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產國際在目前殖民地革命中的策略|瞿秋白

共產國際在目前殖民地革命中的策略

　　——在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第十次全體會議上的演講（一九二九年七月三——十九日）

　　我以為共產國際中右傾的危險不僅從關於西歐的一般政治問題中表現出來，不僅從宗主國中表現出來，而且也從殖民地問題中表現出來。他方面，機會主義者的殖民地弟弟，比其宗主國的哥哥，還走得更遠。我們如果拿關於戰爭危險和第三時期[1]的矛盾等問題來看，則右派機會主義的政綱有一部很好的中文譯本。

　　中國革命失敗以後，許多人以為中國開始了一個資本主義狂熱發展的時代。甚至成立一種理論，認為「工農失敗以後，資本主義在中國已有廣大發展的可能性」。於是，人們甚至於說：中國不僅有資本主義發展，而且也走上了自己的帝國主義的發展道路。在第六次大會[2]時，英國代表也談到印度及其他殖民地之「超殖民地化」（Decolonisation）時候，也表示這種見解。我認為英國同志現在也還未遠離這種見解，因為他們囑咐他們的地方黨部去研究那英國代表團所附加於大會關於殖民地的提綱的修正案。他方面，如果殖民地和宗主國機會主義者，以為第三時期是「整個資本主義世界之恢復時期」，那麼戰爭危險和國際矛盾加劇就成了問題。

　　我們不要相信：右派只停止在這樣道路上而不更向前進。在法國，有一些同志以為法國帝國主義是退兵的，帝國主義者是要和平的，因此戰爭的危險是減少的。在中國，機會主義以同樣方式提出戰爭危險問題，而推論說：美國既然借二十萬美金給「南滿鐵路公司」[3]，可是美國有經過日本帝國主義以剝削中國的意思，可見國際資本利益這樣結合起來，太平洋戰爭的恐嚇是要減少的。我們知道，最近，人們認為英國工黨[4]和日本自由派上臺是和平主義和民主主義新時期開始，自然人們要相信：這樣，在某種限度之下，可以促成殖民地之超殖民地化。

　　我們應該說：這種輕視戰爭危險的傾向，也存在于反蘇聯戰爭的問題中。人們肯定說：一般說來，帝國主義都不願意戰爭和騷亂，因為這將妨害了合理化的實現，資本主義狀況的改善，帝國主義者地位的加強等。人們由此推論說：至於蘇聯，則資本家是不會對它宣戰的。對於中國問題，也有一個特別重大的危險。人們肯定說：中國有內亂，已將近二十年，大家都願意和平，帝國主義者將控制中國軍閥擾亂，他們將容許工商業發展，因此中國工業將有依照資本主義進化道路而發展的可能。

　　所有這些見解歸結於：在西方，將有一個和平主義和民主主義的新時代，而在東方，在殖民地，則將有超殖民地化和工業化之可能。事實上，在殖民地是完全相反的。只要看一看關於印度的幾種文件，就可以知道：在印度所發生的絕不是超殖民地化和工業化。英國帝國主義資本之剝削印度，一天比一天厲害起來。印度民族資本一天比一天愈要隸屬於英國資本。至於中國，我們則有明白的事實。首先，無論關稅怎樣提高，但中國海關的監督和指導仍像從前一樣落於英國人之手。他方面，我們又聽見中英有個協定，關於派遣中國學生赴英國學習軍事的事情和此協定已經簽字的消息。英國在中國南方幫助建築粵漢鐵路和兩廣間的汽車路等，這不僅是要擴大市場，增加商品銷路和採辦中國原料，而且有一個軍事戰術上的目的。所謂英國人來「創立強有力的中國海軍」，究竟有什麼意義呢？事實上這乃是英國的一種武裝力量，而不是中國自己的力量。

　　至於日本，我們很明顯看見：無論政友會[5]上臺或民政黨[6]上臺，總歸是一個樣的。日本總歸要實行一種政策，即加強其在滿洲的軍事基礎，一部分也加強其在內蒙古和魯直二省的軍事基礎。現在，人們宣稱說：日本要召集一個太平洋會議，在此會議上，「日本代表將軍事觀點和經濟觀點上證明滿洲不應該屬中國而應該屬日本，因為如果不然，日本將受布爾塞維克主義的恐嚇。」一切手段，如日本撤退山東駐軍和新內閣召回南滿的一些官吏，都不改變現狀。恰好相反，英國工黨政府和日本民政黨政府，只用這種手段來掩飾他們對於戰爭之狂熱準備，他們對殖民地，對印度中國等等加緊剝削的政策。

　　至於美國，則應該說：它拿錢給中國，絕沒有要使中國工業化的意思，也沒有幫助中國資產階級以發展其資本主義的意思。恰好相反，我們現在所得的一切材料，證明美國要在中國創立其太平洋軍事基礎，因為美國資產階級比一些共產黨員還更知道：沒有戰爭是不能奪取英日的中國市場的。至於說到美國及其他帝國主義國家不要中國內戰不要軍閥戰爭的一些見解，則最近幾個月來的事實已經證明這些見解是錯誤的了。

　　恰好相反，英國和日本公開的或秘密的幫助中國幾派軍閥，並造成國內新戰爭的條件。應該說：自從蔣介石戰勝桂系以來，南京更加受美國的影響。但在同一南京政府內部卻有英、日、美三國為奪取對這政府之霸權而起激烈的衝突。這就造成了內亂發展的一切條件，而非造成統一中國的條件。英國和日本都有在中國的勢力範圍，都不容於中國統一，都以種種方法幫助中國軍閥及其戰爭，為的要奪取中國新地盤並擴充各自的勢力範圍。

　　不僅英日如此。甚至德國，甚至現在一般人所稱為貧窮帝國主義國家的德國，現在也宣言在中國要有德國租界。南京政府的德國顧問鮑爾（Bauer[7]）說：中國沒有統一的可能，中國要恢復戰前制度，即德國在中國要有租界和軍事基礎。

　　有些中國同志以為現在人們不能說共產黨員要幫助中國資產階級，但必須指出：蔣介石和李濟深間的戰爭[8]乃是民主資產階級和封建軍閥間的戰爭，為此之故，蔣介石在這個戰爭中是代表進步的力量；蔣介石之勝利，據他們看來，使中國有某種超殖民地化和工業化之可能，這樣就可造成一個強有力的資產階級，即革命的主要動力，沒有這個動力，任何革命高潮都是不可能的。由此得到結論，即：我們雖然不應該擁護蔣介石，但我們應該將蔣介石看做一種進步的力量。他方面，另有一種觀點，認為像中國和印度那樣廣大的殖民地，其面前有二條發展道路：第一條是蘇維埃的道路，第二條是美國的道路，即由美國資本幫助工業發展的道路。人們說：全世界既然沒有革命局勢，而中國革命潮流又是低落，則第一條道路是不可能的；第二條道路對於殖民地工人或有很大用處，因為工業發展，工資自會增加，無產階級生活水平線也自會改善。人們肯定說：為著這些好處，人們可以放棄革命。我們以為這裡有一種很危險的傾向。所以我請大家原諒，如是我要先說幾句關於瓦爾嘉[9]同志。他說：工人階級的生活水平線在某種程度之下是抬高的，無論如何也是不降低的。如果說及全世界的工人階級，即應該將中國苦力和印度南洋等的工人也都包括在內。我不明白：他說到統計表的時候，為什麼忘記這些工人。或者他以為中國本沒有一般的統計表，為此之故，在計算工人階級生活水平線時可以將中國從總統計表中除去嗎？

　　其次，我們應該提出一個新問題。在第三時期的過程中，殖民地民族資產階級將發展嗎？封建關係將漸進的但必然的消滅嗎？這是純粹資本主義關係即自由競爭不相干涉的關係來代替封建餘孽的統治之一種不可避免的發展傾向嗎？我相信這個問題從未曾在任何大會任何全體會議中提出。可是對於我們，對於中國共產黨和其他殖民地的共產黨，這個問題是很重要的。如果資本主義在宗主國和一部分在殖民地實行合理化，如果資本的輸出有增加，人們是否就可以推論說：在殖民地經濟中有一種更資本主義的更工業的發展，而資本主義發展的原素將必然戰勝殖民地的封建餘孽呢？如果是這樣，那麼蔣介石就確實是一種進步力量，無論如何他是代表那要摧毀中國封建制度民族資本主義。但我以為問題不是這樣的提出。事實上，現在，中國革命失敗之後，民族資產階級和民族資本愈加與帝國主義的資本主義結合起來，而帝國主義也絕沒有專門幫助「獨立的」民族資產階級而丟棄舊買辦和封建力量而不顧的意思。關於印度的材料，說明英國政府傾向于加重對印度資本的壓迫。同時英國政府公開宣言：印度土著王公是很可寶貴的，應該保護這些王公，免使他們受「國民會議」或資產階級的政權的侵害。在這種情形之下，政治關係是很明白的：帝國主義者利用民族資產階級為一新的力量，同時正要依靠於封建力量之上，以便鞏固其在殖民地的統治。

　　至於經濟關係，則我們知道：在帝國主義資本能於殖民地發展的限度內，在外國商品競爭，因宗主國合理化關係，能戰勝殖民地土著商品的限度內，數量不大的資本原始積累的進入生產和投入農業及工業要遇見巨大的困難。下等的和惡劣的資本形式，要非常自然的發展，尤其是高利貸資本和商業資本要發展。

　　這樣就造成了殖民地封建殘餘能維持存在，以及民族資產階級，多少成為資本家的資產階級，能與封建剝削分子親密結合之一些前提。所以我以為中國軍閥戰爭這件事實很可以解釋這個問題。中國戰爭，首先是世界範圍裡資本主義總危機增長之徵兆。

　　人們不能將蔣介石和馮玉祥間的戰爭[10]，看做是一種資產階級和封建勢力劃別很清楚的戰爭。我們看見蔣介石軍隊是軍閥的成分，與馮玉祥[11]和李濟深[12]的軍隊一樣。人們說：吳佩孚[13]孫傳芳[14]和李濟深都是英國的走狗。吳佩孚迫不得已削髮為僧並隱匿在寺廟內。但這絕不是說英國勢力也迫不得已隱匿在寺廟內了。李濟深現在被監禁起來[15]，但這絕不是說英國勢力也被監禁在南京獄中，因為兩廣還有許多舊軍閥，他們以前服從李濟深，現在服從蔣介石，將來要重新造成獨立力量。如果馮玉祥離開中國，但他的右手鹿鐘麟[16]還在中國，鹿鐘麟形式可以服從南京政府，實際上則還在準備一個新戰爭反對蔣介石。他方面，蔣介石迫不得已要奉送新的特權給其他軍閥，以便得到他們幫助來反對李濟深和馮玉祥。這樣使中國封建軍閥的政權更加鞏固起來。

　　必須再指出一件事實，即蔣介石以其代表上海資產階級代表民族資產階級的資格，是要控制廣州、青島、天津等地方市場的。他講了許多好聽的話，說他是要中國統一，要中國超殖民地化，要確定固定的幣制等。民族資產階級要以此維持其在民眾中的影響並阻止民眾的反對戰爭的鬥爭。如果人們不能夠說中國有憲法的幻想，但「統一」的幻想是存在的。

　　至於殖民地民族資產階級在未來帝國主義間戰爭中或在未來帝國主義反蘇聯的戰爭中之作用，則殖民地資產階級在這樣戰爭中是要幫助資本主義政府來抑制群眾之革命鬥爭的。有許多事實可以證明。我只舉出一件事實。一年以前，胡漢民[17]曾到倫敦遊歷，隨後又到君士坦丁堡；他在那裡與基馬爾[18]曾經有一次談話。基馬爾告訴他說：你要知道蘇聯中的回教民族是受蘇維埃政府壓迫的，而蘇維埃政府擬定一個大計劃要奪取新疆。胡漢民為此問題曾在南京大作宣傳，號召中國的回教徒組織起來，為反對蘇聯的紅色帝國主義而鬥爭。

　　在第六次大會時，我曾經說過：蔣介石主義不是別的，只是「民族法西斯主義」。這次全會中對於法西斯主義曾有許多辯論。我將不能參加這個辯論，因為時間來不及；但我只說一點：即當殖民地民族資產階級拿到政權時，它絕沒有依照民主主義教科書中一條條實行的意思。在共產國際的指導和殖民地國家共產黨的指導中間，有某種「不平衡狀態」存在，即我們在這裡寫布爾塞維克的提綱和議決案，而人們在那裡只讀教科書，這些教科書說：資產階級要民主，而封建勢力要君主。照這些教科書說來，如果資產階級拿到政權，它必然是要民主的。

　　但事實卻另是一種樣子。武漢政變[19]之後，有一個時期中一些共產黨員還希望：縱然不是蔣介石，至少也是汪精衛[20]，一定會在中國建立一個民主政制，允許中國共產黨得以合法手段為爭取群眾而鬥爭；他們希望這樣就可以得到「安心建設這些合法的群眾組織」之可能性。但過了幾天以後，人們看見：不僅蔣介石，而且汪精衛和鄧演達[21]也直接拿取武器並開始殘殺工農。還有一層，南京政府熱烈的歡迎意大利的法西主義，聘請意大利顧問到南京來。我不曉得這些事實有什麼意義？是法西主義不是？稱這個為法西主義，在科學觀點上也許是錯誤的；但這並不重要。重要的，是民族資產階級，不僅在中國而且在其尚未拿到政權的印度，已經開始以民族和社會的虛偽名義拿恐怖和專政的方法來壓迫工農運動。

　　我們必須注意，既然知道在德國、在英國、在美國等壟斷資本的統治，已開始變成「社會法西主義」之公開專政，那麼帝國主義的政權，壟斷的財政資本的政權，在殖民地，必將由確定的方式表現出來。在「第三時期」中，帝國主義者究竟將幫助民主資產階級之議會政制呢，還是維持那資產階級佔有重大作用之恐怖的和專政的政制？我以為應該以肯定的方式答覆我所提出問題之第二部分。

　　其次，如果在大的殖民地，譬如中國印度及其他，民族資產階級已經是明白反革命的力量；如果殖民地資產階級有社會民主黨的作用，如果這個資產階級幫助帝國主義維持其統治，那麼我則以為小資產階級的政團，如汪精衛、鄧演達、「獨立同盟」（少年Nerau[22]），及其他政團，就有西方社會民主黨左派的作用。因為中國民族資產階級之公開的恐怖政策和印度民族資產階級之明白背叛民族獨立鬥爭，將使資產階級不久失去其在群眾中的影響，於是資產階級左派就拿和平主義的和假革命的空話來掩飾資產階級的這種政策的真面目。他們，這些小資產階級政團，將努力抓住群眾，將欺騙群眾並將以此幫助民族資產階級和帝國主義者。自然，我並不是說小資產階級的群眾，而只是說其優秀分子，其所謂領袖，他們說要革命，但不願在共產國際領導之下。

　　這些分子的作用，將比民族資產階級更加危險，所以我們必須有個完全恰切明白的態度對待他們。可是右派機會主義者卻繼續堅持有創立一個「民族革命黨」之必要，就像以前他們主張工農團體加入印度的獨立同盟一樣。你們不要驚奇，在中國無論白色恐怖怎樣厲害，仍還有些共產黨員主張現在應該恢復與汪精衛陳公博[23]的同盟，因為不這樣做，則我們太孤立了，太脫離群眾了；他們又主張在民族革命運動中，我們必須要有一個幫助者，一個同盟者。總之，右派機會主義者寧願與資本家的資產階級聯盟，而不願與農民聯盟。他們的策略就在放棄對於工人鬥爭獨立的指導，就在放棄那為爭取土地革命中和民族解放運動中之無產階級領導權而鬥爭，就在適應于資產階級領導下殖民地「民主化」之前途。

　　現在，中國小資產階級的地位是怎樣呢？一切事變、戰爭和危害五千七百萬人以上的饑荒，證明小資產階級群眾中大多數人的地位是一天比一天困苦的，但其領導分子則懼怕共產主義甚於帝國主義。在這一點，汪精衛的一篇論文之題目是很有意義的，即：《我們是在夾攻中奮鬥》。小資產階級將有什麼作用呢？他們將社會民主黨左派或波蘭社會黨的作用，即他們高喊革命，他們抗議，反對南京政府，反對帝國主義，——他們所有這些呼喊和抗議，只為得要欺騙群眾。他們縱然也能使反動派營壘內部組織發生相當的渙散，但他們總是遮掩南京政府和國民黨的真正作用，以及民族改良主義和殖民地資產階級的真正面目的。所以必須堅決的鬥爭，反對這些領袖，反對殖民地中小資產階級的煽動分子。

　　我們知道：土地革命是殖民地反帝國主義民族革命之中軸，尤其在中國和印度。我們十分知道資產階級和小資產階級對此問題取什麼態度。但這裡，重新提出一個問題：如果我們要將無產階級革命和農民戰爭配合起來，那麼我們究竟要趨向農民中哪種分子呢？有些人還以為在殖民地中農民整個的是無知的群眾，可以完全跟著我們走，是整個贊成革命、社會主義、共產主義的。

　　另有一些人看得更遠些，他們肯定說：我們應該聯合富農並與富農一致行動來摧毀地主的封建制度。人們肯定說：只為這樣，所以「我們才要一個民主專政，而不要一個無產階級專政；若沒有富農，則專政立即就是無產階級的（！）」。中國共產黨內存在有這種傾向。

　　但他方面，另有一種形式提出農民問題：中國資產階級民主革命已經完成了。南京政府不僅是一個資產階級政府，而且是一個富農的政府，所以我們的任務就只在組織雇農並從事于「純粹的階級鬥爭」。任何封建殘餘都不存在了。所以，我們可以希望一個無產階級革命，就像托洛茨基[24]所說一樣；這個革命，當其他國家的一切帝國主義者都被推翻時候，是要爆發的。這樣的提出土地問題是很危險的。我必須鬥爭以反對這種路線。自然，英國人、美國人及其他帝國主義者，要經過民族資產階級和封建階級之中介，努力促成富裕農民的發展並倚靠在經濟力強的農民身上，而且他們有了這一類的企圖。但有些同志從這個理論推演出來，說在中國和印度，斯托雷賓[25]的路線，比俄國更易於發現，因為反動的富農力量，在這些國家內是現成的。所以我們有一種前途，即在中國和印度農村當經濟力強之農民不停的發展的限度之內，農業在工業化和合理化底下還能夠更強大的發展。根據上述理由，我們的同志做出結論說：「農村平靜下來，農民的戰爭將迅速的消滅，因此土地革命問題就要退出議事日程了。結果，他們走到「經濟主義」，即是說在農村中只可從事於經濟的鬥爭。中國黨十分注意這個問題，這個毫無足怪的，因為自從革命失敗以後，自從我們得到一切教訓以後，對這個問題還存在這些模糊的觀念。據我看來，我們應該認定在一切殖民地中正有一個土地革命擺在我們面前，這些國家的革命，目前正活動於各種矛盾基礎之上：

　　首先是廣大勞苦群眾對帝國主義者和民族資本家中間的矛盾。

　　其次是農民和地主封建勢力間的矛盾。

　　這種矛盾是中國、印度及其他殖民地國家革命之出發點。自然，我們絕不懼怕殖民地農民之分化過程。這種分化幫助貧農和農村無產階級，使之更接近於城市無產階級。我們不應該光只攻擊大地主和民族資產階級——民族資產階級經過幾千線索與封建殘餘結合起來，積極的反對土地革命，不能夠實現任何重大的土地改良——我們還要反對半地主的富農，小地主，我們不應該離開這條道路，而將他們看作農民。其次我們也應該攻擊富農，縱然他們現在參加反軍閥和反地主的鬥爭。我們應該反對富農，不僅因他們是反動派，他們一般是城市資產階級的坐探，而且因為他們在全國有汪精衛譚平山[26]等的作用。他們有時也領導農民鬥爭，以及對捐稅，反對帝國主義的一切狡詐，因為他們要藉此表示他們也在企圖領導貧農至於勝利，而不像共產黨員要沒收貧農的土地。我們應該攻擊這些富農以領導農民基本群眾反對捐稅等的這些運動。

　　在一切情形之下，我們應該努力組織農村無產階級，使之成為獨立力量。這是在二十五年前就說過了，而現在還是正確。我們應該注意這個問題。唯有用這個政策去對待富農，然後我們才能夠真正聯合農民。我們應該說：我們現在必須與貧農聯合起來，並在這基礎之上鞏固我們的領導，無產階級對整個農民的領導。這對於資產階級民主革命到無產階級革命之發展步驟，是有幫助的，因為我們並非要在殖民地先為民主制度和議會制度而爭鬥，然後再做第二次的無產階級革命。我們有權利可以像列寧對俄國革命轉變問題那樣的說：我們利用農民對地主和帝國主義者的勝利，並非為幫助富農來打擊農村無產階級，而是為能與世界無產階級攜手向前走上社會主義革命。

　　原載《布爾什維克》第3卷第1期

　　注釋

　　[1]第三時期，見本卷第10頁注②。

　　[2]第六次大會，指1928年7月在莫斯科召開的共產國際第六次世界大會。

　　[3]南滿鐵路公司，即南滿鐵道株式會社，是日本帝國主義對舊中國進行殖民統治的一個機構。1905年日俄大戰後，沙俄將其控制的東清鐵路南段及從中國掠奪的一切權利和財產全部讓給日本。1906年日本政府開始籌設南滿鐵道株式會社，1907年4月正式開業。1945年9月停業。

　　[4]英國工黨，1900年以勞工代表委員會名義成立，1906年定名為工黨。工党早期的領導人為凱爾·哈第、拉姆齊·麥克唐納等，他們奉行改良主義政策，後來加入伯爾尼黃色國際。工黨自1924年起，同保守黨輪流執政。

　　[5]政友會，又稱立憲政友會，1900年8月由憲政党、憲政本黨和帝國党合併而成。伊藤博文、西園寺公望、犬養毅等先後擔任總裁。它是一個代表地主、官僚和大資產階級的政黨，曾多次在日本組閣執政。1940年7月解散。

　　[6]民政黨，又稱立憲民政黨，1927年創立，同政友會並列成為日本戰前兩大資產階級政黨，濱口雄幸、若槻禮次郎、町田忠治先後擔任總裁。1940年8月解散。

　　[7]鮑爾（Bauer，1864—1929），今譯鮑惠爾，德國陸軍軍官，退伍後來華，1927—1929年間充任蔣介石的軍事顧問。

　　[8]蔣介石與李濟深之間的戰爭，指1929年3、4月間發生的蔣介石同桂系李宗仁、白崇禧之間的戰爭。

　　[9]瓦爾嘉（Jenö Varga，1879—1964），今譯瓦爾加。1919年參加匈牙利共產黨，1920年赴蘇俄參加共產國際第二次代表大會，後加入俄共（布），在共產國際工作多年。他在共產國際第六次代表大會上當選為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候補委員。瓦爾加還是一位經濟學家，寫了許多關於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經濟問題的著作。

　　[10]蔣介石和馮玉祥之間的戰爭，見本卷第376頁注⑩。

　　[11]馮玉祥，見本卷第15頁注⑤。

　　[12]李濟深，見本卷第11頁注⑩。

　　[13]吳佩孚，見本卷第59頁注11。

　　[14]孫傳芳，見本卷第64頁注53。

　　[15]李濟深被監禁起來，指1929年3月21日，李濟深在調解蔣介石和桂系就湖南問題的矛盾時，被蔣介石軟禁在南京湯山。

　　[16]鹿鐘麟（1886—1966），字瑞伯，河北定縣人。時任國軍編遣委員會委員、國民黨第三屆候補中央委員、代理西北軍總司令等職。

　　[17]胡漢民，見本卷第62頁注32。

　　[18]基馬爾，見本卷第162頁注⑥，第276頁注⑤。

　　[19]武漢政變，見本卷第64頁注54。

　　[20]汪精衛，見本卷第21頁注⑤。

　　[21]鄧演達，見本卷第20頁注②。

　　[22]獨立同盟，又稱獨立聯盟，印度國大黨內的一個派別。1928年11月，國大黨內以賈瓦哈拉爾·尼赫魯和鮑斯為首的一部分激進分子，在德裡成立印度獨立聯盟。其綱領是爭取印度的完全獨立，並在社會平等、經濟平等的基礎上重新建立印度社會；同時，規定該同盟在組織上不脫離國大黨。

　　[23]陳公博，見本卷第21頁注⑥。

　　[24]托洛茨基，見本卷第60頁注18。

　　[25]斯托雷賓，今譯斯托雷平，見本卷第97頁注⑨。

　　[26]譚平山，見本卷第20頁注③。

學達書庫(xuoda.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