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革命和農民運動的策略(5)|瞿秋白

中國革命和農民運動的策略(5)

　　五

　　中國農民階層的問題，並且因為一般的政治經濟狀況和發展趨勢，以及極端複雜的土地關係的緣故，所以更加有特殊的意義。封建餘孽占著統治的地位，再加以外國資本的壓迫，造成更大的障礙，「阻止小資本投到生產裡去，阻止小資本在農業和工業裡的周轉。這個自然的結果，就是資本的最壞最低等的形式，商業資本和高利資本，得著無限的傳播。少數富農，處於「氣力微小的」農民群眾之中，而農民群眾都半餓半飽的生活在極小的土地之上；這些富農，就不可避免的變成最壞的剝削者，放債盤剝貧農，實行冬忙還債的辦法（做工抵債）等等」。富農是最壞的剝削者，必定做高利貸的勾當……這在俄國農奴制度餘孽統治之下，也是這樣。中國的情形，只有更加厲害。中國和俄國富農的分別，卻是由於中國土地關係裡租田制度的特性，土地使農民之中，極少數的人，如果能夠積聚資本，就多份的投資到土地私產裡去，並且出租田地而收受田租，變成小地主或者半地主。中國極大的戰禍災荒和農業危機的環境裡，極嚴重的軍閥封建壓迫和絕對沒有資產階級式的法律保障的條件之下，富農避開自己經營資本主義農家經濟的道路，而用封建式的租田制度實行剝削。利用雇工和新式技術的利益，比租田制度少得多，而且經常的有虧本的危險。利用租田制度，就可以把一切意中的虧耗，轉嫁到佃農身上。況且，一般農業技術的平均程度，都不利於資本主義式農家經濟的發展。所以，中國富農生長成小地主半地主的第一個條件，是租田制度。第二個條件，就是紳士統治的制度，使富農必然的要取得地方上小紳士的地位，否則他在軍閥官僚的壓榨機器之下，就應當破產而再降落到貧困的地位。少數富農在中國條件之下，可以做得到生長而成小紳士的事，正因為軍閥制度，破毀了舊時代的士大夫世族的統治，而形成了紳商混合的統治：有錢的不但有剝削的能力，並且就有壓迫的權勢——就有和平民不同的身份。封建關係在中國有許多畸形的重複產生的過程，也正在這種地方表現出來。

　　中國極大多數的富農，在高利商業資本的關係上，在農村小資本更加困難投入生產的關係上，比起俄國當初的富農來，尤其要偏重於資本主義前期的剝削方式，所謂最壞的最低等的資本形式；而且，還兼著用完全的封建地主的租田制度的剝削方式，——這更是俄國當初的富農所沒有的情形。因此，「中國的富農——大多數是小地主，用更苛刻更殘酷的方式來剝削農民的主要群眾」。而且小地主的或半地主的富農，往往以鄉村裡的小紳士或小胥吏的資格，和軍閥官僚的政權機關混合生長著，成為最直接的鄉村統治機關的爪牙（包捐、包稅、保甲、村長等等機關之某種部分）。固然，資本主義關係比較發展的區域，例如江浙、廣東，的確有極少數的富農，單是自己經營農場，專用雇工的方法，而不兼著出租田地。但是，這種資本主義的富農，數量非常之少，而且即使有的時候，甚至於是租種地主田地的佃農（為生產目的而租田的），都多少和資本主義前期的剝削方式關聯著（農業高利貸或者包捐包稅）。這種極少的資本主義富農，在一般封建關係占著統治地位的環境之下，他們的發展前途，多份是向著半地主化的方向進行，否則，就是「墮落」下去。於是，在政治方面，他們亦必定要勾結豪紳，利用所謂「經濟之外」的力量。[21]

　　因此，中國的富農，極少實行資本主義的剝削方式，而多份是地主封建剝削系統的代表。中國一切富農，尤其是在一九二五到二七年的革命失敗之後，更加暴露人們不但不能為土地革命而鬥爭，並且不能成為民權主義者，而一般的公律，只是，「青天白日主義」[22]的信徒。

　　中國國民黨的統治，是地主資產階級反動聯盟的統治，他保持著鞏固著那軍閥的「封建地主和商業資本混合生長」的政權，擁護著封建性的土地關係。他的社會基礎，決沒有移轉到富農。紳商地主和農民群眾的對抗，仍舊保存著主要的地位。這是沒有疑義的。列寧，「同著全體農民」反對地主封建制度的公式，對於中國革命的現在階段，仍舊是戰術路線的總方針，亦是沒有疑義的。可是，在俄國民權革命階段的時候，富農雖然也並不是不利用資本主義前期的剝削方式，然而主要的還是資本主義關係的代表，「能夠成為民權主義者」，在一九〇五年革命[23]失敗之前，和地主階級的封建剝削系統，立於對抗的地位，——在這種時候，聯合全體農民的口號，尚且決不能夠解釋成聯合富農的意思。那麼，現在中國的富農，「多份是封建地主剝削系統的代表」和紳商統治的軍閥官僚機關混合生長著，——這種「聯合富農」的結論，尤其是不正確的機會主義的結論。何況中國革命暫時失敗之後，現在國民黨往往能夠利用富農來鎮壓農民運動，正是利用那種「青天白日主義」，散佈党皇帝（國民黨軍閥）統治之下的合法主義。

　　總之，外國資本侵略之下，特殊的中國土地關係，紳商混合統治的軍閥制度，破產失業的喪失土地的農民非常之廣大，而工業資本的發展和生產力的增高，受著多方面的阻礙，——農村裡市場關係和貨幣關係發展，所引起的畸形的階級分化，使農民在這資本主義畸形的發展之下，有特殊的形勢，而富農也就帶著特殊的社會性質。農村資本主義——資本主義式的農家經濟的發展，亦帶著畸形的狀態。同時，豪紳地主階級和商業資本的剝削階級之內各種部分的關係，以及富農對於軍閥統治的關係，都有極可注意的特點。

　　因此，必須在農民問題裡，注意下列的三方面：

　　第一，極大多數的農民群眾，自耕農和佃農，都在紳商地主階級極苛酷殘暴的剝削和壓迫之下，都是極大規模的貧民化的材料。貧農不必說，中農的廣大群眾，都在破產的過程之中。不論是自耕農和佃農，其中都有中農貧農等的分別，都受著地主豪紳的軍閥統治的壓榨。「農民」之中雖然分泌出極端少的成分，變成富農，大多數更是一定變成半地主的富農，並且有許多半地主的富農，是從小地主破產貧困而「墮落」下來的；然而，這並不減弱農民和豪紳對抗的主要矛盾，恰恰相反，更加加強這種對抗。中國農民群眾和紳商地主的對抗，很明顯的表現著封建社會性的對抗。小地主、半地主的富農，甚至資本主義的富農，在這個對抗裡（尤其是中國最近革命過程之中，——農民群眾平民式的摧毀封建的土地關係運動之中），事實上是站在豪紳地主階級方面的，是贊助封建式的土地關係的保存的。民權主義的力量，只是農民群眾的全體，而決不能在富農方面，就算是資本主義富農方面去找。

　　第二，中國鄉村裡，破產失業的過程既然非常之劇烈，也就不但有經常出賣勞動力的鄉村無產階級（雇農），並且有極廣大的半無產階級——自己耕田的經濟不能維持生活，而必須兼做雇工的。除農場工作之外，還有一種搬運等類的苦力。雇工的勞動條件，都是惡劣到萬分，工資是極低的。鄉村雇工的雇主，固然大多數是地主商人和官廳，可是富農的對待雇工，只會比地主豪商在計算上更加苛刻。地主官廳等的「雇用條件」，與其說是「雇用」，不如說是強迫的勞役。商人也不是例外；而高利的債主，更是強迫債戶做工還債。南方各省，這種苦力雇農之中，往往有很多農婦和兒童，跟著父親丈夫去做工，而不能領取工資。至於普通雇農之中，長工的勞動條件比較固定些，有住宿和伙食的供給，有每年或每月的工資，然也是很低的；短工的工資看各地情形不同。中農往往亦用雇農，大半都是短工。最近饑荒之中，更有以「以工代賑」的名義，騙使饑民做工，不付工資，而只發極少米糧（一日三合米，陝西）。

　　中國農村之中雇用勞動的使用，不是不廣泛；可是，有兩點可以注意：（一）農村資產階級（雇主的富農）和農村無產階級之間的對抗，資本主義社會的對抗，固然也在增長，可是，還大半隱蔽在豪紳役使平民的總形勢裡——大多數的雇主是地主豪商，因此，勞動力市場上的雇用條件，是由他們支配著，富農的不能有幾多事實上的不同。然而「宗法社會的浪漫主義」，恰好是富農利用的工具，說什麼「親友幫忙」等等，而剝削雇農和短工。（二）農村無產階級的階級立場，大半還是模糊的，一方面是因為都是喪失土地的農民，他們的鬥爭，不能和爭土地的鬥爭分開；別方面，更因為極大多數還保存著自己耕田的小經濟，反抗雇用條件上的剝削，不能明顯的感覺到。農村無產階級和半無產階級，正要脫離「農民的共同利益」的圈套，而爭取政治上的階級獨立。無產階級應當領導農民群眾的民權鬥爭，獨立的去發動抗稅抗捐等的鬥爭，要認清中國農村半無產階級是土地革命的大力量。同時，主要的，亦要認定封建社會性的對抗之外，還有資本主義社會的對抗，指出農村無產階級的社會主義的任務。當然，如果保存「不加緊反對富農」的口號，就不能有真正組織農村工人的工作，不會加緊他們的鬥爭，提高這些最落後的無產階級意識。至於否認資本主義富農的存在，否認田租高利剝削之外，還有農村中勞資鬥爭的任務，那就不用說了。

　　第三，中國軍閥統治之下的混戰和豪紳資產階級各派之間的競爭排擠，是如此之劇烈，形成將近二十年的割據局面，互相鬥爭的紊亂狀態。這種情形，不但影響到一般群眾的破產失業和生活惡化，而且還加緊每縣每區之內小豪紳地主之間的吞噬：每一縣的豪紳之中往往也分成兩三派，而經常的鬥爭著。鄉村中的小豪紳小地主以至富農，為著保持和爭奪自己的剝削所得的份數，往往依附著某派軍閥官僚，某派大的豪紳地主反對別的一派（青天白日主義）。農民群眾反對軍閥統治的總鬥爭之中，這些富農小豪紳的「反抗」軍閥，足以造成一般群眾的幻想，以為他們亦是革命的，或者以為他們的爭鬥道路（勾結軍閥，大刀紅槍的迷信方法），是真正解放的道路。如果半地主的富農，在鬥爭轉到抗租形式的時候，比較容易暴露反動的面目（小豪紳小地主的反動面目，當然，更容易看得出），那麼，資本主義的富農對於群眾的反動影響，就比較得更加厲害些。所以，否認這種情形，而忽視爭取農民群眾的任務，尚且必定間接的贊助資產階級和富農，以及其他反動思想對於農民群眾的影響，何況是聯合富農的口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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