生是在共產黨——無產階級領導之下的。彭述之[23]在資產階級還有相當革命作用時候，否認中國有民族資產階級和民族改良主義的存在，那已經是極有害的機會主義的錯誤。現在資產階級絕對的反革命了，他更確定的用自己的在野黨態度來欺騙民眾，用所謂「民族改良主義的左派」的名義來引導群眾走到青天白日主義的道路上去，這樣的擁護反革命統治，那麼，在這種情形之下，否認民族改良主義和資產階級的特別危險，把他們和封建地主完全混淆一起：蔣介石和李濟深一樣，汪精衛和蔣介石一樣，一樣的不能影響群眾，——這就是完全忽視爭取群眾的任務，引導到很有害的機會主義的消極。

　　封建地主大資產階級的內部，是受著列強帝國主義的支配，而在發展著中國的軍閥混戰——各省區的地主軍閥，是在互爭市場和剝削工農的政權機關。資產階級在這混戰之中決不是「希望和平，不願戰爭」。改組派當初的和平主義宣傳，事實上，是準備新的軍閥戰爭，自己供獻「資產階級政綱的旗幟」，給作戰的某些軍閥，而希望參加分贓。現在張發奎果然拿著汪精衛的旗幟對蔣介石宣戰了。這是什麼呢？照第一種錯誤答解的觀察：應當是「以前蔣桂戰爭是資產階級反對封建地主的戰爭，李濟深被捕了封建勢力也被捕了」——幼稚的共產黨員可以做這樣的結論；現在汪蔣戰爭又是「小資產階級反對資產階級的戰爭了，那麼，小資產階級拿著武器和資產階級及地主宣戰，我們無產階級要贊助他」——又可以做這樣的結論。照第二種錯誤見解說起來，應當說：「汪精衛蔣介石李濟深都是一樣，反正他們戰爭是軍閥混戰罷了，群眾自然而然的最反對軍閥戰爭，無需無產階級政黨去堅決的獨立的領導」；這就完全忽視：自由派資產階級企圖蒙蔽群眾，贊助某些軍閥去反對別些軍閥，發展青天白日主義的影響。

　　最近對於「變軍閥混戰為反對軍閥的階級戰爭」口號的某種猶豫，認為沒有提出的必要，——這就是對於反對軍閥戰爭的根本忽視，將要從那忽視自由派資產階級的反動影響裡面產生出來的表徵。共產黨現在的群眾鼓動口號，應當是「變軍閥混戰為反對軍閥的階級戰爭——工農兵士群眾反對軍閥地主資產階級的戰爭，以至於反對帝國主義而擁護蘇聯的，以無產階級為領導的民族戰爭」。

　　至於反過來說：汪陳派既然代表資產階級，那就在那裡為著民權主義，為著中國民族資本主義的文明道路，而和封建地主買辦宣戰，並且能夠經過這樣的戰爭統一中國；說這種的戰爭就是革命的高潮革命危機的表現，——那麼，這是根本否認農民戰爭的革命作用，而承認資產階級能夠獨立的實行革命戰爭。這亦是把現在時期和武漢時期做錯誤的比擬，這種論調簡直是百分之一百的機會主義。這種論調公開的結論，應當是「贊成進步的資產階級的統一戰爭」！

　　黨的主要的路線，卻在於格外努力反對改組派的鬥爭，肅清青天白日的影響，獨立領導正在興起的群眾鬥爭，明顯的指出：工農推翻豪紳資產階級的整個統治，反對整個反革命營壘，反對一切軍閥的方針。

　　原載1930年2月《共產》第2期

　　署名：瞿秋白

　　注釋

　　[1]莫莎裡尼，今譯墨索里尼（1883—1945），全名貝尼托·墨索里尼。1921年創建國家法西斯黨。1922年迫使國王授權組閣。1928年強行終止議會制度，自稱「政府首腦」，建立法西斯獨裁統治。1937年正式加入三國軸心，追隨德國發動第二次世界大戰。1943年下臺並被囚禁。1945年4月28日被意大利遊擊隊處決。中國的墨索里尼，指張作霖、張宗昌之類的專制軍閥。

　　[2]武漢得勝，指武漢國民政府得勝。

　　[3]史達林，今譯斯大林。

　　[4]孫逸仙大學，即中山大學。

　　[5]波斯，今伊朗。

　　[6]拉狄克（Карл Бернгардович Радек，1885—1939）。曾任共產國際執委會書記。1925—1927年任莫斯科中山大學第一任校長。1927年後成為托洛茨基反對派成員。1937年被控叛國罪，判刑10年。

　　[7]陳銘樞（1890—1965），字真如，廣東合浦人。保定陸軍軍官學校畢業。1926年率部參加北伐。1927年任南京蔣介石的總司令部政治部副主任，十九路軍總司令，1929年任廣東省政府主席。1933年同李濟深等依靠十九路軍發動福建事變，失敗出走香港。此後從事民主活動。

　　[8]三月二十日政變，即中山艦事件。

　　[9]四月十二日政變，即1927年四一二政變。

　　[10]北京買辦政府，指北洋軍閥政府，見本卷第136頁注20。

　　[11]武漢革命政府，指武漢政府，見本卷第63頁注39。

　　[12]指1928年5月南京國民政府的北伐軍攻入華北，張作霖部隊敗退，6月2日，張作霖通電聲明退出北京。北伐完成。參見本卷第336頁注①。

　　[13]廣西派，即以李宗仁、白崇禧為代表的一派軍閥，又稱桂系。

　　[14]國民黨第三次大會，1929年3月15日至28日在南京召開。會議正式宣佈軍政時期結束，開始訓政時期，由「中國國民黨獨負全責」進行訓政；開除桂系李宗仁、白崇禧、李濟深黨籍，開除陳公博等改組派的黨籍。蔣介石極力排除反蔣的政治派別，從此，新軍閥混戰連年不斷。

　　[15]安福派，此指原皖系軍閥中的一派。

　　[16]斯托柳賓，今譯斯托雷平，曾任沙皇首相。

　　[17]《建國方略》，孫中山著，1917—1919年寫成。內容分三部：1．心理建設，即孫文學說，論述「知難行易」的哲學思想；2．物質建設，即實業計劃，提出關於中國經濟建設的設計；3．社會建設，即民權初步，解釋為實行民權而舉行會議的手續和方法。

　　[18]汪陳，即汪精衛、陳公博，他們是改組派的首領。

　　[19]這裡指蔣介石集團掌握的國民黨。

　　[20]黃色工會，見本卷第102頁注④。

　　[21]鄉村自治運動，又稱鄉村建設運動，以梁漱溟為代表的一些人，幻想用改良主義的方法解決中國農村問題。從1928年開始，他們在廣東、河南等地宣傳鄉村自治。

　　[22]廣州公社，1927年11月廣州起義時建立的蘇維埃政府。見本卷第65頁注61。

　　[23]彭述之（1896—1983），湖南寶慶人。曾任中共中央宣傳部部長，推行陳獨秀右傾機會主義路線。大革命失敗後，在中共黨內成立小組織，進行反黨活動。1929年11月被開除出黨。後成為託派。

　　(1)莫莎裡尼是意大利法西斯党的領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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