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際的反機會主義鬥爭|瞿秋白

國際的反機會主義鬥爭

　　國際的反機會主義鬥爭(1)（一九二九年七月八日）

　　歐戰[1]之後，俄國的十月革命開始了世界社會主義革命的時代，世界資本主義的一般危機也就開始暴露最劇烈的形式。東歐各國（德國、匈、奧）的革命、英國的大罷工潮、土耳其革命、中國、高麗[2]、印度的革命運動——結果六分之一的地球落到了無產階級獨裁的手裡。從此以後，世界上形成兩大營壘，一是社會主義經濟的蘇聯；二是資本主義經濟的列強。可是歐戰之後，世界資本主義總危機的第一時期[3]（1917年到1923年）裡，無產階級方面只在俄國是勝利了，其餘的地方卻因為社會民主黨的叛變而失敗。資本主義的總危機第二時期[4]，因此就是資本主義靠社會民主黨的力量而得著暫時的，部分的，相對的穩定之時期。第二時期裡，法國的貨幣穩定，德國用道威斯計劃[5]恢復工業……。直接革命的形勢在德國一九二三年十月革命[6]失敗之後，就顯然是沒有了，世界資本對於工人階級的進攻加緊。一九二一年末，意大利階級鬥爭的劇烈的過程所開始的法西斯蒂獨裁，在一九二三年以後逐漸傳播到巴爾幹半島、波蘭和葡萄牙等。可是，不但在這第二時期裡社會主義的蘇聯經濟有極大的進展，一直恢復到戰前的程度。而且，一九二五年——二七年的中國大革命也正在這個時期興起，爪哇一九二六年的暴動[7]及其他弱小國家拉丁美洲革命運動的開始，摩洛加[8]、敘亞利[9]等殖民地民族的暴動，都是資本主義穩定不能鞏固的表演。現在蘇聯社會主義經濟已開始改造時期，定出五年建設計劃——大規模的工業化計劃。殖民地與帝國主義之間的衝突更加劇烈起來，列強帝國主義亦因為經濟恢復戰前程度，而市場卻已經縮小，相互之間加強爭取市場重分世界的鬥爭，對於蘇聯更是準備聯合進攻，對於工人階級更加加緊剝削——合理化及法西斯蒂化。雖然中國大革命失敗，表面上是世界革命營壘受著打擊，可是直接接著就是新的罷工潮流（一九二八年九、十月間開始波蘭洛市的紡織工人罷工，德國魯爾地方反對閉廠大運動，法國五金工人、紡織工人的罷工，美國一九二八年到二九年的罷工潮流，尤其是南方紡織大罷工，澳洲運輸工人的罷工等鬥爭），世界工人階級轉守為攻，一九二八年十月直到現在（七月），印度的罷工鬥爭的日益擴大，最近孟買紡織罷工（四月開始直到現在），顯然是印度的「五卅運動」。共產國際因此在第六次大會上便指出：現在已經是新時期的開始，第三時期[10]的開始。社會主義的蘇聯經濟開始改造的建設計劃，帝國主義列強國內的和國外的矛盾加速劇烈，必不可免的要引起帝國主義戰爭和巨大的階級衝突，走向列強國內革命的新高潮和殖民地之巨大反帝國主義革命之時期。

　　戰後第三時期正是世界無產階級政黨收集革命力量，鍛煉革命隊伍而準備到新的革命高潮，領導世界巨大的階級的戰鬥的時期。小資產階級臨陣怯懦的動搖的情緒，正在這個時候反映到無產階級的政黨裡來，如果托洛茨基主義[11]是資本主義走向穩定的時期，小資產階級的那些階層害怕困難和艱苦的鬥爭，因而借空口革命的詞句掩蔽他自己的動搖退卻的非布爾塞維克的路線，那末現在無產階級走向新的階級戰鬥的期間，又有落後的小資產階級分子迷戀著社會民主黨的遺傳，藉口「奪取群眾」而拒絕領導群眾的鬥爭，公開的主張投降的政策——這種傾向就是共產國際各支部內最近暴露的右派機會主義的傾向。世界局勢裡當前的問題是：（一）帝國主義戰爭危險的問題；（二）資本主義穩定和列強國內階級戰鬥的性質問題；（三）殖民地革命運動的前途問題——尤其是中國革命失敗後的新形勢之中殖民地問題有極重要的意義，右派對於這些問題都有機會主義的立場。

　　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第十次全體會議對於反對機會主義的問題，即日要有詳細的決定，一般對於世界經濟及階級戰鬥的分析，將來一定有許多解釋的論文，我們現在且先敘一敘這個問題的大概，並且特別注重殖民地革命運動前途的論述。

　　一　戰爭危機的問題

　　帝國主義資產階級的經濟學家和社會民主黨的領袖，都宣傳所謂「超帝國義」，認為財政資本獨佔性質的企業，現在既然有國際間的聯合和混合——例如美國的資產階級可以投資到日本的南滿鐵路[12]，德、法的資本家聯合組織鋼鐵公司、化學製造公司等——那末，各國資本家不但不會相互衝突，而且這些衝突可以逐漸減少，一直到發生世界的托辣斯[13]。因此他們斷定一九一四年到一八年的歐戰已經是最後的一次戰爭。共產國際的右派（例如法國有一個同志）居然也說：因為托辣斯、加台利[14]以及國際的資本家協定的存在，所以資本家的國際利益互相混和，這就可以妨礙戰爭。這種輕視戰爭的危險的傾向，實際上是和資本主義世界改造論密切相聯的，帝國主義的發展一天天的進到所謂有組織的經濟。先是一國之內資本家聯合統一起來，如逐漸取消自由競爭的無政府狀態，就進一步說到國際之間也是如此。如此說來，自然就看不見帝國主義列強之間的戰爭危險，看不見列強資產階級因市場的縮小及生產的擴大正在相互衝突，互相吞噬，積極的準備著戰爭。資本主義穩定使經濟達到了戰前的程度，以及技術上的進步、合理化的實行……一直到各國資本混合組織國際的托辣斯等，都不是什麼「資本主義世界改造」的開始，而是加緊競爭衝突引起巨大的戰爭和階級衝突的要素。右派的機會主義者不看見這些事實和發展的趨勢，卻無意之中走到社會民主黨的理論之上，否認戰爭的危險。

　　社會民主黨常常說，帝國主義侵略殖民地是將西歐的文明移植到野蠻的東方去——中國的胡適[15]博士最愛唱這種「高調」，這正是他的奴才性的髮露。資本主義世界改造論，對於殖民地的發展當然也可以推出這種結論來。因為歐戰時期，中國、印度的工業得到相當發展的機會，因為後來英國資產階級表面上有對於印度資產階級的「讓步」，國際帝國主義有表面上應許中國關稅自主修改的條約的政策，因為這些情形，所以早就有所謂殖民地「非殖民地化」和「工業化」的論調，現在再加上「世界資本主義改造論」，更可以說：世界資本主義進到了新的時期，財政資本主義要投資到殖民地的工業裡去，要用新的方法統治殖民地。這種新的疑問居然也使共產黨裡有些分子動搖起來，他們說：「帝國主義對於殖民地實行退卻政策」（法國有些同志說：法國帝國主義對華政策的話是說帝國主義的發展使殖民地「非殖民地化」；英國共產黨的有些分子對於印度的觀察也是如此的）。世界資本主義的改造論是認為資本主義的世界有新的繁榮時期的前途，他的最終的結論應當是殖民地和平解放，得著經濟上資本主義的進化。

　　因此，對於世界時局的估量簡直可以說：右派機會主義的估量和國際聯盟[16]的謊騙宣傳是一樣的，國際聯盟、美國的凱洛公約[17]以及國際的社會民主黨都說：帝國主義列強熱心裁兵，並不要爭奪殖民地、並不要重新瓜分世界，而是要廢除戰爭，逐漸和平的解放殖民地。共產黨右派對於國際時局的估量，竟也要說開始新的「和平民權時期」，可以用來證明這種估量的事實就是：德國有社會民主黨內閣，英國工党政府成立，最近日本民政黨代政友會起來執政[18]，他們的對外政策都要趨向和平，他們對殖民地的政策都要迎合美國的「自由政策」，「開放門戶」[19]的潮流。其實，國際政治最近半年來的變動，正足以證明帝國主義資產階級準備戰爭和剝削工人階級及殖民地的政策極端劇烈的進行，需要工黨等類的東西用來掩飾這種實際的政策，以便更加順利的前進。右派機會主義的表現，正在於同小資產階級一樣受資產階級的蒙蔽，而客觀上是幫助他們使工人階級的意識遲鈍起來，不去注意這種戰爭的危險。

　　機會主義的右派同時又輕視社會主義蘇聯和資本主義世界兩方面原則上的對立和敵對的意義，因此客觀上也就是輕視列強反蘇聯戰爭的危險，右派認為蘇聯的富農可以和平的生長到社會主義裡去，蘇聯的經濟政策應當在鄉村之中幫助富農發財，專門獎勵農民個人經濟的發展，「將農村中的自然經濟變成商品經濟」，以增多麥糧輸出，注重棉花、鐵銅等原料的生產，用輸入機器的方法，作為工業化的經常辦法，這就是專注意輕工業的發展（意大利黨中央委員謝臘[20]），這樣不但蘇聯和帝國主義的衝突應當減少，而且可以希望蘇聯的國際環境逐漸改良，因為輸出麥糧和輸入機器雙方都需要相當的經濟合作，帝國主義反對蘇聯的戰爭危險，當然看得很和緩的了，而且右派既然認為社會民主黨和工党是和平的工具，那麼英國工黨執政以及可能的英俄複交[21]，自然更是減少反對蘇聯戰爭危險的證據了。

　　照如此的推論，戰爭的危險——帝國主義列強之間的戰爭、帝國主義反對殖民地的戰爭，以及帝國主義反對蘇聯的戰爭——自然都是推遲的了。既然認為整個資本主義的世界，正在改造國際資產階級的內部衝突，並不更加緊張起來，卻是列強資產階級的國際利益正有互相混和的趨勢；既然認為「帝國主義與殖民地之間的關係，亦不是剝削和束縛的更加加重，卻有非殖民地化」的趨勢；帝國主義世界和蘇聯的關係，也並不因為社會主義改造的急劇前進，和那超過戰前程度的資本主義經濟，要更加互相劇烈的衝突，社會主義改造的進步要更加動搖那腐化的資本主義穩定，卻是在相互之間需要相當的更大的經濟合作——那末「在最近十年二十年之間，戰爭自然是不可能的了」（法國某共產黨員）。這種否認戰爭危險的右派，自然是極少的少數。右派的真相還不只此呢。

　　二　資本主義穩定的問題

　　共產國際內的右派的大多數對戰爭的危險不敢公開的否認；他們大半承認「第三時期」的特性「是一國範圍之內資產階級相對的鞏固起來，不過資產階級在國內的這種鞏固，造成國際範圍裡互爭領導權的更劇烈的鬥爭。」這種說法，似乎是退一步的承認戰爭危險；但是，實際上這是否認資本主義穩定的動搖和腐化，承認資本主義在一國之內的「有組織性」增加，國內矛盾緩和起來，階級衝突協調起來，如此說來就喪失革命鬥爭的前途，而變成等待戰爭的主張，仿佛戰爭不來則革命也永不會起來似的，甚至於像法國某同志說：「資本主義的合理化，要自動的增高工人階級的工資」，或者說「資本主義穩定正在增長」等等。因此，右派對於最近工人的經濟鬥爭的估量，就決然是不足的，他們說：最近的罷工的鬥爭（德、法等國）只是工人階級的純粹的防禦戰鬥。

　　機會主義的右派，根本上是不能拋棄社會民主主義的餘毒，他們在戰爭問題、資本主義穩定問題上，都和社會民主黨的主張日益接近。這種右派，既然資本主義的穩定鞏固，他們對於爭取群眾的觀點自然更和社會民主黨的觀點相近，他們只知道公開的黨，只知道在國會選舉和合法的工會運動裡去爭取群眾。因此，他們也和社會民主黨一樣，用一種貴族式的態度去對付「無組織的工人」（不在工會組織之內的工人）。殊不知道：——資本主義合理化和托辣斯化之下，勞工貴族和資本家階級的企業機關，互相混合的生長起來，托辣斯化的資本和國家機關互相混合生長起來，黃色工會[22]的機關和資本家的企業以及國家機關亦互相混合起來，這種情形之下社會民主黨就日益法西斯蒂化——形成社會法西斯蒂主義[23]，工會官僚之下的黃色工會利用社會問題上的武斷宣傳，要想蒙蔽群眾防止赤化，以幫助資本家加重剝削並準備戰爭，這自然引起日益激烈的階級鬥爭，那些還沒有組織到黃色工會裡去的工人群眾在這些鬥爭之中，往往更加無所羈絆的勇往直前，他們的作用更是表現工人群眾左傾進程的劇烈，而右派在這種情形之下卻還說：「無組織的工人是落後的，相信無組織工人的鬥爭足以表現群眾的左傾，這便是浪漫主義最低限度的階級意識，正是加入黃色工會」這種論調的結果，甚至於說現在工人階級的生活程度增高起來，說資產階級現在不要用法西斯蒂的手段或「獨裁制」的手段，卻要用民權主義的手段來統治工人階級（德國右派愛維爾德[24]……）——因此，否認社會民主黨的社會法西斯蒂主義，輕視他的反革命作用，反而將社會民主黨當作民權主義的工具，這種右派就走上國會拜物主義[25]，工會問題上的合法主義[26]——主張罷工非得黃色工會應允不得發動，主張為避免開除起見不可在黃色工會內單獨行動，單獨的去領導鬥爭或示威運動……

　　機會主義派對於社會民主黨（工黨等）的估量和主張既是如此，他們對於歐洲各國的所謂社會民主黨的左派（獨立工党……），自然更加妥協。共產國際第六次大會時，右派和當時的調和派（現在已成右派）簡直完全不提起社會民主黨左派的問題，階級鬥爭日益劇烈，法西斯蒂化的社會民主黨和工會官僚，日益喪失他們在群眾裡的信仰，群眾左傾日益厲害，正要到共產主義旗幟之下來，這種時候左派的社會民主黨卻起來「批評」政府，「批評」社會民主黨的中央或地方機關，實際上這種左派的政策，仍舊是幫助資本家和社會民主黨，這種情形之下，左派社會民主黨對於革命尤其危險。他們保持工人群眾對於社會民主主義的幻想，他們阻止工人群眾去實行真正的革命的鬥爭，共產黨的任務正是嚴格的暴露這些「左派」的真面目，以準備群眾到決定勝負的戰鬥的正路上去，而右派卻根本輕視「左派社會民主黨」的反革命性，誤解工人統一戰線，認為必須和左派社會民主黨（獨立工黨……）的領袖聯合方可領導工人群眾的鬥爭。法國有幾個同志甚至於說：「左派社會黨可以逐漸改造成革命的黨，一直進到共產主義。」

　　綜合機會主義的見解，右派的整個政治前途，不是歐、美、日本各國日益法西斯蒂化的趨勢，卻是新的和平民權主義時期的到來，英國、美國、德國等強大的帝國主義國家有直接的和平發展的前途——社會民主黨的德國政府、工黨的英國政府之成立仿佛就是這種趨勢的證據：證明帝國主義的資產階級並不要用法西斯蒂的手段，而用「經常的」民權主義的統治。至於波蘭、巴爾幹半島、西班牙等國，那末右派也不看見那地方的法西斯蒂化的危險，否認「波蘭的社會黨」（P．P．S．）變相的社會民主黨左派的反革命性，反而去等待這類的政黨堅決的反法西斯蒂，至於意大利的右派甚至於說：「意大利的法西斯蒂退回到封建制度去了」（指葉沙裡尼與馬皇的協定[27]而說的）。因此，在意大利可以等待資產階級的某些派別起來推翻法西斯蒂主義，而恢復新的民權主義的資本主義統治。

　　因此，總結起來我們可以說：右派的政見——不是準備黨和群眾去實行革命的鬥爭，不是去獨立領導正在劇烈起來的階級鬥爭，去反對帝國主義的戰爭，去爭取工人階級的大多數，去暴露左派社會民主黨欺蒙群眾的作用，去反對社會民主黨的壓迫——社會民主黨（工黨等）已經變成資產階級的「第三黨」，社會民主黨（工黨等）的執政只是更巧妙的更加強的準備戰爭反對蘇聯，實行合理化加緊對於工人群眾的剝削，進行所謂「經濟民權主義」和「工業裡的和平」，實施強迫仲裁進行帝國主義反殖民地的加重剝削和束縛的政策——總之不是準備去反對戰爭和法西斯蒂化，不是準備一切適合法西斯蒂化和軍事獨裁的環境準備秘密工作和武裝鬥爭一直到將來決定勝負的爭取政權的鬥爭，以至於暴動而建立無產階級的獨裁。右派的政策卻是適合於所謂民權和平主義時期的環境，迷信國會的拜物教，因此而要反對「階級反對階級」的策略，要和社會民主黨（工黨）提出共同的選舉名單，至少也要和所謂「左派」領袖結合聯合戰線，拋棄獨立的領導罷工鬥爭，輕視所謂無組織的工人等等。甚至於在工會運動裡提出這樣的口號「打倒黨的影響」，「打倒黨中央的賭博政策」，「在改良派的基礎之上和改良派萬歲」（捷克斯拉夫[28]黨的右派），機會主義的傾向對於農民問題表示極端輕視，甚至於只提出要求地主實行選舉運動時所允許的土地改良的政綱（捷克斯拉夫和西班牙），同時右派輕視民族問題和殖民地革命運動，例如，捷克大民族主義忽視愛、陸兩州的自己運動（法國），否認黑人的獨立運動（美國黨的彼維兒[29]等）。

　　三　殖民地發展道路的問題

　　機會主義派的資本主義整個世界改造論，既然看不見「第三時期」裡的階級鬥爭的劇烈化，看不見殖民地工農群眾的積極化及工人階級領導作用的增長，看不見蘇聯社會主義建設的前進，看不見凡此一切都足以破壞和動搖那資本主義的穩定，並且加強資本主義一般的危機，那末，自然也就只看見無產階級群眾的消極，只看見蘇聯國內的危機，甚至蘇聯滅亡的危險，以至於認為資本主義世界之中只有英國的經濟稍稍開始了崩潰的趨勢，德國、法國的資產階級是在日益鞏固，美國、日本又是蒸蒸日上，不但很安定，而且在飛躍的發展，歐戰後新興的小國（如波蘭、捷克等等）都向著資本主義積極的發展和繁榮。——如此，則當然不是蘇聯開始社會主義的改造，而是帝國主義開始世界資本主義的改造。

　　機會主義對於世界經濟政治情形的這樣估量之下，關於殖民地東方各國，如中國、印度等的發展問題，又應當是怎樣的結論呢？

　　魯易[30]已經實行退出共產國際，而加入德國共產黨，是被開除的右派，他在德國右派的報紙上發表關於印度革命的文章，他說：英國帝國主義已經滿足了印度資產階級的三大要求：（一）印度的工業化；（二）印度的自治；（三）印度的關稅保護政策。這種觀點是機會主義派整個理論的演化而已。因為既然認為資本主義是在「有組織化」，整個資本主義世界是有改造的前途，那末，當然要進一步承認殖民地（如印度）的「非殖民地化」（從殖民地變成所謂Dominion[31]），承認殖民地的工業化。殖民地本來是世界經濟機體的一部分，當然也要跟著資本主義的世界的改造而改造起來。中國的右派（例如王若飛[32]）也是這樣斷定說：「中國資本主義的統治現時有相當的穩定，且在最近將來，會有一個長足的發展。」

　　歐戰以前，帝國主義侵略的殖民地，大致是掠奪市場，以便於銷售貨物和收刮原料，這種侵掠的經濟影響，固然使殖民地上的封建制度和封建式的剝削有形式上的改變，但是他引起來的，只是市場關係和貨幣關係的發展，造成買辦階級和封建勢力互相結托的新式統治，同時卻在阻止殖民地工業的發展和生產力的增長。歐洲大戰才暫時削弱帝國主義的經濟，以及他對於殖民地的經濟威權，宗主國和殖民地的交通聯繫削弱，帝國主義工業品的生產量有極大的減少，這才使主要的殖民地與半殖民地（如中國、印度等）有相當的工業發展，——這種情形一直延長到資本主義戰後穩定之前。戰後的所謂「第二時期」——資本主義暫時穩定的時期，帝國主義列強恢復他們對於殖民地的經濟進攻，那時期的資本主義一般危機的表演，正在於中國、印度工業的停滯和恐慌。然在「第三時期」裡，帝國主義對於殖民地的經濟影響，是否因為資本輸出的作用加增，而要使殖民地工業化，要逐漸消滅殖民地上封建買辦的經濟統治，代以「純粹資本主義的」工業資本的統治？——殖民地的發展道路是否是這樣的趨勢？

　　對於這個問題的正確答案應當如下：

　　帝國主義竭力保持和固定殖民地上資本主義前期的剝削方式——這一個說法在戰後「第三期」不但並沒有改變的必要，而且更加嚴重的表演出來。「獨佔式」的財政資本的帝國主義，一般的都是阻止殖民地生產力的發展，掠奪自然界的資源，而且浪費殖民地之體力的生產（勞動）。而第三時期財政資本的特殊侵略和大規模的集中，以及資本輸出的加多，首先就是更加征取殖民地上經濟的和政治的獨佔，——輸入殖民地的資本也大大集中於原料的開採和這種原料的粗制，並且擴大交通以便於原料的吸取，這當然加快殖民地上生產關係（市場關係、貨幣關係）的發展，但是這只是更加強帝國主義財政資本對於所謂民族資本的束縛，並且贊助那殖民地封建豪紳和資產階級所積累起來的資本，大部分流入高利貸以對於土地的刮削，再加以資本主義國家合理化的結果，有更大量的貨物要征取殖民地的市場，這樣所謂民族資本之獨立發展，既沒有必要也沒有可能。況且殖民地上農民和手工業者的貧困化，其數量已極大，而且現時帝國主義財政資本加強侵略之下，這種貧困化更加要引起殖民地內市場的縮小，更加要加強其速度，這對於工業的發展又是一個極大的阻力，因此殖民地所謂民族工業，現在反而有「非民族化」的趨勢，民族資產階級更走向新式的買辦的道路，又要和土地關係密切起來，和封建豪紳混合生長起來。而封建殘餘（地主、紳士、軍閥、王公、包佃）更加和商業資本混合而加強其封建式的剝削。

　　帝國主義的政策，恰好是適合於殖民地的這種發展的趨勢。印度的工業化，不但為英帝國主義所不容許，而且為英國帝國主義所日益侵蝕，印度的保護關稅，最近的兩年已經被英國政府實際上完全取消。魯易的說法，完全是不顧事實，中國南京政府所得著的以及他所向美國財政資本哀懇的借款，大半甚至於完全都是為修理鐵路、造飛機場等的用途，南京政府所得的增加關稅，也顯然是不能保護中國工業的。

　　總之，帝國主義的財政資本的獨佔，封建式的剝削及其政治上的一切上層建築——日益買辦化的民族資產階級和帝國主義、封建餘孽在政治上經濟上之混合生長——凡此一切都造成極大的障礙，去阻止小的資本（豪紳、地主、商人之資本原始積累）投到生產裡去，投到農業和工業裡面去，這種現象的自然結果，就是殖民地的豪紳資產階級，在日益貧困破產的極大的小資產階級的貧民的汪洋大海之中去傳播那最低等的最壞的資本形式——商業資本和高利貸資本。

　　所以，殖民地的前途不是Dominion化（非殖民地化），而是更加受帝國主義的剝削和束縛，更加變成帝國主義宗主國的經濟機體的附屬，更加變成他的「農業原料的附屬」，以至於軍事的附庸。殖民地的經濟發展的趨勢，並不是借財政資本的幫助，而開始殖民地的自由經濟的發展，所謂「aunmgpcsun，tainngfan」的時期，並不是民族資本主義純粹的獨立的民族工業資本要來代替買辦封建式經濟的統治，而是更加殘酷剝削的變態的封建買辦經濟，亦即商業高利貸資本和地主制度的經濟和所謂民族資產階級——新式買辦化的工業資本互相〔　〕[33]私的統治之形成和發展。這種情形對於大殖民地如中國、印度是一般規律。而且在帝國主義財政資本加緊侵略一切的小民族的情勢之下，那些表面上獨立的國家，以及經濟很落後的小殖民地，既然處於資本主義一般危機的時期，也都不能有什麼工業自由發展的前途，這些地方的資產階級（如土耳其、阿拉伯[34]、波斯[35]等），雖然和中國、印度的資產階級不大相同，或許還有反帝國主義的某種作用。但是至多也只是一個對於帝國主義的「在野黨」（opponihow），而不是能夠推翻帝國主義統治，實行模範的資產階級民權革命的領導力量。帝國主義的獨佔資本——在資本主義一般危機的生長，國內和國際矛盾加速劇烈的時期，在不可避免的帝國主義戰爭和巨大的階級衝突的前面，在資本主義世界和長足發展的蘇聯社會主義經濟兩相對壘的形式之中，在資本主義列強國內新的革命高潮發展和殖民地巨大的反帝國主義前夜——要準備國家政權工業機關等各方面的法西主義化[36]，要實行合理化，要準備戰爭，反對蘇聯，鎮壓革命鬥爭，所以他在德國等資本主義高度發展的國家裡，經過社會民主黨——社會法西主義來保持自己的統治，在意大利、波蘭等類的國家經過法西主義實行自己的統治，這種情形之下，帝國主義對於殖民地的政治統治是否要贊助殖民地資產階級去進行憲法式的國會式的民權統治之發展呢？是否殖民地資產階級便傾向於這種形式的統治呢？

　　帝國主義必定要依靠著他們的主要走狗——封建買辦而用反革命的資產階級做現在社會民主黨在宗主國內所做的工作，即使帝國主義在形式上利用民族資產階級經過所謂國民會議而實行他的統治，亦不過是財政資本獨裁之一種新的掩飾，鬥爭劇烈起來的時候，民族資產階級的政黨立刻揭開民族改良主義的假面具，而實行民族法西主義的統治。這種統治的經濟基礎，正是民族資產階級日益與封建餘孽、買辦洋商混合生長的殖民地上之「奴隸貴族」——他們是帝國主義財政資本支配之下統治殖民地的新工具。

　　民族資產階級和買辦豪紳之間，固然曾經有政治上經濟上不同的立場，可是民族資產階級的特點正在於他反革命之後，比買辦豪紳更加有許多利用民族問題和社會問題上之武斷宣傳之可能，民族資產階級對於帝國主義是逐步投降屈服，始終要托庇於帝國主義的威力以鎮壓工農的革命運動，中國南京政府投降帝國主義的事實大家都知道，不必詳說。印度資產階級逐步投降英帝國主義，亦是明顯的事實，即印度所謂國民大會[37]去年十二月間，同時多數通過取消獨立的口號，並且對南京致賀電，慶賀屠殺中國工農之國民黨的「獨立自由」。最近幾年的情形並且使殖民地民族資產階級對於蘇聯也採取敵視的態度。例如胡漢民和基馬爾共同宣傳反對「蘇聯對回教民族的赤色帝國主義」，印度資產階級最近實行極大規模的反對共產國際的宣傳，中國國民黨在南京成立所謂「東方被壓迫民族國際通訊處」（可笑的南京國際），現在的形式之下——殖民地無產階級領導作用的增長，農民群眾的鬥爭日益積極，以及國際帝國主義戰爭危險的迫近，使帝國主義竭力設法來利用殖民地的民族資產階級，為反對蘇聯和赤化的工具。(2)

　　民族資產階級現在在殖民地上對於國內的封建軍閥、地主等是極端的妥協、屈服和同化，他竭力維持封建式的土地關係，因為他本身和這種土地關係密切聯繫，而且這種聯繫有日益加強的趨勢，民族資產階級對於工人和農民，自然站在生死關頭的對敵地位，工人階級鬥爭的發展和農民土地革命的發動，更使民族資產階級和封建勢力結合反動的聯盟。

　　總之，現在中國大革命之後，戰後「第三期」的國際政治經濟狀況，一般的正在促進。以工人階級鬥爭的領導，以農民土地革命的主要內容，反帝國主義革命向前發展的前途——這種一般的形態使帝國主義認為：（一）必須保障帝國主義戰爭時殖民地上也有安定的後方；（二）除在歐美利用國際社會民主黨，以後如果沒有殖民地民族資產階級和封建豪紳的幫助，單用自己的力量是不能夠解決戰爭和鎮壓革命的任務的；（三）必須用很好的殖民地和平主義等的旗幟掩飾這種政策——所以在利用社會民主黨之前，有利用殖民地民族資產階級改良的必要。

　　而民族資產階級實際上鎮壓工農革命運動，勾結封建勢力，投降帝國主義，實行反對蘇聯的時候，正能夠表面上要求改良或緩和帝國主義對於殖民地的統治（修改不平等條約，立憲自治等等）表面上要求廢除戰爭和武力侵略，主張減縮軍備（南京代表在國際聯盟會議時的態度），表面上主張所謂土地改良，限制高利貸，減租二五[39]，表面上主張改良工人生活，分配紅利等等。民族資產階級這種改良主義的面目，正是帝國主義侵略屠殺政策之很適用的假面具。而且這些改良主義要求的基礎，正是用民族主義的最高原則禁止階級鬥爭，消滅共產危險，造成協調的「民生主義」社會，以至於「三民主義之國際化」，「各民族共存共榮的大同世界」；這正是百分之百的民族問題和社會問題上的武斷主義。南京國民黨中央聘請意大利法西斯蒂的顧問，起草好幾種「團體國家制度」的草案，實行製造官辦工會，施行強迫仲裁等等，難道是偶然的？這些都明顯的指示：民族改良主義含孕著民族法西斯蒂主義的實質。民族改良主義轉變到民族法西主義的速度，是百倍於社會改良主義之轉變到社會法西主義，並且指出殖民地上政治發展的前途，正是民族法西主義化。

　　封建地主買辦和資產階級的混合體，在帝國主義之支配之下，實行其對殖民地的統治，可以是說找著了「適當的政治理想」。

　　現在帝國主義獨佔資本的統治之下，殖民地的經濟發展，不是資產階級消滅封建勢力而向著「自由經濟」前進的趨勢，乃是資產階級和封建餘孽混合生長的趨勢，所以買辦資本的封建式的剝削、商業高利貸資本的剝削，在帝國主義財政資本支配之下，一天天的發展加強，引起極殘酷的剝奪極大多數民眾的生產資料。因此，也就引起日益劇烈的工農民眾的鬥爭。於是小資產階級之中一天天的加強「兩個極端化」的傾向：一方面是小資產階級的上層，他們和外國商業或封建式的土地關係聯結著，他們正是受著兩面的「夾攻」，既然處於日益破產的危險狀態之中，又要受工農貧民革命鬥爭「暴動擾亂」的襲擊（廣東商人有「甯受共產痛快的暴動，不受國民黨軍閥長期壓榨」的口號），他們既不得不處於在野黨的地位，批評並且破出[40]帝國主義封建軍閥和資產階級，又在防備統治階級引起波爾什維克的危險，自己準備在任何相當期間親自動手殺「共產黨」，用保存神聖的私有財產的名義，用保產主義的名義反對工農革命，他們是絕無前途的，是要拼死的保持現有的財產和剝削的可能；別方面，是小資產階級的下層貧民群眾，他們一天天變為無地容身的苦力，在鄉村城市之中都找不著生活和工作的，喪失一切生產資料，同時又不能「無產階級化」；他們無疑的是傾向于聯合並且贊助無產階級，實行革命的鬥爭。雖然這種群眾的地位，可以在他們的革命鬥爭之中反映出各種社會上的反動思想的混合物，而且部分的可以受反動派的利用；但是，一般說來，小資產階級的貧民群眾的鬥爭，必定有廣大發展的前途，而且客觀上確有革命的作用。

　　世界資產階級與無產階級的劇烈鬥爭，進到新的更高的階段，東方巨大的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國家裡的各階級的相對關係，也進到新的形勢，這使殖民地小資產階級之「兩個極端化」的過程，表現於：（一）上層小資產階級走向純粹的反革命的營壘，變成民族法西主義的附屬[41]；（二）貧民群眾之中共產黨的影響日益深入和擴大，這使「獨立的」少許有些革命意識的小資產階級政黨之形成和發展日益不可能。

　　現在殖民地所謂小資產階級的政黨，所謂離共產黨而「獨立」的小資產階級政黨，都是代表那種上層小資產階級的，他們成為資產階級的左翼，當資產階級明顯表示反革命之後，他們起來擁護民族改良主義的政綱（中國汪精衛派[42]和鄧演達、譚平山[43]，印度的所謂獨立同盟[44]）。他們的作用是一樣的，他們可以說是資產階級的後備軍，阻滯工農群眾革命鬥爭的積極化，用改良主義的甚至革命的口頭禪來欺騙群眾，不但中國，就是其他殖民地上這一類的小資產階級政黨，也已經站在從國民革命走到民族改良的道路上——中國這種過程早已完成，而且汪精衛、陳公博已經是廣州暴動的劊子手，將來革命鬥爭劇烈的發展，一到決定勝負的鬥爭關頭，這些殖民地的小資產階級政黨，就會或者完全崩潰消滅，或者做帝國主義豪紳資產階級的工具，成為法西主義性質的團體。

　　這些政黨對於職工運動的影響，不會有戰前戰後歐洲社會改良派對於工會影響的性質，而簡直一開始就很公開的實行工賊的任務，甚至於積極贊助法西斯蒂的搗亂（中國的黃色工會，印度的改良派工會。印度的所謂「獨立同盟」的領袖小納魯，做了印度職工大會的會長，而事實上對於孟買罷工完全怠工，至於改良派紡織工人領袖喬石，他簡直參加那挑撥印度教回教徒互相殘殺的搗亂，以破壞罷工）。

　　這種小資產階級的上層，口頭上要求「民主化」，甚至社會主義，他們的獨立「政黨」比資產階級尤其危險。實際上，他們決不能成為所謂民權主義的勢力；最終的結果，他們也是要傾向於法西斯蒂的政治理想的。

　　如果機會主義派對於歐美是等待新的民權主義和平時期，那末，他們對於殖民地，自然應當等待「非殖民地化」和立憲改約的前途；據他們的意思，仿佛帝國主義財政資本統治之下，腐化的動搖的資本主義穩定，還可以開闢甚廣的新的發展道路：——仿佛世界範圍之內殖民地的俾士麥克普魯士式的發展道路，不但有可能，而且已經在開始實現。中國革命的失敗，使他們後悔的說，「廣州暴動本來是個盲動，當時就不應拿起武器來的」（美國的俾俾兒）；或者說：美國資本始終要幫助中國工業化，中國資本主義將有長足的發展；或者說，印度的資產階級還在爭獨立，共產黨應當要保存與印度資產階級的國民黨統一戰線（魯易）。

　　因此，右派機會主義的政見，並不是準備殖民地無產階級去領導反帝國主義革命的新高潮，而且認為不可避免的革命新高潮等於幻想；他們不是為鞏固並創造殖民地上布爾什維克的党而高叫爭取群眾，卻是為著革命鬥爭過於激烈以至削弱了黨；他們不是準備共產黨去獨立領導工人階級的鬥爭和農民的戰爭，以堅固黨的無產階級的基礎，而是要專重經濟鬥爭，以實行行會主義和工會主義（Trade Unionism[45]）——（中國）；他們不是在革命新高潮開始的時候，就以全力去獨立領導工人鬥爭，去征取對於農民土地革命的領導，卻是要求保持與反革命的資產階級的統一戰線（印度）。總之，他們不是去力爭保障無產階級在反帝國主義的資產階級民權革命中的領導權，以便盡可能的更加容易並且更加快的進到新的更高的任務，社會主義革命。而是默認反帝國主義革命要由資產階級領導，走上「資本主義和民權主義進化的道路」。他們不是準備適合於帝國主義更殘暴的殖民地統治，以及買辦封建餘孽和資產階級反動聯盟的民族法西主義化的前途，不是準備建立秘密的黨，不是準備秘密和公開的工作適當的聯結，以爭取廣大群眾，不準備實行堅決的猛烈的戰鬥，以至反對帝國主義和國內統治階級的武裝暴動，不是準備工人階級鬥爭和農民戰爭的聯合，以力爭蘇維埃的工農民權獨裁的勝利。他們是準備適合「非殖民地化」、「工業化」的前途，適應民族資產階級領導殖民地的自治運動和關稅自主實現的環境，所以認為印度資產階級還在力爭獨立，南京政府還是反對封建軍閥的進步力量。因此，要等待「民族資產階級積極仇視工人階級，方才可以拋棄聯合戰線——聯合民族資產階級的策略」，並且認為必須建立兩個階級的國民革命政黨（魯易），認為應當聯合汪精衛、陳公博等實行民權革命，甚至於說：工農民權獨裁也要等待小資產階級的新的革命党成立，及其代表的參加蘇維埃政權。他們是準備取消秘密的共產黨，取消赤色工會，實行與改良派黃色工會領袖的統一戰線，認為「每種經濟鬥爭轉變成為政治鬥爭是幻想」，他們或者是主張聯合富農，或者是主張專做鄉村裡的經濟鬥爭和雇農運動，斥責農民的遊擊暴動是無政府主義[46]的擾亂；總之，這是迎合殖民地上立憲、民權統一的前途，而幻想公開主義的路線。

　　四　中國戰爭問題

　　中國機會主義派曾經說過：帝國主義者有一個維持中國暫時和平發展的前途，所以要對中國資產階級讓步，保障國內戰爭的不爆發，以便使中國資本主義穩定而有長足的發展。現在英國工黨和日本民政黨執政，他們的政策表面上是以「自由主義」相號召的，對於中國，他們是會用欺騙應付的手段和美國競爭的——自然，這更可以發展那種機會主義的幻想。事實上，蔣桂戰爭[47]和蔣馮戰爭[48]陸續爆發，右派的機會主義論調，又變成蔣介石代表民權的資產階級而實行反封建軍閥的戰爭，甚至於說：蔣介石的南京政府得著了美國財政資本的幫助，必定能夠戰無不勝攻無不克——中國資產階級的前途，真是浩大呢！

　　其實，中國軍閥戰爭的背景：——一是英、日、美帝國主義之間爭奪勢力範圍，和對於中國中央政府的支配權；二是代表地方政權的商業資本和豪紳地主之混合體的各派軍閥，互相爭所謂地盤；三是上海的民族資產階級，其中包含著銀行資本和買辦資本，這種巨大的工商業銀行界，爭取對於全國市場的控制，要求各地地方市場（如漢口、廣州、青島、天津、大連等）取消其半獨立的性質而服從上海，以形成全國市場的統一；因此，而與各地地方軍閥發生衝突。中國戰爭的這三種因素是互相密切的關聯著：國際關係上英日固然多分傾向於贊助地方軍閥，美國亦是贊助的，事實上只有地方政府性質的南京；同時，英日也並不拋棄一切可能去經過中國軍閥政客而取得對於所謂中央政府之某種影響；國內階級關係上，李濟深、張學良固然多分的代表封建地主，可是，他們也就是地主、豪紳、商賈的某些部分的代表；同樣蔣介石雖然代表上海資產階級，可是上海資產階級仍是和某種地主買辦相混合生長起來——蔣介石的不得不依賴朱培德、何應欽[49]、陳調元，以至何鍵等等，便是這種情形的明證。所以中國戰爭，現時仍無任何革命進步的意義，這種戰爭不能求得中國的統一，卻只是中國瓦解的表演。

　　中國軍閥的混戰，表演著：世界資產階級內部的（英、日、美的資產階級）互相衝突，表演著中國統治者階級（豪紳、買辦、資產階級）內部的各派各系的互相矛盾而不能解決，這種中國混戰的本身，就是帝國主義財政資本的一般危險的一種表示。最近中國的混戰，尤其是英美互爭世界霸權的反映，各國帝國主義贊助中國各派軍閥的混戰，實際上就是帝國主義準備自己的戰爭的一種步驟。所以現在中國的混戰，簡直就是太平洋大戰的序幕。

　　世界資本主義經濟的一般危機，雖然得著部分的暫時的穩定，可是，不但這種穩定現在更加動搖而腐化起來，並且一直沒有能夠在中國發生任何程度的經濟改善的影響。戰後「第二時期」，資本主義在歐美得著比較穩固的暫時穩定（沒有互相戰爭和巨大的革命高潮），而在中國卻正遇見偉大的革命怒潮和革命戰爭。中國經濟在世界資本主義的機體裡，表現出最脆弱最腐化的地方，亦就是各種國際國內的矛盾最複雜交錯的地方。一九二七年巨大的革命鬥爭和國內戰爭之後，中國經濟的總危機，尤其是農業危機的深入和擴大，仍在繼續發展。一九二八年五六個月休戰時間，行市上的改善，並不足以削弱這種總的危機。這種情形，使買辦地主資產階級的反動營壘內部的矛盾衝突日益加強起來：各地地方市場的豪商軍閥，在一般經濟惡化，財政紊亂的形勢之下，格外要互爭剝削工農的「機關」——以至於引起軍閥混戰的時時爆發和延綿不斷。

　　再則，中國的混戰，既然是表現資本主義穩定的動搖和腐化，而且只是買辦地主資產階級內部衝突的爆發，那末，當然決說不到什麼資產階級民權主義反對封建軍閥的戰爭。固然，美國財政資本企圖消滅英日對華的勢力範圍而據為己有，因而贊助中國民族資產階級統一中國市場的嘗試，——即使這種傾向以很大的力量向前發展，——然而這種「統一」的道路是必然要經過許多軍閥資產階級的混戰，而軍閥資產階級的混戰跟著就要有如此之巨大的破壞，對於工農群眾，就要有如此嚴重的壓迫和剝削，以至於中國豪紳地主買辦資產階級的統治，必定要在工農革命的打擊之下滅亡。

　　除非是認為世界資本主義的穩定不是動搖的不是腐化的，一切矛盾和衝突不在劇烈起來，這才會說：帝國主義對於中國企圖實現和平發展的前途。事實上，不但日本，實際上仍舊進行著「滿蒙積極政策，要在十月間的太平洋會議上，證明軍事上經濟上滿洲應當屬日本而不屬中國，否則日本就有赤化的危險」（美聯社七月一日電），不但英國仍舊積極的贊助中國軍閥，死命的抓住中國財政關稅的控制權和管理權，竭力設法樹立自己在南京政府之內的影響，甚至贊助南京政府擴大海軍，成立中英海軍協約（美聯社七月二日倫敦電）；就是美國，也公開的贊助蔣介石慶祝廢除禁止軍火入華的協定。而且美國取得中國無線電建築的獨佔權，飛機場的建築權、江浙汽車道的開闢權，以及英日鞏固在華的勢力範圍和軍事基礎，都是帝國主義在太平洋上準備戰爭的步驟，——這種英、日、美各帝國主義公開的秘密的贊助中國混戰的步驟，是互相關聯著的。帝國主義往往比所謂「馬克思主義者」更聰明些，他們很清楚的知道：只有用鐵血，用世界工農的血肉和炮彈，或許可以僥倖解決世界資本主義當前的問題，或許可以僥倖解決中國的問題。

　　中國機會主義者反對「變軍閥資產階級的混戰為工農反對軍閥資產階級的階級戰爭」的口號，這並不是偶然的。這種機會主義的立場是和右派整個的政治路線相關聯的。

　　國際社會主義革命的前夜，共產國際隊伍的整飭和布爾塞維克化，是革命戰爭勝利的最重要的保障。現在國際和中國問題裡，機會主義的右派政綱客觀上已經形成整個的系統，這都是資產階級和小資產階級傳達其影響於無產階級的一種嘗試，這是要散亂軟化無產階級的戰鬥力的。所以必須在國際範圍內以及中國、印度，努力去反對黨內的右傾及對於右傾調和的主張（所謂「黨內和平」等等），這是共產黨員第一等的任務。

　　一九二九年七月八日

　　注釋

　　[1]歐戰，指1914—1918年間發生的第一次世界大戰。

　　[2]高麗，今朝鮮。

　　[3]第一時期，見本卷第421頁注30。

　　[4]第二時期，見本卷第10頁注②。

　　[5]道威斯計劃，第一次世界大戰後協約國向德國提出的賠款計劃，因由美國財政專家道威斯在英、美政府的授意下策劃制定，故名。1924年施行。1930年為楊格計劃所代替。

　　[6]德國一九二三年十月革命，又稱漢堡起義。見本卷第162頁注⑤。

　　[7]爪哇一九二六年的暴動，爪哇，今印度尼西亞。1926年11月至1927年1月，印尼共產黨領導人民舉行了歷史上規模最大的反抗荷蘭殖民統治者的大起義。

　　[8]摩洛加，即摩洛哥。摩洛哥殖民地民族的暴動，指1924年和1925年摩洛哥裡夫部族軍民反對法國和西班牙殖民軍的戰爭。

　　[9]敘亞利，即敘利亞。敘利亞殖民地民族的暴動，指1925年7月，敘利亞德魯茲山區農民在阿特拉什蘇丹領導下，舉行反對法國殖民者的大起義，9月，起義者組成敘利亞臨時政府。1927年6月起義被法國殖民者鎮壓。

　　[10]第三時期，即所謂資本主義總危機時期。

　　[11]托洛茨基主義，見本卷第60頁注18。

　　[12]南滿鐵路，指中東鐵路從長春至大連的一段。1905年日俄戰爭後，沙俄將這段鐵路讓給日本，稱南滿鐵路。

　　[13]托辣斯，英文trust的音譯。壟斷組織的高級形式。由許多生產同類商品的企業或產品有密切關係的企業合併組成。

　　[14]加台利，今譯卡特爾，法語Cartel的音譯，壟斷組織的主要形式之一，生產同類商品的資本主義企業，為了壟斷市場，獲取高額利潤而組成。

　　[15]胡適（1891—1962），字適之，安徽績溪人。1910年留學美國，1917年回國，任北京大學教授。新文化運動中提倡白話文。1928年同徐志摩等創辦《新月》月刊，提倡人權，被稱為人權派。1931年「九·一八」事變後創辦《獨立評論》，1938年出任中國駐美國大使。著作甚多。

　　[16]國際聯盟，簡稱國聯，第一次世界大戰後成立的國際組織。它宣稱以維持世界和平與安全為目的，實際為帝國主義列強所操縱。國聯成立於1920年1月，總部設在日內瓦。1946年4月解散。

　　[17]凱洛公約，全稱為《白裡安—凱洛格公約》，又稱《非戰公約》或《巴黎公約》。1927年12月由法國外交部長白裡安和美國國務卿凱洛格發起，1928年8月27日由法、美、英、德、意、日、印度等15個國家在巴黎簽訂。

　　[18]日本民政黨代政友會起來執政，指1929年政友會田中義一內閣垮臺，由民政黨濱口雄幸組閣。民政黨和政友會是日本兩大資產階級政黨，在日本近代史上曾輪流執政。

　　[19]開放門戶，指美國的門戶開放政策。見本卷第275頁注①。

　　[20]謝臘，今譯謝拉，見本卷第313頁注32。

　　[21]指英國同蘇聯政府曾於1927年5月斷絕外交關係和商務關係。

　　[22]黃色工會，見本卷第102頁注④。

　　[23]社會法西斯蒂主義，法西斯蒂主義，即法西斯主義，見本卷第420頁注16。社會法西斯蒂主義，即打著社會主義的招牌，實際上實行法西斯獨裁統治。

　　[24]愛維爾德，今譯厄威爾特，見本卷第310頁注⑨。

　　[25]國會拜物主義，當時右傾機會主義的一種表現。它認為通過和平鬥爭，使無產階級的代表在國會中取得多數，從而取得政權，和平過渡到社會主義。

　　[26]合法主義，右傾機會主義的一種表現。它妄圖在資產階級法律範圍內，通過合法手段和平實現社會主義。

　　[27]葉沙裡尼與馬皇的協定，葉沙裡尼今譯墨索里尼，協定指1929年2月11日意大利墨索里尼的法西斯政權同羅馬教廷在梵蒂岡特拉蘭宮訂立的《特拉蘭條約》，主要內容是意大利正式承認梵蒂岡主權屬教皇，教廷則同意和意大利法西斯政權合作。

　　[28]捷克斯拉夫，今譯捷克斯洛伐克。

　　[29]彼維兒，今譯彼彼兒。見本卷第97頁注⑦。

　　[30]魯易，今譯羅易。見本卷第420頁注19。

　　[31]Dominion，管轄地，統治權。

　　[32]王若飛（1896—1946），原名運生，貴州安順人。1922年由法國共產黨轉入中國共產黨。1925年回國，任中共豫陝區黨委書記，中共中央秘書長，中共江蘇省委書記等職。1928年任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1931年回國，任中共西北工委特派員，同年11月被捕，1937年5月被營救出獄，任中共陝甘寧邊區委員會宣傳部長、八路軍副參謀長、中共中央秘書長等職，1945年當選為中共中央七屆中央委員。

　　[33]原稿空一字。

　　[34]阿拉伯，今沙特阿拉伯。

　　[35]波斯，今伊朗。

　　[36]法西主義，即法西斯主義。見本卷第420頁注16。

　　[37]印度國民大會，即印度國民大會黨，簡稱國大黨。見本卷第420頁注11。

　　[38]南京國民黨強佔中東路，指1929年發生的中東路事件。該文於1929年8月1日寄，此處指7月10日蔣介石同張學良下令解除蘇聯方面的鐵路局局長和副局長的職務，7月14日蘇方向中方提出和平解決辦法，中方置之不理，繼續向邊境集結軍隊，蘇聯遂於7月17日中止中蘇間全部鐵路交通，聲明同中國斷交。

　　[39]減租二五，即二五減租。

　　[40]原文如此。

　　[41]發表時刪去「資產階級」四字。

　　[42]汪精衛派，即國民黨改組派。見本卷第327頁注24。

　　[43]鄧演達、譚平山，這裡指第三黨。見本卷第11頁注⑨。

　　[44]獨立同盟，見本卷第390頁注22。

　　[45]行會主義和工會主義，行會又稱行幫，封建社會中城鎮手工業和商人的同行業組織。行會主義是工人運動中的一種改良主義思潮。工會主義即工聯主義，見本卷第169頁注⑤。

　　[46]無政府主義，產生於19世紀上半葉，後來廣泛在法國和意大利流行。是一種小資產階級的政治思潮，代表人物為德國的施蒂納、法國的蒲魯東、俄國的巴枯甯和克魯泡特金。無政府主義者認為社會最高理想就在於無秩序和無政府的結合。它反對任何形式的政府和國家權力。

　　[47]蔣桂戰爭，見本卷第276頁注⑦。

　　[48]蔣馮戰爭，見本卷第376頁注⑩。

　　[49]何應欽（1890—1987），字敬之，原籍江西，生於貴州興義。早年入武昌陸軍第三中學，1908年由陸軍部派往日本，入陸軍士官學校。1921年赴廣州任孫中山元帥府軍事參謀。1926年任黃埔軍校教育長，1928年任陸海空軍總司令部參謀長，1929年當選為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九·一八」事變後，同日本先後簽訂了《塘沽停戰協定》和《何梅協定》。抗日戰爭時任軍事委員會參謀長、陸軍總司令等職。1945年作為中國戰區總司令接受日本投降。1949年赴臺灣。

　　(1)本文根據中央檔案館提供的抄件刊印。它曾署名瞿秋白在1930年出版的《先鋒週報》第一、二、三期上發表，現只查到第二期，發表時作者稍作修改。

　　(2)這篇文章是七月十號以前寫的，不過幾天之後就有南京國民黨強佔中東路[38]的事實。帝國主義利用國民黨為準備反對蘇聯戰爭之工具，已經是極明顯極迫切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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