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職工運動的問題|瞿秋白

中國職工運動的問題(1)

　　（一九二九年八月十九日）

　　一

　　中國的工會組織，是一九一四到一九一八年世界大戰之後發生的。辛亥革命[1]的時候，工人參加革命鬥爭的事實，雖然已經很多，但是工人的職業組織——經濟鬥爭的組織，至多也不過是最原始的形式。直到五四運動[2]期間，方才開始有工會的組織。因此，往往有人說：中國的一切工會都是中國共產黨所組織的，都是共產黨影響之下的團體，中國的職工運動是共產黨所製造出來的。其實，中國勞動者的團體，很早便有自己特殊的歷史。中國工人的鬥爭，也很早便有種種特殊的方式。這些最早時期的工人團體和工人鬥爭，當然和當時的中國勞動者階級的狀況有密切的關係：當時還簡直沒有工業工人，而都是手工工人以及苦力，因此，只有行會[3]，只有幫口[4]，只有中國式的「秘密結社」。而且這些舊的組織和鬥爭方式，遺傳下來，在現時工業工人之中，還保存著很大的勢力，影響到後來的「現代式的」工會運動。直到工業工人鬥爭開始之後，現代式的工會方才發生，——中國共產黨的作用，就在於他開始指導工人群眾組織現代式的階級的工會，開始和工人階級之中一切非無產階級的影響鬥爭。同時，中國工人一開始鬥爭的時候，資產階級就竭力想法抓住工人組織的控制權，經過各種各式的方法滲入工人的組織——從經過「幫口」等組織來影響工人，一直到後來國民黨的委派工會黃色工會[5]為止。中國革命之中，我們看得見：豪紳資產階級和共產黨爭奪對於工人組織的影響之整個的過程。

　　中國工業工人階級還是很新的階級。極大多數的工人是剛從鄉村之中破產失業而到城市之中來的，而且中國工業發展的速度和農民破產的速度比較起來，落後得好幾百倍。因此，自然的結果就是：（一）全國只有極少的幾個大城市，鄉村裡破產農民必須走出家鄉很遠的路，方才可以找著有工作的城市；（二）「多餘的」勞動者的數量是非常之廣大，他們互相之間必須經過極殘酷的競爭，方才能夠得到工作；（三）極大多數的工業工人都要經過在城市之中很久的流浪生活，或者極簡單的苦力生活，方才能夠進到工廠裡去；（四）手工工人的失業和手工業主的破產往往是同時並進的，而且同樣也不能加入工業裡去，這些手工業主和手工工人就很久的保持著自己行會關係，有時候，還迫不得已要組織極小的集股資本的生產——工人和業主的「互助合作」。這些現象，就規定了中國工會組織和工會運動之中的許多特殊的情形，也就使豪紳資產階級能夠經過許多很特殊的線索來影響工人運動。

　　中國勞動者的組織從前是一種神權的行會式的組織，這當然都是手工業的組織，其中雇工學徒和業主是混和組織的。業主在這些組織之中，自然處於絕對的指導地位。這種組織的任務，實際上就是「同行公會」的任務，是所謂生產者對付消費者的組織。例如木匠的組織，大家公約木匠工作的價錢和條件，一致的對付雇主。同時，這也是業主對付雇工學徒的組織，大家公約木匠收學徒的條件，學徒的年限等等。這些行會的公約，都請一個「神」來保證，例如木匠的神，便是魯班[6]（行會的神都是道教的）。雇工和學徒在這種組織之中，只是聽從業主的決定：每年工資或每次工作工資的多少等等；不過，這裡所謂工資，僅僅在形式上都帶著分紅的性質，而且行會的組織總給一種業主「團結」自己的雇工去對付消費者的幻象，使雇工和學徒覺得業主的事業和營利就是自己的事業和營利似的。

　　再則，還有一種會館式的組織。這種組織本是紳士階級的組織。例如北京各省甚至各縣的會館：每一省或一縣一府的人住在外鄉做事，他們之中最大的紳士官僚就收集金錢建設「會館」，準備同鄉人暫時居住的地方，碰著同鄉之中有爭端發生，或者受著外鄉人的欺侮，「會館」的主持人物，就要出來調解或者「爭面子」。苦力和勞動者在外鄉做事，當然受不著這麼許多的幫助。但是，因為苦力和勞動者極大多數都離著家鄉很遠，並且很難找著工作，所以他們自己也有這種組織，例如上海工人之中的安徽幫、寧波幫、湖北幫……這種組織，當然不是階級的組織，而是同鄉性質的組織，其中商人小官吏等也有加入的，而且總是頭腦。這也是很自然的，——苦力的同鄉組織，也要靠「有權有勢」的同鄉（工頭、包探、「有面子的人」）。同鄉的幫口，是互相幫助尋找工作，和別幫人爭奪工作的組織。這不僅是一種地方主義，而且是極殘酷的苦力生活的反映，一種特殊的鬥爭方式。實際上這些同鄉幫口，都只是大小紳士的工具，譬如虞洽卿[7]、蔣介石利用上海的寧波幫，便是最明顯的例子。上海工人過渡到現代式工會的最初一步，正就是這種幫口的「歐化」，變成什麼「旅滬安徽勞工總會」「旅滬□□勞工總會」等。

　　此外，還有一種方式，就是豪紳、軍閥、資本家等，利用同鄉、同學、同事等的關係，直接影響工人；例如：北方鐵路上，交通系[8]的政客，利用「交通傳習所」出身的技術工人，來影響工人破壞工會；廣州辦理市政的官僚利用從南洋招收的技術工人，組織機器工會，來反對赤色工會運動，而且和其他資本家搶生意。

　　中國「下等社會」之中，還有一種組織，便是「秘密結社」性的組織，例如青幫，紅幫[9]，哥老會[10]，三點會[11]等。這種組織的歷史很長，此地不能敘述。比起同鄉性質的幫口來，這種組織更進了一步：他有一定的頭目，一定的系統，秘密的暗號等。加入這種組織的人一定要經過許多神秘的手續。這是一種鬥爭的組織：破產失業的流浪生活，使「下等社會」裡的人找著這種組織方式，互相幫助著反抗官廳的追捕，保護自己的生命，同時，也可以為豪紳資本家利用，去反對自己的仇敵。他們這種組織，往往用武力鬥爭的辦法，相打，械鬥等。他們的首領，大半都是職業的刑事犯。這種組織深入到「下等社會」的群眾，在新起的工業工人階級裡，也留著極大的勢力。這種組織的系統，是極嚴重的宗法社會[12]的形式：大龍頭，二龍頭，師父，徒弟的輩分分得極清，紀律極嚴。「下等社會」的組織，卻是模仿「上等社會」的帝制主義族長主義。自然，他們的群眾要變成首領互相械鬥的炮灰和謀利的工具。因此，即使現在的青紅幫，有的時候會和各個的資本家搗亂，也不過是敲竹槓的性質；表面上是要「大家抱義氣」，實際上是首領得錢，犧牲群眾。這種組織的首領，而且必然與警察包探有關係。蔣介石一九二七年三四月間開始反動的時候，就依賴這種組織，實行搗毀工會——這是蔣介石法西斯蒂化的第一步，這就可見這種組織的作用。

　　凡此一切，都是中國新起的無產階級組織的障礙，中國的舊社會秩序對於工會運動遺留下的流毒。

學達書庫(xuoda.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