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共產黨的狀況|瞿秋白

中國共產黨的狀況

　　中國共產黨的狀況(1)（一九二九年七月三——十九日）

　　一

　　一九二五——二七年中國大革命的時候，中國共產黨在政治上還很幼稚，他的組織也是很散漫。可是革命首先就教會了中國的無產階級；教會他們如何去建立自己的政黨，教會他們如何去清除黨內的小資產階級的「侶伴」和機會主義[1]的成分，教會他們如何去鍛煉鐵的布爾塞維克[2]的幹部和組織。

　　中國共產黨在一九二五年初，全國統共不到九百個黨員，但是在一年半兩年的期間，革命的群眾鬥爭極有力的發展過程之中，黨員的數量達到六萬人（一九二七年五月），青年團員有四萬人。但是當時的組織，不論他有多大的工人成分（約占百分之五十一），領導的基礎是建築在小資產階級的知識分子身上的。黨在那時候的確是一個群眾組織，同時在革命之中也有極大的作用，可是還沒有正確的布爾塞維克的路線；黨的組織是任其自然的發展，沒有真正布爾塞維克的團結。

　　這樣的黨，在革命失敗的時候不可免的更要受到極大的損失。一九二七——二八年國民黨的兇殘的白色恐怖，真是歷史上沒有見到過的，單是中國共產黨員和青年團員，一年之中就殺掉了二萬到二萬五千人，真是所謂肉體的消滅。上海暴動[3]和廣州暴動流血的失敗之後，鎮壓農民遊擊戰爭和農民協會的無數次的清鄉、追捕、拘禁和槍殺紅色工會的工作人員及革命的工人——這種的白色恐怖到現在還沒有停止，可是在同一個時期（一九二七——二八年）中國共產黨在反對機會主義的基礎上，關於改組的工作，將譚平山以及和他同樣的人開除出黨[4]。同時有許多叛徒也離開了黨，他們的代表人物就是施存統[5]等。

　　一九二八年中國共產黨第六次大會[6]的時候，黨員的總數有十三萬人，這裡面只有百分之九的工人。城市党的組織的黨員數量一天一天減少，湖北、湖南和廣東的組織屢次完全破獲。這是廣州暴動失敗之後，城市裡格外厲害的壓迫工人□□[7]反動的恐怖手段的結果。黨員數量減少一部分是因為小資產階級叛徒的逃亡，——最不穩定的知識分子都逃出共產黨去。至於黨員數量裡農民成分的增加，不過因為在「蘇維埃區域」裡（被農民的蘇維埃暴動所佔據的地方）黨公開起來，許多革命的農民潮流似的加入。黨員數量如此的增加，只能說党對於農民群眾有很有力的影響，但是黨在鄉村裡穩固的根基，卻還差得很遠呢！

　　黨自從一九二七年八七會議[8]以後，便開始布爾塞維克化的鬥爭，經過了許多農民的暴動和遊擊戰爭，領導了廣州暴動，和機會主義的遺毒鬥爭，後來又和盲動主義[9]情緒鬥爭，這都是無疑義的開始在新的路線之上團結自己的隊伍。但是，黨的第六次大會仍舊要指出了黨的指導機關在這個時期中的許多重要錯誤——這個時期是由公開的情形傳到極其秘密的狀況的過渡時期。黨第六次大會特別指出當時城市工人組織的減弱，很明顯的有與群眾相當脫離的情形，因此提出了新的組織任務。

　　同時，從前建設起來的公開的群眾組織——赤色工會、農民協會等等都被毀壞了，黨與群眾的聯繫就非常薄弱，並且差不多斷絕。因此，共產國際第六次大會[10]便指出來：在兩個革命高潮之間，現在黨的（中國）主要任務是征取群眾！就是在工農之中進行群眾的工作，恢復他們的組織，為了革命爭鬥發展的目的，利用一切的不滿去反對地主、資本家、軍閥和外國帝國主義者，因此要用一切的方法去鞏固自己的黨。

　　二

　　從那時候起，差不多已經有一年了，鞏固中國黨的工作，一直到最近都是在極困難的條件之下進行的。據今年一月二月的情形看來，中國共產黨的工作，可以說有了些進步。（所得材料，還只是描寫一二月間的情形）一年來的工作經驗告訴我們，大多數黨的無產階級的成分，一部分有原則的布爾塞維克化的知識分子是忠實于共產黨的，至於有些成分脫離我們的黨，這正是黨的自我清洗的過程——使黨脫離那些動搖的，不可靠的「朋友」和「同道者」，脫離那些不能和我們共同奮鬥到底的分子，這些都是當初暫時附和無產階級的分子，都是從小資產階級的或者「非階級化的」隊伍裡出來的分子。同時我們要知道：党在工人群眾中之組織上的鞏固，和黨在鄉村裡組織上的穩固根基的真正建立，——還是非常之不充分。黨和群眾的聯繫，党在工人群眾自發鬥爭裡的領導作用也還非常薄弱。

　　最近黨員的數量有十三萬三千六百五十五個，其中只有五千餘人，在工商業中心的城市裡，而其餘的分散在二百多個縣市鄉鎮裡。這裡面工人的總起來只有三千四百三十五個人，散佈在三十幾個城市裡。因此，以黨內工人的百分數看，與第六次大會時的情形差不多了，並且百分數是更少了。但是倘若以各個大城市來看，如上海、香港，那黨內工人的成分有百分之六十二——六十五，這裡面店員和手工業工人還不算在內，那末，比較過去是有了進步了。此外，還要計算到許多大城市（武漢、廣州）曾經過了三四次的大破獲，那幾次黨的委員會都是完全被捕，因此有幾千幾百工人同志與黨部接不到頭。同時還有這樣的事實，許多城市工人因為「共產主義」而被開除。他們不得不離開城市，因此便和黨失掉聯繫。農民黨員也同樣的有很多變動：就是在這一年中，許多蘇維埃區域裡，經過清鄉隊的破壞，只有極少數的黨員積極分子保存著；可是，同時有許多別的地方發生了新的組織，建立了新的蘇維埃區域。

　　中國共產黨新的引力，不僅在工人和貧農之中可以見到，並且在一部分有反抗情緒的學生之中也可以見到。倘若在武漢時代[11]之後，特別是在廣州暴動之後，許許多多知識分子脫離党，那末，一面有黨內小資產階級分子失望灰心而脫黨的情形，一面卻有少數新的知識分子黨員增加（當然是極少數）。很明顯的，這部分知識分子，比之於以前的又是另一種的性質。

　　中國共產黨最主要最重要的任務，是大工業中心各種企業中生產支部的建立和鞏固。最近的計算，中國共產黨在現時全中國恢復和建立了一百一十個工人支部，其中有五十個在上海。大半是在紡織工人、市政工人和郵務工人中，北方則大半在天津礦工中，在最近的時期，我們的支部多少鞏固了些。這種支部已經是各工廠工人自己起來領導。這種狀況不但是因為黨能夠執行新的工作方法，吸引起工人自己做領導工作，並且有很健全的按照這方向去做，而且也因為軍警追究得非常嚴密，「局外人」不但不能混入工廠，連工人區域裡也混不進去。中國共產黨在這一方面的進步，嚴格說來還沒有很大的成績，還須要最大的努力，去在工人群眾中建立党的根基。

　　領導機關工人化的問題，在六次大會之前，中國共產黨便提出來了，大會選舉了新的中央委員會，三十二個正式和候補委員之中有十九個工人同志。現在，經過許多省代表會議之後，省委員會的主要工作人員（最主要省份和工業中心的書記、組織部長）都是工人同志。下級黨部機關比較差些。鄉村的黨部機關和領導的幹部那是更差了。

　　據最近的消息，黨的組織狀況上，黨的確是站到新的道路上去，建立並且鞏固產業支部和領導幹部的工人化，清除黨內機會主義的殘餘；但是，舊的組織方法的遺傳在黨內還是很有力阻礙。

　　三

　　現時黨和群眾的聯繫，和廣州暴動剛剛失敗的時候比較起來，當然要好些。但是這方面的工作，還是非常之不能使人滿意。國民黨統治時代和以前非國民黨統治時代的分別，是這樣的：如果從前，是禁止一切工人的組織和一切罷工，同時也沒有特別對付工人的警察和偵探，那末，現在國民黨是設立「朱撥托夫斯基」式的工人組織，讓工人的經濟鬥爭多少可以公開，「工人的組織」要直接隸屬於國民黨，並且要用這種組織的名義反對共產黨便可存在。別一方面，國民黨在工人之中組織了專門的警察和暗探，破壞工人的罷工等等。這樣的客觀的環境之中，中國共產黨的工作方法要用完全新的形式。在上海和天津發現了所謂黃色工會[12]。——工人群眾因為外國資本家和本國資本家的剝削一天一天加重，他們被壓迫得不能不起來鬥爭，即使在國民黨工會旗幟之下也是好的。於是這些黃色工會的領袖對工人說，他們是「不問政治」的；否則就在所謂「左」派國民黨（汪精衛、陳公博）影響之下，用在野黨的態度反對南京政府，反對在朝的國民黨。中國共產黨的任務是在日常的經濟和政治鬥爭中去征取群眾，不但要將先進的分子組織到秘密的赤色工會裡來，並且要到黃色工會裡去工作，去揭露黃色工會「不問政治」和左派國民黨領袖反革命的和叛逆的作用。

　　自第六次大會以來，不論白色恐怖如何厲害，工人群眾為改善自己生活的鬥爭是沒有一天停止過的。在一九二八年十月裡，上海、天津、北京的郵務工人同時罷工。十二月裡上海法租界的市政工人（電車工人、自來水廠工人）罷工。一九二九年一月漢口日本人打死一個中國苦力，有反對帝國主義的總同盟罷工[13]。在三月和四月裡天津工人有示威運動。五一節在上海有二十幾個工會響應黨的號召。今年的五卅[14]節，上海工人和學生在一起舉行了示威，打毀了國民黨反動派的民國日報館[15]。

　　僅僅在上海一處，已經可以見到，工人運動已經從衰落狀況中復活起來。一切罷工多少都帶有一點自發的性質，党的領導還是很薄弱。但是在鬥爭的過程之中，我們的影響是在擴大，有幾個黃色工會中，已經有了很堅強的（雖然很小）共產黨的支部。上海市政府的「社會局」在那裡抱怨，說許多罷工總是工人勝利，都是受了「可惡的共產黨絕滅人性的階級鬥爭的影響」。

　　党對於農民的影響，關於直接受共產黨領導的農民組織確實的消息，我們現在還沒有得到。不過可以知道一些，例如江蘇，並沒有蘇維埃區域，可是在各縣裡每每有二三千農民共產黨員（江蘇全省共二萬黨員）；在湖北省，党的省區中心組織到如今沒有恢復，可是在各縣黨的組織——還能保存著五千二百五十二個黨員——不論清鄉清得如何厲害，可以說党與農民的關係還保存著，並且稍稍有些擴展。並且還有這樣的消息：我們在紅槍會、小刀會等的組織也有些影響。但是在這些組織中，反對他們紳士富農的，反動領導的鬥爭，還沒有得到什麼重大結果。在湖南、江西、福建、廣東各省，遊擊戰爭最近很有發展，都是共產黨員領導的。據官場中的消息，遊擊隊的武器很好，訓練很好。朱德和毛澤東的軍隊有六千戰士。彭德懷[16]有一千人。方志敏[17]的隊伍有二千多人。王卓[18]和袁文藻[19]有一千多人。這些消息我們覺得稍為有一點點誇大，但是所有這些區域，「小小蘇維埃共和國」已經有一年多了，至今任何摧殘的方法，都不能消滅他們。

　　在反動軍隊中兵士的党的組織（兵士支部）完全是新的工作範圍。經驗告訴我們，兵士支部有他自己的順利發展條件。這個工作開始得不久。但是毫無疑義的，應該一開始就注意到，將兵士群眾和工人聯結起來去反對國民黨的軍閥。當然更加應注意到工人運動和農民鬥爭之間的聯繫。

　　首先必須要認真的建立在鄉村中雇農貧農的共產黨支部的根基。只有建立了這樣的支部，才能保證党對於農民群眾組織正確的關係和領導作用。農村工人的獨立組織之外，必要組織農民委員會，作為農民革命鬥爭的下層組織。這種的農民委員會必定要使農民的基本群眾及鄉村無產階級，在他們日常鬥爭的基礎上很密切的團結起來，並且可以引導農民群眾到農民協會裡去，鞏固農民協會的群眾基礎。

　　四

　　薄弱的無產階級基礎之上，在國民黨殘酷的白色恐怖之下，反對政治思想上的紊亂，為布爾塞維克的路線而鬥爭，是特別重要的任務。中國革命失敗的結果，有些動搖的分子，為國民黨「統一」的幻想所影響。這種幻想經過小資產階級的情緒，波及到我們黨內的某些成分，因此，黨員裡的這種分子簡直喪失了革命的前途，而灰心失望。所以為了中國共產黨的更進一步的布爾塞維克化，除反對「左傾」的盲動主義之外，反對右派的機會主義的和取消派[20]的傾向是最主要的任務。雖然，右傾在中國黨內，還沒有組織的形成，沒有佈置好了的政綱，但是根據黨內的材料，和各種發表的意見看來，已經可以一直聽到取消主義的聲浪。在有些省代表會議上，我們聽到這種的話：「反動勢力因為帝國主義的幫助一天一天鞏固起來，在帝國主義未戰爭以前，在中國是沒有任何高潮的希望的！」

　　並且還說：美帝國主義用他的極大的財政力量幫助中國的資產階級，幫助他們去反對英國和日本，將中國工業化。這樣，照他們的意見，南京政府已經是「城市資產階級和鄉村富農的政府，和買辦及地主妥協的政府」。因此，資產階級民權革命已經完了，說什麼「革命高潮的不可免，都是無意識的空話」，「第一個高潮已經過去了，但是第二個高潮還不知道什麼時候再來，——我們不如回家幹活去。」有一個代表在山東省代表會議上這樣的說。

　　有些同志是完全不信任中國共產黨和共產國際的領導。他們說：党的領導都是小資產階級，一切理論已經完全破產，中國的革命群眾亦不信仰並且也不會信仰中國共產黨和共產國際等等的話。中國的托洛斯基派[21]——一小群學生，他們最近開始發行他們的機關報，宣傳他們所謂「中國革命是社會主義革命」的理論，否認中國的封建制度，很惡毒的咒駡共產國際和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他們卻不敢公開的說：他們的領袖托洛斯基，正和社會民主黨奧多鮑威爾[22]同聲主張「中國已經走上資本主義進化的道路」，並且說「中國需要國民會議式的國會鬥爭」。托洛斯基派的結論和右派一樣，對於我們是沒有什麼希奇的。此外，並且還有如此右傾的主張，提出「聯合富農」的口號。很可笑的，他們認為汪精衛、陳公博和譚平山一類的人還有革命的作用。還有更多其他的說法：「減低口號」、「一切力量都用到公開工作上去」。他們否認一切紀律，要求絕對自由討論和「黨內絕對的平等」。這些種種右傾或取消派的觀點，現在還是零零碎碎的，但是客觀上形成整個的機會主義的「向右轉」的政綱。

　　另一種「取消派」是直接的叛變。這些悲觀主義者簡直是自首告密，他們在國民黨的報紙上登申明、宣誓做國民黨的孫中山主義的信徒等等。

　　反對取消派和右傾的鬥爭，在中國黨內必須是最無情的鬥爭。如果沒有思想上政治上反右傾鬥爭，不清除出許多動搖的機會主義的分子，党的組織的鞏固和征取群眾，是不能達到目的的。這些分子是資產階級對於無產階級影響的傳達機關。他們是小資產階級情緒的反映，這些小資產階級的潮流是環繞著無產階級，薰染無產階級，在無產階級之中經常的引起時常髮露的病症；小資產階級性的不堅定，散漫，個人主義，忽然是手舞足蹈，忽然又是灰心喪氣。此外，中國的反動勢力和資產階級在革命的時候受著了許多教訓，他們現在遣送並且將來還要遣送密探到我們党裡來。與這些危險鬥爭的方法，就是很完善的將秘密工作和公開工作聯結起來。必需要最嚴厲的集中制和紀律，抵抗小資產階級的潮流，使無產階級的組織作用能夠正確的有成效的實行起來。

　　中國無產階級的政黨，必定要努力的使廣大群眾，更深刻的思索和瞭解，一九二五——二七年革命之豐富的政治教訓，使他們利用國際工人運動的經驗，並且將共產國際的指令完完全全執行，在實際生活中去運用。最近的時期，是無產階級準備力量的時期，是無產階級的教育和組織時期，是新的革命高潮的前夜；千百萬工人，又要用他們新的力量，起來領導著農民戰爭，給帝國主義的對華統治以致命的打擊，而推翻資產階級地主的壓迫。

　　領導一切無產階級階級鬥爭的表現，建立鞏固的堅決的黨，這是責任極大的工作，這種工作，正要準備群眾到新的真正革命鬥爭的爆發，並且要保證這種爆發轉變到革命。現在無產階級是中國革命的領導，要鞏固自己的組織，要肅清一切知識分子的機會主義的穢物，團結自己的力量，去進行艱苦的偉大的工作。

　　放在中國革命前面的任務，還沒有解決。新的革命高潮的要素，不但沒有消滅，而且一天天的加深和擴大。這種新的高潮的到來，就必定要無產階級站在一切勞動群眾的領導地位，去實行推翻國際帝國主義，國民黨軍閥，地主，資產階級的鬥爭。要完成這個責任，中國共產黨一定要準備好！

　　此篇本是共產國際執委第十次全體會議的材料，原本我不是預備發表而寫的。再則，其中有些罷工統計，黨員統計的數目，在付印時，已經由編輯者刪除了，可惜他所刪除的，有些地方是不必刪的，有些地方應當刪的，卻沒有刪，這確是疏忽。

　　瞿秋白

　　注釋

　　[1]機會主義，源於法語。意思是應付或妥協。用來形容19世紀法國政治舞臺上的一些沒有固定政治見解，隨機應變的政客。後來指工人運動或無產階級政黨內部反馬克思主義的思潮或路線，機會主義包括右傾機會主義和「左」傾機會主義。

　　[2]布爾什維克，這裡為馬列主義的代稱。

　　[3]上海暴動，指1927年2月21日中國共產黨領導上海工人舉行的武裝起義。

　　[4]指根據1927年11月在上海舉行的中共中央臨時政治局擴大會議關於《組織紀律決議案》，開除譚平山黨籍。

　　[5]施存統，見本卷第327頁注25。

　　[6]中國共產黨第六次大會，1928年6月18日至7月11日在莫斯科舉行。大會通過了《政治決議案》、《蘇維埃政權組織問題決議案》、《土地問題決議案》等。大會正確的分析了中國的社會性質。大會選出向忠發、周恩來、李立三等23人為中央委員，鄧中夏等13人為候補中央委員。在六屆一中全會上選舉向忠發為總書記。

　　[7]此處兩字不清。

　　[8]八七會議，又稱中共中央緊急會議。1927年8月7日在漢口召開，二十餘人出席會議。會議通過了《中共八七會議告全體黨員書》等決議，確定了土地革命和武裝反抗國民黨反動派的總方針。

　　[9]盲動主義，見本卷第108頁注11。

　　[10]共產國際第六次大會，見本卷第325頁注①。

　　[11]武漢時代，見本卷第276頁注⑩。

　　[12]黃色工會，見本卷第102頁注④。

　　[13]指1929年1月9日爆發的因漢口人力車夫水杏林被日本水兵炮車撞死，對日交涉失敗，漢口工人實行的對日總罷工。

　　[14]五卅，即1925年五卅運動。見本卷第60頁注19。

　　[15]民國日報館，位於上海的《民國日報》出版發行機構。該報於1916年1月22日創刊。原為中華革命党人反對袁世凱而創辦，邵力子、葉楚傖等主編。1924年國民黨改組後為國民黨機關報。1949年停刊。

　　[16]彭德懷（1898—1974），湖南湘潭人。1928年加入中國共產黨，同年7月領導平江起義，成立中國工農紅軍第五軍任軍長，12月率部到井岡山堅持鬥爭，任紅五軍團軍團長。

　　[17]方志敏（1899—1935），江西弋陽人。贛東北革命根據地和紅軍第十軍的創建人。中國共產黨第六屆中央委員。1934年率領紅軍抗日先遣隊北上，1935年1月，在同國民黨軍隊作戰中被捕，同年7月在南昌犧牲。

　　[18]王卓，即王佐（1894—1930），江西遂川人。1924年在井岡山組織綠林軍劫富濟貧，後改稱農民自衛軍。1927年10月率部迎接秋收起義部隊上井岡山，接受中國共產黨的改造。1928年4月加入中國共產黨，任中共湘贛邊界特委委員，紅四軍第三十二團副團長。1929年1月紅五軍突圍後，奉命留守井岡山，任紅五軍第五縱隊司令員。1930年被錯殺。

　　[19]袁文藻，即袁文才（1898—1930），江西寧岡人。早年參加綠林軍。1926年7月任縣農民自衛軍總指揮。1927年10月，秋收起義軍進入井岡山後接受改編。歷任工農革命軍第一軍第一師二團團長、湘贛邊界工農民主政府主席、中共湘贛邊界特委委員、中國工農紅軍第四軍參謀長等職。1930年被錯殺。

　　[20]指取消派，是由原在莫斯科中山大學部分參加托洛茨基反對派組織的學生被遣送回國後，同陳獨秀等人結合而成的小團體。亦稱托陳取消派或中國的托洛茨基派。

　　[21]中國的托洛斯基派，又稱托陳取消派。見本篇注20。

　　[22]奧多鮑威爾，今譯奧托·鮑威爾（Otto Bauer，1882—1938），奧地利社會民主黨和第二國際右翼首領之一。

　　(1)本文根據中央檔案館提供的抄件刊印。寫作日期為編者所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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