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職工運動的問題(5)|瞿秋白

中國職工運動的問題(5)

　　五

　　中國現在職工運動裡的問題，首先便是國民黨的白色恐怖政策和黃色工會的問題。

　　白色恐怖對於一切革命的工會和工人，都是極殘酷的壓迫，赤色工會不能有絲毫的公開可能——差不多「凡是不反對共產黨的，都是共產黨；不但不准組織工會，並且就要開除出廠」，成了國民黨統治的法律。因此，國民黨的工會便成為唯一的公開工會，他們獨佔公開的可能。

　　國民黨的工會是什麼？中國革命高潮之中，工人群眾的鬥爭，從民族主義的經濟罷工（外國工廠裡的罷工），進到一般中國工廠裡的經濟鬥爭，引起極廣大的手工工人和店員的參加；這種反帝國主義總運動裡的工人鬥爭，差不多一開始就同時是經濟的和政治的鬥爭，並且很快的生長而成為直接反對當地政權的（反對軍閥國民黨的）政治鬥爭——形成政治的總同盟罷工，而近於武裝暴動（一九二七年上海的三次暴動[50]是最明顯的形式，其實武漢時代湘鄂贛各縣的工人運動也都帶著這種性質）。既然如此，中國資產階級，蔣介石汪精衛的陸續叛變[51]，首先就遇見工人階級方面的嚴重的仇敵。國民黨要轉變成為豪紳資產階級背叛革命的反動聯盟，要阻止革命的前進，就必須要企圖將工人運動裡的革命領導消滅，並且將工人運動的領導拿到國民黨的控制之下。所以國民黨還沒有叛變之前，「誰應當是民眾運動的領導者，國民黨還是共產黨」？——這一問題已經是兩黨之間爭論的焦點。國民黨當時已經在工會之中組織工賊，可是他始終不能用任何別的方法取得工會的「領導權」，除非是用政權的壓迫；因此，國民黨在蔣介石李濟深汪精衛的陸續叛變之中，就只有兩個辦法：（一）是用武力解散「共產黨的工會」，用組織流氓搗毀工會虐殺工人的方法消滅赤色工會；（二）是用政府（亦就是黨部）派遣官吏來「改組」「整理」「統一」工人運動，設立一種專管工人的特殊官廳（某某工會改組委員會，工會統一委員會，工會整理委員會等）——這就是所謂國民黨的工會。國民黨反動的時候，不能完全消滅工會，回復到北京政府統治之下的狀況，而必須設立這種假工會，——這一部分也是因為當時的革命形勢，確有工人階級取得優勢而進於工農民權獨裁的更高階段的可能，所以蔣介石等要運用民族的社會的武斷主義（例如完全照抄上海總工會的要求大綱，來做上海當時工統會的招貼）。用工會的名義來強制工人停止革命而等待國民黨實現民生主義。就是廣州暴動失敗之後，革命的第一高潮已經受著極嚴重的打擊而低落下去，工人群眾的經濟鬥爭當日仍舊繼續不斷的發生。如果沒有這種很快的轉向新的革命高潮進行的形勢，也許國民黨的工會，就永久是簡單的一種壓迫工人的特別官廳，以至於完全取消。可是，事實上，國民黨逼得不能不承認工人經濟鬥爭的合法，不得不把官辦工會變成勞資仲裁，調解衝突的機關。所以國民黨的工會，就成為壓迫工人政治鬥爭的官吏偵探的組織和強迫仲裁工人經濟鬥爭的流氓工賊組織。這種工會，是沒有會員的；所謂工會就是一個官廳黨部指派的職員所組織的機關，這些人都是工賊流氓，頂著工會名義來壓迫工人的鬥爭。但是，後來工人鬥爭實際上極勇猛的不斷發生，豪紳資產階級的統治又不能統一穩定，引起國內戰爭和各派國民黨政客的衝突，反帝國主義和反對國民黨賣國的情緒日益濃厚，反對國民黨軍閥豪紳資產階級專制的群眾運動盡在醞釀著，——總之，就是國民黨「北伐完成」後的絕大失望和革命運動的復興，使國民黨的執政派，連對於小資產階級的欺騙力量都逐漸喪失，而對於日益發展的新的工人經濟鬥爭潮流，更是不能希望完完全全鎮壓下去。於是國民黨政府，設法用法律手段限制民眾的鬥爭，例如工會必須登記，開會必須呈報，一切民眾團體選舉職員必須官廳黨部的批准，罷工或示威必須備案等等。這一方面是工人鬥爭發展的反應——不能完全用屠殺壓迫的政策消滅工人的鬥爭，就不得不用所謂合法的手段來控制民眾運動；別方面也是國民黨內部分崩衝突的結果，——國民黨內發生所謂改組派，並且蔣派桂派馮派[52]的鬥爭劇烈起來；單是用國民黨員名義去組織工會等等的人，未必就是當地政府執政派的國民黨，所以國民黨政府在每一區域都要防備自己內部的派別利用工人「搗亂」。黃色工會就在如此的情形之下發生並發展。黃色工會的特別地位，就是他不像其他的官辦工會一樣，專門壓迫工人的鬥爭，專用告密、逮捕、開除等的強硬手段，而是對於群眾大部分用改良主義的欺騙方法，有時還領導工人做經濟鬥爭，他被群眾鬥爭逼迫著，起來用妥協方法求點生活上的小小改良，以緩和群眾的革命化；他在組織上要想籠絡群眾，例如職員用選舉方法選出，討論工會會務和爭論用表決方法的等等；自然，群眾反對領袖的鬥爭激烈起來，無法實行妥協政策的時候，黃色工會也用政府勢力來恐嚇壓迫。黃色工會必定接受國民黨部和政府的指導，他對於當地政府，是處於「恭順的在野黨」的地位，和第三黨或改組派一樣；對於資本家，是向他替群眾要求些小利益，以緩和群眾的鬥爭，以合法的和平的妥協方法來消滅群眾的直接鬥爭；如果群眾革命情緒高漲鬥爭劇烈起來，他立刻就和資本家妥協，以領導罷工者的資格來破壞罷工。黃色工會發生之後，國民黨的工會又多了一種形式，這是阻礙工人革命化而和資本家妥協的工頭組織。

　　國民黨工會的社會基礎是什麼呢？國民黨工會大致可以分做兩種：（一）是政府工會，（二）是黃色工會。有時，也可以看見介乎兩者之間的「政客工會」，譬如李濟深派的官僚，曾經在上海執政，組織了某幾個政府工會，經過政變之後，政權移轉到蔣介石派手裡，李濟深派的官僚變成在野的政客，這種政客所把持的工會，也會「發動」工人鬥爭，去和執政的人搗亂（閻錫山境內的蔣派工會，蔣介石境內的馮玉祥工會等，都有這種可能）。再則，一般來講，國民黨工會（政府工會和黃色工會）都帶著法西斯的性質和趨勢。「法西斯的」並不是簡單的「反動」「白色恐怖」的代名詞，他正是政府或資產階級把持「民眾團體」，而且總是依據在和政府機關或工廠管理機關混合生長的分子身上，以鎮壓工人革命鬥爭而鞏固帝國主義財政資本對於工人階級和勞動民眾的統治之一種工具。國民黨施行製造御用的民眾團體的時候，國民黨工會的社會基礎，正好是中國的工頭和小資本家式的手工業主，或者小股東式的公司職員。

　　政府工會只是國民黨御用團體的最初形式，他的組織成分是直接的工賊流氓。這些工賊流氓，在中國的數量很多，向來是職業的刑事犯，同時，也是官廳的包探，而且他們總是青紅幫方式的「秘密結社」的頭目。他們利用這種秘密結社裡的線索，能夠控制一下群眾。他們也會借著工人鬥爭的勢力，向各個資本家敲竹槓，自己賺錢，出賣群眾。他們以強暴的手段和軍警的武力，搗毀赤色工會……盡了他們保護帝國主義豪紳資產階級統治的責任之後，在繼續發展的群眾經濟鬥爭裡，不能延長自己的生命，——敲詐工會會員，公開破壞罷工，實行包探職務的情形，極快的自己暴露極鮮明的工賊面目。所以這種工會事實上不是消滅，便是必須轉變成某種形式的黃色工會。國民黨工會的組織，被群眾鬥爭所逼，必然的要從這種公開官吏機關，轉變到比較暗藏的官吏機關——黃色工會。流氓工賊的工會職員，本來是極公開的一種政府機關的胥吏。黃色工會的職員便是生產機關之內的胥吏了。

　　黃色工會的組織成分，極大部分是工頭。工頭在中國歷史上的意義，原本是一種差役，——現代拉夫的警察軍官也有同等的任務，——清朝監商或者縣官辦理「工程」的時候，就有這種人包辦招募夫役的工作。各大城市發生之後，種種苦力，挑夫，碼頭工人都有這種工頭。並且因為工人都是從農村中新來城市的，他們的工頭自然利用同鄉的苦力不知道大都市的一切手續規矩，去招募他們，而從中克扣「傭錢」——「抽頭」。工廠之中也很多保存著這種包工制度：資本家包給工頭，工頭經手付工錢，例如一件工作，工頭包下來，答應幾天可以完工，總共多少錢；此後工頭去雇多少工人，每個工人得多少工錢。資本家可以一概不問了。這種制度的種種變相，可以在最新式的工廠裡還保存著自己的勢力。現在上海工廠之中：絲廠有所謂「管車」，紗廠有所謂「工頭」或「拿馬溫」（No.1）[53]，煙廠有所謂「先生」，商務印書館的「職員」，郵政局的「郵務生」……都是這種工頭或變相的工頭——監工。此外，還有一些所謂「工人」或職員，或者因為同鄉親戚的關係，或者簡單的因為自己有些小資本，他們成為那工廠或商鋪的小小股東（例如新新公司便有這種店員）。他們亦有工頭同等的地位。工頭的地位是什麼？就是工廠或商店的管理機關的一部分，而且直接掌著工人的賞罰生死之權，管理機關聽著他們的呈報而決定工人工作的好壞和去取。再則，中國手工業的行會本來是業主和工人混合組織的；破產失業是常事的中國，有許多手工工人在兩三個月以前還是「獨立」的業主。這種「手工工人」的組織（例如廣東的廣東總工會），一到工人群眾鬥爭劇烈的時候，自然變成反動的，公開擁護資本主義的團體。這些工頭，小股東式的職員以及手工業主，便是國民黨工會的社會基礎；——從「失業胥吏」（流氓）移轉其基礎于「在業胥吏」（工頭），使國民黨工會從純粹的政府工會變成黃色工會的轉變。

　　很顯然的，這種基礎上的改良主義，決不能和歐美的社會改良主義一樣。中國資產階級，那裡能夠有「額外利潤」來形成歐美式的勞工貴族呢？！中國職工運動裡的改良主義——無論政府工會和黃色工會，都只是中國資產階級機體之內的一部分，他們只能有中國資產階級的意識：——「民族高於階級」，「為民族利益犧牲階級利益」，「努力生產以富強中國」，「中國只有大貧小貧，要一致對付外國的真正大資本家」，「階級合作勞資調和」，「服從國家命令，尊重党國威信」等等的武斷宣傳，便是國民黨工會的主義。

　　黃色工會運用這種宣傳，並不能取得真正的工人群眾。黃色工會最主要的征取群眾的工具還是他的官吏地位：在政府系統上，國民黨的工會是黨部（政府）的一個國家機關，在企業系統上，它是公司工廠方面的一個管理機關。工人群眾，一方面受著白色恐怖（殺頭）的恐嚇，感覺到已經沒有每一次經濟罷工都可以轉變成爭取政權鬥爭的形勢，另方面所受的剝削異常之嚴重而有迫切鬥爭的需要。於是黃色工會的合法主義，便在群眾之中發生一種吸引力。「我們要改良生活，但是要不走出法律的範圍」。政府工會要在群眾之中取得些影響，他也必須對於工人這種迫切的鬥爭，加以領導請願，或者設法調解實行仲裁，使每次勞資衝突有個解決；再進一步就要由工廠裡的工頭起來調解、起來勸導工人走上法律的軌道，工頭自己也借著群眾勢力爭些利益，以為出賣群眾的代價，……以至請大家選舉工會職員，由黨部去批准等等，這就轉變到黃色工會。群眾對於這種工會就有願意加入的，因為他不但是「有根的」，而且是可以有法律的地位來領導些經濟鬥爭。凡是群眾鬥爭發展厲害的地方，國民黨的工會，就比較快的轉變到黃色工會。所以五三慘案以後，上海、北方，隨後浙江、福建、安徽等處，黃色工會就急急的起來抓拿群眾。也因為這個，國民黨改組派才能侵入北方的工人群眾，告訴他們：「國民黨的主義是好的，但是某某軍閥不好，我們可以站在國民黨的地位去攻擊他，他沒有辦法」。國民黨的改組派這樣鑽入黃色工會，做這樣宣傳，並不定在北方上海，但是，因為廣東武漢等處，工人鬥爭比較上海北方發展的遲緩些，所以廣東武漢就沒有多大的黃色工會。可以說，黃色工會影響的發展，也正是工人群眾鬥爭劇烈起來的反應，——他們竭力在拉住鬥爭起來的群眾，使他們不要革命化。

　　國民黨的政府工會有群眾沒有？亦可以說有，因為，如果唯一公開的機關，可以去告狀的，就只有這一政府工會，那麼，群眾自然要去請求他。這種工會本來無所謂會員，所以說全工廠的工人都是他的會員，也是可以的。一九二八年六七月間，北方初有國民黨黨辦工會的時候，群眾之中有些工人說：「我們去找那些工會先生，他們是有根兒哩」！什麼叫根兒？就是說這些「工會先生」是和新來的國民黨軍閥有關係，說起話來，在資本家和官廳方面是占面子的。至於黃色工會，或者在野政客（自然都是國民黨員），能夠鼓勵起小小鬥爭，根據國民黨的法律說話，甚至還請「工友們」大家來商量表決，那是更可以利用解決目前的迫切要求。所以政府工會有時也能欺騙群眾，因為他自己「是官」。黃色工會，也能夠抓拿群眾，因為他至少是「紳」。黃色工會對於官廳站在「尊敬的在野黨」地位，對於資本家處於講價錢的工頭地位，他們的合法主義，對於群眾革命鬥爭的發展，自然比政府工會有更大的危險。

　　現在否認國民黨工會有群眾，——同樣是共產主義的誇大狂，和革命時期認為一切中國工會都是十二分的共產主義工會和產業組織的工會是一樣的。

　　中國現在是國民黨工會之中，自然還有很多純粹的政府工會，可是許多地方的國民黨地方黨部，國民黨整理工會委員會，國民黨指導工會委員會，國民黨民眾運動訓練委員會等類的機關，以及他們所指派的工會機關，都相當的轉變到上述的黃色工會的作用；上海所謂七大工會（商務，郵政等），工會行政雖然相當的獨立，而在政治系統上，亦是直接受國民黨黨部指導。這種工會，企圖組織群眾，而控制群眾的鬥爭。這種工會的性質，實在是法西斯的組織。有一個外國字，叫做「混合生長」（Srachevanie），西歐的共產黨現在說：工會官僚和國家機關及財政資本混合長生起來了，所以社會民主黨轉變成法西斯的派。中國的黃色工會（國民黨工會）呢？他的社會基礎，原本是中國資產階級，以至於外國資產階級企業機關裡的管理員（工頭），原本是官廳政府的小官吏（包探和黨部委派），原本是工廠和公司的小股東，原本是店東業主——受銀行錢莊所支配的「最小資本家」。紅利分配制度，階級調協主義，是這種人天性裡生成的「理想」——是中國資產階級順手得很的社會武斷主義。中國黃色工會的工會官僚，是「天生成的」，是現成的，是已經和國家機關及資本主義「混合生長」著的東西。

　　所以黃色工會的發展，並不是什麼中國資本主義穩定而開闢民主自由時期的徵兆，並不是赤色工會可以走向經常合法的存在前途的標誌；而是中國豪紳資產階級方面，在新的革命高潮和劇烈的階級衝突的前夜，收集自己的力量，組織自己的戰士，準備決一死戰的「籌備事業」。革命高潮到來，階級衝突擴大範圍的時候，這些黃色工會也就要比一九二七年間的流氓工會，要更加有組織的更加周密的更加殘酷的實行反革命的屠殺壓迫政策——執行豪紳資產階級的命令。現在，每次罷工鬥爭之中，每次勞資衝突之中，黃色工會已經是比政府工會，「更有組織的」，更能巧妙應付的出賣工人；現在，中國的黃色工會已經發狂似的反對共產黨，反對革命工人，時時實行告密：逮捕革命工人，開除革命工人等等。黃色工會的選舉必定要國民黨批准，如果群眾推選革命分子，立刻這些革命分子就有被捕和開除的危險（今年五卅之後，上海郵務工會要轉到赤色工會方面來的時候，立刻就被解散改組）。所以黃色工會在群眾裡的「影響」，並不單在於他用欺騙的方法籠絡群眾，而同樣也因為有政權的威力在他的後面。赤色工會的任務，最主要的便是和這種黃色工會爭取群眾，暴露黃色領袖的真面目，組織上鞏固革命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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