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革命和農民運動的策略(6)|瞿秋白

中國革命和農民運動的策略(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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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聯合富農」的公式，在中國鄉村裡這種階級關係之中，應當有怎樣危險的結果，是很顯明的了。民權革命裡對於農民運動的策略方針，應當服從這裡的總的戰術路線：推翻紳商地主階級的統治而摧毀軍閥制度的秩序——實行徹底的平民式的土地革命。策略方針上，因此特別要注意對於農民裡各階層的關係：就是依據在那一階層上，可以最大限度的最徹底的實現土地革命的問題。

　　第一種答案，認為殖民地革命既然是反對帝國主義的資產階級民權革命，那麼，資產階級即使不要土地革命，至少也要反對封建而要求改良農民生活；自然，富農自己，不管是不是半地主，更加要改良生活，所以至少要聯合富農。實際上，這不單是聯合富農，簡直是聯合最小的紳士的策略，這是過去所謂「鄉村聯合戰線」，以反對土豪劣紳策略的變相。

　　第二種答案，認為中國的特別情形，使富農都變成小地主和半地主，而且會蛻化成為現成的斯托柳賓政策基礎，開闢改良主義的道路；至於其他一切農民，便都是一片灰色的群眾，其中沒有階級的分化，自然會跟著無產階級來實行土地革命，不用去和富農爭取群眾的領導權；同時，還認為革命既然還只是資產階級的民權革命，那麼，為避免那可能的斯托柳賓道路實現起見，仿佛應當使半地主的富農中立，主張罰咒不沒收富農的土地。這雖然不是公開主張聯合資本主義富農而使半地主富農中立的策略，但是否認中國資本主義式富農的存在，否認富農參加客觀上革命的農民鬥爭及其對於群眾的影響，事實上是投降富農，拋棄和他爭奪群眾的任務，放任他領導農民運動到妥協反動的道路上去。

　　第三種答案，是說「國民黨政府是代表城市資產階級鄉村富農而與買辦地主妥協的政府」，所以資產階級民族革命早已完結，封建殘餘已不存在，於是整個的中國農民運動都成了反對富農的鬥爭。這是表面上左傾的空談，實際上亦是右派的中心政綱：中國革命已經告一階段，走上了資本主義進化的道路（奧國社會民主黨鮑威爾[24]），一切農民遊擊戰爭，都成為無益的無政府主義的胡鬧，最好是要站在「真正道地的工業無產階級」的觀點上，去專門幫助「真正道地的鄉村無產階級」，進行「純潔而真正老牌的」階級鬥爭；這是拋棄反對地主的鬥爭，投降地主，而要實行所謂「鄉村經濟主義」的策略。

　　所有這些機會主義的答案，實際上都是民族改良主義的影響，企圖屈服無產階級的表現。正確的布爾塞維克的策略方針，應當是：——

　　推翻豪紳地主階級的統治和軍閥官僚的秩序，實行土地革命的總的戰術路線之下：（一）農村鬥爭的中心任務，是要反對豪紳地主和資產階級的反動聯盟，反對站著這聯盟背後的帝國主義，反對一切出租田地用高利貸包捐包稅及壟斷農產市場等方法剝削農民群眾的人，亦就是要反對半地主的富農和反對地主一樣；（二）實行堅決的鬥爭，去爭取對於中農群眾的領導權，要鞏固和中農的聯盟，堅決依據在貧農的基本力量之上——發動他們反對地主軍閥以及富農的鬥爭；（三）反對一切民族改良主義（從蔣介石到譚平山）的影響，反對一切反動的混亂思想。富農，尤其是資本主義富農「參加反對軍閥和反對稅捐運動的時候，並不應當改變對於富農的總路線，而應當和他們爭取農民群眾的領導，不讓富農有利用群眾以遂其私利的可能」；（四）獨立的組織雇農——農村無產階級，領導他們的階級鬥爭，反對一切雇主：地主紳商以至於富農，並且特別「解釋：農村工人苦力的利益，和『農村資產階級』的利益，是不可調和的互相對立著」；同時要注意領導農村工人反對帝國主義軍閥政權的鬥爭，而且要建立他們在這種運動的領導權，尤其是直接關聯農村的土地革命裡的領導作用，——農村工人是無產階級在鄉村裡的支柱；「不要忘記：雇農是喪失土地的農民，他們是不能夠並且不應當站在全體農民爭取土地和反對一切封建制度的鬥爭之外的」。

　　第六次大會議決案之中，勉強分別革命的和反革命的富農；以及分別半地主和資本主義的富農，而不是去明顯的提出豪紳地主的統治的地位，卻是去定出分別對付：聯合，中立和反對的策略方針；——這都引起機會主義的解釋，例如要罰咒不沒收富農土地，以至懷疑土地國有；或者要削弱鄉村無產階級的階級鬥爭；或者看見富農參加反軍閥的鬥爭，便認為他們的作用還要高於汪陳派[25]第三黨[26]一等。共產國際執委，因此指出中國第六次大會決議的模糊和含混，而加以明確的指正：「一般的公律，是中國革命失敗之後，鄉村裡的富農分子，到處公開的起來反對農民群眾而站在反動方面」；「發動鄉村無產階級運動和團結鄉村貧農的任務，應當不顧富農怎樣，不怕富農『離開革命』的去進行」；「沒收地主階級土地的口號，解釋成為不沒收富農土地，是不對的」；總之「不應當對富農讓步而束縛自己的積極性」，而應當和他們去爭取群眾的領導，「使群眾脫離資產階級和富農的影響」（國際執委論中國農民問題的信[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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