致中共中央政治局的信|瞿秋白

致中共中央政治局的信

　　致中共中央政治局的信(1)（一九二九年六月十五日）

　　政局：

　　和森兄來[1]，因此略知近況。此地所接材料雖多，然仍無兄方自己編就的系統報告，始終感覺這是一個缺點。我還是因為身體的關係和東扯西拉的忙，既不能養病，又不能如我所願的寫些譯些東西，真是無可奈何。現在只就目前三個問題寫些消息報告你們：

　　第一，此間不日開國際執委全體會議，主要問題是兩個，一是戰後第三時期[2]的政治總問題，二則一年來加劇的階級鬥爭——各國罷工中的新策略（下層統一戰線）的詳細規定。大概國際反右傾與調和派的鬥爭，這次須有一終結。[中國問題這次不特別討論。]等會完之後，當寫些文章寄回。

　　第二，中國農民問題已經在國際政治秘書處通過一信[3]，想早已寄到。原來米夫[4]要在東方部提議以東方部名義寫信，並且草案中說列寧之「聯合全體農民」（民權革命階段）之口號不適用於中國。我反對這個辦法和意思，所以改成現在的樣子。這信的主要點：（一）既以共產國際政治秘書處的名義寫，則當然要直接指出中國黨第六次大會「不加緊反對富農」之不精確不徹底的定義；（二）說明聯合富農口號之機會主義的錯誤；（三）說明富農的名詞是包含小地主式（半地主）與自己經營農業雇用工人之兩種富農；（四）對富農之態度應當是：（1）反對「富農半地主」和反對小地主一樣，（2）與參加反軍閥反地主之富農爭領導權，（3）領導雇農反對地主以及一切富農之階級鬥爭，而且獨立組織之；（五）可是這決不改變中國革命現時階段之性質（民權性質），決不能認為中國已經是應用列寧對俄國二月革命[5]後的農民政策（即：「聯合最窮的貧農，使中農中立，去反對資產階級和富農」），決不是如此的。如果如此，更是杜洛茨基主義[6]——「中國革命當從無產社會革命開始」了！中國現在是「團結貧農而鞏固無產階級對於全體農民的領導，去反對地主資產階級的聯盟統治；（六）中國的主要矛盾，仍舊是地主與農民之間的矛盾，沒收地主階級土地和國有一切土地，正是取消封建制度的土地私有的政綱。所以決不能以「沒收地主階級土地」解釋成「決不沒收富農土地」；（七）現在中國就應特別注重團結貧農，卻也是中國革命轉變到社會主義革命的速度將要加快的一個原因。這信很重要，請中央特別注意。關於富農的名詞，中國用慣的意義，和這信裡所用的不大相同，也要注意。名詞的爭執是無所謂的。（澤東有一信，說湖南某縣暴動後富農完全領導下級蘇維埃機關，並且分地時還要多占肥地，——我想他所指的，當然不是半地主的富農，出租田地的富農）。

　　第三，中大[7]的問題

　　中大的情形，仍舊和去年這時候一樣。改善很少。我們以代表團名義提出一意見書，茲將底稿一份寄上。請你們必須發表意見，正式寫信到東方部和聯共中央。我們當遵照和中大繼續交涉。我的意見是：1）此校舊習太深，愛鬥糾紛，2）此校要求多派工人來，然無工人適用之教材與教授方法。必須給他一個時間，好好改組，然後送來的工人方能受著益處。

　　第四，我的時間是天文上的問題，無論如何不能兼顧中大方面的事務，中大方面對鄧、餘[8]又常表不滿的態度。請決定特派一人參加管理學校事。否則將我從國際撤退，不管其他一切事，專管中大事。可是我絕對無組織上的才力，我至多只能在中大做筆譯的翻譯頭，我也願意的。撤退我的代表資格，我來幹翻譯。請快快給回音。

　　秋白．二九．六月十五．

　　注釋

　　[1]蔡和森擔任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成員，于1929年1月來莫斯科。

　　[2]第三時期，見本卷第10頁注②。

　　[3]此指1929年6月7日由瞿秋白起草的《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就農民問題給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的信》。

　　[4]米夫，見本卷第351頁注②。

　　[5]俄國二月革命，見本卷第251頁注37。

　　[6]即托洛茨基主義，見本卷第60頁注18。

　　[7]中大，全稱為「孫中山中國勞動大學」，1925年成立於莫斯科，1929年改稱「中國勞動者共產主義大學」，1930年停辦。

　　[8]鄧、余，即鄧中夏和餘飛。

　　鄧中夏（1894—1933），原名康，號仲澥，湖南宜章人。1920年參加北京共產主義小組，1922年任中國勞動組合書記部主任，參加領導北方工人運動。1925年6月參加領導省港大罷工。1927年當選為臨時中央政治局候補委員。1928年任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1930年回國。

　　余飛，回國後任全國總工會黨團成員。

　　(1)本文據中央檔案館提供的作者手稿刊印。標題為編者所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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