致中共中央政治局的信|瞿秋白

致中共中央政治局的信

　　致中共中央政治局的信(1)（一九二九年四月二十五日）

　　最近儘量等著國內的來信，然而到現在還是沒有。此地去的人應當已經到了很久，何以還沒有消息？前兩天讀到中央三十三號通告，方才曉得些中央對於戰爭的估量。中央說：「中國民族資產階級只能利用一部分封建勢力反對其他一部分……豪紳地主的封建勢力固然是勾結帝國主義（英、日），民族資產階級也是帶著替美國做買辦的作用」，因此，現在的戰爭，決不是一個階級消滅別個的戰爭。這種估量的大致方向是正確的。

　　現在看資產階級利用這些戰爭的作用，也是非常重要的。中國資產階級用國民黨的方式去參加政權，用擁護中央政府討伐地方軍閥的手段，去擴大自己的勢力，他對於中國經濟的一般危機所產生的不可避免的國內分割互戰的狀態，是取利用軍隊力量，利用戰爭的方法，去達到他要求統一市場，造成全國市場的目的。這是無疑義的。同時，民族資產階級的民族改良主義的宣傳，以及美國政策的「道義上的」對於他的贊助——那些統一裁厘裁兵建設等等，和平主義的幻想，是他領導小資產階級（輿論），而且要經過小資產階級來影響群眾的法門。這亦是無疑義的。因此，國內的狀態：一方面是事實上纏綿不斷的戰爭狀態（時止時起的戰爭，使民眾或者處於「戰前」緊張的備戰狀態，或者處於「戰時」騷擾的壓迫狀態，或者處「戰後」破毀的流離狀態），別方面是民族資產階級宣傳改良的欺騙政策（一切宣傳的總意是使民眾期待某一戰爭的「好結果」——例如北伐完成[1]則開始建設，桂系消滅[2]則國家統一等等）。

　　民族資產階級的這種態度，正好有美國帝國主義的對華政策贊助著。這對於小資產階級希望和平發展的幻想，自然更加重不少。

　　無產階級政黨的任務，就是：一、觀察清楚資產階級的主觀傾向，和他的依附美國帝國主義與軍閥力量的實際方法，揭破資產階級竭力贊助並且鼓動戰爭的內幕；二、觀察清楚國內外政治經濟發展的客觀趨勢，是不容許資產階級用這種方法達到統一國內市場的目的，而只是引起時斷時續的工業商業的危機，加深農業的危機，反動營壘內部的衝突加強，極大多數民眾的破產失業，「兵匪問題」，利用「多餘人口」的增加而減低現實的工資，開除舊工人，而用「新出茅廬」的工人，尤其是「無知無識」的女工童工——總之，客觀的趨勢是工農勞動群眾與帝國主義國民黨（軍閥和資產階級）之間的主要矛盾日益增長劇烈起來，帝國主義國民黨的內部的矛盾衝突也是如此；三、觀察清楚那不可避免的混戰，本身是中國一般危機的一種表現，而對於戰爭有明顯的正確的態度——提出總的宣傳口號。變軍閥的混戰為民眾反對軍閥的戰爭——正確些說：變地主買辦及資產階級的混戰為工農反對買辦地主資產階級的階級戰爭；四、觀察清楚如此的客觀發展之下，「向著革命的新高潮進行」是客觀上的事實。——無產階級的先鋒共產黨應當加緊的每方面的——工人階級及農民的日常政治經濟鬥爭以至農民的遊擊戰爭和兵士運動（要反對「裁兵」的資產階級口號）——準備党的充分的領導力量，首先堅定黨自身的指導機關，如此去預先收集並且組織革命力量。否則，革命的高潮固然是一定的到來，可是，無產階級政黨，卻可以在一種「並未準備」的狀態之中。像頭一樣[3]。

　　這裡要伸說的只是兩點，用得著伸說的只是兩點：

　　一、美國帝國主義和民族資產階級主觀上的要求和傾向是一件事，這些要求和傾向能否實現是另一件事。

　　美國帝國主義在國際範圍裡與英國的衝突正在劇烈起來，在太平洋方面是力求箝制日本。他的對華政策：（一）是取得中國財政的監督權——所謂鐵路借款及其他借款的政治目的首先在此，還針對著英國至今把握著的對華財政監督權（關稅管理等）；（二）是要想取得中國沿岸的軍事根據地，以備太平洋的戰爭（美國收買上海電氣處，提議設立汽車廠，尤其是最近的飛機廠和飛機場的提議——這些東西的商務上「工業上」的意義是次要的，首先是在軍事根據地「商務船隊」可以在三天一星期之內變成航空戰船隊），這是威脅著日本的；（三）其次再是將來遙遠的前途：中國多開些工廠，可以多買些美國機器。至於幫中國整理鐵路，以便出脫些破爛火車頭和鐵軌等（如安立德[4]所說），那不過是「副產品」。

　　美國帝國主義知道：他要達到征取中國的目的，他是不能不嚴重的準備與英日的鬥爭。決不是單純的他要「和平發展」，英日要保持割據的問題。他不能夢想在太平洋問題戰爭中他的真實勝利之前，在將來戰爭所引起的世界革命怒潮「平定」之前，就能達到他排斥英日而佔有中國的目的。

　　民族資產階級的問題也是如此。

　　他是要求統一市場，但是他不能不利用軍閥的這一部分去打別一部分。他為要消滅某一軍閥的勢力，他卻同時客觀上助長別一軍閥的勢力。他根本不能消滅甚麼封建制度和落後的土地關係。他至多只能一面用「和平主義」和「自由主義」（二五減租[5]等）的宣傳欺騙民眾，一面卻是利用戰爭，侵蝕多數農民的汗血和生命，以至中小資產階級的破產失業而自肥。這等經濟上的發展，客觀上仍是畸形的商業發展——即停戰期間的商業周轉範圍之擴大式的發展，占著極大的優勢。民族工業的發展是很少可能，質量上是無論如何說不到中國民族工業的獨立的發展生產力，增高生產力的發展。所以「民族資產階級」的經濟基礎，多分在於上海的佔有全國性（民族性——National）的銀行界大商業界的支配廣州、漢口、天津等地方市場的傾向上，工業資本不過在這「民族資產階級」之中占一部分而已。

　　這種民族資產階級的統一要求，和軍閥割據的要求相衝突。這是戰爭中的階級背景。軍閥割據的經濟基礎卻是「封建殘餘和商人資本的混合」。每一地有市場的豪紳地主以至買辦性的商業資本，一方面要求「獨立的」與國外帝國主義交易，別方面就要求壟斷當地地方的市場（如廣州之對於兩廣區等等）。這些地方市場的區域，恰好和英日的勢力範圍大致的相符合，——各小軍閥（四川、雲、貴等等）之間的鬥爭也可以是反映更小範圍的壟斷市場（稅收機關的管理）的鬥爭。——如此的經濟基礎存在一天，如此的英日勢力範圍存在一天，軍閥割據的局面便一天不能消減。

　　民族資產階級的力量是決不能達到這一目的。美國帝國主義的幫助，固然可以□[6]他許多運用宣傳的辦法，部分的增高他在南京政府之中影響，但是，同時也就引起更強烈的英日方面的對抗手段。這些許多矛盾衝突的發展，是帝國主義時代當然的結果。

　　如果帝國主義時代，十月革命之後，歐戰[7]後的帝國主義經濟發展之第三期[8]，中國大革命廣州暴動[9]之後，——如果現時這種時代之中，美國帝國主義和中國民族資產階級，能夠「和平的，平穩的」，不致於引起中國國內巨大的混亂恐慌（中國式的戰爭），不致於引起列強之間的強大衝突，而開始中國的「恢復時期」，開始中國的工業資本發展時期（仿佛法國一八四八年[10]之後似的），那末，我們鬚根本重新定出一個共產國際的黨綱。不是的！中國是在走向革命的新高潮，不是在走向資產階級用改良方法解決土地問題與封建勢力作戰而進到工業資本發展的時期。

　　列寧在一九〇五年革命[11]失敗之後說：「斯托柳賓[12]等……竭力要想造起一個俾士麥克式的俄國，但是不成功的……我們應當承認德國式發展的可能，然而不要忘掉，現在沒有，沒有，沒有！我們固然不應把無產階級政黨的命運被資產階級革命成功了沒有的問題束縛起來。這是無疑義的……然而我們必定要執行自己的責任到底：總的民權運動的指導者的責任到底。」這是列寧在一九一〇年寫的（那時斯托柳賓的政策已經實行）。中國現在呢？有沒有斯托柳賓政策？沒有，影子也沒有。「總的民權運動」——土地革命，是要無產階級來領導！！

　　二、收集組織革命力量問題裡的特殊問題

　　黃色工會[13]之中工作，反帝運動的領導，城市中心區域的特別注重，黨的組織的發展和鞏固，領導貧民一般的「民權」鬥爭——尤其是工人群眾鬥爭的政治化，以及刻苦經濟鬥爭的組織發展。這些都是中央現時所努力的。此地所要說的，除上面所說的政治宣傳的總口號以外，還有兩點：

　　一是反對國民黨改組派[14]及譚平山第三黨[15]的鬥爭，必須加更多更多的注意，要有各方面宣傳和組織上的鬥爭——暴露他們實質上贊助蔣介石的態度，他們實質上是資產階級的「和平主義」的走狗。

　　二是農民遊擊戰爭的指導。最近（四月初三月底以來）的報紙上的電信，說朱毛[16]及許多地方，南至南雄，東至武定，北至平江，西至茶陵，都有農民暴動發生。當然，這都是零碎的鬥爭，也還只能是零碎的鬥爭。然而我們不能不加以注意，要比現時多用些力量去發動領導他。這是收集積聚革命力量中的一個很重要的問題。北方各省，甚至蘇皖，大刀、小刀、紅槍[17]之類的運動，是客觀上的事實，證明中國農村不能「安靜下去」的事實。我們要有具體的在他們之中工作的計劃和行動，和在兵士之中一樣。這些問題之中，都是要注意取得領導權。

　　國內只寄材料，而沒有中央自己敘述的報告（除政治之外，其許多問題、事實，都無一字的消息報告）始終是一大缺點，我們等著。

　　再我們提議和森[18]同志到列寧學院來讀書（他反正是病著不能工作，我們理論深入是非常必要的），對其他諸人（上次電報所提的）亦待急電複。

　　前次已經有一封長信，報告蘇聯黨內問題。現在四月十五至二十，蘇聯黨中央全體會議已經決定一個辦法：就是駁斥布哈林[19]理論上行動上的錯誤——把他在共產國際的職務和黨報主筆的職務撤掉，把托摩斯基[20]全俄總工會會長的職務也撤掉，對於雷誇夫[21]，則以後政府重要問題，都需在政治局通過，暫時保留他們政治局委員的任務[22]，如再有派別行動，必須開除政治委員。

　　現正繼續下去開全俄共黨第十六次會議（非代表大會），關於爭論中的理論問題，待下次再詳告。現在只說應該很快使各國共產黨知道的事情。

　　布哈林是共產國際事實上的主席，他的撤職，當然是重要的事實。史太林[23]這次結論說，布哈林在國際六次大會前就有四個問題上開始右傾的表現（後來在他個人起草的國際政治議決案第一次草案上都看得出來）：

　　一、黨對於所謂第三時期的解釋，是說穩定（資本主義）更加鞏固，而不看見西歐及殖民地上帝國主義列強之間的矛盾及勞資之間的國內矛盾，更加劇烈，就是不看見革命新高潮的將要來到及資本穩定的更加腐朽，動搖。

　　二、是對於聯合戰線的問題非常模糊，只指出要反對社會民主黨[24]，而不指出要反對左派社會民主黨，要共產黨獨立起來領導群眾鬥爭。這是因為他根本不看見階級關係的變化，新的鬥爭的醞釀：一方面資產階級竭力經過左派等要鞏固自己的影響于工人之中，以備將來的劇鬥，別方面共產黨也就要準備，也就要勇敢去打倒這些巧妙的走狗（左派）之影響。這些不過是巧妙的走狗，並非甚麼「真正工人階級之中的一部分」。

　　三、是他只肯反對國際的右派（及已經開除的白郎德爾[25]等）而不肯反對國際的調和派（如歐維爾德[26]等）；他只用「和氣合作」，無原則的「集中力量」，保持「黨內和平」的手段，事實上幫助調和派和舊中央反對。

　　四、是他只提「和氣合作」，而不提到黨的「布化」及紀律。

　　如此的人物，是決不能再做共產國際的指導者。

　　至於蘇聯黨內問題，大致，就像上次那信裡說的。這次布哈林的發言是非常之傲慢。他的政綱是：「贊成新經濟政策[27]，反對進攻富農」，是主張擴大自由商業的範圍，認為市場是最最主要的與農民經濟聯繫的辦法，而集體農場，國立農場等是暫時不大重要的，他是主張階級鬥爭不應當加劇，而中農貧農漸漸發財起來，就可以「消滅」階級。

　　今天且只寫這大概，隨後再詳細寫吧。

　　秋白

　　一九二九　四月二十五

　　注釋

　　[1]北伐完成，1926年7月，廣東國民政府在中國共產黨的推動下，出師北伐。10月，北伐軍攻克武漢。1927年3月，廣州國民政府遷武漢辦公。4月，武漢國民政府決定繼續北伐。6月1日，北伐軍在鄭州同馮玉祥部會師。1928年4月，中國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發佈《北伐宣言》，繼續進行北伐。蔣介石任北伐軍總司令，第一、二、三集團軍分別沿津浦、京漢、正太路挺進。7月，蔣介石、馮玉祥、閻錫山、李宗仁抵達北平。北伐完成。

　　[2]桂系消滅，指蔣桂戰爭。參見本卷第276頁注⑦。

　　[3]原文如此。

　　[4]安立德（Julean Herbert Arnold，1875—1946），1902年來華任美國使館翻譯。1914年任駐漢口總領事，1920—1941年任駐華商務參贊。他曾代表美國出席1918年，1922年，1926—1927年三次中國關稅會議。

　　[5]二五減租，見本卷第81頁注34。

　　[6]此處一字不清。

　　[7]歐戰，見本卷第15頁注⑨。

　　[8]第三時期，見本卷第10頁注②。

　　[9]廣州暴動，見本卷第21頁注⑩。

　　[10]德國一八四八年，指1848年3月柏林人民反對普魯士王朝統治的武裝起義。參見本卷第58頁注③。

　　[11]一九〇五年革命，見本卷第59頁注④。

　　[12]斯托柳賓，今譯斯托雷平，見本卷第97頁注⑨。

　　[13]黃色工會，見本卷第102頁注④。

　　[14]國民黨改組派，見本卷第327頁注24。

　　[15]譚平山第三黨，見本卷第20頁注③和第11頁注⑨。

　　[16]朱毛，朱即朱德，當時任中國工農紅軍第四軍軍長；毛即毛澤東，當時任中國工農紅軍第四軍黨代表、前委書記。

　　[17]大刀、小刀、紅槍，即大刀會、小刀會和紅槍會，見本卷第15頁注⑩。

　　[18]和森，即蔡和森（1895—1931），湖南雙峰縣人。1918年同毛澤東等組織新民學會，1920年赴法勤工儉學，1921年回國，加入中國共產黨。曾當選為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政治局委員。歷任中共中央宣傳部長，北方局書記。1929年春到莫斯科，任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1931年1月回國，到香港主持廣東省委工作，同年被捕犧牲。

　　[19]布哈林，見本卷第10頁注①。

　　[20]托摩斯基，今譯托姆斯基，見本卷第311頁注16。

　　[21]雷誇夫，今譯李可夫，見本卷第311頁注17。

　　[22]原文如此，疑有遺漏。

　　[23]史太林，今譯斯大林。

　　[24]社會民主黨，見本卷第15頁注11。

　　[25]白郎德爾，今譯布蘭德勒，見本卷第173頁注⑧。

　　[26]歐維爾德，今譯厄威爾特，見本卷第310頁注⑨。

　　[27]新經濟政策，見本卷第311頁注21。

　　(1)本文據中央檔案館提供的作者手稿刊印。原件標題為《中國的戰爭和革命》，文中前一部分為提綱，另一部分《經濟穩定的可憐狀態》是未完稿，且內容同後一部分有重複，故收入本卷時刪去。現標題為編者所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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