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職工運動的問題(2)|瞿秋白

中國職工運動的問題(2)

　　二

　　中國工人階級的經濟鬥爭，因此，雖然很早就發生，——和中國工業的最初發展同時就出現於中國的，——可是，一直隱蔽在這種「同鄉反對外鄉」「秘密結社反對貪官污吏」的形式之下，而手工工人的鬥爭更是蒙混在業主之間的競爭裡面。同時，資產階級（從最初期的商業高利資本起），就經過這種紳士式、酋長式、家長式的影響，把持著工人苦力的群眾，不放他們自己組織起來。

　　直到一九一八到一九年，方才因為中國反帝國主義的資產階級民權革命的高潮開始，因為工業工人階級的生長和擴大的鬥爭，而產生現代式工會的萌芽。一九二〇年以來的中國工人罷工潮流，經過二七屠殺[13]、五卅運動[14]、省港罷工[15]，直到一九二五到二七年的大革命，形成中國工會發展的極劇烈極迅速的整個過程。中國赤色工會在一九二五到二七年之中，從「五十四萬會員，增加到二百八十萬」（中國共產黨第五次大會職工運動議決案）。中國工會運動最早發展的時期（一九二〇到一九二三年），就由工業無產階級的巨大鬥爭（如香港海員罷工，鐵路罷工，礦工罷工），開闢了歷史上空前的局面；甚至於使手工業者的組織和鬥爭，都竭力附會「新文化的」「社會主義的」色彩，例如廣州謝英伯[16]等所謂無政府派的協作社運動，以及各種各式勞動團體和勞動組合；至於工業工人，例如海員，更是明顯的從同鄉式秘密結社式的團體（聯義社等）進到新式的工會和俱樂部的組織，尤其是北方的鐵路工人的組織和鬥爭，一開始便帶著共產主義的色彩和影響。

　　中國豪紳資產階級對於勞動群眾的影響開始動搖，——無產階級獨立的組織起來，而且去領導一切勞動者——手工工人的階級鬥爭。當然，這不是說：資產階級對於工人運動的影響，從此便立刻消滅了。這是「共產誇大狂」的錯誤見解。中國赤色工會成立和發展的過程裡，資產階級也就尋找新的道路和新的方法來箝制工人鬥爭。原來，赤色工會的發展過程，同時，也是反帝國主義革命運動的發展過程。如果中國豪紳和資產階級，對於工人反對軍閥政府的鬥爭（如鐵路罷工），一開始就表示厭惡和敵視的態度（辛亥革命之後中國的「紳商」已經發誓不再「獎勵」「下等人」反對任何政府），那末，他們當時卻還有可能和必要去設法利用中國工人反對外國資本家的鬥爭。這種利用，不但為著和帝國主義工業競爭而「提倡國貨」，並且是在政治上要取得工人運動的領導：蒙蔽階級間鬥爭的實質，而移轉到民族間鬥爭的方針。一九二五年八月以前，差不多比較巨大的罷工都發生在外國企業裡（英國輪船公司，日本紗廠等等）；赤色工會最早發展的地方，也是外國企業。華商紗廠香煙廠等等的赤色工會，直到一九二七年反動之前，還是異常的薄弱。國民革命聯合戰線的策略，在當時是完全正確的，可是，機會主義的錯誤，正在於曲解這一策略，無意之中使赤色工會的鬥爭方針，也受著資產階級思想的影響，不能充分的去反對「民族高於階級」的觀念，卻有時候反而助長群眾之中這種觀念的發展。

　　赤色工會的發展，固然很迅速的掃除一切「旅滬勞工同鄉會」等類的組織，排斥江亢虎[17]謝英伯等類的所謂「社會主義」「無政府主義」[18]的影響。固然，中國工會當時沒有赤色黃色的分別，純粹是赤色工會國際的影響，但是，赤色工會的組織方式和鬥爭方法之中，卻包含著許多機會主義的成分和雜亂的影響。當時工會運動的發展，差不多純粹是自發的，潮流似的。客觀上鬥爭的劇烈和工人生活的痛苦，使工會發展的速度，超過其他一切的國家。同時，國民革命高潮的猛烈和工人群眾文化程度的十分落後，這兩方面的情形便造成一種特殊的現象：一方面許多小資產階級的學生「往民間去」，跑到工人裡去辦工會；另方面，工會的指導不是由群眾之中選拔出來，而是完全由群眾信託這些學生去辦。所以雖然會員人數可以一天增加幾千幾萬，而工會下層機關和基本組織，始終是沒有實際的，和群眾沒有密切聯繫的。「工會從罷工運動之中生長出來，罷工委員會逐漸變成執行委員會或幹事會，罷工工人成為工會會員」（中國共產黨第六次大會的職工運動決議案）。這些都是自然而然的，都是機械式的過程。所以一九二七年四五月間二百八十多萬的工會會員，實際上都沒有組織好的，當時的工會都缺乏下層的基本組織。至於鬥爭的方法——指揮群眾的方法，一部分仍是運用中國舊式方法：以同鄉的關係聯絡感情（例如海員之中實際上廣東幫和寧波幫是分別組織的），以「抱義氣」的青紅幫式的口號號召同情罷工（這一口號在一九二五年二月上海日商紗廠罷工中曾經有極偉大的作用），有時，也用「幫助中國同胞反對東洋人」的民族主義口號鼓動鬥爭。這些鬥爭方法的初步，固然也是善於運用群眾當時的情緒，善於適合群眾當時的程度；可是，同時這也表現著赤色工會之中曾經有過什麼樣混淆的成分。最主要的是：在這種民族主義的空氣之下，工人群眾覺得：工會是愛國的「學生先生」去替他們辦的，是他們之外的人去替他們「打抱不平」的。因此，赤色工會在組織上便大部分有散漫空洞和「尚未成形」的現象。

　　如此情形之下，很自然的，赤色工會之中很久很久的實行著委派制度和命令主義。群眾當初是只知道「青天白日」大老爺應當救他們的苦命——從農民之中帶來的對於紳士階級的觀點：認為惡霸劣紳貪官污吏作威作福的時候，最好是有正紳清官出來「打抱不平」；現在，「學生先生」辦的工會，就是仿佛正紳一樣。這樣，在組織上各工會由總工會委派職員去辦理——這對於會員群眾沒有什麼奇怪；在鬥爭上，罷工只由工會職員下命令——這也是當然的事。赤色工會在當時是極少注意發展群眾的基本組織，實行群眾的選舉和決議；反而有過上海總工會[19]「十大不准」的告示，去禁止群眾鬥爭的事實（上海三月暴動[20]時候），這一類的例子，武漢時代更多。總之，工會沒有成為群眾自己的組織，而仿佛變成一種衙門，這是極大的錯誤。

　　革命高潮初起的時候，一直到一九二七年反動為止，赤色工會和幫口流氓以及國民黨爭奪群眾的方法，也不是在群眾之中建築鞏固的革命核心——黨的支部和工會小組；而是偏向于聯絡流氓幫口的某些領袖，聯絡某些「好的」工頭，去反對壞的工頭職員（反對交通系等）的方法，越到後來，越是這種上層的政客式的勾結方法占著優勢。

　　中國工會運動的發展，事實上完全在極端緊張的經濟政治鬥爭的擴大和深入的過程裡。一九二五年二月間開始的上海青島紗廠罷工起，直到廣州暴動[21]的前夜，經濟鬥爭的罷工潮流普遍全國，到處極快的轉到政治鬥爭。工會運動裡保留著如此之多的非無產階級的影響，而始終有如此之大的發展，這正是因為工人群眾生活狀況的萬分惡劣，所以群眾的鬥爭力量，能夠不管那些豪紳或資產階級影響的束縛，而仍舊得到大規模的發展；沒有鞏固的群眾自己的組織，而罷工鬥爭，始終是極端劇烈的發展。問題是很明顯的——不管資產階級怎樣利用民族主義來控制階級鬥爭，而罷工潮流到五卅之後，不久就發展到華商的工廠；不管工會的組織怎樣散漫鬆懈，而上海總工會，尤其是廣東省港罷工委員會[22]，一直到中華全國總工會[23]，在工人群眾之中的信仰迅速的擴大，享有極大的威權；不管委派制度和命令主義的傾向如何厲害，而武漢時代[24]的工會群眾，糾察隊，童子團，直接表現群眾的自動力和建議力，客觀上實行著群眾的革命獨裁；不管工會機關對於幫口流氓的首領和資產階級紳商的代表，怎樣實行政客式的勾結方法，而群眾鬥爭的發展，發動了極下層的苦力以及各地各縣的手工工人店員，吸引了他們組織到赤色工會的系統之下。當時——武漢時代，已經顯然是經濟鬥爭之匯合成為總的政治鬥爭，爭政權的鬥爭，正需要工會機關的指導能夠適當的實行這一任務。但是，中國共產黨第五次大會的職工運動議決案，卻說：「過去偏重於政治鬥爭。不注意工人的經濟鬥爭……經濟鬥爭是工會的日常生活，必須如此，才能吸引廣大的群眾參加，加緊群眾的組織。」固然，第五次大會已經正確的覺到：以前專用工會名義通電宣言反對帝國主義或者張作霖吳佩孚，歡迎蔣介石馮玉祥，這種「政治鬥爭」，已經使工人群眾對工會冷淡了。可是，反對著這種工作方法，而在武漢那種時代專指出「人所盡知」的經濟鬥爭，這就是暗示著工會少問政治，不要妄想參加政權的鬥爭！這是一種暗藏的經濟主義。

　　總之，中國革命高潮時代，工會運動在共產黨指導之下發展起來，顯然是工人階級階級組織的形成，逐漸在群眾擴大的鬥爭過程裡，清洗那些同鄉主義、秘密結社主義、行會主義——亦就是脫離豪紳和資產階級對於勞動群眾影響的舊有方式；同時，客觀上群眾對於豪紳資產階級的新式方法，如民族主義等類束縛階級鬥爭階級意識的方法，也在宣戰，一直走到最劇烈的政治鬥爭——政權的鬥爭。二百八十萬會員的中國赤色工會，確是一部分盡了這種領導群眾的任務。同時，不可諱言的：中國共產黨過去的機會主義，對於工會運動，也正部分的幫助了豪紳資產階級，保持他們對於勞動群眾影響的新舊方式：中國赤色工會裡的民族主義，委派命令主義，政客式的勾結方法，以及工會組織在群眾之中的沒有基礎而成為類似於青紅幫式的團體，——以致於在鬥爭最緊迫的時候，用經濟主義去阻止群眾鬥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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