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於農民問題的意見|瞿秋白

對於農民問題的意見

　　對於農民問題的意見(1)（一九二九年二——六月）

　　關於重新審查中國共產黨六次大會農民問題決議的問題（即重新審查「故意加緊反對富農的鬥爭是不對的」這個定義），是因為在中國共產黨中央的許多文件上發現了「聯合富農」的口號，所以引起來的。中國政治情形與經濟狀況的爭論（中國的「穩定」或「復興時期」問題），就已經連帶著開始討論這個問題，當時大家都已經說「聯合富農」的口號是不對的。在討論國際致中共中央政治問題的信[1]的時候，決定這個問題（農民問題）要「另外寫一封信」，在那封信裡只說過這句話。米夫[2]同志曾經與我談過，在農民問題的信裡，或者直接指出大會的定義是不對的；或者指出中央對於大會的定義，解釋得不對。他並且說「最好是不損害大會的威信」。因此，我也就照著這個意思寫的這篇文章。

　　昨日中國問題委員會[3]上的爭論，表示需要詳細研究農民問題。至於要不要直接指出大會定義的不正確，不過是形式上的問題。

　　這個形式上的問題，使我在這篇文章的原稿裡，只限於對於大會決議的解釋。倘若我們決定要「直接指出」是大會的錯誤，那麼我的文章就要有下面的補充（接在第八節[4]後面）：

　　雖然中國共產黨六次大會關於農民問題的決議，有一般的正確的思想，但是因為「不加緊反對富農的鬥爭」的定義已經引起對於列寧的「同著全體農民」的口號的誤解（在許多中共中央和地方組織的文件和材料裡有「聯合富農」的口號），所以為著糾正第六次大會的農民問題決議，使它更正確起見，必須把「不加緊反對富農的鬥爭」的定義取消，而政治決議案中關於農民運動戰術的路線的一條[5]改成下面的說法：

　　在農民運動中党的基本的戰術的路線，同著全體農民實行反對一切地主、軍閥及帝國主義的鬥爭，無產階級在鄉村中的基礎是鄉村工人和貧農，中農是鞏固的同盟者。同時，必需努力於鄉村無產階級的獨立組織，必需贊助並且領導他們改善勞動條件的鬥爭，反對地主軍閥，並且是反對鄉村資產階級的富農。鄉村工人對於鄉村資產階級和中農、雇主的鬥爭，比起反對地主、軍閥的鬥爭來，雖然並不是主要的鬥爭，可是在現時資產階級民權革命的階段上，已經是有了的事實。領導這個鬥爭，對於無產階級政黨是極其重要的，因為在總的鬥爭裡，在同著全體農民反對國民黨政權（地主和資產階級的政權）的鬥爭裡，必需要保證自己的領導權，這是沒有農村工人和貧農的基礎就做不到的。

　　與富農爭農民群眾的領導權的鬥爭，是特別的一種責任，是很重要的責任，不僅因為別的原因，並且是因為在中國的實際上，往往有同一個富農，在同一時候，對於貧農用封建的剝削，對於雇農用資本主義的剝削；所以他在鄉村中不僅是剝削者的分子，並且是極其浮動的分子，他在反軍閥和地主的一般民權鬥爭中是靠不住的分子，土地革命加深的時候，尤其是資產階級民權革命過渡到社會主義革命的轉變時候，他不可避免的跑入反革命的營壘裡去的。

　　一

　　一、中國在帝國主義統治之下，分割成為許多勢力範圍，一般說來，是帝國主義列強競爭的目標，帝國主義，尤其是英國和日本，各自都佔領中國的某一區域，——中國的各區域，有著半獨立地方市場，地方性的商業資本、財政機關和武裝勢力，帝國主義就使這些區域的經濟中心歸入自己的經濟機體裡去，——這就造成「軍閥制度」和「軍閥割據」的很好的基礎。同時每一帝國主義的強國都在爭取對於形式上的中央政府（南京）的影響，——這種中央政府的存在，是替帝國主義在「法律上」確定他所取得的在華勢力的機關。這種情形之下，封建餘孽和落後的土地關係完全的保存著，而且是中國軍閥制度的根底。

　　「中國鄉村之中最初積累式的商業資本和封建的統治、地主的統治混合起來，而且商業資本傳授地主方面對於農民的中世紀式的剝削和壓迫的方法。」（史太林）這個商業資本就是積累起來，主要的也並不在工業裡找著自己的出路，或者在多少有些意義的農業之「資本主義化」裡找著出路，卻是一方面投資到半封建的土地私產裡去，別方面投資到外國企業裡去——這些外國企業（洋商企業）給的利息常常比較得多，並且能夠給更大的政治上的保護。

　　二、所有這些情形就使中國的半殖民地地位繼續存在，而且更加加深，一般的說來，也是使延綿的軍閥混戰繼續，因此，而有種種的結果：農民的貧窮化，城市貧民的生活惡化，小資產階級的破產，對於工人階級的剝削增長等等。最近美國極力的鑽進中國經濟財政的空隙——英日帝國主義所留下來的空隙，這還並沒有改變中國主要的情形，卻只是更加加緊帝國主義之間的矛盾，尤其是最初一期，特別加緊中國反動營壘之間的矛盾——豪紳地主資產階級各派之間的矛盾。而中國主要的矛盾：工農和豪紳地主資產階級之間的矛盾也就更增加起來。

　　二

　　三、這種總的狀況之下，再加上延長的嚴重的農業危機，更是只使農民的主要群眾的生活狀況日益惡化。中國的反動派沒有力量阻止這種過程，沒有力量削弱農業的危機。中國豪紳地主的封建力量仍舊處於統治地位，他們決不會犧牲自己的特權和勢力。中國的資產階級各方面的和封建式的土地私有制聯結著，和整個的封建式的剝削系統聯結著，他在土地問題上和封建地主沒有多大的分別。南京政府的豪紳資產階級聯盟，已經證明他不能夠並且也不願意解決土地問題，就是極妥協的小部分的解決，也不願意。

　　四、固然，國民黨和南京政府企圖實行所謂「土地改良」，裝腔做勢的起草新土地稅法（胡漢民[6]的地稅委員會），說二五減租[7]等等。但是，一則土地稅法草案，只是表面上說國家按照所估地價收買土地，表面上說是為著「平均地權」，實質上呢，草案的目的不過是整理地稅，增加些稅源罷了。沒有真正的中央政權，連這種整理地稅的辦法，也是不可能的。第二，二五減租現在對於國民黨完全是欺騙民眾的宣傳。兩湖[8]、廣東已經屢次用正式法令取消二五減租。就是浙東幾縣所實行的二五減租，現在也已經省政府公令取消了（四月二十二日《新聞報》）[9]。

　　現在中國的政權和北京政府時代的政權不同，但是這種不同，不但在於：國民黨的政權已經不是純粹官僚買辦的政權，而主要的是豪紳地主資產階級聯合的政權；這種不同並且還在於國民黨的政權是經過群眾土地革命的襲擊而勉強保持著的政權。所以這種政權的所謂「土地改良」的宣傳，並不足以證明中國資產階級和地主真正願意，或者能夠，實行甚麼改良，去造成「整個的一個富農的階層，使他們做國民黨政權在鄉村之中的基礎。」事實上，國民黨在各省盡在增加各種各樣的苛捐雜稅，加重鹽稅等等，實行事實上的軍事封建式的徭役（拉夫、拉車）。就是北方各省，國民黨設立村莊制度，恢復保甲，去掉舊時把持地方的豪紳而改用所謂「新的豪紳」——這也決不是甚麼依據富農的政策，而是用新的方法新的「姿勢」繼續舊的剝削。如果這些可以稱為「土地改良」，那麼，這種「改良」只是更加加重一般農民群眾的束縛、死亡、饑餓——加重農業的危機。中國的反動派——豪紳資產階級的聯盟，只有最□□□的所謂改良主義的應付手段，卻想用鐵血，用戰爭，經過饑荒，百萬人民的死亡、破產，來解決這個矛盾——土地問題。

　　五、所有這些情形，都有下列的事實證明：農民的遊擊鬥爭，陸續的仍在發生，最近蔣桂戰爭[10]時候朱毛的農民部隊發展到福建、江西、湖南、廣東的各區域去，許多原始的農民組織（大刀、小刀、紅槍會[11]等）騷動的普遍，其中的指導往往是富農，甚至於是小的豪紳。再則，因為饑荒特別重大的原故，甘肅回民在一年之中有兩次巨大的暴動，其中有許多回族的農民參加。回民暴動的指導顯然還在所謂「回紳」的手裡。

　　三

　　六、軍閥制度和半封建的土地關係占著統治的地位；資產階級，甚至於極不徹底的解決土地問題，也沒有能力；「封建豪紳的統治和商業資本混合起來，仍舊保存著封建式的中世紀的剝削和壓迫」；陸續不斷的軍閥混戰，重複產生那種封建關係，並且加深農業危機；帝國主義方面一般的是維持並且鞏固這種封建式的軍閥統治，——所有這些都規定了統治著中國鄉村的現存「秩序」，這種秩序便是：農民的絕對沒有的政治權利，苛刻的租田制度，任意的極其繁重的苛捐雜稅（按畝加捐，田賦的正項，附加銀貼等許多名目），高利貸的盤剝非常利害，農產原料的市場被「地主紳商」獨佔著，軍事式的徭役。

　　七、「這種『秩序』還統治著的那種場合和關係之中，這種秩序既然是統治著——那麼，農民的全體都是這種『秩序』的仇敵。對於農奴制度，對於農奴主和地主，對於為地主等服務的國家，——農民仍舊繼續著是一個階級，不是資本主義社會的階級，而是農奴制度社會的階級，就是『等級性質』的階級。」「我們鄉村之中農奴制度的社會，受『現代式的』（資產階級式的）社會的排擠有多少而分裂成農村無產階級和農村資產階級（大的，中等的，小的，，農民亦就有多少不成其為一個階級，最小的）。農奴制度的關係還有多少保存著，『農民』也就還有多少是一個階級……」（《列寧文集》第2版第5卷第92、93頁）。

　　中國亦是這樣。既然有軍閥統治和豪紳地主的統治存在，那末，全體的農民都是這種統治的仇敵。同時，中國資本主義關係有多少發展，農民也就有多少分化成為農村無產階級和農村資產階級。中國共產黨，是無產階級的政黨，提出自己的土地革命的政綱，目的是在於推翻軍閥制度和豪紳地主統治的半封建式的秩序，以便利於鄉村中階級鬥爭的自由發展，因為現在的革命階段上，中國極複雜的土地關係自然是把那一般的民權主義任務提到第一等的地位。而且只有在這個基礎上，我們才能夠領導那必然要到來的「總的民權主義反帝國主義的襲擊」——我們是不能拋棄這種領導的責任的。

　　八、在中國的土地關係以及一般的政治經濟條件之下，真正資本主義式的「農家經濟」不能得到多大發展的可能。即使農民之中有極少數的分子能夠積累資本起來，他自己也就大半轉移這種資本到高利貸的盤剝和出租田地的剝削方面，而極少用來擴大自己的經濟，使他成為資本主義式的農家經濟。因此，這種成分，顯然已經是小地主的性質，已經是站在農民之外的分子。這種分子並不能稱為富農，而是豪紳地主階級的組成部分。

　　至於極大多數的自耕農——中農、貧農以及佃農，卻是受著極嚴重極苛刻的剝削和壓迫，是大規模的遊民化的材料。固然一般農民之中有比較富裕的分子，利用雇傭勞動而勉強在維持一家生活之外有些餘剩的，可是這些分子和一般農民群眾都在軍閥豪紳地主的壓榨之下，其中極大多數是在破產的過程之中。中農、貧農的群眾——在饑荒戰禍的現象之下，尤其是處於日益窮困的地位。佃農之中的情形同樣有中農、貧農及極小部分富足些的佃農等的分別。這些佃農除去軍閥、商業資本高利貸的剝削，還加上地主的直接的剝削。

　　可是，就在這樣貧窮破產狀態之下的一般農民之中，因市場和貨幣關係的發展，始終是有資本主義性質的階級分化的現象——即使這種分化還是很模糊的。富裕的農民固然已經利用雇傭勞動，就是中農也常常有雇傭少數雇農的，尤其是短工。中國鄉村之中有極多的半無產階級式的雇工——自己耕田的經濟不能維持生活，而必須兼做雇工的。除農場工作之外，還有一般搬運等類的苦力工作。雇工的勞動條件是惡劣到萬分，工資是極低的。南方各省這種苦力雇工之中有很多的農婦和兒童，他們往往跟著父親和丈夫去做工，並不能特別領取工資——簡直是封建式的徭役一樣，事實上是豪紳地主或官廳的農奴。最近饑荒之中，更有以工代賑的名目，驅使饑民做工，而不付工資，只發極少的米糧（陝西：一月發三合米）。長工的勞動條件比較的固定些，每年有一定工資，可是也是很少的。

　　九、中國鄉村之中，一方面主要的矛盾是農民與地主豪紳的對抗，別方面「農民」自身之中的階級分化比較薄弱，——中國無產階級在革命的現在階段之上的第一等任務是：同著全體農民反對帝國主義所贊助的豪紳資產階級聯盟的國民黨政權——在鄉村之中就是直接反對豪紳地主軍閥的剝削和統治，——同著全體農民實行這種鬥爭，以達到徹底的土地革命的目的。這種鬥爭一定是反對一切地主豪紳，沒有任何的例外，就是反對一切出租田地或者用高利貸包稅、包捐及壟斷農產品等方法剝削農民的人。

　　中國共產黨第六次大會說：「戰術的路線是：主要的敵人是豪紳地主，無產階級在鄉村中的基本力量是貧農，中農是鞏固的同盟者，故意加緊反對富農的鬥爭是不對的，因為這就混亂了農民與地主階級的主要矛盾，但是並不是說要拋棄對於富農半地主的階級鬥爭。」這很明顯的：（一）同著全體農民鬥爭的口號裡，包含反對「富農半地主」的口號。（二）反對「純粹富農」的鬥爭是無產階級反對一般資產階級（以至於鄉村資產階級）的總鬥爭的一部分。反對所謂「富農半地主」的鬥爭是無論如何不應當削弱的，自然更不應當拋棄——尤其是在農民暴動勝利之後，分配土地的問題裡不能因為這些所謂「富農半地主」是「很小的地主」而動搖對於貧農分地的贊助。至於反對農村資產階級的鬥爭，在現在革命的階段上這種鬥爭客觀上沒有加緊的必要和事實，尤其是對於中農，因為雇農苦力的主要雇主不是富農和中農，而是地主紳商及軍閥制度之下的官廳。如果認為這種鬥爭（反對富農中農雇主）是現在的中心口號，那就的確是要混亂農民和地主的主要矛盾，也就等於否認中國的封建餘孽有統治地位。然而把「故意加緊反對富農的鬥爭是不對的」的規定，解釋成為「聯合富農」，因而發生「階級合作」和「階級調和」的觀念，那就是極錯誤的。共產黨是無產階級的政黨，應當在一切場合一切環境之中都不動搖的努力去獨立的組織農村無產階級，並且對他們解釋：他們的利益和「農民資產階級」的利益是不可調和的互相對立著的。

　　四

　　十、現在中國繼續發展著的農民運動，大半還是自發的政治上不自覺的運動，可是必然是反對現在秩序的，也是反對一般封建餘孽的。中國共產黨的任務之一，是要贊助一切革命的反對現存的政治社會秩序的群眾運動。因此，中國共產黨應當竭力去贊助一般農民自發的鬥爭，並且肅清這種農民運動裡的反動性質的混合物，而顯明他的革命的民權主義的內容，從富農甚至於小豪紳手裡，征取這種運動的領導權，發展農民的革命覺悟，而引導他們的民權要求到底。

　　十一、根據農民問題裡策略上的總路線和上述這些原則，我黨在農民運動裡的具體任務應當是：

　　（一）在廣泛的工農民眾之中宣傳：中國共產黨認為自己的任務是最努力的來贊助農民的一切革命運動，贊助農民改善自己生活狀況的一切行動，直到農民蘇維埃的創立和沒收一切地主階級的土地，沒收官有的寺院的等等土地。

　　（二）揭破國民黨及各派軍閥一切「改良主義」的欺騙。實行極廣大的有系統的宣傳，反對軍閥的混戰；提出宣傳的口號：「變軍閥的戰爭為民眾反軍閥的階級戰爭，工農兵反對豪紳資產階級的戰爭」，反對第三黨[12]及左派國民黨的小資產階級式的和平主義的幻想。農民之中的反帝國主義的宣傳要擴大並且有系統的進行，要使他和土地革命的問題聯結起來。贊助農民運動的一切部分要求，如反對苛捐雜稅，要求減稅、減租，取消高利債務，要求發給饑民米糧，要求增加這種米糧，要求發給衣服等等等等。組織各種各式的農民團體如俱樂部，體育性質、文化性質的集會或團體，來做我們農民工作的公開的掩護工具，——只要這種可能有多少，就得做多少，並且使他們成為農民委員會的小組。

　　（三）對於農民提出組織農民委員會的必要，或者改組國民黨官辦的農民協會為農民自己的農民委員會的必要（只要真正有這種國民黨的農民協會，多少有些群眾的）。農民委員會應當是下層群眾鬥爭的直接機關，執行反對國民黨政客軍閥和地主的鬥爭，而成為集中群眾革命力量的中心。真正群眾的遊擊戰爭勝利的時候，農民委員會要變成農民代表會議（蘇維埃）。

　　（四）特別注意農民秘密結社之中的工作（大刀、小刀、紅槍等），在這種武裝農民之中發展党的影響，征取他們的群眾和他們的反動思想實行鬥爭，和他們這種組織裡的富農豪紳的領袖鬥爭，而建立無產階級的領導權。

　　（五）真正開始群眾發動的地方，為著動搖豪紳資產階級聯盟的國民黨軍閥政權起見，號召農民和農村無產階級起來實行各種政治示威，同盟抗稅抗租，反對拉夫拉車，反抗政府官廳的命令，一直到組織遊擊戰爭；但是沒有群眾直接的革命鬥爭的時候，或者顯然不利的環境，就不可以組織遊擊戰爭。

　　（六）在軍閥混戰的場合裡，要發展蘇維埃區域，特別加緊兵士運動，使他和一般農民運動聯繫起來。組織並盡可能擴大農軍（小的工農革命紅軍），運用遊擊的戰術，避開過於大的敵軍而襲擊小的反動軍隊和地主武裝。

　　（七）力求獨立的組織農村無產階級（雇農工會），吸引雇傭的農婦兒童加入，力求這種工會組織與城市無產階級結合起來；要使雇農工會的代表參加到農民委員會裡去，保證農民委員會無產階級的領導權。領導農村工人及鄉村手工工人的鬥爭，要求改良勞動條件，增加工資等等。

　　（八）開始在內蒙古的農民牧民中，尤其是回族的農民之中工作；除出適合於蒙回各區特殊情形的土地要求之外，特別注意我黨民族問題政綱的廣大宣傳。

　　（九）實行這些任務的時候，中國共產黨在這資產階級民權革命階段裡，應當在政治上和組織上都爭得無產階級對於農民主要群眾的領導權。為著親密的使農民運動和城市工人運動聯結起見，某一城市工人組織和某一農民組織發生固定的「兄弟團結」的關係（定期互派代表徵集材料，報告工作，宣傳等等）——這是一個可以運用的具體辦法之一。農民之間工作的主要方針是要農民運動的政治覺悟和有組織性盡可能的提高。

　　注釋

　　[1]指1929年2月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給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的信。這封信末尾的附言（二）說：「鑒於農民問題極為重要，我們在此信中並未談到這個問題，所以打算專門就這個問題給你們發一封信。」——這另一封信就是同年6月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就農民問題給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的信。

　　[2]米夫（Павел Александрович Миф，1901—1938），蘇聯人。1925年任莫斯科中山大學副校長。1927年率聯共（布）宣傳家代表團到中國訪問，同年參加中國共產黨第五次全國代表大會，後任中山大學校長，共產國際東方部副部長。1928年參加在莫斯科召開的中共「六大」。1930年冬以共產國際駐中國代表團團長身份到上海。在1931年1月召開的中共六屆四中全會上，把王明等拉進中央委員會並取得領導權。曾寫過許多關於中國問題的書。

　　[3]中國問題委員會，1926年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為研究中國革命問題設立的專門機構。

　　[4]從內容看，下面的補充應接在第九節後面。

　　[5]即中國共產黨第六次代表大會政治決議案的第十六節，党在農民運動中的主要任務的第二條。參見本書第5卷所收該決議案。

　　[6]胡漢民，見本卷第62頁注32。

　　[7]二五減租，見本卷第81頁注34。

　　[8]兩湖，即湖南、湖北。

　　[9]《新聞報》，美國人福開森在上海辦的中文日報。建國後停刊。

　　[10]蔣桂戰爭，見本卷第276頁注⑦。

　　[11]大刀、小刀、紅槍會，見本卷第15頁注⑩。

　　[12]第三黨，見本卷第11頁注⑨。

　　(1)本文根據中央檔案館提供的作者手稿刊印。原稿沒有注明寫作時間，但從前面作者的說明看，其寫作時間當在共產國際致中共中央關於政治問題和農民問題的來信之間，即在1929年2月至6月之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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