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第十次全會第七次會議上的發言|瞿秋白

在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第十次全會第七次會議上的發言

　　（一九二九年七月六日）

　　屈維它[1]（中國）：我認為，共產國際內的右傾危險，不僅表現在有關西歐的共同政治問題上，不僅表現在宗主國，而且也表現在殖民地內。同時，殖民地的機會主義者比他們的宗主國兄長走得更遠。如果把軍事危險和第三時期[2]的矛盾這兩個問題做一番分析，那麼我們就會有一個相當好的右傾機會主義者綱領的中文譯本。

　　中國革命失敗以後，許多人就開始以為中國的資本主義也開始迅猛發展了。對於這一點，還存在這麼一個說法，道是「工人階級和農民在中國遭到失敗後，中國的資本主義就有了大踏步發展的可能性」。甚至有人說資本主義不僅在中國迅猛發展，而且其發展並不依賴帝國主義者，還是反對帝國主義的。英國代表團在共產國際第六次代表大會上也曾做過這種暗示，聲稱要實行印度和其他殖民地的非殖民化。看來，英國同志直到現在與這種觀點也沒有什麼太大的分歧，因為他們建議地方組織研究英國代表團對大會殖民地提綱所做的修正。此外，如果說殖民地和宗主國的機會主義者都認為第三時期是「整個資本主義世界的修復時期」，那麼戰爭危險是否存在，國際範圍內各種矛盾是否在發展就成了問題。你們不要以為右派會就此停步，不再發展。法國就有一些同志認為法帝國主義在退卻，帝國主義者要和平，因而戰爭危險性減小了。機會主義者還看不到中國和整個太平洋地區有戰爭危險。他們說，既然美國給了南滿公司[3]二千萬美元，那就是說美國奉行的是通過日本帝國主義剝削中國的方針，而且因為國際資本利益的瓜葛，太平洋戰爭的威脅就會推延開去。工黨[4]在英國執政和所謂日本自由主義者的民政黨[5]在日本的登臺，都被說成是和平與民主主義新時期的開始。對於帝國主義者進攻蘇聯危險性估計不足的傾向表現得則更為嚴重。這些機會主義者關於中國情況的議論是：在中國，經過二十來年的連綿內戰後，人人都渴望和平。此外，帝國主義者將會阻止中國軍閥，不讓他們再混戰，帝國主義者定會給貿易和工業的發展提供可能性。這樣，中國就有可能在資本主義進化的道路上發展本國工業。所有這些觀念歸結起來就是：西方將有一個和平與民主主義的新時期，而東方，在殖民地內將有可能實行非殖民化和工業化。實際上，殖民地的情況則完全相反。只消讀一讀印度的材料就可知道，英帝國主義正在加劇剝削，印度民族資本對英國資本的依附性越來越大。中國雖然提高了稅率(1)，但中國海關的監督和管理仍在英國人手中。英國外交部與中國簽訂了在英國培訓中國軍官的協定(2)。英國幫助修建粵漢鐵路和粵桂公路，其目的不僅是擴大市場和搜刮原料，而且是出於軍事戰略上的考慮。將由英國人操辦的「中國海軍」意味著什麼？這實際上是英國的軍隊，而不是中國軍隊。

　　至於說日本，那麼不管是政友會[6]或是民政黨掌權，這都改變不了事情的實質。日本過去和現在執行的都是在滿洲和部分地在內蒙、山東、河北鞏固軍事基地的政策。日本打算召集太平洋國家的代表大會，屆時日本代表將論證滿洲應屬日本，否則日本就會受到布爾什維主義威脅。日軍撤出山東[7]、新內閣召回南滿的某些頭面人物等花招都不會引起什麼變化。相反，無論是英國工黨政府還是日本民政黨政府卻都在掩飾其強化的備戰活動，掩飾對印度、中國等殖民地加劇剝削的政策。

　　說到美國情況，那麼即使現在美國事實上給中國一些錢，這也完全不意味著美國想使中國工業化，想幫助中國資產階級發展資本主義。美國極力想在中國建立太平洋軍事基地，因為美國比某些「共產黨人」更瞭解，要想從英、日手中奪走中國市場，非兵戎相見則一事無成。至於說其他帝國主義者特別是美國都不願中國內戰，不願使軍閥間混戰，那麼僅舉近幾個月的事實就可以完全推翻這個說法。

　　英國和日本都在秘密或公開支持中國的軍事集團，為挑起中國內戰製造條件。應該說，南京政府在蔣介石戰勝桂系之後，更多地是處於美國影響之下。但是在南京集團內部卻為在日、英、美三國間由誰來主宰這個政府而進行著激烈鬥爭。這正在為內戰的展開而不是為統一製造一切條件。英日在中國有勢力範圍，它們不會善罷甘休，將會千方百計支持各軍事集團及其混戰，以求蠶食中國領土，鞏固勢力範圍。

　　就連德國，「沒撈到實惠的」德國也在爭取得到幾塊租借地。南京政府的德國顧問鮑威[8]曾寫道，中國不可能有任何形式的統一，應該在中國恢復戰前的制度，也就是說德國應該得到租界並在中國擁有軍事基地。

　　某些中國同志想，如果現在不能說我們過去支持中國民族資產階級，那麼無論如何也應指出，蔣介石和李濟深之間的戰爭[9]是民主資產階級與封建軍閥間的戰爭，蔣介石在其中代表進步勢力，因為蔣介石的勝利意味著中國有可能實行某種非殖民化和工業化，從而必定在中國造就強大的無產階級，沒有無產階級是不會出現任何革命高漲的。所以，這些同志說，雖然不能支持蔣介石，但是仍應當認為蔣是進步分子。此外，還有這樣一種說法：在中國和印度這樣大的殖民地內，可能有兩條發展道路，一條是蘇維埃道路，一條是「美國」道路（即借助美國資本發展工業化）。說是在全世界沒有革命形勢，在中國革命浪潮低落的情況下，第一條道路是不可能的，只剩下第二條道路了，它必定給殖民地工人帶來很大的好處，因為在開展工業化過程中殖民地無產階級的生活水平將會提高。機會主義者們只憑這點好處就讓人們放棄革命。我們認為在這個問題上出現了一個非常危險的傾向。所以我預先表示歉意，我將不涉及瓦爾加[10]同志，他說過工人階級的生活水平畢竟是略有提高，不管怎樣，不是在降低。如果我們要研究全世界工人階級的情況，那麼也應該把中國苦力和印度、印度尼西亞等國的工人包括在內。我不懂，您怎麼能忘記這一點而做出統計。也許您以為中國根本就沒有統計學，所以在統計工人階級的生活水平時就可以把中國排除在總統計之外。

　　民族資產階級的發展是否意味著封建關係不斷衰亡，這是否就是必然的發展趨勢，即向純資本主義關係的統治取代封建殘餘統治的方面發展的趨勢？——我們應該提出這個問題。我認為，無論在哪一次代表大會或全會上都還沒有觸及這個問題，可是它對於我們，對於中國共產黨和其他殖民地國家的黨來說，卻是十分重要的。如果在宗主國特別是甚至在殖民地內，資本主義正在推行合理化和加強資本輸出，那麼能不能由此得出結論，認為向殖民地經濟的過渡——從封建殘餘向更多地帶有資本主義性質的、更近於工業發展的過渡從此就開始了，而且資產階級的資本主義發展的成分將會不斷地戰勝殖民地的封建殘餘呢？如果是這樣，那麼說蔣介石是進步分子，說他畢竟代表了民族資本主義，而後者正在消滅中國的封建主義就是對的了。不過，依我看，情況並非如此。實際情況是，在中國革命失敗後，民族資產階級和民族資本與帝國主義資本主義勾結更加緊密，而帝國主義者則全然不想僅僅支持某個「獨立的」民族資產階級，不再支持舊的買辦階級和封建勢力。關於印度的材料就說英國政府採取了對印度資本施加壓力的方針。英國政府同時聲稱，印度國內的邦是一個很有用的工具，應予保留，甚至應避免國大黨[11]或資產階級政權染指。帝國主義者追求的是依靠封建勢力，同時利用民族資產階級作為其統治的新支柱。至於說到經濟關係，那麼帝國主義資本在殖民地的發展，在宗主國合理化過程中外國商品對本國商品日甚一日的競爭，最後是殘存的封建關係，這一切都為本國小宗資本向生產中的滲透造成了極大的障礙，其結果便是本國資本只能加緊向高利貸和高利貸的貿易形式滲透，到頭來又為進一步維持殖民地封建關係，為多少興辦一些工業的民族資產階級更加密切地與封建剝削分子結合起來創造了先決條件。中國的戰爭首先是世界範圍內資本主義普遍危機增長的跡象之一。不能把蔣介石和馮玉祥之間的軍閥戰爭[12]視為純屬資產階級與封建勢力間的角逐。我們知道，蔣介石的軍事力量和馮玉祥、李濟深一樣，都是由軍閥構成的。大家知道，吳佩孚、孫傳芳，還有李濟深都是英國的走狗。吳佩孚被趕到廟裡，李濟深現在被捉了[13]。但這絲毫並不意味著英國的勢力也被趕到廟裡或被關進南京監獄。為什麼呢？因為廣州和廣西還剩有舊軍閥，他們過去聽命于李濟深，現在則服從蔣介石，而明天則會再發展為獨立的勢力。如果說馮玉祥走了，那還有他的左膀右臂鹿鐘麟，鹿暫時在形式上會服從南京政府，但實際上將要準備再開釁端反對蔣介石。此外，蔣介石在與李濟深和馮玉祥作戰期間向其他軍閥提供和被迫提供許多好處。因此這只能促使中國的軍閥和封建政權更為加強。

　　蔣介石作為上海資產階級、民族資產階級的代表，正以爭取國家統一、爭取非殖民化、爭取建立德國的貨幣制度等詞藻當掩護，竭力控制像廣州、青島、天津等的地方市場。民族資產階級想用這種手法維持它對人民群眾的影響，阻止他們的反戰鬥爭。如果不能說中國有人對立憲抱幻想，那麼可以說對「統一」抱幻想的人是有的。

　　至於殖民地民族資產階級在未來的戰爭中起什麼作用，那麼殖民地的資產階級組織將來甚至會起到積極反對蘇聯的作用(3)。這已有許多事實佐證。我只舉一件。去年胡漢民到倫敦，後來又去君士坦丁堡，在那裡與凱末爾國王有一席談話。[14]國王對他說：你應看到，蘇聯的伊斯蘭教民受到蘇聯政府的壓迫，蘇聯政府正在推行一個龐大的征服新疆的計劃。胡漢民借此事在南京掀起一場軒然大波，號召中國的回民組織起來反對蘇聯紅色帝國主義。

　　我們地方上的同志經常是只讀書本，這一點不能忽略。書上說資產階級擁護民主，而封建主擁護君主制。於是由此得出結論，說如果民族資產階級掌權，它就應該提倡民主。但許多事實卻說明瞭完全不同的情況。武漢政變[15]以後有一段時間，一些共產黨人曾指望，如果不是蔣介石，那就是汪精衛能在中國建立某種民主制度，使中國共產黨有可能進行合法鬥爭去奪取群眾，從而得到「安心建設這些合法的群眾組織」的可能性。幾天之後得知，不僅僅蔣介石，連汪精衛、鄧演達也馬上大動干戈開始殺害工農了。南京政府狂熱宣揚意大利法西斯主義[16]，邀請意大利顧問到南京，為中國寫「聯合國家」(4)的條令。我不知道這叫什麼名稱，是法西斯主義還是別的什麼東西，不過這都無關緊要。要緊的是不但中國的民族資產階級而且尚未掌權的印度資產階級都已開始拿國內和社會上的蠱惑做掩護，用恐怖和獨裁的手段鎮壓工農了。如果德、英、美等國的壟斷資本統治已開始通過社會法西斯主義向公開的獨裁統治過渡，那麼金融資本帝國主義的政權在殖民地將表現為什麼形式呢？帝國主義者在「第三時期」對那裡的資產階級民主主義議會制度是將要起促進作用，還是要支持民族資產階級在其中起相當大作用的專制恐怖制度呢？我認為是後者。

　　再說，在類似中國、印度和其他國家這樣大的殖民地裡，如果民族資產階級現在已經是一支明顯的反革命力量，如果殖民地的資產階級將要充當而且現在已經充當著社會民主黨[17]的角色，如果它幫助帝國主義者維持其統治，那麼像汪精衛、鄧演達、獨立聯盟[18]（青年尼赫魯）之類的小資產階級政治派別在民族資產階級當中所扮演的角色，依我看，就是社會民主黨左翼在西方所扮演的角色。中國民族資產階級的公開恐怖手段，印度民族資產階級反對國家獨立的赤裸裸的叛賣立場，勢必使它們自己在國內威信掃地，而民族資產階級的左翼則會用和平主義與假革命的詞藻揭露資產階級這種政策的實質。資產階級將努力遏制群眾鬥爭的積極性，將欺騙群眾，從而為民族資產階級和帝國主義效勞。當然，我指的不是小資產階級群眾，它們是能夠也應當被吸引到革命方面來的。我指的是小資產階級的上層，是那些所謂「獨立的」領袖，他們聲言「我們要革命，但是不要共產國際託管」。

　　這些人將要扮演比民族資產階級更加危險的角色，因此，在這方面應當有一個十分明確的方針。同時，羅易[19]一類的右傾機會主義者堅持建立一個「人民革命黨」，如以前他們所堅持的那樣，想讓工農組織參加印度獨立聯盟。同志們，不必大驚小怪，甚至中國現在也有一些「共產黨人」說是應該恢復與汪精衛、陳公博的合作，理由是「我們太孤單，脫離群眾，我們應該有人來支持，應該有民族革命運動的同盟者」。右派實質上願意同資產階級聯合，而不願聯合農民，他們的策略是放棄獨立領導工人鬥爭的策略，是放棄爭奪無產階級在民族解放運動中的領導權和放棄開展土地革命的策略，是在資產階級領導下去適應殖民地「民主化」前途的策略。現在中國小資產階級的處境怎樣呢？戰亂、饑荒、有五千七百萬人挨餓，種種事實說明部分小資產階級群眾的境況在惡化，但是小資產階級的上層卻是既害怕共產主義又害怕帝國主義。在這方面汪精衛的一篇題為《我們是在夾攻中奮鬥》的文章是很說明問題的，在這種狀況下，這些小資產階級領袖將要扮演什麼角色呢？他們將扮演左派社會民主黨的角色或者是波蘭社會黨[20]那樣的角色，也就是說，他們會高喊革命，對南京政府和帝國主義表示抗議。但是實際上這只是掩人耳目。他們在反動陣營內起著某種非組織的作用，事實上是掩蓋南京政府那套制度的本質、國民黨的本質和殖民地資產階級民族改良主義的本質。因此，我們應當對這些領袖、對殖民地小資產階級上層展開無情的鬥爭。

　　我們知道，土地革命是殖民地特別是像中國、印度這樣的國家反帝民族革命的中心任務。資產階級和小資產階級對這個問題的態度我們已經清楚了。但是這裡又出現了一個問題：如果我們應當把無產階級革命與農民戰爭結合起來，那麼我們應當面向農民中的哪些人呢？有這麼一種提法，說殖民地的農民是一些十分愚昧無知的人，他們全都會跟隨我們去幹革命、幹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有的人則走得更遠，乾脆提出我們應當與富農聯合，與富農一道去排除封建地主制度的問題。似乎這樣「我們就將建立民主專政，而不是無產階級專政。可是一離開富農，馬上就變成無產階級專政了」（！）中國共產黨內是存在著這種傾向的。

　　但是從另一方面對農民問題還有別的一種提法，說是「中國資產階級民主革命已經結束了。南京政府不僅是一個資產階級政府，甚至是一個富農的政府，因此我們的任務僅僅在於組織雇農並從事所謂的『純粹階級鬥爭』。已經沒有任何封建殘餘了。所以可以指望進行無產階級革命了，如托洛茨基[21]所說，其他國家把帝國主義都推翻了以後，無產階級革命就來臨了。這樣提出土地問題是非常危險的，我們應當反對這些不正確的觀點。當然，帝國主義者正試圖通過民族資產階級和封建主促進富裕農民的發展並且依靠那些善於經營的農民，他們正在做這種嘗試。可是，某些同志卻據這種情況得出了下述結論，認為斯托雷平式的內閣[22]在中國或印度當權比在俄國容易得多，因為俄國富農已構成一股反動勢力。所以既然中國、印度農村中善於經營的農民不斷發展起來，那麼農業在工業化和合理化方面就將有一個大的發展。我們的同志由此做出一個實際取消土地革命問題的論斷：農村平安無事了，農民戰爭很快就將偃旗息鼓，只要在農村從事經濟鬥爭就行了。如果在革命的一切教訓之後，我們在這個問題上還存在著這樣一些糊塗看法，那麼中國共產黨在農民問題上碰了壁也就不足為怪了。我們說的殖民地土地革命，指的是這些國家的革命暫時是在兩種性質矛盾的基礎上進行的，一是工人階級同帝國主義者與民族資本家之間的對抗性矛盾；二是所謂「農民」同封建地主勢力之間的矛盾。這兩類矛盾是中國、印度和其他殖民地國家革命發展的出發點。

　　顯然，見到殖民地農民分化的過程是不必束手無策的。這種分化只能有助於革命，促使貧苦農民和農村無產階級向城市無產階級靠攏。我們首先應當為反對地主和反對民族資產階級而鬥爭，因為後者與封建殘餘有千絲萬縷的聯繫，起勁地反對土地革命而且不能進行認真的土地改革；還應當反對半地主的富農和小地主，不能糊裡糊塗地把這些人稱為農民。第二，我們還應該反對那些正參加反軍閥和反地主鬥爭的富農，這不僅僅是因為他們反動，而且歸根結底是城市資產階級的代言人，還因為他們在農村所起的作用就像汪精衛、譚平山之類在中國起的作用一樣。他們有時也吸引農民參加抗捐稅和反對帝國主義狡猾陰謀的鬥爭，以便向群眾指出他們不走共產黨人所提倡的道路（即不沒收土地）也能領導貧苦農民取得勝利。我們應當與這些富農爭奪在抗捐稅等運動中對基本農民群眾的領導權。第三，我們應該在任何情況下，在一切形勢中力爭獨立組織農村無產階級——這番話二十五年以前就說過了，至今它仍是顛撲不破的真理。我們應當予以特別的注意。只有對富農採取這類的策略，我們才能真正在爭取農民當中取得勝利。我們應當聯繫貧苦農民，在這個基礎上鞏固無產階級對全體農民的領導。對這一點起促進作用的是資產階級民主革命向無產階級革命發展的速度，因為我們要的不是先在殖民地爭取建立民主制度和實行議會制，然後再進行第二次革命即無產階級革命那樣的前途。關於俄國革命的發展列寧說過：我們將利用農民對地主和帝國主義者的勝利，不是為了幫助富農來打擊農村無產階級，而是要聯合全世界無產階級一道向社會主義革命前進。我們也有權說這番話。

　　右傾機會主義者根據其總的政治方針在工會運動問題上做出這樣一個結論，說是應當爭取在黃色工會[23]內全力以赴地開展工作，只在黃色工會中工作，而且要奉行「經濟鬥爭」的方針，現在連想都不要想「政治鬥爭」。當然，在這個問題上的合法主義散發著濃烈的機會主義氣味。有材料說，在我們中國黨內現在還有另外一種意見，認為既然我們應當參加黃色工會，我們就不該組織紅色工會。為什麼不該呢？這些同志說，因為我們如果在已有黃色工會的地方再開始組織紅色工會以及在黃色工會內建立黨團或支部，那麼國民黨就可能指責我們搞分裂。

　　（皮亞特尼茨基[24]：「指責又有什麼可怕！」？）

　　因此，我們不應當組織紅色工會和紅色黨團。我們黨中央存在這個問題，而且看來，至今也還沒有解決。我認為，我們應當特別注意這個問題，因為中國在這方面與其他國家不同，它有許多獨特之處。皮亞特尼茨基同志指出代表團內存在動搖現象，這是對的。我只做一點不大的訂正。皮亞特尼茨基同志說群眾參加的黃色工會內沒有一個共產黨員，這不確切。某些組織內有共產黨員，不過他們的工作做得很不好。每逢勝利或失敗過後，工廠主和黃色工會都開始搜尋和逮捕共產黨人，也逮到一些人，這就使工作遇到很大困難。但是不能說無法工作，因為中國工廠的條件太惡劣，儘管經常有些幹部被逮捕，群眾仍然堅持鬥爭，一批批新的領導力量也就湧現出來了。大家知道，日本人開的工廠都建造得像堡壘，幾千名工人住在這個堡壘內的公共宿舍裡，外人不得進入，工人也只是在星期天有半天時間可以離廠外出。上海的中國廠主和國民黨一起組織了一些「工會」。這些工會是政府機關，錄用工人進廠工作時，就是通過這些工會向工人提出十八個條件，例如其中就有這樣一項：上班時交頭接耳者，當予解雇。同意這些條件的，就被錄用，如果不同意，就被拒於工廠大門之外。不過，這也不妨礙我們在這些工廠工作。一些在地方工廠工作的同志想出了許多巧妙的主意去「欺騙」廠主並同他們鬥爭。我想，這個問題應該在工會國際內和太平洋勞動大會上[25]仔仔細細地討論。必須幫助中國同志找到一些實際的工作方法。務必使他們首先就必須爭取工人群眾的問題有一條堅定的路線。

　　第一，不僅要加入黃色工會和國民黨工會，而且要在這些工會內部工作。（順便說明，如果這些工會裡有人不交會費，則予以解雇。）在這些群眾中工作，這是我們應當提出的第一個堅決的條件；第二，我們工作的重心在於以下三方面：恢復紅色工會組織；在黃色工會內部建紅色黨團，以便在工廠裡進行切實的工作。只有這樣，我們才能達到組織上的鞏固。我們知道，這不僅是中國的弱點，也是其他殖民地國家的弱點。必須反對右傾，但是也應注意到消極態度雖然用左的詞句做掩護，它卻是機會主義最重要的表現之一。有人說不能參加黃色工會，因為這樣我們就幫助國民黨爭取群眾。這聽起來多麼「左」呀！實際上完全不是這麼一回事。為什麼黃色工會有群眾呢？僅僅是因為唯獨這些工會是合法的。我國的黃色工會可不像歐洲工會，它們的活動很單純。與企業主的衝突開始時，工會領袖便去找工人，對他們說：「我們是國民黨的官員，我們有權進衙門，有權和當官的說話，我們能解決這些衝突，使你們得好處。可是如果有人跟著共產黨走，我們就要把他槍斃，他就休想以任何辦法解決衝突！」這個多少有可能解決衝突的仲裁機構強迫工人參加黃色工會。我們的任務應該是經常在群眾中開展工作去揭露這個仲裁機構和黃色工會的叛賣作用。

　　下面我極簡要地談談黨內狀況。有這麼一些人，他們替布蘭德勒[26]辯護，說列寧在世時總是靠說服教育辦事的，可是現在把犯有左右傾錯誤的人都開除出去了。說共產國際的領導總的看來不僅是軟弱無力，而且沒有一點用處，布哈林下臺[27]後，共產國際內部什麼力量都沒有了。至於中國共產黨的領導，那它是小資產階級的，領導班子裡全是機會主義者和犯有左右傾錯誤的人等等。所以群眾就不相信中國共產黨了。中國什麼也沒有了。沒有黨，沒有革命。這種詆毀性言行流毒甚廣，儘管是私下的。

　　（埃爾科利[28]：「這是左派還是右派幹的？」）

　　這是右派幹的。

　　我們還有些材料說中國有託派分子[29]，它們在上海甚至出版自己的機關刊物。他們的理論是很清楚的，他們只不過在掩蓋自己的反革命取消主義的實質。此外，我們還有某些調和主義情緒，有一份文件就流露了這些情緒。文件中肯定認為對於中國黨來說，最重要的是「黨內和平」。一位同志寫道：布哈林同志在共產國際第六次代表大會上論述過集中力量的問題。如果你們現在開始批判這個或那個盲動主義者或機會主義者，那你們就會因此使黨內爭論公開化，違背「友好合作」的精神。可見我們既有布蘭德勒分子、托洛茨基分子，又有調和主義者。另外，我應該指出，過去我們對殖民地各黨的態度是欠妥當的，總以為這些党年青，對於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問題知之甚少，所以對它們應持寬容態度。可以指出它們的錯誤，糾正錯誤，做法上要寬宏大量。我認為這裡就潛藏著某些消極的東西。

　　我們面臨的是一個什麼時期？與戰後「第一時期」[30]相比，現在殖民地國家裡的新情況表現在哪裡？如果在戰時和戰後我們看到殖民地革命發展中有很大的自發性，那麼在後來的革命事件中我們則應特別強調指出共產黨在殖民地中所起的組織作用和無產階級的領導作用。十月革命勝利後的初期我們則看到俄國革命與土耳其、中國和印度（1921年）革命之間幾乎有一種偶合的雷同之處。而且，如果那時民族資產階級在殖民地革命中起領導作用，那麼現在我們則處於完全不同的時期，當今殖民地、半殖地的民族資產階級已發展到如此的程度，它對於工人階級的「強烈仇恨」甚至將在反蘇活動中表現出來，而目前它已經在進行瘋狂的反共產國際活動了。所以，我們應該在建立殖民地的真正革命領導方面百倍加強黨的組織作用。共產黨的組織作用在今後的鬥爭中將要比前一個高漲時期重要得多。因此我們應提請全會注意，要把這個時期建立和鞏固殖民地共產黨的任務提出來，予以更大的關切。應當使這些共產黨有一條明確、清楚的布爾什維克的路線去進行反對右派、反對調和主義情緒和反對各種傾向的鬥爭，並在這條真正布爾什維克路線的基礎上建立對群眾運動的真正革命的領導。我指的是印度、中國和其他殖民地國家，因為我們在那裡面臨的是組織、建立和鞏固我們的布爾什維克黨的問題。至於說爭取群眾的鬥爭，那麼在殖民地，除了工人運動以外，如某些同志所正確指出的，還應注意農民運動和整個反帝運動，以便相應地建立工農等的群眾組織。在活動初期，我們要同不願加入國民黨、不願做民主革命等左傾幼稚病的種種現象做鬥爭。現在我們則應持完全不同的態度，我們應當提醒人們注意殖民地國家的左傾危險。除了反對「左傾」情緒宗派主義和其他現象之外，還應該特別強調右傾危險，要無情地同那些緊緊抓住「中國式」的機會主義遺患的傾向做鬥爭，因它們導致的後果是放棄無產階級在反帝的資產階級民主革命中的領導；是放棄對工人群眾鬥爭的獨立領導權；是放棄對農民戰爭的領導；是過低估計民族資產階級的反革命性；是同「左傾民族主義者」和改良主義者妥協；是否定黨的作用；是取消主義。應當全力以赴去反對這些傾向和調和主義。

　　譯自《國際形勢和共產國際的任務》（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第十次全會速記記錄），1929年莫斯科國家出版社版，第1卷，第162—172頁

　　注釋

　　[1]屈維它，瞿秋白的化名。

　　[2]第三時期，見本卷第10頁注②。

　　[3]南滿公司，即南滿鐵道株式會社。見本卷第388頁注③。

　　[4]工黨，此指英國工黨。見本卷第389頁注④。

　　[5]民政黨，見本卷第389頁注⑥。

　　[6]政友會，見本卷第389頁注⑤。

　　[7]日軍撤出山東，指1928年初，日本為阻撓北伐軍北上，出兵濟南，釀成濟南慘案。事後，中日雙方進行多次交涉，終於1929年3月28日達成協議，決定從是日起，日軍在兩個月內全部撤出山東。

　　[8]鮑威，今譯鮑惠爾。見本卷第389頁注⑦。

　　[9]指蔣桂戰爭。見本卷第276頁注⑦。

　　[10]瓦爾加，見本卷第389頁注⑨。

　　[11]國大党，印度國民大會黨的簡稱，1885年創立。建黨初期，主張通過憲法手段在印度立法和代議政治。1920年黨內通過甘地提出的不合作運動的議案。1927年，掀起新的民族獨立運動高潮，出現了以尼赫魯為首的激進派，同年，黨的年會通過了尼赫魯提出的要求民族獨立的決議。1929年拉合爾年會決定把印度完全獨立作為鬥爭目標。

　　[12]即蔣馮戰爭，見本卷第376頁注⑩。

　　[13]指李濟深於1929年3月21日被蔣介石軟禁在南京湯山。

　　[14]1928年1月，胡漢民、孫科、伍朝樞等一行赴歐洲考察，於3月16日抵達土耳其君士坦丁堡，在此訪問期間，曾同代理凱末爾執政者伊斯美帕沙進行會談。

　　[15]武漢政變，即1927年7月15日的反共政變。

　　[16]法西斯主義，意大利語fasismo的音譯，來源於拉丁語fasces，原指中間插著一把斧頭的一捆棍棒，象徵暴力與強權。法西斯主義是極端沙文主義、最富侵略性的反動思潮，又指專制獨裁統治。

　　[17]社會民主黨，見本卷第15頁注11。

　　[18]獨立聯盟，即獨立同盟。見本卷第390頁注22。

　　[19]羅易（Manabendra Nath Roy，1887—1954），印度人，1920年任共產國際中亞局負責人。1926—1927年代表共產國際在上海、北京、漢口等地工作，1927年蔣介石發動「四·一二」政變後離開中國。後來脫黨。1940年創建印度人民激進民主黨，1941年組織印度勞動聯盟兼任《獨立印度》週刊主編。

　　[20]波蘭社會黨，1892年創立，從1918年波蘭獲得獨立至1939年被德國侵佔這一段時期內，波蘭社會黨作為一個改良主義政黨，一直是波蘭的執政者。

　　[21]托洛茨基，見本卷第60頁注18。

　　[22]斯托雷平式的內閣，斯托雷平在沙皇政府任首相時期，利用憲兵、警察、特務和討伐隊，大肆屠殺工農群眾。此指建立地主階級專政的國家機器。參見本卷第97頁注⑨。

　　[23]黃色工會，見本卷第102頁注④。

　　[24]皮亞特尼茨基（Iosif Piatnitsky，1882—1939），原名奧西普·阿朗諾維奇。1898年參加俄國社會民主黨。1921年起，他長期在共產國際工作，曾任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候補委員、預算委員會委員和書記處成員；同時，他還擔任聯共（布）中央委員和中央監察委員會委員。在斯大林「肅反」期間被捕，1939年10月被處決。1956年平反。

　　[25]太平洋勞動大會，1927年5月20日至26日在中國漢口舉行。蘇聯、爪哇、朝鮮、法國、美國等國家的代表參加了會議。中國代表蘇兆征、李立三、劉少奇等15人出席了會議。會議由赤色職工國際主持，總書記羅佐夫斯基在會上作了報告。會議決定成立太平洋勞動會議秘書處作為該會常設機構，辦事地點設在中國上海。

　　[26]布蘭德勒，今譯布朗德爾。見本卷第173頁注⑧。

　　[27]布哈林下臺，指1929年4月聯共（布）中央委員會作出了撤銷布哈林的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主席團和政治書記處的職務，7月，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批准了對他的解職。

　　[28]埃爾科利，陶裡亞蒂的化名。見本卷第82頁注38。

　　[29]指取消派，見本卷第403頁注20。

　　[30]第一時期，在1928年8月召開的共產國際第六次代表大會上，把第一次世界大戰後的國際形勢的發展分為三個時期。第一時期指戰後至1923年，是資本主義經濟發生尖銳危機和無產階級革命直接發動的時期。

　　(1)指中國政府對外國向中國進口的貨物徵收的關稅。1928年7月25日中國國民政府財政部長宋子文與美國駐華公使馬克謨（馬慕瑞）簽訂了《整理中美兩國關稅關係之條約》，其中明確規定取消過去中美間訂立的條約所載「關於在中國進出口貨物之稅率、存票、子口稅並船鈔等項」，「而應適用國家關稅完全自主之原則」。同年，國民政府還與德意志、荷蘭、英國等簽訂了《關稅條約》，有關國家均同意放棄所有「限制中國自定關稅稅則及船鈔數目權之各條款」（見《中外舊約章彙編》第三冊，第628—631、653—655、661—667頁）。——編譯者

　　(2)即1929年6月20日中國國民政府海軍部長楊樹莊、外交部長王正廷與英國駐華公使藍浦生簽訂的《海軍援助協定》，全文共五項（即在英國訓練中國海軍；英國向中國派出由軍官及軍士組成的海軍派遣團；關於會計供給事項；關於建艦事項；雜項）五十六條款，後又於1929年10月9日追加四條款，計共六十條款。見《中外舊約章彙編》，第三冊，第698—705、728—730頁）。——編譯者

　　(3)這句話的內容，中文版《布爾塞維克》雜誌（1930年1月15日出刊第三卷第一期第118頁）所載更為明確：「至於殖民地民族資產階級在未來帝國主義間戰爭中或在未來帝國主義反蘇聯的戰爭中之作用，則殖民地資產階級在這樣戰爭中是要幫助資本主義政府來抑制群眾之革命鬥爭的。」——編譯者

　　(4)俄文為「корпоративное государство」。——編譯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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